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嫣

湖州镜，从较小的范畴来说，是指镜背标有湖州铸镜名号的铜镜。关于湖州镜的发展脉络，学界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始于北宋，止于清。南宋时期，得益于政治中心南移和北方大量民众的南迁，湖州地区手工业开始迅猛发展，其铸镜业也迎来了繁盛期。湖州镜摈弃了繁复的纹饰，更加注重实用性。宋代湖州镜以素面镜为主，素面无纹饰成为湖州镜的标识之一。由于受到当时“铜荒”的影响，湖州镜在铸造过程中降低铜、锡比例，增添了锌，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提高了铜镜的耐磨和防蚀性，镜面光泽也更显青亮。用低锡合金铸镜，无法铸出精致的图纹，使铜镜的艺术价值降低，所以从艺术品角度看，宋镜不如汉唐镜，这也是宋镜被后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生产成本降低和产能提高也带来了好处，铜镜不再是贵族阶层赏玩的器物，变为实用工具在百姓之间流传。

湖州镜在平民墓葬中出土已是常事，20世纪50年代各地的考古工作中经常出土湖州镜，以浙江、四川较多，江苏、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也有发现，在北方发现较少，陕西、内蒙古、北京有零星出土。出土的湖州镜中，“石家镜”占多数。除石姓外，湖州还有李家、徐家、蒋家、石道人等铸造铜镜。元代因朝代时间较短，湖州镜发展脉络并不十分清晰，大体上承袭了两宋时期的镜制。明代开始，湖州镜迎来了“回光返照”，在铜镜彻底消亡前有过短暂的辉煌。此时，石家镜已难觅踪迹，取而代之的是湖州“薛家镜”。薛家在很长的时间里，以饼式镜体和饼式印钮为主要形制，生产了一大批素面镜。后因玻璃镜的冲击，湖州镜乃至铜镜逐渐消亡，不复存在。

馆藏宋明时期湖州镜

宋代湖州镜

嘉兴博物馆藏宋代湖州镜共计8面，形制上以菱花形和葵花形为主。

卢星先生在《湖州铜镜的造物观》中认为：“六出菱花和八出菱花形制基本流行于两宋时期，其中六出要比八出晚一点，多数在南宋时期，而七出菱花则传承至明代时期。”七出菱花形，即镜的轮廓是等分七瓣菱花，目前所见七出菱花形的湖州镜数量极少，嘉兴博物馆藏湖州徐家双鱼纹菱花铜镜即是其一。直径18厘米，厚0.3厘米，钮银锭形，钮上方双线长方框内有“湖州徐家”四字铭。方框两头上为荷叶纹，下为莲花纹。钮两侧各一鱼纹，两鱼首尾相向追逐。

葵花形铜镜始见于唐代，唐宋时期极为流行，镜钮多为小圆钮，葵瓣呈圆弧形或中部略向内凹，花瓣有六瓣和八瓣之分。现留存于世的湖州镜以葵花形为主。

嘉兴博物馆藏葵花形湖州镜共7枚，按照花瓣数量，分为六瓣、八瓣、十瓣三小类，其中六瓣葵花形2枚、八瓣葵花形4枚、十瓣葵花形1枚。这7枚铜镜，除湖州石家念二叔葵花有柄铜镜无镜钮外，其余均有镜钮。此外，这7枚铜镜上均有一单线长方形框，中部用直线分隔为二，其内均有铭文，铭文具体内容见表格《嘉兴博物馆藏宋代葵花形湖州镜》。

明代湖州镜

嘉兴博物馆藏明代湖州镜以薛家镜为主，共有4枚，均为圆形。其中3枚为圆钮素面无纹镜，钮上均有铭文，分别为“湖州薛敬浜造”“薛仰峰造”“湖州薛仰溪造”。另外1枚是湖州薛茂松造带柄铜镜，圆形带柄，镜中间有一双线长方形框，其内有铭文，为“质烂而清、光皎而洁、惟我子孙、永保清白”。柄上有一单线长方形框，内有铭文“湖州薛茂松造”。

从馆藏铜镜看宋明时期湖州镜的特征

形制

嘉兴博物馆藏宋明时期的湖州镜共12枚，数量不多，但涵盖了两个朝代较具代表性的湖州镜。两宋时期以湖州石家镜为主要代表，明代以湖州薛家镜为代表。

两宋时期的湖州镜形制较为多样，其中花形居多，花形分为菱花形和葵花形。葵花形是湖州镜中最流行的形制，其数量几乎占现存湖州镜总数的一半，如嘉兴博物馆藏的8枚两宋时期湖州镜中，葵花形的就有7枚。

明代湖州镜以圆形为主，多数形制规整厚重。明末，湖州鏡呈现两极分化，随着被钦定为朝廷贡品，一方面作为贡品，明代湖州镜出现仿汉唐镜的样式，图案华美，纹饰复杂；另一方面，普通百姓使用的铜镜大多还是素面镜。从尺寸上看，素面镜较宋代缩小，厚度仍维持在0.2—0.3厘米。由于禁铜令的缘故，宋代较唐代减少用铜的比例。何堂坤先生在《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一书中指出：“湖州镜在铸造过程中减少铜、锡掺和比例，增添了金属锌，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提高了铜镜的耐磨和防蚀性。”明代，湖州镜继续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产能，仍以实用性为主。

镜钮

铜镜的镜钮是用来固定铜镜的，大多在中间位置开孔，有柄铜镜则不需要镜钮。镜钮的形制在不同的朝代有所不同，是铜镜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两宋时期的镜钮以圆钮、半圆钮、小圆钮、平顶式小圆钮为主。嘉兴博物馆藏的两宋时期湖州镜大多为小圆钮。苏强先生在《明代铜镜概述》中指出：“明代镜钮形式多样，除常见的圆形钮、桥形钮外，平顶圆柱形钮和银锭形钮也十分流行。平顶圆柱形钮是明代出现的一种新形制，上面常有铸镜工匠或作坊的戳记。”嘉兴博物馆藏明代湖州镜均为平顶圆柱形钮，上面均有铸镜工匠戳记。从镜钮的形式看，明较宋时有着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平顶圆柱形钮上戳记的出现，带有强烈的明代印记。

铭文内容

纪名号框又称牌记或戳记，内部通常铸有工匠或店铺名称，是湖州镜的典型特征。宋代作坊类铭文后常冠以“照子”，据元代蒋祁《陶纪略》记载，宋代因避宋太祖祖父赵敬的名讳，将“镜”字改为“照”或“鉴”，故称铜镜为“照子”或“铜鉴”。嘉兴博物馆藏的石家镜上铭文就有“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湖州真石念二叔照子铺”“湖州真石家练铜无比照子”等，反映出当时湖州镜业竞争较为激烈。从“真石家”“练铜无比”等描述上可以看出，石家镜在当时是一个品牌，仿冒他的铜镜较多，因此在铭文上刻录“真石家”“真正石家”等以示正统。

据苏强先生在《明代铜镜概述》中总结，明代铜镜“铭文种类繁多，远超前代。既有纪年、记事类，也有吉语、诗文类；既有作坊、人名类，也有修道、供养类等等。从字体上看，有楷书、草书、篆书、魏碑、行书”。嘉兴博物馆藏明代湖州镜铭文主要包括吉语类和工匠人名类两种。吉语类是湖州薛茂松造带柄铜镜上的铭文，“质烂而清、光皎而洁、惟我子孙、永保清白”，用篆书刻在铜镜中间。另一类工匠人名类铭文，多是将工匠姓名直接铸在铜镜上，有的也省略名而仅铸工匠姓，这种铭文后面多缀以“造”“制”等字，如“湖州薛茂松造”“湖州薛敬浜造”“薛仰峰造”“湖州薛仰溪造”等。

学术界公认宋代是中国古代铜镜由盛至衰的转折点，湖州镜重实用而轻纹饰的特点使得其在铜镜史中并不受到重视。事实上，湖州镜在宋、明、清时期皆有小的发展高峰。虽然因受玻璃镜的冲击，湖州镜乃至铜镜在清代均逐渐消亡，不复存在，但是我们仍然能从现存的铜镜中窥探其时代特征及背后的历史内涵。

（作者为嘉兴博物馆公共服务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