甘 露

一、研究背景

交易资产的定价一般以并购标的资产估值为基础，因此，并购标的估值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商誉的初始确认，进而影响到商誉的后续计量。挂牌公司一般会向被并购方以溢价方式来积极促使并购交易的完成，高溢价并购产生了较大规模的商誉（张海燕等，2020）。Gary K.Marques , et al.（2020）认为商誉可以分为两种，分别是持续经营商誉和协同商誉，其中投资者会更重视并购之后的协同，通过协同效应以期获取高额收益。然而，可辨认资产价值股价没有统一的估值标准，估值过程主观性强（周飞，2020）。被并购企业在出售时对未来的发展一般持乐观态度或通过许诺较高的业绩承诺以获取更高的并购估值，收购方应当客观评估被收购方未来的发展，特别关注被收购方管理层或实际控制人出售企业的原因和动机。并购后企业超额收益下降时，通常将伴随着商誉的减值，对收购方的业绩往往会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在并购实务中，商誉价值评估已成为商誉会计计量的核心问题。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企业价值评估方式是收益评估法、市场评估法以及成本评估法（郭陈陈，2013）。由于收益法能够反映企业未来的整体价值，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并购评估，但在实际运用中收益法也存在其局限性。针对商誉减值测试收益法的改进，王秀和罗丽（2020）通过研究营运资金测算方法，从经营性付现成本的角度得出新的营运资金测算思路。王进江（2020）在比较税前现金流与税后现金流主要差异的基础上，通过 EBIT（息税前利润）比重和主要税盾因素分析，提出根据加权平均资金成本作适当调整来确定税前折现率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