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宁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0.引言

在20 世纪的最后一年，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2013）翻译的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一经出版即成为当时文学界最为瞩目的作品，也揭开了新千年英语诗歌中译写风潮的序幕。时至今日，希尼翻译的《贝奥武甫》已经是诺顿英国文学选读中的必读之作，而诗人译诗更是新世纪英国诗歌发展至今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在21 世纪的前20年中，众多著名诗人以各种形式参与诗歌的译写，让当代英国诗歌中的译写成为自运动派诗歌以来，英国诗坛上最具广泛性的诗歌运动。诗人们的译写创作不仅让来自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诗歌作品进入当代诗歌读者的视阈，也让当代英国诗歌焕发出新的活力。

1.当代英国诗歌对西方古典诗歌的译写

在当代英国诗歌的译写中，对西方古典诗歌的译写是最为突出的表现。随着希尼的《贝奥武甫》译本广受欢迎，其译本对英格兰诗歌传统的挑战使得经典诗歌的译写成为不少英格兰诗人的选择。作为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在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面对希尼以北爱尔兰方言为特色的译本成为英国文学经典的当代表征，尤其是诗人那句“现在就让《贝奥武甫》成为来自爱尔兰的书”（Heaney 2002：414）的宣言，英格兰诗人即便向来民族情绪匮乏，也能感受到英帝国分崩离析后来自非英格兰地区的挑战。希尼以《贝奥武甫》的译本所打开的局面，使得当代爱尔兰文学的正名得到了评论界的认同。北爱尔兰诗人群体在新世纪的创作中，正渐渐将爱尔兰前面的“北”字淡化。

与北爱尔兰诗人群体相比，当代英格兰诗人是一个极为多元和松散的群体。伦敦与北部，群体与个人，都处于彼此相知，又相忘于江湖的状态。先后担任牛津大学诗歌教授的西蒙·阿米泰奇（Simon Armitage,1963-）和艾丽斯·奥斯瓦尔德（Alice Oswald,1966-）身世各异，诗才各殊，但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通过对古典诗歌作品的译写来彰显英格兰诗歌传统。来自英格兰北部的现任桂冠诗人阿米泰奇，以对古典诗歌的翻译为主，出版了英国文学的中古经典《高文爵士与绿骑士》《亚瑟王之死》和《珍珠》的现代英语新译本。现任牛津诗歌教授奥斯瓦尔德采用创新的方式来重写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出版后得到评论界的赞誉。从历史的久远和重要性而言，能够比肩并超越《贝奥武甫》的诗歌作品并不多，荷马史诗正是其中之一。在题为《纪念书》（Memorial）的诗集美国版副标题中，她明确说明这是《伊利亚特》的一个版本（version）。就诗集对荷马诗歌的呈现而言，“从字面意义上而言肯定不是翻译，但她重复了原作的关键活动和一些关键词语”（Minchin 2015：208）。

奥斯瓦尔德在对《伊利亚特》的译写中，与希尼翻译《贝奥武甫》时对民族色彩的追求不同，更为关注对这一经典作品的重新认识，力图以当代的价值观和艺术观将古典艺术融入当代英国诗歌的创作和发展之中。正如诗人在前言中所说的，她对原作予以大幅的删减，就语言而言，她强调虽然关注希腊文，但并没有将原文的词语转换到英语中，而是通过这些词语去发现荷马创作中的关注所在（Oswald 2012：x）。奥斯瓦尔德将长达几百页的荷马诗歌原作改写为81页的诗作，完全放弃了原作的故事主线，将书写的重点放在原作中小人物的命运上，突出对他们在战争中被杀戮的描写，是对原作所歌颂的英雄主义的扬弃，体现出现代人对个体的重视和关爱。诗歌的第一部分即是将原作中所有亡故的人名都按出场顺序列出，无分轻重。由此，这首流传千年的史诗由“阿喀琉斯的愤怒”成为对所有逝者的“纪念”。

奥斯瓦尔德对荷马诗作的当代化，还体现在她将现代生活的元素融入诗歌之中，弥合了现代读者由于原作的历史感而生发出的疏离感。在诗作接近结束的时候，她这样描写荷马原作中的主要人物之一赫克托尔（Hector）：“全身穿着盔甲站在门口／如同一个摩托没有熄火就匆忙跑进来的人”（ibid.：69）。在诗歌中，还出现了电梯门、车前灯等工业化之后的现代生活意象，并且出现了“青少年”（teenagers）等现代化的口语表达，这些现代生活的元素具有冷峻的幽默感，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可以让他们在阅读中有所停顿，而这也正是荷马运用的技巧之一（Minchin 2015：218）。

奥斯瓦尔德不仅通过现代化的元素来让荷马的艺术手法为当代读者所接受，还将现代意识融入到对荷马史诗艺术传统的承继中。正如评论家所指出的，虽然荷马史诗和《纪念书》都将对逝去英雄的哀悼呈现给诗歌当下的读者，但它们联结过去与现在的方式是不同的（Pache 2018：1）。奥斯瓦尔德诗歌的主题是世界变化中个体的命运。从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来看，在《纪念书》中，对逝去人物的反复吟唱段落成为诗歌的主体。这些吟唱的段落既是对《伊利亚特》所代表的古希腊口头文化传统的致敬，同时也突显出人物逝去的悲剧感和生活的无常。吟唱的段落具有丰富的抒情性，而这正是奥斯瓦尔德所擅长的。摒弃英雄主义思想，关注个体命运，将现代性元素融入古典故事，采用意象丰富、意味深长的重复抒情段落，奥斯瓦尔德不仅赋予《纪念书》这部经典译写当代性，同时也将古典诗歌传统融入到当代英国诗歌的创作中，让当代英国诗歌的主题和艺术更为丰富多样。

2.当代英国诗歌对20 世纪早期欧洲诗歌作品的译写

当代英国诗人不仅译写西方经典诗歌作品来丰富当代英国文学，还以对20 世纪早期欧洲诗歌作品的译写来探索当代语境中的民族文化。诗人们通过译写将欧洲文学元素融入当代英国诗歌的创作之中，促进当代英国诗歌的发展。译写20 世纪早期欧洲诗歌作品最突出的诗人是唐·帕特森（Don Paterson,1963-），他的两部诗集《眼睛》（The Eyes）和《奥尔弗斯》（Orpheus）都是20 世纪早期欧洲诗歌作品的译写。帕特森借由这两部译写的诗集，推动当代英国诗歌对欧洲诗歌传统的吸收和融合，并通过对译写本身的探索来反思文学的本质。

诗集《眼睛》是对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1875-1939）诗歌作品的译写。马查多的诗歌创作以朴素的书写来呈现抽象的主题，对20 世纪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帕特森对马查多的译写正是要将这一影响引入当代英国诗歌的创作之中。如同他在诗集里强调的，诗歌应与当下人们的生活相关，为人们的精神提供归宿（Paterson 1999：60）。在译写这部诗集的过程中，帕特森并没有对原作的内容做太多的改动，而是通过词语的变化和形式的微调来将马查多的诗歌当代化。这一点在译写诗集的同名诗歌《眼睛》（The Eyes）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眼睛》是马查多的著名作品之一，描述失去妻子的丈夫一直沉浸在哀伤中，将自己独自关在家中，与过去的回忆一起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年后他忽然想不起妻子眼睛的颜色，终于在春天离开家，在街头的橱窗中找寻到妻子的眼睛。从诗歌的内容来看，帕特森并没有做大的调整，而是通过增添词语来营造和突出诗歌蕴含的伤感氛围。原作描写失去妻子的丈夫将自己独自关在家中，诗人在家（house）前面增加了“空荡荡的”（empty）一词。原作描写丈夫守着妻子曾经照过的镜子，缅怀过往，诗人将镜子描写为“阳光照耀的大镜子”（ibid.: 9）。帕特森还将诗歌中原本模糊的时间和空间加以具体化，把原文中“春天的一日”改为“一个春日早晨”，增加了“仅仅走了10 码”等具体的数字（ibid.）。帕特森对诗歌原作的形式予以微调，将原文第一段的9 行诗改为12 行，相应每行的长度减少，形成较为整饬的韵律，同时三个段落的诗行也形成了层层递进的层次感，更加突出地展现出诗歌中的老人从开始的孤独悲伤，到中间的惶惑遗忘，直到最后走出家门后的追寻和释然。

作为诗人的帕特森通过译写对马查多的作品进行了诗意的重构，这样的诗歌译写比艾伦·特鲁布拉德（Alan Trueblood）的译本显得更具有诗意。不过，在《眼睛》这首作品中，特鲁布拉德朴素的用词似乎才符合马查多原作所要表达的情感，而帕特森增加的形容词和时间空间的具体化，反而与诗歌所要表达的复杂情感形成一种牵制，使得诗歌原作中浓烈的“爱与回忆”的力量有所淡化。洪·德·罗斯（Xon De Ros）认为，马查多的诗歌创作中抽象的呈现，以及时间性的特质，让他足以成为20 世纪诗歌艺术的中心，而帕特森则用习语的风格来将马查多的诗歌去经典化，让他成为我们同时代的诗人（De Ros 2015：237）。作为当代英国诗人的帕特森通过译写赋予了马查多的诗歌当代性，让他的诗歌作品成为当代英国诗歌发展可借鉴的资源。

如果说帕特森对马查多诗歌的译写是对20 世纪早期欧洲诗歌的当代化，那么对著名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诗歌的译写则体现出他对译写与诗歌创作本质的思考。诗集《奥尔弗斯》是对里尔克的作品《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Sonnets to Orpheus）的译写。正如诗集里的《双重境界》（Double Realm）这首作品所描写的，神话中的奥尔弗斯同时来自生与死，并不只属于其中之一，这正是帕特森对译写诗歌的认识，而他也将这一理念实践在这部诗集中。以诗集中广受好评的诗作《离开》（Leaving）为例，诗人在译写中重点表达原诗的主题和内在精神，几乎完全摆脱了原作的束缚。在整首诗歌中，除了“他来了又去”（He comes and goes）这句之外，帕特森在译写里尔克的诗歌原作时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他将诗歌开头的“不要建造纪念碑”（Rilke 2014）译写为“不要立起任何纪念他的石碑”（Paterson 2007：7），将“即使他的言语改换了此地此时”（Rilke 2014）译写为“所以即使他的声音改变了这时刻”（Paterson 2007：7）。这些都是与诗歌原文存在差异的地方，但帕特森在译写中准确地把握了奥尔弗斯“来了又去”“不断离开”的特征，描绘出他在歌声可以改变此刻的当下，却已经去到“没有人能追上他的地方”（ibid.）的一种既在又不在的状态。这种既在又不在的状态正是诗人力图在这部诗集中所探索的人类精神的归宿。正是由于这种与里尔克创作精神上的契合，使得《奥尔弗斯》的译写取得成功，获得了包括拜厄特（A.S.Byatt）、菲奥纳·桑普森（Fiona Sampson）等著名作家的好评。

在《奥尔弗斯》的后记中，帕特森专门用附录来阐释自己对诗歌译写的思考。帕特森用十四篇长短不一的注解（notes）来阐释自己对译写的思考，特别强调这部诗集是里尔克诗歌的一个版本（version），而不是翻译（translation）。在这一点上，他与奥斯瓦尔德的思想非常一致。在他看来，“翻译试图要忠实于原文的词语及词语间的关系，它的主要目标通常是形式风格的雅致”，而版本则是“试图独立成为诗歌作品”（ibid.: 73），尤其是对原文的“精神”要能够予以体现（ibid.: 81）。虽然帕特森的译写与里尔克的原作在表达上颇多差异，但他采用彼特拉克（Petrarch）式十四行诗的形式，从而在诗歌的基本形式上依然契合里尔克的原作。帕特森正是通过宏观的形式契合与微观的自我表达，来达到译作独立成为诗歌作品和体现原作“精神”的平衡。

对《奥尔弗斯》的译写显然让帕特森的十四行诗创作得以精进。在他后来发表的诗集《十四行诗四十首》（40 Sonnets）中，帕特森对十四行诗在21 世纪的可能性进行了全方位探索。在十四行这一固定的条件下，他采用了各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如每行只有一个苏格兰语的词，将诗歌分为7 段类似俳句的两行诗，完全由字母组成诗行，甚至还有超过十四行的长篇散文诗等不一而足。帕特森对十四行诗这一传统的诗歌形式予以拓展，赋予这一传统的诗歌形式新的可能性，被评论界称之为“帕特森式十四行诗”（Patersonnets）（Haughton 2014：47）。这是20 世纪后期以来评论界对创作十四行诗的诗人的最高认可，而这正来自帕特森译写里尔克诗歌的经验和思考。

以帕特森为代表的当代英国诗人，通过对20 世纪早期欧洲诗歌作品的译写来探索不同文化背景的诗歌经典的当代化，并对译写予以思考，提出译写诗歌作品作为独立文学作品的地位，同时还以此来吸收欧洲文学元素，赋予十四行诗这样的传统诗歌形式新的魅力，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当代英国诗歌样式和风格。

3.当代英国译写诗歌作品中的中国元素

进入21 世纪之后，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不断扩大。在当代英国诗歌的译写创作中，除了对西方经典诗歌作品和20 世纪早期欧洲诗歌的译写之外，对中国文化的关注成为英国诗人在译写诗歌中的突出元素。通过引入中国文化，当代英国诗人反思东西文化之间的共通与差异，并进而挑战英国主流文化和话语，书写英国当代民族文化，成为当代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重要构成。

诗人罗伯特·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1959-）在系列诗歌《回音室》（Echo Chamber）中，成功通过译写将中国元素融入当代英国诗歌之中。在创作这一系列译写诗歌之前，克劳福德已经展开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研究。他在自己的创意写作课上，让中国学生和苏格兰学生合作，探讨如何将中国古代诗歌翻译成苏格兰语。学生们一起研究中国诗歌的原文和英语翻译，再讨论如何将其翻译成苏格兰语，最终形成译本。克劳福德将自己的这一实践命名为“中国民族诗人：跨文化翻译艺术”（Chinese Makars:the art of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尝试通过跨文化的翻译过程，加深学生对诗歌创作本质的理解。

在《回音室》中，克劳福德将中国古代著名诗人李白、王维和薛涛的诗歌用苏格兰语译写，并同时提供英语的译写版本。他选择的诗歌包括了三位中国诗人的著名作品。李白和王维的诗歌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经典，是非常难以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其诗歌内涵的。薛涛的诗歌虽然用词浅显，但意象呈现精准，意义丰富，译写起来并不容易。克劳福德采取了灵活的译写策略，对这些诗歌作品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在力图从诗歌形式到内容都契合原诗意蕴的同时，展现出苏格兰诗歌独特的歌谣风格。对薛涛的三首诗歌，克劳福德采用苏格兰语三行短诗对应一行中文诗的创作手法，在用词、韵律和节奏上尽量贴近中文原文，读来朗朗上口，既是传神的翻译，又是诗人的二度创作，是成功译写的典范。其中《春望词》的译写尤为突出，薛涛的原作是：“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克劳福德的苏格兰语版本①则是：

花儿开花：

但没有爱人

赏花一起来。

花儿纷落：

但没有爱人

伤悼一起来。

我问

何时爱的渴望

让我们最痛苦——

当花儿开花，

还有

花儿纷落。（Crawford 2018：47）

克劳福德以简明直白的语言将薛涛诗中的哀婉表达出来。诗作的歌谣韵律契合原作的风格，又正是苏格兰诗歌传统的长处，两者的融合可谓是相得益彰。在译写李白的《静夜思》时，克劳福德则用两段四行诗来对应原作，也正与原作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的意境相一致。在克劳福德选择的三位诗人的作品中，王维的诗歌最为难译，克劳福德力图运用精当的词语，将《鹿柴》的意境用苏格兰语表达出来。虽然他的译写未能展现出原作蕴含的深意，但能将王维诗歌中的景物基本予以呈现，也体现出他对原作深切的理解。

克劳福德不仅对中国古典诗歌名作予以再度创作，还将这些中国经典诗歌与古希腊诗人的作品一一对应来呈现。他将李白、王维和薛涛的诗歌与萨福（Sappho）、西摩尼得（Simonides）的诗歌作品分为两首一组来对应译写。萨福和西摩尼得的诗歌多为残篇，与这几首中国古诗的韵致正相应和。每组诗歌虽然抒情方式和对象各不相同，但在诗歌的意境和抒情主体的情感抒发上却具有一致性，或相互映衬、或相互对比、或相互唱和。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两大文明的传统通过简短而蕴含深厚的诗句彼此联结起来，而苏格兰语的运用则赋予这些诗歌作品前所未有的独特风格。克劳福德对中国元素的运用与他对苏格兰民族文化的认识是一致的。他反对苏格兰传统中的民族本质论，而多种文化元素的引入则给予苏格兰这一民族身份更多的空间（McGuire 2007：316）。

克劳福德选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诗歌经典，以易于吟唱的诗歌形式加以呈现，既突显出苏格兰语言文化的传统力量，展现出苏格兰文化与世界古老文明的交流，同时也进一步让当代苏格兰文化融入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在展示苏格兰文化独立性的同时，体现出对西方之外的世界文化传统的吸收，从而真正让苏格兰民族文化得到世界的认可。诗歌的题目“回音室”在英文中有两种涵义：一是指形成回音的物理性空间；二是象征性的意义，指人们在所处的空间中只接触到与自己一致的观念，从而强化了其思想观念，不去考虑任何其他可能性。克劳福德成功地通过两种不同文化诗歌的应和，以及苏格兰语与英语之间的张力，提出文化与语言多样性的问题，向当代英国乃至世界由英语主导的文化提出了挑战，彰显了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建构中的重要性。

4.结语

当代英国诗歌在新世纪的发展中，译写诗歌的创作成为突出的特色之一。从奥斯瓦尔德对西方经典的改写，到帕特森对20 世纪欧洲诗歌名作的重译，以及克劳福德对东西方古典诗作的苏格兰语再创作，一方面将西方经典诗歌、20 世纪欧洲诗歌和中国元素融入当代英国诗歌的创作图景之中，另一方面，也将当代英国诗歌经典化、国际化和民族化的议题呈现在读者和评论界面前。随着20 世纪90 年代当代英国诗歌发展高潮期的结束，当代英国诗歌需要在原有的诗歌传统之外寻求新的发展路径，通过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诗歌的译写，诗人们丰富了创作的主题和艺术手法，使得当代英国诗歌的创作通过与经典、世界和民族文化的对话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影响。

注释：

①此处参考了克劳福德在同页上提供的英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