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当前的媒介场景发生了巨变，新的媒介场景促进了新的行为模式的出现。在影视内容的选择消费中，碎片化、沉浸式、感性化等审美需求的迭变对网络综艺节目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网络纪实谈话节目以真实的交流作为节目的形式与内容，利用共情传播实现了个体经验的集体共鸣，同时让受众在深度的沟通中重新审视自身。本文以《十三邀》《和陌生人说话》等网络纪实谈话节目为研究对象，尝试从网络纪实谈话节目共情传播的实现出发，提炼共情传播在当前媒介场景时代的价值意义，并对其传播效果进行总结和反思，试图找到网络纪实谈话节目在信息浅薄化、观点极端化、个体孤立化的场景时代重塑“亲密关系”与重拾“深度思考”的路径方法。

关键词：媒介场景理论；共情传播；网络谈话节目

互联网发展到当前阶段，媒介场景的改变已经让受众形成了新的生活、交往、消费、审美等行为逻辑。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传播力量被激活，“个人”成为重构媒介生态的重要力量[1]。个体赋权使得个人媒介强调的感性内容反过来影响了传统媒介时代的理性主导基调，因此，浸润在数字技术创造的高沉浸感、碎片化娱乐的媒介场景中，精神消费给受众带来的情感体验的质量成为了媒介内容的重要指標。基于此，能够短时间内激起受众情绪的沉浸式、全感官的影视消费内容往往能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这也成为了大部分网络综艺节目的制作逻辑。

《十三邀》《和陌生人说话》等网络纪实谈话节目虽然也强调情感体验的重要性，但是这类节目以深刻的对话作为节目内容，利用“共情传播”在普遍碎片化、娱乐化的影视内容中追求完整意义的严肃表达。“共情”成为了节目价值观的重要传播手段。网络纪实谈话节目的共情传播不仅产生了丰富的情感价值，同时还引发了受众对于现实议题的深度思考。基于此，本文将分析媒介场景下网络纪实谈话节目共情传播的实现以及其价值意义，并指出在当下的实践中共情传播的不足与问题。

一、媒介场景下网络

纪实谈话节目共情传播的实现

共情最早是一个心理美学术语，用于描述观众对艺术作品等的共同审美感受或在作品欣赏时产生与艺术家的共鸣。心理学家将共情界定为一个人能够理解另一个人的独特经历，并对此做出反应的能力[2]。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新闻传播学者将“共情”引入新闻传播学的范畴中，提出了“共情传播”的概念，学者赵建国在《论共情传播》一文中将共情传播的概念界定为：共情传播就是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3]。基于此，共情传播共有两层递进关系，第一层是个体在对他者的情绪进行获取和认知的基础上，产生了同理的情绪或者情感，进而进行一定的评估和反馈的行为；第二层在第一层的基础上，个体将二次生产过的情绪在一定群体内进行传递和扩散，引发群体的情感共鸣和反应。传播学范畴内的共情传播强调的即是这种个体对群体、群体对群体的一种关系模式。网络纪实谈话节目中共情传播的实现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共情内容的延展

共情并不等同于同情。同情是想象性地理解他人的经历然后产生怜悯的情绪，而共情需要在人际沟通或互动过程中对他人产生事实性的知觉和理解。共情本身是一个交流、沟通、传播的过程，离开交流、沟通就难以形成共情传播。交流和沟通是共情传播的基础，而“谈话”是最直截了当的交流形式，故而以“谈话”作为节目内容和形式的网络纪实谈话节目天然就易于形成共情。在借助网络媒介进行共情传播的过程中，电子媒介主要的信息表述手段由文字这样的抽象符号转变为表情、动作等表象符号。梅罗维茨认为，表象符号更个人化以及更加富有表现力，因此电子媒介比印刷媒介更亲密[4]。虽然梅罗维茨的理论中电子媒介指的是电视，但是非语言符号带来的亲密在网络媒介中同样适用甚至更加显现。在网络纪实谈话节目中，受众的共情内容由语言、文字延展到了动作甚至是微表情，并且表象符号的信息传达不会随着话语的停止而结束，只要影像还在继续，非语言的表达每时每刻都在向受众传递信息，与受众进行交流。对比舞台仪式感强烈、刻意煽情的电视谈话节目，网络纪实谈话节目艺术地还原了生活中真实的对话场景，不仅可以更加自由地表现对话的细节，还可以对内容进行放大和重复，通过氛围的营造让受众形成“虚拟在场”的认知感受。例如《十三邀》中有大量“留白”的处理，充分保留了嘉宾与主持人相视无言等片段，只要是影像中出现的都可以成为共情的客体，共情的内容在这样的场域中得以不断延展开。

（二）社会角色的交互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旨在强调，社会生活就像是一出多幕的戏剧，每个人都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按照特定的规则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隶属于不同场景中的角色一般情况下不能进行融合互换。但是电子媒介出现后，场景不再是空间指向，局限于物质场所。影响人们行为模式的也不再是场景而是信息的流动模式，社会角色也受到影响而进一步重组。不同的社会角色拥有不同的内容偏好与讯息取向，当社会角色进一步交互重组后，受众在内容选择上的多元性需求也得以显现。虽然电视让受众进入了能跨越时空的宽广场景，但是电视提供的信息仍然是标准化的，只能满足一般受众普遍性的需求，此时，媒介内容共情的形成也受到了局限，只能实现较为浅层的普适内容的共情传播。进入互联网媒介时代，当受众使用不同的移动设备时，各异的信息互动模式同步展开，多种角色身份可以同时存在，信息的接收和传递也就更私人化，受众对影视内容的审美和共情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角色去进行解码。网络纪实谈话节目与电视谈话节目在内容文本上的差异并不大，但在愈发复杂精细的社会角色影响下，共情传播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角色的解码产生多维度、多样化的结果。

（三）共情场景的延伸

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前台”和“后台”的界限更加模糊，原本只会出现在“后台”的行为通过电子媒介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私人领域在电子媒介的关注下，成为了公共场所，个人情绪和感情失去了神秘感，电子媒介依照自己的传播特性，跨越了传统交流的地域限制，物质地点不再成为限制交流的障碍[5]。在这样的前提下，霍顿和沃尔提出，新媒介引发了一种“副社会交往”关系。私人讯息的公开导致受众认为他们真的认识在电视上的人，虽然这种关系是有中介的，但是在受众的心理上类似于面对面交往，这种副社会交往可以建立电子媒介的“亲密关系”。在网络媒介中，物理空间距离的阻碍彻底失范，受众可以完全打破时空的限制进行更加自由平等的互动。电视时代的亲密关系还停留在单向传播，网络亲密关系则利用社交媒体实现了非真空的双向互动。作为场景时代的重要元素，社交媒体实现了个人媒体时代的个体赋权，节目场景得以在社交媒体上无限延伸，原本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共情借助社交媒体上节目场景的再生产得以实现个体到群体的传播，网络纪实谈话节目受众产生的共情在延伸场景中扩散后又再次聚集，这一过程中共情传播得以轻易实现并且传播范围更加宽广。

（四）多级文本的互动

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描述了互联网时代所有人都在面对的一个现实矛盾，那就是网络技术让相距天涯的人实现了时空上的共同在场，而当人们真正面对面交流时，却又很少专注于身旁真实存在的人，反而显示出无限的孤独。为了抵抗这样的群体性孤独和受众会不自觉地寻求群体的认同。互联网为孤独的大众提供了逃避的场所，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个体排遣孤独，渴望联系的需求，借助网络时代的远程技术可以实现个体同时与多个其他主体展开交往，形成一种点对面的共时性的广泛性联系[6]。因此，受众会不自觉地进行信息、情感的分享行为，来满足社会性交往的需要，在网络趣缘群体中利用共情传播来弥补内心的空虚和寂寞。受众在微博、豆瓣等社交媒体上的趣缘群体中产生的评价、讨论文本都成为了网络纪实谈话节目的三级文本，这些三级文本即是对节目文本的一种补充，其生产、互动、扩散过程又是网络纪实谈话节目共情传播的过程。同时，弹幕的存在更是实现了随时随地的“跨时空在场”，弹幕彻底改变了内容与反馈不同步的情况，不同受众之间情绪的共享可以在弹幕中相互印证、回应。人人都是传播主体，弹幕给予了受众充满个性的话语空间，鼓励更多情感的直接表达，对网络纪实谈话节目文本的共情可以外显为对弹幕、评论的共情，最终又反馈于节目的共情传播。

二、共情传播在网络

纪实谈话节目中的价值意义

（一）节目价值观的深度认同

从电视节目诞生开始，共情一直是节目收视率和话题度的保障，尤其是在谈话节目中，用“苦情戏”或者是私生活八卦、夸张表演等博得观众眼球的内容也不在少数。电视时代受众拥有的媒介权力较少，对于这样的节目内容受众没有认知判断更无从反抗。然而在当前的媒介场景下，受众的个体能量被激发出来，受众渴望在理性社会中追求感性的话语表达，并且强调表达的自主性，这种共情与共识的互动成为媒介的重要内容体验。因此，比起煽动式的滥情，网络时代受众的自主思考与判断成为了共情的前提，共情传播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触发。在此基础上的共情不仅仅是情绪上的表层共鸣，而是经历了情绪共鸣到理性共识最终回到感性共情的完整过程，这种认同建构是在受众不自知的意识思考过程中主动完成的，它将产生更加自然、深入、牢固的传播效果。网络纪实谈话节目的价值观经共情和认知的共同作用，实现了与受众的良好互动，受众对于谈话中的信息内容能够产生独立判断，共情的范畴从信息分享、个体经历的感同身受上升到了对生活理念以及人文哲学的价值观探讨。

另一方面，共情传播会由对节目的认同外延至节目的主持人、IP，甚至是播放平台。在融媒体环境下，共情的发生场景从人际交流和社区沟通的在场，扩展到突破时空的各种大屏小屏，共情的主体和客体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共情扩大到量级传播后的无数潜在网民和圈层，共情的对象和内容从对一个人经历的“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延伸到一座城市、一种文化、一次消费、一个产业[7]。网络纪实谈话节目本身就是其品牌的载体，在精准推送的营销技术支持下，同样都是陈晓楠主持的节目，《我的青铜时代》《和陌生人说话》可能会被同一批观众所关注。对节目内容的共情会让受众产生对主持人的喜爱，或者因为高质量的内容进一步产生对“腾讯新闻出品”这个播放平台的信任。總体来说，共情传播不仅仅作用于节目文本，还有着递进式的传播效果。

（二）微粒社会下的情感联结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可以实现对用户的高度解析，在商业逻辑的驱使下，为了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大数据的精准度不断提升，每个人与客观物体都可能被算法分解描述为无数个数据标签。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印证了德国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库克里克提出的“微粒社会”这样一个新的社会模式。从原子化社会再到微粒社会，个体的差异性以“微粒”的形式凸显到极致，微粒分散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群体的概念进一步弱化，人们极易陷入孤独的困境中。也正是因为微粒社会过于强调个人的“独一无二”，个体与个体之间只看到差异性而不寻求共同点。数字化媒介对日常生活的渗透造成了微粒社会中微粒人归属感的缺失，社会结构、单元结构和人际交往结构的变化加重了个体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8]。不安和焦虑产生后，从心理机制上来说，人们就会采取自我保护的方式，换言之就是攻击一切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这导致社交媒体上信息观点的提出都是绝对的、对立的，信息窄化、观点极致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尤其是面对复杂的公共议题，人们不再愿意心平气和地讨论，而是进行孰是孰非的价值批判，甚至一度衍生出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等社会问题。

库克里克认为，提升同理心，能够消除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利用共情传播，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用沟通来缓解极端的对立。共情传播使得新的情感共同体诞生，人们通过找寻不同的共同体而消除不安全感，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在网络纪实谈话节目中，针对社会议题，一定会产生观点的对立，《十三邀》甚至直接将“看世界带着偏见”作为节目的线索。在针锋相对的对话中，谈话双方以及节目与受众都在进行观点的碰撞，原本的议题不断拓展出新的边界，能够承载更多新的观点。共情传播使得彼此之间多了一份聆听和尊重，重新建构人与人之间“亲密”的联结。

（三）社会性思考的价值实现

与共识传播相比，共情传播的准入门槛较低。共识需要理性的逻辑梳理以及冷静的分析和判断才能形成，往往有一个较长的互相说服过程，并且由于知识结构、个人经历、社会经验等因素的差异，很有可能产生沟通的壁垒。而共情侧重于情感，基于“爱”与“同理心”产生的本能性情绪极易互相感染，共情可能只需要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形成。在众多实践中证实，相较于用说教性质的内容，以情感人往往具有更强的效果，使用共情传播对受众产生认同感、凝聚力的作用更大，以“软性”的方式实现了集体价值认同。网络纪实谈话节目根植于社会现实，极力摆脱综艺节目“秀”的桎梏，以深刻的对话作为社会思考的载体，挖掘舆论背后的社会问题，唤醒受众对自身的思考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节目谈话内容不仅为受众提供了思考社会问题的角度和观点，更能强化受众相似的情绪、动机和决心，以达到社会性思考习惯的养成。在持续的传播过程中，网络纪实节目只输出观点、提供思路而不做是非对错的判断，观众可以在深刻的沟通中积极思考，做出自己的观点提炼，在感性的共鸣中重新拾起理性的审视。《十三邀》《和陌生人说话》《我的青铜时代》通过个体经验的影像呈现，层层挖掘其中共同的社会性思考。例如《十三邀》中许知远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自居，不断表露出他对技术赋权、对互联网时代大众的冷漠，以及大众媒介的娱乐化等现实的鄙夷与疑问。《和陌生人说话》则让重大社会舆论事件的当事人或者社会问题的亲历者作为嘉宾，以不加批判的客观态度去探寻事件背后的底层逻辑。这些节目都企图利用共情传播在碎片化、娱乐化的信息内容中，看清舆论背后的社会现象，并予以深度思考。尤其是在后真相时代，面对社会话语的撕裂与对立，网络纪实谈话节目能够引导受众进行深度的思考，实现影视内容传播的大众传播价值。

三、媒介场景下网络纪实

谈话节目共情传播的反思

当前的场景时代，面对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革命时刻，个体在商业逻辑下成为了一组组数据，在无数碎片化的应用场景中，人的主体性似乎失去了效力。面对还在继续加快的发展速度，更多人并没有成为胜利果实的享用者，反而产生了无所适从的眩晕感。于是共情传播成为了时代的“镇静剂”，就像文艺复兴时期唤起了世界对人的关注一般，共情传播实现了媒介场景下的人文关怀。受众重新在技术的浪潮中呼唤情感、强调个体的意识，这成为了受众找回自我主体性的重要途径。但是不同于心理学中对共情的盲目乐观，共情传播的传播效果有积极效果也有消极作用，网络纪实谈话节目中的共情传播仍然有一些不足与问题值得反思。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媒介场景下的共情传播，受众始终只是“受众”，而不是内容的主导者，受众仍然没有办法实现对共情内容的掌控，形成怎样的共同情绪也不取决于受众自己的意愿，而是被媒介、媒体所引导的。因此，不能过分夸大共情传播中受众的主观能动性，过于乐观地认为共情传播能够实现完全平等的互动，进而忽视了媒介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对媒介话语权的管理与掌控。

其次，共情传播容易致使受众逃避现实世界。在信息交互的互联网情境中，新的媒介场景愈发模糊了虚拟和现实的边界。传统媒介时代的审美进化成了强调沉浸式、全感观的一种审美体验，情绪传播成为传播场景的核心机制。当受众沉溺在场景的情绪共鸣中时，极易产生一种心理安全感，进而逃避现实世界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尤其是网络纪实谈话节目这样的影视内容，相较于文字和音频，影视内容能够调动受众更多的感官，再加上节目内容的纪实性，产生的真实感更加强烈。当受众沉浸在影视内容中的时候，他们与现实生活之间是暂时脱节的。原本网络纪实谈话节目旨在呼吁受众去关注真实生活，去感受现实生活的“诗意”，但是在媒介碎片化审美习惯的影响下，受众极易沉迷自己在情感共同体中享受虚拟社交带来的快乐和安全感。这会进一步拉大受众现实中与真实的人交往的距离，这也与网络纪实谈话节目的目的、价值观相背离。

最后，我们必须警惕媒介场景下共情传播的破坏力。共情传播能够产生大规模的情感共振并引发一致的行动，尤其是在集体仪式、狂欢等身体共在的情况下。共情传播形成的情感共同体并不一定总是由正向积极的情绪主导，负面情绪反而会产生更大的粘合力，一旦叠加融媒体的传播力，可能会在谣言传播、重大舆论事件、社会性负面情绪等方面产生把关人无法控制的影响。网络纪实谈话节目中关于社会议题的非理性情绪借助社交媒体进一步传播，容易造成更加偏激的观点对立与群体冲突，受众会在情绪焦虑中失去理性判断的能力。关于一些问题的共情传播可能会模糊、美化原有的社会议题的严肃性，产生猎奇与泛娱乐化的趋势，致使受众落入“乌合之众”的圈套中。《和陌生人说话》中剑桥大学的“学霸美女”和花四百万整容的“人造美女”的对谈曾引发热议，节目原本想讨论的是社会主流审美对于女性身份的建构，但是受众的共情传播转移了话题的重点，严肃的探讨变成了对两位女性的“性格和颜值”主观的舆论指责，甚至是人身攻击。又或是在PUA的话题讨论中，受众陷入了对嘉宾的道德批判中，愤怒的非理性情绪占据了主导地位，忽视了“谈话”的目的其实是找寻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社会现象的深层原因。原本网络纪实谈话节目利用共情寻求平等的对话机会，但却也因共情又落入了绝对化的评价体系中，如果受众因为共情而失去了自我的思考，很有可能在情绪的集体狂欢后，继续陷入无意义的空虚之中。

四、结语

碎片化的媒介场景重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重塑了人们的社会实践和意义生成模式。数字、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场景体验变得更加丰富，在纷繁复杂的讯息之中，消费主义在多元媒介内容的掩护下悄然使人们异化，媒介内容变得浅薄化、娱乐化，社交媒体充斥着对立和焦虑的言论，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人们对于孤独的焦虑与恐惧愈发强烈。弗洛姆认为，爱是唯一能让我们在保持自身完整性的同时克服孤立处境的方法。网络纪实谈话节目给予了受众一个与自我、与他人对话的机会，唤醒了受众对于沟通的向往、对智识的追求、对真相的探寻、对爱的渴望，对“人”的关怀是其内容的核心主题。网络纪实谈话节目结构自由却意境深邃，如同“折射社会”的“综艺散文”。在真实的共情中，人们能重新获得内心的平和，而网络纪实谈话节目自身也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喻国明，张超，李珊，等.“个人被激活”的时代：互联网逻辑下传播生态的重构——关于“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观点的延伸探讨[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5）：1-4.

[2]吴飞.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5）：59-76，127.

[3]赵建国.论共情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6）：47-52.

[4]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5]李哲.媒介场景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视角——读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J].新闻世界，2012（5）：225-226.

[6]林濱，江虹.“群体性孤独”的审思：我们在一起的“独处”[J].中国青年研究，2019（4）：40-45.

[7]李文冰，吴霞.融媒体环境下带货综艺共情传播策略[J].中国电视，2022（2）：84-90.

[8]程思琪，喻国明.情感体验：一种促进媒体消费的新动力——试论过剩传播时代的新传播范式[J].编辑之友，2020（5）：32-37，63.

作者简介：凌西子，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综艺研究。

编辑：姜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