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写本《尚书》与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2023-07-30陈树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4期

陈树

［摘要］《尚书》文本流传纷乱复杂，素来是经学中的难题。乾嘉名儒段玉裁、阮元于《尚书》文本考订用力甚勤，但受限于材料不足，许多涉及中古时代的《尚书》问题悬而未决，能否获得新材料成为学术突破的关键。清末民初敦煌学家罗振玉独具卓识，发现敦煌隶古定本《尚书》残卷，进而由出土材料实证传世日钞本存古而可信，开辟了《尚书》文本研究的新路径。罗氏捃集四种伯希和所藏写卷和四种日藏《古文尚书传》旧钞，并刊印广布，为现代《尚书》古本汇集和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依托深厚学养，他运用二重证据法、“东”“西”古本合璧、出土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学术理念，探寻文字源流，校订异文讹误，勾稽文本联系，考辨文本真伪，取得超迈前贤的成绩，有力推动《尚书》研究方式的近代转型。

［关键词］罗振玉；尚书；敦煌本；日钞本

［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 1008-1763（2023）04-0024-08

〖HS（3*2〗On the Manuscripts of Shangshu and the Academic

Contribution of Luo Zhenyu

CHEN Sh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China）

Abstract：The spread of Shangshu is complicated， which has always been a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Duan Yucai and Ruan Yuan， the famous Confucians in the Qing Dynasty， worked hard at textual research on Shangshu， but due to the lack of materials， many issues concerning Shangshu in the Middle Ages are still hanging. Access to new materials is the key to academic breakthroughs. Luo Zhenyu， a Dunhuang scholar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discovered remained manuscripts of Shangshu， and then proved that the Japanese manuscripts are ancient and credible， which opened up a new path for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Shangshu. Mr Luo collected and printed four kinds of manuscripts in French and in Japan， which laid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research on Shangshu in modern times. Relying on his profound learning， he applied the academic ideas of double evidence method， the combination of east and west ancient manuscripts， the mutual proof of unearthed and handed down documents to explore the origin of characters， correct the errors of different texts， check the connection of texts and identify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text. Luo Zhenyu made the achievements surpassing the predecessor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search mode in Shangshu.

Key words： Luo Zhenyu; Shangshu; Dunhuang manuscripts; Japanese manuscripts

《尚書》流传过程曲折复杂，是一部文字最有争议的经籍。《尚书》先秦古本经秦焚书和秦末战火而亡散。汉初，伏生传授《尚书》二十八篇，用隶书书写，世称今文《尚书》。武帝时，破孔子宅壁，得《尚书》四十五篇，为先秦古文书写，世称古文《尚书》。孔安国用隶书摹写古文，成隶古定本。经西晋永嘉之乱，汉传今古文《尚书》相继亡佚。东晋元帝时，梅赜献上孔传古文《尚书》，共五十八篇，其中三十三篇与今文《尚书》相同，另多出二十五篇。此本存隶古定字，唐玄宗时为便于阅读，令卫包将全书改为通行的楷体今字，这就是今字本，《唐石经》即据此刊石，宋以来版刻今字本皆源于此。

《尚书》历代传本颇多歧异，除了有文本篇目内容的差异，还有历代传本的字体变迁。随着字体的转换，文本的样貌发生变化，文字容易出现讹误。因此，清理《尚书》历代文本形态和异文及其传承关系，成为《尚书》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但是，在前赴后继的历史浪潮中，众多的古本被新的文本所替代而湮没于历史的封尘中，使后世学者很难对《尚书》文字的演化进程做清晰完整的探究。

有清一代，经学大盛。众多学者曾对《尚书》文本的流传史做过各方面研究。其中有段玉裁作《古文尚书撰异》，他在阎若璩等清儒考辨二十五篇为伪古文《尚书》的基础上，对其余三十一篇《尚书》文献进行考订，致力复原出汉代“真古文”本《尚书》。但因材料欠缺，段氏对中古时代的《尚书》文本问题认识有局限性。他说：“古文三十一篇字因天宝、开宝之旧，是以唐之今文《尚书》乱之也。”[1]1段玉裁既未见“天宝改字”前的隶古定本，也未见开宝前的唐本《释文》，所以对卫包怎么改字和陈鄂如何改《释文》具体情况并不清楚。阮元集合众儒校订《十三经注疏》，其中《尚书注疏》多以版刻为主，又引日本学者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但是阮元对山井鼎参校的古写本价值持怀疑的态度，他说古本：“乃日本足利学所藏书写本也。《物观序》以为唐以前物，其经皆古文，然字体太奇，间参俗体，多不足信。”[2]13由此看来，能否发现《尚书》唐写本成为解决中古时代《尚书》流传问题的前提和条件，而这个突破是由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罗振玉来实现的。

罗振玉所处的时代国势衰弱，政府对祖国文化遗产漠不关心，任其散佚海内外。罗氏“夙抱传古之志”[3]6，汲汲于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其中，他对古写本《尚书》的搜求、保存、整理、刊布、研究孜孜不倦，成就斐然。

一罗振玉辑刊的古写本《尚书》考述

罗振玉搜求《尚书》古写本始于44岁。在这之前，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石室甫开，缥缃已散”[4]357，1907年藏书遭英国人斯坦因盗劫，1908年又被盗于伯希和。至1909年，罗振玉始从友人董康处听说伯希和窃运敦煌古卷轴之事。当时伯希和赁宅北京苏州胡同，罗振玉得见伯希和身边所携敦煌古写本，“一时惊喜欲狂，如在梦寐”[4]357。他首次见到敦煌写卷，就对其中《尚书·顾命》残页非常注意。其后罗振玉在当年《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上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介绍《顾命》残页的形制和特点：“仅尺许，然异文不少。此页以糊经帙后。”[5]他同伯希和商量影写《顾命》及其他十多种敦煌写卷，1909年11月出版《敦煌石室遗书》，并撰《隶古文尚书顾命残本补考》。

当时京师大学堂筹设分科大学，罗振玉充农科监督，1909年5月曾赴日本调查农学。在考察途中，他还得以访求传于日本的古写旧刻。回国一年后，田伏侯从东京某故家为他购得《古文尚书传·周书》中的五篇残卷，即《洪范》《旅獒》《金縢》《大诰》《微子之命》。罗振玉见称：“书法朴雅，果千年物也。”[6]1他校订该写本，发现与《史记·宋微子世家》集解所引的孔安国传十合八九，著成《隶古定尚书孔传残卷校字记周书》一卷。

1910年，罗振玉获得伯希和邮寄的敦煌写卷影照，包括《夏书》中的《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四篇。他将之与传世及《考文》诸本进行校对，记录异文，著成《隶古定尚书孔传唐写本残卷校字记夏书》。他又将伯希和的敦煌写卷《商书》部分同杨守敬所影写的日钞本《商书》进行对勘，撰成《隶古定尚书孔传残卷校字记商书》。这两部著述后收录于《群经点勘》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罗振玉应日本本愿寺法主大谷伯和京都大学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教授等人邀请，东渡日本。留日八年间，罗振玉集聚和刊印了不少《尚书》古写本。1913年，罗振玉将法国伯希和三年来陆续邮寄的敦煌写本影片十八种辑为《鸣沙石室佚书》，存有《尚书》之《夏书》四篇、《商书》八篇，以及之前《周书·顾命》的残卷。他极为重视敦煌写本的文献价值，将敦煌藏经洞发现“古遗宝”与晋太康初年的汲郡出竹书相比，在目录提要中提及古本：“均为未经天宝改字，犹是魏晋以来相传隶古定之原本也”[4]361，“得借是确证宋以来传本之伪”[4]363。

1914年，他又將搜集的日本古写本刊入袖珍本《云窗丛刻》，第一册为《影写隶古定尚书商书残卷》，是从杨守敬处借来抄写，包括《盘庚》《说命》《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微子》等《商书》九篇。第二册为《古写隶古定尚书周书残卷》，即之前田伏侯所购，日本学者岛田翰之旧藏。1915年夏，京都收藏家神田香严携所藏古写本《尚书》至罗振玉处，有《泰誓》《牧誓》《武成》等五篇，罗氏见之十分惊喜。神田香严欲印行此古本，请罗振玉为之作弁言。今上海图书馆藏大正四年（1915年）《唐写本尚书》一册，末有罗振玉和内藤湖南的尾跋。1916年，罗振玉借得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所藏敦煌本《尚书释文》残卷影本，印入《吉石盦丛书》中，罗氏著《敦煌本尚书释文残卷跋》。包含《尧典》《舜典》的陆德明《释文》，为宋开宝未删改之前的写本，弥足珍贵，为探讨《尚书释文》演变提供了新材料。

1917年，罗振玉在《敦煌本尚书顾命残卷跋》中陈述他已辑刊的古写本《尚书》情况，同时也表达了想要搜集更多古本的志向。他说：“盖英伦所藏尚有《洛诰》《大禹谟》《泰誓》

英人斯坦因所藏《洛诰》有斯6017号；《大禹谟》有斯801号、斯3331V、斯5745；《泰誓》有斯799、斯8464号。，东邦岩崎氏得唐写本，予曾见《禹贡》及《盘庚》上中下，闻尚有《周书》数篇则未之见也。又阅杨舍人《日本访书志》记所藏，尚有古写本第一、二及第七至第十三凡九卷。”[7]209而且，他从日本林浩卿博士处获悉内野本古写《尚书》全帙，希望能够有机会影印内野本和岩崎本，整理成唐古本《尚书》全书。虽然罗氏这些理想后来没有全部实现，但是也为后世《尚书》古写本的汇集留下了线索。

1928年，罗振玉63岁时，将以前收集和陆续影印的各种敦煌本和日钞本《尚书》古写卷汇聚成《古写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今上海图书馆藏东方学会影印本）。该汇编除了将之前敦煌本《夏书》四篇、《商书》八篇、《周书》一篇，以及日钞神田本《周书》五篇加以重新影印，又补充有岩崎氏藏本，包含《夏书》一篇、《商书》九篇、《周书》四篇。这是对他多年努力所得成果的较为全面的一次总结，也反映了他对古写本《尚书》价值的重视。

《永丰乡人行年录》云：“乡人居日本八年闭户著书外，惟务访求海东秘籍，影印流传，冀拾黎、杨之遗。”[8]36-37中华典籍在日本流传时间长，范围广，许多在中土散佚的珍本秘籍在日本珍藏且保存完好，成为接续文脉的重要资料宝库。在罗氏赴日之前，光绪初年黎庶昌曾任驻日公使，杨守敬作随员出使日本。黎庶昌委派杨守敬积极搜罗汉籍，刊印《古逸丛书》。但所采多为刻本，《丛书》所印《尚书释音》用日本景钞宋大字本，为开宝删改之后的本子，其版本价值与敦煌本《尚书释文》不可同日而语。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记录他所见《尚书》四种，《尚书正义》单疏本、《尚书正义》注疏合刻本、《尚书释音》各一种，均为宋本，只录有一种《古文尚书》古钞本。此钞本及他所影写的元亨本，后均被罗氏收录进《云窗丛刻》。与黎、杨相比，罗氏将更多精力放在日本古钞本上，在古写本《尚书》资料搜集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本古钞本的来源较为复杂，可能是唐代原钞本，也可能是后世传钞，只有以出土的真正唐代写本为参照才能判定古钞本面貌的时代距离，敦煌藏经洞写卷的发现为罗振玉重估传世《尚书》写卷价值提供了机遇。此外，罗氏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在搜集古写本之前，罗振玉已经收藏有甲骨金石等众多出土材料，使得他对新材料、新史料有一种学术敏感，这是他作为近代收藏家最成功的地方。而且丰富的传统目录学版本学经验，磨炼了他独到的收藏眼光和出众的文献价值判断能力，罗氏关注到《尚书》古钞本数量少，反映的文本状态更早，日本许多世家代代流传的古写本比版刻的价值更高。

其次，罗振玉对《尚书》古写本付出诸多心血。他不遗余力，穷尽各种方式去搜集资料，有的是花费重金去购藏，有的是借得摹写，还有的是朋友馈赠照片，逐渐聚沙成塔。罗氏交游广泛，与学、政、教各界人士熟悉，尤其是他在日本寻访的古写本，相当一部分由他交往的日本学者提供。罗氏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受益于学友颇多。

最后，罗振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收藏以学术研究为目的，而不是古董赏玩。所以，他一获得珍稀古本，立即编次成书，尽快刊印，“旅食八年，印书之费以巨万计，家无旬月之蓄，而先生安之。自编次校写选工监役，下至装潢之款式，纸墨之料量，诸凌杂烦辱之事，为古学人所不屑为者，而先生亲之”[7]4，嘉惠学林，促进了古本《尚书》的传布和研究。

二罗振玉对古写本《尚书》价值的发掘

罗振玉所收集的古写本《尚书》包括敦煌本和日钞本的《古文尚书传》残卷，以及敦煌本的《尚书释文》，势必促进诸多问题的探研向纵深发展，对《尚书》学研究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这些稀世珍本对了解《尚书》在中古时期的形制、样态及内容，梳理《尚书》传本嬗变脉络，分析《尚书》文字演变歧异都有重要意义。罗振玉对所得文本进行细致的考校，撰成跋或校記，从多方面研究古写本《尚书》。

（一）探寻文字源流

罗振玉在古文字研究领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在考释文字时，善于将多种字体作比较，阐明文字演变的渊源关系，这对分析《尚书》的字体有借鉴意义。

古写本《古文尚书传》中的孔序及经文有许多是隶古定字。孔安国《尚书序》：“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孔颖达疏：“隶古者，正谓就古文体而从隶定之，存古为可慕，以隶为可识，故曰隶古，以虽隶而犹古。”[2]11伏生本为隶书，壁中本是古文字，孔安国以伏生书考定，且以隶体写之。则此古文与孔壁古文有所不同，会有许多唐玄宗所说的“奇字”。分析古写本《尚书》中隶古定字，以及它的来源是罗振玉的一项研究任务。例如：

我在。今本“ ”作“闻”，案：《玉篇》：“，古文闻。”《汗简·耳部》引《书》“闻”作“ ”。《考文》本《尧典》“闻”字亦作“ ”。[6]2

今按：罗振玉为了判定“ ”为隶古定字，引用《玉篇》《汗简》“闻”的古文资料、《考文》本文字作为证据。今核查《汗简》所存“”，与岛田本《尚书·洪范》“ ”字形相近。据《字源》秦晓华分析，甲骨文（闻）为会意字，象人跽而以手附耳谛听之形（李孝定语）；西周金文形体发生讹变，为了追求字形的平衡，而将耳与身体割裂开来，置于其右，人形之上又增加装饰性符号。春秋金文或加足趾形，与女旁相似；战国文字有所省减，或省耳作、或省人形作，《汗简》之古文应由战国文字变化而来。战国时期闻又另造形声字，或从耳，昏声，与《说文》古文相合；或从耳，门声，沿用至今。所以日钞本“米耳”明显是个隶古定字，将古文字形用隶楷今文字形写成上米、下耳的字。所谓罗氏所举《考文》本，即足利本，正作“”。

敦煌写卷和日钞古本文字类型构成复杂，往往是别体、俗字和隶古定字夹杂在一起。《经典释文序录》云：“范宁变为今文集注。”[9]32东晋范宁把隶古定《尚书》改为用今字写的《尚书》，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也有“《今字尚书》十四卷”[10]913，说明民间在唐以前已有了今字本的《尚书》。顾廷龙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敦煌唐写本和日本古写本隶古定《尚书》中，隶古定字已经不多，有的已经改用了通行的正体字，这是由解决隶古字难认的需要而形成的。”[11]前言14在由古转今的字体转换过程中难免有一些讹误。例如：

相协身居。身者，氒之讹。《说文·氏部》：“氒，读若厥。”《玉篇》：“氒，本也。今作厥”，《汗简·氏部》引《书》“厥”作“氒”，《考文》本《太甲》篇“厥”亦作“氒”。《广韵》：“氒，古文厥字”。[6]2

今按：罗振玉发现此处“身”是别字，并且分析原因与“氒”形近致讹，他引《说文》《玉篇》《汗简》《广韵》说明“氒”字有来源，并引《考文》本的《太甲》篇“氒”作为文献使用的证据。

除此之外，罗振玉善于运用积累的古文字材料，分析写本的用字现象。例如用金文证《说命下》“旁招俊乂”，“俊”当作“畯”；分析古写本《洪范》“惟十又三祀”，“又”字符合金文用字习惯。这也反映出罗振玉对出土材料的熟稔，以及良好的古文字学素养。

（二）校订异文讹误

典籍之传抄，鲁鱼亥豕，在所难免，罗振玉利用古写本存古的优点校正传世刻本的误夺衍倒，以实证方式还原经典的原貌原义。林平和曾分析罗振玉所撰《隶古定尚书孔传唐写本残卷校字记夏书》“乃罗氏据敦煌写本伯2533号隶古定《尚书孔传·夏书》四篇残卷以校今注疏本、唐开成石经本、相台岳本、《七经孟子考文》引古本与足利本、宋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与《史记集解》所引等，凡得一百一十三条一百二十八异同正误者”[12]121。

罗振玉在《日本古写本古文尚书周书残卷跋》中指出岛田本的价值“可是正今本者，指不胜计，多可补阮氏《校记》所不及”[7]345，例如：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孔传》：“经营求之于外野”，十行、闽、监、葛本俱脱“营”字、“外”字，岳本、《纂传》均有，与此同。[13]13

今按：阮元十行本为“经求之于外野”，《校勘记》：“闽本、明监本、葛本同。岳本、《纂传》‘经下有‘营字，‘野上有‘外字。毛本同。”［2］148阮校对勘出异文，但是没有下断论。罗振玉在此基础上依据古写本，判定十行本“营”“外”为脱字。

阮元集合众多版刻进行对勘发现某些用字的不正确处，但是由于缺乏古本的确证，故而在《校勘记》中多用“疑”等字，阙疑而不敢作定论。这时候罗氏所搜集的古写本往往能体现出一定的证据优势，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例如：

《洪范》“于亓亡丑子”。今本作“于其无好德”，案，阮氏《校勘记》曰：《疏》云“‘无好对‘有好”，又云“《传》记言‘好德者多矣，故《传》以‘好德言之。疑孔氏所见之本经无‘德字，至《传》乃有之耳。”又云“定本作‘无恶者，疑误耳。盖谓经文‘无好，定本作‘无恶也。”玉案，《史记·微子世家》引正作“于其毋好”，亦无“德”字，《集解》引郑注“无好于女家之人”，是郑本亦作“无好”矣。[6]7

今按：阮氏《校勘记》对于今本“无好德”，参考孔颖达《疏》怀疑本经当作“无好”。罗振玉不仅用日传古钞本为阮氏《校勘记》分析的正确性提供了版本支持，而且还引用《史记》及郑注加以分析论证，论据充分，比较可信。

（三）勾稽文本联系

罗振玉之友王国维曾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14]2。该思想其实是王氏日积月累长期学术实践的结果，尤其是他在1911年同罗振玉赴日本，罗王共同考释汉晋木简时形成。可以说，罗振玉既是该思想的贡献者，也是践行者。面对来源和成书问题较为复杂的日传《尚书》古写本，他以出土的敦煌写本为参照，判定其时代和价值。

罗氏所影写的杨守敬藏《商书》九篇，起《盘庚上》迄《微子》，伯希和所藏敦煌《商書》则前缺《盘庚上》一篇，又《盘庚中》之上半，而此下至《微子》均无损佚。罗振玉“就两本并存者勘之，虽略有小殊，而经、《传》之见于古籍所引，与胜于宋以来诸本之处，则两本靡不隐合”[7]346。例如：

《盘庚中》“女分猷念以相从”。《传》“群臣当分相与谋念”，今各本“分”下皆有“明”字，此与敦煌本均无有，《正义》言“汝群臣当分辈相与计谋念”，是孔本亦无“明”字。[7]347

今按：传世诸刻本的《孔传》解释“女分猷念以相从”之“分”为“分明”，但是孔颖达《正义》疏解是“分辈”，令人费解。罗振玉发现敦煌本和日钞本的《孔传》“分”后均没有“明”字，这样就理顺了《传》与《疏》的关系，同时也说明日钞本不同于传世诸本的讹误，具有与敦煌本同样的存古特征。

通过大量的对勘，罗振玉认为“此皆远胜于宋以来各本者，而两本正吻合。然则日本古写本为卫氏未改字以前真本，信而有征矣”[7]347。在确认了日本古写本的时代特征后，他把它放到与敦煌本同样重要的地位，所以他在汇集古写本《尚书》时，将敦煌藏隶古定《尚书》夏、商、周书各篇与居海东所见之古钞，一起荟为《古写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刊印。

不仅如此，罗振玉还看到日钞本具有篇幅比敦煌残卷更长更完整的优势，他说：“敦煌本为世重宝，此本虽出影写，得与参照，且可补唐写本之缺者一篇有半，亦人间之秘笈矣。” [7]348在罗振玉看来，出土和传世的材料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不可偏废。因此，在分析写本文字的时候，他往往将西域和海东的写卷联系起来，相互印照。例如：

今按：罗振玉先用《汗简》《玉篇》说明“巛言”为古文，然后又将岛田本《旅獒》，同敦煌本《顾命》、杨守敬所藏日钞本、山井鼎《考文》中《五子之歌》进行联系，可以说是左右逢源，既增强了说服力，也阐明了众多文本之间的紧密联系。

（四）考辨文本真伪

罗氏利用古写本《尚书》在文本真伪方面主要澄清了两个问题：“宋代传本为伪，东邦所传者为真”[11]附录437，突破了清代乾嘉学者的局限，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阮元《尚书注疏校勘记序》曰：“自梅赜献孔传而汉之真古文与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别，《新唐书·艺文志》云：‘天宝三载，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说者谓今文从此始，古文从此绝。殊不知卫包以前未尝无今文，卫包以后又别有古文也。《隋书·经籍志》有《古文尚书》十五卷，《今字尚书》十四卷，又顾彪《今文尚书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2]13阮元分析，盛唐以前其实同时有古字本和今字本在流传。《册府元龟》载天宝三载，诏曰：“朕钦惟载籍，讨论坟典，以为先王令范，莫越于唐虞，上古遗书，实称于训诰。虽百篇奥义，前代或亡，而六体奇文，旧规犹在。但以古先所制，有异于当今，传写浸讹，有疑于后学。永言刊革，必在从宜，《尚书》应是古体文字，并依今字缮写施行，典谟无乖于古训，庶遵简易，有益于将来，其旧本仍藏之书府。”[15]13唐玄宗见到古本上有“六体奇文”，所以要改用今体字便于认读。日钞本保留有许多隶古定字，应当是保存了唐代古本的样貌，但阮元却因《考文》本所引用的足利本“字体太奇”认为“不足信”。

罗振玉在《隶古定尚书孔传唐写本残卷校字记夏书》序中分析：“日本《七经孟子考文》中尚载古本，阮氏又疑其多俗书，不足信。予频年以来，见日本所传隶古定《尚书》唐人写本残卷，计《商书》九篇，《周书》□篇，其文与薛书大异，而与《考文》多合，始恍然悟，薛书自伪，而《考文》所据自真，学者犹未以为信。及去年秋见伯希和氏所得敦煌石室中唐写本《顾命》残篇，其中古文与日本所传古文《尚书》唐写本一一吻合。今年冬又影造在敦煌石室中所得二残卷见寄，则益得证成予说。”[16]1罗振玉从日钞本与《考文》对勘中获得感悟，再以敦煌本证实《考文》古本可信。

天宝改字对《尚书》的传本影响很大，官方废弃隶古定本，后来开成石经都是用今字本。虽然在民间有可能还有隶古定本流传，但是通行本中楷书字体取代隶古定字是必然趋势。所以陆德明《尚书释文》对晋宋古本校订时，仍录有隶古定字。但是，宋代“开宝中诏以德明所释乃古文《尚书》，与唐明皇所定今本驳异，令鄂删定其文，改从隶书”[17]17。南宋初，出薛季宣撰《书古文训》，所用古文与《说文》《玉篇》《汗简》等书相合。罗振玉说：“予曩一披览，满纸异字，与陆文《释文》条例所谓古文无几之说颇戾，疑为伪托。段茂堂先生亦斥为不可信，顾无确证以折之。”[4]362也就是说段玉裁并无文本确证，断定其为伪书。

罗振玉将所获敦煌本《顾命》残卷同薛季宣《书古文训》、山井鼎所引足利本《尚书》对比发现用字差异，如“上宗曰嚮”，“薛本作丄宗曰亯”等。据此罗振玉曰：“以薛书与此残本相较，其隶古文同者仅七字，其不同者则三十有七，疑薛书乃采集诸家字书所引，益以《说文解字》中之古文以成之，非卫氏改定以前之旧本，不言所自出，知即《宋志》所录晁氏所刻与，抑薛氏自写定也。金坛段氏谓薛书之不可信，其洵然矣。然使不得此十行者，亦乌乎知之？”[4]17-18罗振玉为清儒段玉裁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材料支撑。

罗振玉学术精湛，博稽深考，运用古写本《尚书》新材料校正刊本之讹衍，疏证先贤之校注，考辨古籍之真伪，刊补前修之缪缺，为《尚书》研究开辟新途径，见解超越前人，取得丰硕成果。

三罗振玉古写本《尚书》研究的影响

王森然评价罗振玉的学术影响：“先生学综内外，卓然儒宗，其著述风行海内外，为学术界所推重。”[18]169例如他的《敦煌石室遗书》刊行后，日本汉学界开始闻知敦煌遗书内容，遂有1910年秋派遣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六教授来华考察之举。在古写本《尚书》研究方面，罗振玉的研究成果对后世研究有着开拓与奠基作用。

19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和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着手编辑《尚书文字合编》，汇集历代不同《尚书》本子为一编，旨在正本清源，探索文字变迁之踪迹，其中古写本《尚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1935年朴社出版预告中，提及“唐写卷子，虽作真书，尚留古体，即所谓‘隶古定者，其结构亦至参差”[11]附录485。但后来由于战乱及各种原因未能如期出版，直到1982年才重新整理编纂。1996年出版的《尚书文字合编》写本资料引用了较多的罗振玉所收藏和刊印的古写本。

敦煌本引用“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一九一三年影印本，用伯希和编号”，以及“罗振玉《吉石庵（盦）丛书初集》，一九一六年影印本，用伯希和编号”[11]引用资料2。

日钞本引用如：“岛田本，日本写本，残。岛田翰旧藏。一九一四年罗振玉《云窗丛刻》影印本。”“上图本（元亨本），日本元亨三年（一三二三）藤原长赖手写本，残。上海图书馆藏，原件后间有脱佚，据罗振玉《云窗丛刻》影印杨守敬本配补。”[11]引用资料3当年罗氏所获岛田本已不知所踪，罗振玉刊印的《云窗丛刻》本成为存世的珍稀之本。古写本赖以流传，从中可以看出罗振玉当初积极刊印古写本的真知远见。为了清晰地了解顾氏《尚书文字合编》与罗氏所集《尚书》古写本篇目之间的继承关系，特整理如表1。

从表1来看，罗振玉所搜集的资料篇幅覆盖《尚书》30篇，超过总篇目的一半。其中敦煌写本4种，涉及15篇；日钞本有岩崎本、神田本、岛田本、元亨本4种，涉及24篇；二者重合的篇目是《禹贡》等9篇，可以相互对照。这些材料成为《尚书文字合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合编》中引用了斯坦因藏敦煌写卷和内野本，这些在罗振玉的《敦煌本尚书顾命残卷跋》中都有所提及。

《尚书文字合编》还引用“上图本（影天正本），日本影写天正六年（一五七八）秀圆题记本，有松田本生印记，全” [11]引用资料4。今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有《古文尚书》十三卷，影钞日本天正本，每半页9行，行约20字。卷首有叶景葵跋：“此即《日本访书志》所载，上虞罗氏惜为人藏俱亡者，今得此覆写本，借以见古文真面目，不胜欢喜。辛未正月景葵书。”罗振玉《敦煌本尚书顾命残卷跋》说：“又阅杨舍人《日本访书志》记所藏，尚有古写本第一、二及第七至第十三凡九卷。舍人在往昔未尝以告予，今舍人亡，所藏不啻与之俱亡，可慨也。”[7]209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记录了情况：“此古文《尚书》古钞本存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末有天正第六六月吉秀圓记，每半页九行，行二十字，以森立之《访古志》照之，此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二册，即容安书院所藏，其第一、第二、第九、第十二册则守敬从日本市上所得之，相其笔迹、格式的为一书，不知何时义落其中。”[19]第九册29罗振玉未曾见到的是杨守敬从日本市上购得的古本。再查日本江户后期文献学家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云：“旧钞本，求古楼藏。卷末有天正六年六月吉日秀圆题记及花押。每半页九行，每行字数不同。容安书院又藏零本五卷，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卷末有经注字数，又有天正六年秀圆记，每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注双行。”[19]第一册44-45在这里，森立之介绍了两种版本，一种是全本，该本行款与末后的题记与上海图书馆所藏天正本相合。第二种是容安书院藏的残本五卷二册，杨守敬购得四卷二册，上图所藏全本共六册，卷数属册与杨氏所记相符，他所未见的是第二册（第三、第四卷）和第三册（第五、第六卷）。罗氏虽然未见杨所藏天正残本，但也可为《尚书》古本汇编提供线索。

四结语

罗振玉研究古写本《尚书》，“以学术存亡为己责，蒐集之，考订之，流通之。”[7]1王国维曾盛赞罗振玉的学术成就：“《书》有之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先生之功业，可谓崇且广矣。”[7]4他在《尚书》研究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其学术贡献和意义是多方面的。

罗振玉为学术界提供了众多真实可靠的《尚书》古写本新资料，丰富了学者们研究的内容，开辟了新的路径，从而奠定了现代《尚书》文本汇集和研究的基石。发掘有价值的新史料，这是罗振玉功劳最大的地方，也是他作为一个近代学者最成功的地方。罗振玉研究古写本，一方面继承清代乾嘉学者精深考据的优良传统和学术精神，校订文献异文讹脱衍倒，致力还原文本原貌。另一方面，勇于开拓，掌握更为丰富的出土材料，来追溯文字源流；利用新材料辨证真伪，突破陈说，推动了《尚书》学发展。

1925年，王国维在接受清华学生会邀请作以《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为题的演讲时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20]33他认为近代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写本、内阁档案，四者之一足当孔壁、汲冢所出。“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20]33“新的发见”除了为学术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资粮，更重要的是带来学术思想和研究方式的变革。罗振玉在研究古写本《尚书》过程中，运用二重证据法，注重将“东”“西”古本联系沟通，采用出土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学术方法，使得《尚书》文本研究跟上近代学术转型的步伐，于《尚书》学实有继往开来之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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