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后明

摘 要：

从思想传承来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继承和发展了《资本论》中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思想。生产力发展理论是“社会创新理论”的思想源头，为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主义国家跨越发展提供了思想与话语创新动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国家战略层面确立了社会创新的主体和动力机制，是对马克思生产力发展话语的时代转换。《资本论》在社会创新上有自己的理论内涵与话语表达方式，但这些思想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者应有重视。在经济思想领域深入挖掘《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创新的思想内涵，才能更加显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影响力和话语引领性。深刻地领会和把握习近平关于社会创新有关论述的历史渊源和当代价值，为全面理解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与话语支撑。

关键词：

生产力发展；国家创新驱动战略；马克思；经济学话语；话语构建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3）04-0022-07

党的二十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要加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位置。”[1]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是适应世界发展形势的要求，“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2]77也是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提出的，“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2]3用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论述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资本论》关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创新的思想内涵与话语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资本论》是社会创新重要的理论与话语来源，生产力发展理论揭示了创新是生产力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长期以来，生产力发展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与话语基础，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增加新的思想与话语内涵。话语是思想表达的外在形态，话语既来源于思想，又影响思想；话语不仅包括概念，还包括主题或话题、观点立场、叙述方法等，其形成与传播有着自身的特点与规律。《资本论》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的话语形态，新时代要深入研究《资本论》关于创新的思想内涵与话语特征，结合时代要求进行话语有效转换，深入认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3]的战略目标与重要意义。

一、《资本论》的生产力话语与创新思想内涵

（一）生产力范畴隐含着社会创新的内涵

关于创新，国内许多学者往往跟从西方研究者一起把熊彼特称为创新理论之父，把他对创新途径的论述作为创新范畴与思想的源头，使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不仅在西方也在中国成为经济理论与话语体系中的一个主流形态。但是，熊彼特自己也承认，他的创新理论受到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和启发。“这种看来无足轻重的源泉，产生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经济过程的一个新概念，它会克服一系列的根本困难，并从而证明我们在正文中对这一问题的陈述是正确的。这个问题的新陈述同马克思的陈述更加接近。因为根据马克思，有一种内部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经济生活要与变化着的情况相适应。但是我的结构只包括他的研究领域的一小部分。”[4]事实上，马克思在社会创新思想上的深刻性和開创性远远超越西方创新理论与话语的主流理解和认识。《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评介马克思时就说，“他（1848）在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发展和竞争的动力方面可能领先于其他任何经济学家。”[5]但是，由于马克思对社会创新的研究隐含在他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的思想话语中，其思想内涵和话语未能得到社会乃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充分重视，使其在社会话语中长期未能得到有效呈现。

马克思在社会创新理论上的开创性在于，他用“劳动生产力”这一概念使创新思想的内涵富有历史性与全面性。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不仅反映了社会对资源利用的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于劳动者的熟练程度，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还反映了资源利用的组织化程度、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应用产生的资源利用充分度和产品品质的提升、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对市场的开拓利用程度等。“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6]这些论述中提到的劳动生产力及其发展就是社会创新，是生产要素、市场和科技的综合利用。可见，马克思的生产力发展理论包含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对企业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管理创新等各方面的理解，熊彼特及其继承者从企业、企业家和资本主义发展角度对创新价值所作的理解和论述，这些观点完全可以从《资本论》中找到其源头。

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创新而引起的生产力发展被称为资本生产力，马克思从资本获利角度论述了资本家或企业经营者为追求剩余价值而利用各种资源实现资本增殖的方式和方法，这些方式方法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7]785资本家利用科技进行剩余价值的获取，并且在投资科技创新上采取不遗余力的做法。资本家在实践中懂得了在科技创新上的投资可能获得的收益要远远超过在其他方面上所付出的，也超过其支付的投资成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从社会获利的途径回到了生产这一领域，使组织资源利用的技术知识体系越来越重要。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资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和资源消耗的减少导致成本下降带来的收益使生产技术的知识更新越来越重要，人们可以在知识体系更新中发现生产力发展动力和发展根源。“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7]775只不过，资本在社会创新和生产力发展上有着更加巨大的推动，表现在创新的自觉性和投入的力度方面。

马克思用劳动生产力的概念证明了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创新在经济活动上的总体表现。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产力发展是长期客观的，生产力发展也即是社会创新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否定性因素。生产实践知识的积累、经济组织对知识技术的应用，必然要突破旧的生产关系并寻求更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创新的新的生产关系，由此带来社会制度变革。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的历史进程中，以蒸汽机和电力为代表的生产工具的出现使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从而推动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变革。当然，在生产方式变革中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同时进入新的社会制度中，在一定历史阶段也可能存在着在同一国家中不同生产方式共存，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生产方式，这些并存说明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变是一个历史过程。创新知识的传播、新生产方式的建立是长期过程，是新旧制度不断竞争与斗争的过程。在旧的生产方式存在的末期，旧生产方式的消亡往往并不是因为此时旧制度下社会生产力已经完全退化，而是因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带来了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前景和吸引力，使得旧的生产方式在新旧制度比较与竞争中最终消亡。生产技术创新的内生性决定了生产力总体上是不断上升的过程，而不是曲折迂回过程。在社会制度保持稳定与延续时间里，生产力往往处在量变积累阶段，也即是创新不断积累过程。当社会创新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生产力出现质变，生产关系的调整即社会制度变革就会发生，这是社会基本矛盾引发社会制度变革的唯物史观基本认识。所以，社会形态与制度演变不能仅从生产力或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来简单理解，而是应该寻求生产力发展尤其是生产力质变如何导致生产关系调整来认识社会制度变革动力与机理。

（二）《资本论》批判性表述话语对社会创新思想的遮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遵从唯物辩证的历史方法，第一次深入系统、客观、历史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和生产方式演进的创新理论。这些思想不仅有关于资本、剩余价值或生产方式的研究，还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家或资本家进行资本运作和企业经营的内在机理，以及更广泛的经济运行方式与社会制度演变规律等内容。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创新角度对资本主义企业运营和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架构和论述比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要深刻得多，

我们理解社会创新，完全不必把熊彼特的理论作为主要话语。

但是，马克思的创新思想之所以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话语接受，这主要是由于《资本论》中的创新思想是以批判性话语加以表达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创新中采取的各种措施不过是资本追求利润的一种手段，這既来自于内在的获利动机，也来自外部市场的竞争。实质上，熊彼特所谓的企业家发现和实施创新，不过是资本获利的一种具象化表现，不是因为有企业家才有了企业创新行为，而是因为资本需要获利，需要发现更好实现资本增殖的方法和途径才不断寻求资源利用、成本降低和市场开拓的新方法与新途径。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存在，从企业经营情况和马克思所处的历史中的资本投资人与经营者合二为一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与熊彼特的企业家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现代企业家是专职从事企业经营的职业经理人。马克思是在资本家获利这一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创新动力进行了论述，而熊彼特则从一般经济内涵中对企业和企业家进行研究，称只有企业家才有创新意识与实施能力，能够发现并实现创新，这是对资本主义企业性质和经营管理的话语改造，构成了西方主流创新话语体系。从西方主流话语来看，把资本主义获利的动机转为创新的动机，就可以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存在提供合理辩护，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获利，还推动了社会创新。他们获利的源泉并不是来自于劳动，而是来自于企业家对资源的创造性利用，创新才是企业利益的根本来源。因此，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主流话语所接受，成为他们解释西方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一个理论体系与话语表达。

《资本论》的研究主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最终消亡的规律，尤其集中于剩余价值的形成及其分割。生产力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一种否定性因素，生产力发展激化了社会基本矛盾并促进资本主义社会消亡。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主题及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依据的特点，《资本论》虽然也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与演变的客观中性描述与分析，但更多的是要说明资本家如何利用生产资料所有权来获得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割。在这样的话语主题和批判性表达下，由创新所推动的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话语就被遮蔽了。

（三）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创新话语的不同语境

生产力是相对于生产关系的一个范畴，这个范畴要说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物质财富生产的能力，是以财富数量增长来衡量，而生产关系则是以生产的组织与生产中的利益分配机制作为范畴的指向。传统理解，生产力是一个生产的技术性因素，反映的是人类利用资源满足人的需要，实现生产创造财富的能力。而生产关系则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包括所有权、分配权与管理权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关注生产力发展是看生产关系是否适应，即是否引起社会制度的演变乃至于根本性变革这样的问题，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消亡的思想话语表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着生产扩大的无限可能性，这来自于资本追求获利下不断应用科技成果进行生产技术和管理创新，从而使社会生产有不断创新扩大的可能性，即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这种产能无限扩大与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形成了社会生产的相对过剩，并引起了经济危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典话语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主动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自我革命，其消亡是必然的。而社会主义在制度层面已经摆脱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重心应该是生产力持续发展。斯大林等在早期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不用担心生产力发展会对社会制度产生颠覆性否定，因而主要工作是调动各种资源进行社会财富生产即促进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语境下是经济建设的另一个话语表达。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也存在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发展水平成为进行生产关系调整即改革的思想话语与动力，以生产力发展来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而社会创新这一话语是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语境与视角论证社会发展及制度变革的动力，是主动应对问题并寻求突破的积极做法，是建设性话语。我们批判熊彼特创新理论存在的问题，不是说熊彼特对创新作用的揭示没有价值，而是因为熊彼特等西方学者用创新来定义资本主义特征，提出企业家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对资本主义延续和发展的意义，从而使资本主义在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上取得了生存与发展的永恒地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持续衰减的系统，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创新不断调整的系统和制度。事实上，不是资本主义才能出现创新，或资本主义以创新为根本特征，而是不管在什么社会制度下，伴随着人类生产知识的不断积累，寻求突破旧的经济模式的创新是始终存在的，创新是持续存在并不可遏制的，因而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发展除了新的资源发现与利用外，生产组织形式、技术利用、新市场开拓等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方式。在生产方式的演进中包涵了生产力发展的演进和创新因素。这种生产关系乃至生产方式的变化与创新，就是一种科技与社会生产、发展相结合的创新模式。只不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本追求获利从而使企业与社会对创新投入与运用更加自觉，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动力机制。但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一致性，都是人类社会实践能力的体现，是人类积累的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成果，从而满足自己需要的知识体系的实践形态。社会创新与知识创新、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共同发展并最终走向统一。因此，要促进社会发展必须更加自觉地创新机制来实现社会生产的进步，这对于任何社会制度的存续与发展都是重要而根本的。

二、社会主义建设中对生产力发展话语的理解与运用

（一）重视生产力发展，但未能充分研究其隐含的社会创新内涵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话语中关于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制度优越性有明确的表达，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中都十分重视生产力发展。不过，生产力发展的话语焦点还是在国家宏观总体的经济增长，而对微观经济组织在社会发展和创新方面的作用则重视不足。因为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与管理方式下，微观经济组织不具备独立核算的经济主体利益，人才、管理等创新要素也不能从自身利益角度通过创新来获得相应的回报激励，创新主体的建设无法成为计划经济体系中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和方式。

这样，经典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话语注重的是项目资源集中投资和产品数量的增长，以此体现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与水平，而不是从消费终端需求产生的引致性创新投资。虽然可以通过对短缺产品的投资形成产品数量增長，但却引发了生产与需求脱节的低效粗放式增长。产量指标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必然会出现盲目投资与重复建设，因为微观经济组织在这种投资中缺乏效益标准，也就不会把资源节约的创新发展作为主要手段和方法。整个社会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资和产值增长，而不是以社会知识积累和技术运用、组织管理、市场发现等创新方法在既有生产规模下的质量效益提升和市场开拓的高质量发展。

在没有市场竞争和效益的激励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动力与机制难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组织效率相对落后和发展竞争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本身蕴含的社会创新动力，在社会主义传统计划体制的生产力发展中未能得到充分重视，《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所蕴含的创新思想话语也就难以得到揭示与广泛传播。

（二）与资本主义制度共存竞争中缺乏话语形态的有效转换

我们必须承认，从历史实践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创新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制度促进作用，在迎接和推动科技革命、克服经济危机、保持经济发展总体势头上，资本主义制度依旧表现出一定的活力与生命力。处于经济发达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在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上有更大的空间，使其在制度的创新历史与实践话语上处于强势地位，在制度竞争的时代话语中占据了高点，这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带来了巨大挑战。

在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体系中强调制度优越性，不能只停留在理论逻辑的话语上，而是要从历史与未来发展角度对经典话语进行时代转换。社会主义是不是在制度上优越于资本主义，这不仅仅来自于逻辑，更需要历史实践的验证。这一优越性不是先天或先验的，而是应该在现实世界上，两种制度通过实践来显现制度价值与特色，最终由历史来决定哪种制度更加优越。社会主义制度与经济建设话语也要适应时代要求，用新的话语形态表达和彰显社会主义的制度价值。

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还将长期共存。应该设想另一个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最终被取代，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持续下降导致自身无法维系，而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显现出更大的制度优越性从而使资本主义最终转向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共存意味着这个世界存在着两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竞争和社会实力的竞争，在宏观层面是经济总量与发展潜力的竞争，而内在则是社会创新的竞争。不能把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完全寄托在生产关系调整上，生产关系当然存在着是促进或限制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但是生产力发展也有其自身条件和规律。不管是劳动者，还是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尤其是工具、生产技术创新与组织管理创新等生产力发展要素都不是静止的现实存在，而是需要根据生产发展进行不断调整和创新。在社会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与定型的情况下，生产关系的调整虽然是存在的，但并不是经常性的或根本性的调整。而生产力发展即社会创新却需要不断发展，要转到以社会创新为内在动力的发展话语上来，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不再停留在理论逻辑上，而是回归实践层面上来。

（三）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创新两种话语未能充分融合

生产力发展这一概念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形成和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话语基础，但是，这种经典话语还是局限在经济总量增长即GDP增长速度上，未能深入研究和探讨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创新价值。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充分认识到科技与教育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光辉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论断。在生产力中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要素被强调，突出了科技地位和作用。当然这里所说的科技主要是指科技创新。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说明了科技的作用，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尤其是知识分子正了名，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与教育事业的发展。

不过，科技教育的作用要转化为推进现实社会的生产力进步与创新发展，还需要解决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科技教育工作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科技教育领域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有了较大提升，科技与人才培养成果不断涌现。但是，相当长时间里，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研发与管理创新激励机制未能有效建立，科学技术研究与社会生产缺乏有效衔接机制，出现了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现象。不以生产和社会发展需要为最终目的而进行的科学研究，不仅无法充分发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使得科学研究的投入无法得到良性回报，科技研发无法适应社会发展与国家竞争的需要。实践证明，社会创新的巨大发展需要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氛围与条件，要有鼓励和容纳创新的发展氛围，把创新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对创新个体和组织进行有效激励，使创新投入的智力与物力在创新应用后得到充分回报，保证创新积极性的持续。因此，衡量社会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准是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能否不断调整从而使创新得到持续发展，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

三、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时代话语价值

制度之争，根本是生产力竞争，而归根于社会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8]创新已成为生产力发展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的时代形态，要从制度优越性和不同制度竞争的高度认识创新话语的时代价值。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来自于对世界发展趋势和国内转型需要，也来自于对《资本论》关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创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当代，我们不仅要强调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明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论述的思想内涵，认清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还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创新思想的话语构建及其在社会传播中的重要意义。

1.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具有创新特征与实现机制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从获利角度加大创新投入反映了资本主义存在着一定的发展内在动力，《资本论》揭示了市场竞争主体进行创新投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资本主义国家在企业创新上也给予了大力保护和支持，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涌现社会创新并显示其所谓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与条件。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给予企业创新产权的保护和市场价值实现机制，还在创新税收优惠和研发投入上给予支持。这些都说明，在市场机制下，政府与企业在创新上的作用虽有不同，但都要充分发挥好各自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要促进创新成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同追求。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社会分配上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落实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价值通过市场得到更充分地实现、更广泛地应用和更深入地发展，促进市场竞争引导创新；

另一方面，要完善政府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推动创新的方式方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新技术的出现和运用带来的不仅是市场收益的扩张，往往还会引起社会生活和管理方式的变革，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和生产关系调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发展对于生产关系带来的是根本性影响。我们不仅要在资金投入和税收等政策优惠上帮助企业，还要从经济管理体制上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不断调整和改革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

2.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激发新时代人才与企业创新动力。人才与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创新的回报激励，只有让创新价值得到充分显现，使创新的价值回馈于其发现者和实施者，这种创新拥有了正向激励，创新才会持续不断。要承认技术、资本、管理和人才等资源在市场中通过竞争获得收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让各种资源充分发挥作用，促进创新价值的市场实现。科技尤其是技术性的需要主要来源于市场，而市场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那些可以产生巨大的可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发明和发现，必然是在市场的大量试错中探索与实现的。技术创新价值只能是来自于市场竞争。对于技术领域，事前可行性研究的结论性判断是不可能完全有效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在技术应用领域全面了解这种技术的应用价值及其可行性，这种研究往往在经过若干的试验和各种可能的技术手段尝试后才得到真正验证。未知性因素和解决方式的多样性使许多的研发具有相当的偶然性，而即便是具有一定规律性和可预见性的技术研发，也由于这些技术分布广泛而难以实现对其重要性的准确判断。这种试错式创新模式需要大量前期投入，企业需要通过市场投资并获得一定的利润回报，这正是企业和人才进行技术创新的价值所在。要促进人才创新力和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需要转变企业的发展理念和方向，由以产品数量和成本价格竞争转向以技术创新为主，推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使创新从政策和理论都可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

3.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还要加大创新知识產权的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创新价值的重要体现，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是对创新创造活动的价值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创新的充分尊重，保证创新劳动得到市场和社会的肯定。当前中国社会创新不缺乏资金和政策扶持，最重要的是要对创新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企业在发展中已经认识到创新对于市场竞争的意义和价值，也有增加创新投入的意愿，关键在于如何促进创新成果的回报为发现与发明者所占有。由于传统社会主义建设中对知识产权缺乏深入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缺乏有效地打击市场跟进者无成本地模仿技术创新，使创新价值无法从市场中得到充分回报，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知识产权保护是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现的关键环节，只有充分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才能使企业放手从事创新，也使更多人才的知识创新得到认可和价值实现。

总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方面要发挥好国家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加大国家对创新政策与资金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要发挥好创新主体——企业与个人的积极性，对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和价值实现给予有效保护，促进企业和个人更积极投入资金与智力资源，使知识成果转化为生产成果和市场成果，实现创新的良性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5.

［2］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77.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7.

［4］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8.

［5］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２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92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习近平谈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59.

责任编辑：武玲玲

From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to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On Promoting the Epochal Shift of Marx's Economic Discourse

Jia Houming1，2

（1.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Base of Jiangsu Provincial Research Center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Nanjing Jiangsu 210044，China；

2. Common prosperity Research Institute，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44，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inheritance，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thought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Das Kapital. The theory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s the ideological source of social innovation theory， Which provides the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discourse innov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establishes the main body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social innovation from the level of national strategy， which is an epochal shift of Marx's discourse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Das Kapital has its own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discourse expression in social innovation， but these ideas have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by Marxists.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thought， we should dig deeper into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of social innovation in Das Kapital， in order to reveal the ideological influence and discourse leadership of Marxist theory.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Xi Jinping's discourse on social innovation， so as to provide a more solid theoretical and discourse support for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Marx; economics discourse; discourse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