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浙昆

我和李恒老师的最后一次争论发生在2022年的11月，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古地中海的定义和概念。李恒老师几乎天天都去办公室，而我退休后，偶尔也会去一下昆明植物研究所。

那天中午，我和李老师合作培养的学生纪运恒博士得知我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就邀请我、李恒老师、李嵘博士和几位学生一起在研究所的食堂共进午餐。席间大家一直在讨论学术问题，不知不觉中话题就转到了关于“古地中海分布式样上来”。在植物地理学的研究中，经常会提到一类沿古地中海的分布模型。我国横断山区和西南干热河谷中，有一些类群和今天分布在地中海的类群形态特征和生态环境都极为相似，结合地质学的证据，植物地理学家就提出了这些类群在地质时期，是沿着古地中海分布的假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栎属的高山栎组植物。高山栎组植物广泛分布在横断山和喜马拉雅地区，是这一地区森林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类群。高山栎组植物和现代地中海广泛分布的硬叶栎如Quercus ilex、Q.suber和Q.coccifera形态特征和系统位置都非常相似。谈话中李恒老师说：“吴征镒先生关于古地中海的定义和概念是不对的，古地中海是几亿年前的古海洋，那个时候被子植物还没出现，因而也就没有古地中海分布之说。”我说：“李老师，植物学和地质学中关于古地中海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植物学语境中的古地中海，等同于地质学术语新特提斯洋，并非地质上称的‘古特提斯洋。”接着我又说：“吴福元院士最近在一篇综述文章中，专门论述了特提斯洋的概念、起源、范围和演变。”李老师说：“那篇文章我看过，我办公室关于古地中海的文献有一大堆呢。”这个时候服务员送上了饭菜，打断了我们的争论。午餐过后李老师意犹未尽，还要延续餐前的“争论”，考虑到李老师年事已高，我们停止了争论，劝李老师去午休。

想不到这次“争论”，竟然成了我和李恒老师最后的诀别。此后一个月，李老师感染了新冠，虽经多方积极的救治，最终未能挺过，与世长辞，享年94岁。

李恒老师的一生，是献身科学的一生。她于1956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从事翻译工作，1962年调入昆明植物研究所后转文从理，在而立之年从零开始学习和研究植物学分类学和植物区系地理学。在60年的植物学研究生涯中，李老师留下230余篇论文和5部专著。李老师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重楼属（Paris）的系统演化与分类学问题，摸清了全球重楼属植物的种类，提出了一个世界性的重楼属分类系统。通过深入细致的野外考察和标本研究，厘清了中国天南星科（Araceae）植物的物种多样性，结合物种的地理分布，提出天南星科植物起源于热带亚洲、喜马拉雅—横断山是天南星属（Arisaema）的分化中心等学术见解。她还率先对云南及其邻近区域高原湖泊的植被与水生植物多样性开展全方位调查，对滇池、洱海等高原湖泊的生态恢复与环境治理提出了富有成效的建设性意见。记得1995年我在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学校的一位分类学家得知我来自昆明植物研究所时，马上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他翻译李恒老师关于天南星科植物的研究論著，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李恒老师早已蜚声海外。由于在天南星科植物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李恒老师2013获得了国际天南星学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H.W. Schott奖。

除了上述卓越的学术成就，李老师让我更为钦佩的，是她献身科学的精神。1990年吴征镒先生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的研究”启动，其中第二课题是“关键薄弱地区植物区系的调查”，独龙江就是一个植物区系研究的薄弱地区。独龙江之所以被认为是薄弱地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独龙江还不通公路，需要从贡山徒步3天才能翻越高黎贡山进入独龙江，在独龙江峡谷开展工作也只能靠徒步或骑马，交通限制使独龙江的植物区系调查相对薄弱，越冬考察更是空白。项目启动时，李恒老师已经61岁，她不顾年迈体弱主动请缨，担起了独龙江植物越冬考察的重任。在为期8个月的独龙江越冬考察中，李老师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顺利完成了考察任务。回到昆明后，在家人的坚持下，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有3根肋骨骨折，这是几天前从独龙江返回贡山途中从马背滑落导致的摔伤。通过独龙江的考察，李恒老师全面阐释了独龙江流域植物区系的性质、来源、演化及在中国植物区系区划中的位置。开创性地提出“板块位移的生物效应”的学术观点，对云南植物区系中的“生态地理对角线”的形成机制和原因提出了独到的假说。

我参加西藏墨脱的越冬考察，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李恒老师独龙江越冬考察的影响和激励。当更为艰苦和困难的西藏墨脱越冬考察招兵买马的时候，我战胜了自己的犹豫和徘徊，加入了墨脱植物越冬考察的队伍。在墨脱考察期间，当我们遇到困难、产生畏难情绪的时候，我们会马上想到李恒老师，常常用李恒老师的事迹来鞭策自己。在墨脱我们常说：“李恒老师能做到的，我们一定也要做到。”

李恒老师“护犊子”、关心后学、提携后学在昆明植物研究所是出了名的。许多学生都得到过李恒老师无私的帮助和指导，以至于我在李老师过世后，才搞清楚李老师名下的学生仅有三位，其他只能算“记名弟子”。我跟随吴征镒先生攻读博士期间，吴先生工作十分繁忙，很多时候我不好意思去打扰吴先生，学术上只要遇到问题，就会去向李老师请教，思想上的困惑也常常向她倾诉。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去英国进行了一年的联合培养，回国后得知同期同学德铢和建强都已经通过了答辩，心里十分着急，甚至有几分慌张。李老师知道后，给我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你去英国虽然推迟了答辩，但是做出好的论文就是最大补偿。”听了李老师的话，我稳定了情绪，专心致志地完成了博士论文，随后论文被评为科学院的优秀博士论文。云南大学的李庆军教授也是李老师的忘年交，她得知李庆军教授患癌症后，心里非常着急，多次打电话鼓励庆军战胜病魔。庆军病危期间，李老师几次想去医院看望，最终由于疫情等原因未能如愿。2022年12月17日，李老师已经感染新冠病毒了，当她得知庆军的遗体捐献仪式将于12月27日举行时，还特意打电话交代纪运恒博士，让务必替她向李庆军老师敬献一个花圈。

1993年我加入了九三学社。加入九三学社前，我对九三学社的性质和章程尚缺乏深入的理解，我是看到李恒等几位让我十分敬重的老师都是九三学社社员时，才坚定了加入九三学社的想法。加入九三学社后，也是李恒老师用言行帮助我加深了对九三学社的了解。从李恒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践行“民主与科学”的一生，她获得“九三楷模”的称号是实至名归。

李恒老师退休后并没有停止研究工作，她几乎每天雷打不动地去办公室工作，她的许多重要工作都是在退休后做出的。2020年她和李嵘博士合作出版了题为《高黎贡山植物资源与区系地理》的专著，这部150万字、1258页的专著，倾注了李老师30多年的心血。期间，她和研究团队先后在高黎贡山地区开展了20余次野外考察，采集了4万余份标本，又对来自高黎贡山的馆藏标本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整理，经过数十年艰苦努力，才有了这部兀兀穷年的精心之作。这部专著出版的时候，李恒老师已年逾九旬。

李老师时常关注着学科研究的前沿，对我们研究工作进展了如指掌，她甚至读过我写的博文。2022年初我受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生会邀请在KIB讲坛做一个报告，组织方请李恒老师向与会的研究生介绍我的工作，李老师的介绍非常准确。文章开头提及的我和李老师的争论，是一个涉及地学和生物学的问题，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李老师是对的。无论是哪个学科，概念、定义和术语统一后，才便于讨论问题，开展合作和交流。如果不是长期保持看文献的习惯，李老师是不可能在这个话题上和我展开争论的。

李老师深受同事、职工和研究生们的爱戴。她骨灰安葬的那天，还是新冠疫情肆虐的期间，几百位同事、同行和学生冒着感染的风险，自发到公墓送李老师最后一程就是最好的证明。

李恒老师虽已离世，但她却永远活在了我们心中。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

责任编辑：马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