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我们，何以成为今天的我们？追根溯源，是因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

文物，是文明的载体，是历史的见证。“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蜀地织锦护臂，承载的是丝绸之路上数千年的民族交融；传世名画《步辇图》，记录的是汉藏自古一家亲的民族情谊；明永乐青花海水纹香炉，彰显的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磅礴气势……这一件件散布在中华大地上的瑰宝，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绵延于岁月长河，串联起中国自古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历史记忆，更为世人讲述着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处世之道—亲仁善邻、协和万邦。

交融 千年织锦， 见证开放梦想

向往远方，是人类内心深处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

汉朝，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朝代。玉门关以西的新疆和中亚等地区被称作“西域”。对于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来说，打通河西走廊，前往更为辽阔的西域，是他们长久的梦想。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公元前13 8年，西汉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的使命，率领使团从长安出发，两次踏上出使西域的行程，凿空万里，开拓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这不仅极大地开阔了中原人民的视野，同时也让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传播到了当时的西域各国，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往来的序幕。

1995年10月，昆仑山下，中日联合考古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处汉墓中有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1号墓地8号墓中的男性贵族周身穿戴华贵的服饰，其右臂旁一枚色彩绚丽的织锦护臂格外引人注目。护臂质地为蜀锦，即汉代最高级的五重平纹经锦，每平方厘米中有经线2 20根、纬线4 8根，采用经线提花的织造方法制作，以蓝、绿、红、黄、白五色经线对应五大行星，织出星纹、云纹、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祥瑞纹样。在织锦的彩色纹样间，8个篆体汉字错落有致，跃然而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 长18.5cm 宽12.5cm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云冈石窟昙曜五窟 供图/视觉中国

这是迄今为止在新疆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二字。丝之纤细、线之密集，代表着当时我国乃至世界上丝绸织造工艺的顶极水平。“五星”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在古代，“五星聚合”被认为是最吉利的天象。这件诞生于汉代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被誉为２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用一针一线彰显出中华民族古老的信仰与智慧——

“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从千百年前起，中华民族对宇宙星空的探索就从未停止。两千多年前，昆仑山下有一条尼雅河，孕育出神秘富庶的精绝古国，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也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必经之地。这件由蜀锦匠人专门为汉朝皇家织造的护臂，应当是中原王朝对精绝古国的馈赠，被东汉后期一位精絕国王当作守护神物带进了坟墓。根据史料文献记载，“五星聚合”的天象在汉代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刘邦建立汉朝时，另一次就是赵充国将军平定西羌时。时间退回到公元前61年，年逾七旬的汉代大将赵充国督师前往西陲，迎击羌人的进犯。这位谙熟边情、通晓羌事的老将采取“分而治之，屯田久战，和平戍边”的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顺利平定了羌乱，使西羌族人诚心归附，维护了边疆稳定，促进了民族团结，最终让汉宣帝诏书中“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吉瑞天象成为历史事实。

绚烂的色彩、繁复的工艺、神奇的纹饰、激扬的文字、祥瑞的意蕴，“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将我国古代天文、地理、军事、织造、美术、书法等多方面的历史文化积淀融为一体，浓缩成千丝万缕，细密编织成这一掌见方的护臂，闪烁着文明的光泽，逾千年而益新，更饱含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它出现在远离中原数千公里的尼雅遗址，不仅证实了汉王朝治理建设西域绿洲城郭的辉煌成就，也见证了千百年前丝绸之路上民族团结交融的繁荣历史，更昭示着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伟大传递。

“五星会聚，辉耀东方；万民归心，家国一统”，这是千百年前中国人的美好期盼，也是今天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交响 恢宏石窟， 演绎文明互鉴

古往今来，凡地域的辉煌和发展，无一不与道路息息相关。

丝路漫漫，驼铃悠悠。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无数使臣、将士、商贾、僧侣从这条绵延千里、横亘中西的通道上走过，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这个舞台上进行着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的交流、碰撞和融合。

丝绸，像强劲的东风出塞远行；与此同时，佛教则像温润的西风，拂过中原大地。

山西大同，取“天下大同”之意，古称“平城”，是古代中原通往西北边塞的门户，也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它曾作为北魏政权的都城存在了长达97年之久。在此期间，拓跋鲜卑一族完成了对北方山河的统一，建立了北魏，民族交流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融合的繁荣阶段。云冈石窟便是北魏王朝集国家力量、调用全国各地技艺高超的艺术家与工匠，倾心打造的一座艺术丰碑。

作为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第一次由一个民族用一个朝代的时间雕作而成的具有皇家风范的佛教艺术宝库，云冈石窟以规模宏大、题材多样、雕刻精美、内涵丰富而驰名中外。它犹如一部刻在山崖岩石上的史书，镌刻着北魏时期融汇东西、贯通南北的民族化进程，无声地记录了公元5世纪中国与亚洲各国友好往来、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璀璨历史。

其中，昙曜五窟作为开凿时间最早、气魄最为宏大的窟群，是北魏石窟艺术中鮮卑族精神的代表，也是西域造像艺术东传中国后的典型。在造像上，昙曜五窟的佛像体形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浑厚劲健的造像风格，给人以顶天立地、旷世无双的感受。这些造像身着半袒右肩或通肩式袈裟，袈裟质料厚重、纹路凸起、线条紧密，结合了印度秣菟罗、犍陀罗艺术风格，浸透着北魏早期雕刻艺术的干练气质，也体现出中原传统的审美特征以及拓跋鲜卑民族的精神面貌。

昙曜之后，开凿仍在继续。从公元465年到494年，云冈石窟迎来开窟造像的兴盛时期。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描绘的就是云冈石窟。这一时期以五华洞为代表，由于营造于北魏民族变革、文化更新的时代，石窟造像汉风渐浓，其窟形、布局及题材、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化、民族化特色。古印度建筑的雄浑壮阔、古希腊建筑的精巧柔美、汉式建筑的富丽堂皇，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雕刻艺术将多元文化的荟萃融合表现得淋漓尽致。

昙曜五窟中的大佛 供图＼视觉中国

云冈石窟第12窟 供图/视觉中国

走进云冈石窟第12窟音乐窟，仿佛走进了一部辉煌的世界音乐史。中原传统乐舞、鲜卑族乐舞、西域乐舞、西凉乐舞及高丽乐舞争奇斗艳，气韵奔放；齐鼓、排箫、琵琶、横笛、琴、五弦、筚篥、箜篌、腰鼓、义嘴笛、法螺等数十种乐器齐聚一堂，欢奏齐鸣，犹如一曲气势恢宏的交响乐，融合了中国南北方、西域以及中亚的音乐精华，演绎着各民族友好交流的和谐乐章。

这华丽动听的交响乐穿越历史的烟云，在岁月变迁中萦绕不绝，将遥远时代里人类文明交往的故事娓娓道来：1600多年的沧桑，25 4个窟龛18000余平方米雕刻的恢宏，59000余座造像的智慧……蕴涵着一种文明勇于与其他文明互鉴的博大胸怀，也凝结着一个民族兼容并蓄的文化追求。

交流 传世名画， 彰显敦亲睦邻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开放包容的胸怀，自信积极地同域外民族展开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开创了与邻为善、和睦敦亲的美好盛景。

历经289年的壮阔历史，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唐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包容姿态，创造出光辉璀璨的文化成就，让中国成为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民族团结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阎立本的传世名画《步辇图》就是汉藏友好往来的记录与见证。

步辇图（画心） 绢本设色 全卷38.5cm×129.6cm 唐 阎立本 故宫博物院藏

展开《步辇图》，一幅吐蕃使臣觐见唐太宗的场景生动跃然于纸上：画面右侧，一顶华盖伞，两把屏风扇，面目俊朗、神情庄重的唐太宗身穿黄色便装，头戴黑色幞头，端坐于步辇之上，威严自若。在其身旁，9名宫女或手抬步辇，或手执掌扇，或扛举华盖，仪态万方，缓缓簇拥着太宗前行；画面左侧，三人恭恭敬敬地候迎唐太宗的到来。站在最前方的引见官员身穿红袍，手执笏板，身体微向前倾，仿佛正在郑重禀报。在他身后之人体形瘦小，身着当时西域流行的联珠纹袍，腰系玉佩香囊，拱手肃立，神情敬畏，此人正是吐蕃派来求亲的使者禄东赞。旁边还有一个身着白袍的唐朝官员，其双手捧立，应为翻译官。

全卷设色典雅沉净，线条流畅圆劲，构图错落、富有变化。画家运用了红、黑、绿、白等重彩进行晕染，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呼应，映衬出一派祥和、喜庆的气氛。觐见三人微微仰望的神情和唐太宗略略俯视的目光交融，构成一幅节奏鲜明、和谐统一的完美画卷。

仔细观察，唐太宗的威严、禄东赞的虔敬、引见官员的沉着、宫女的恭谨以及翻译官的紧张都被形象地展现出来。人物表情、姿态生动传神，人物靴筒及衣饰立体感十足，不同民族和身份都表现得真实得体，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从画面传递的气氛中，我们能感受到吐蕃使臣在通婚上的诚意，也看到唐太宗允诺时的庄重。

历史的瞬间，凝固在阎立本的笔墨中，有了一番清晰的模样：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对大唐有着深厚的仰慕之情，派遣名相禄东赞作为使臣来长安拜见唐太宗李世民，希望通过和亲的方式，加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以示两族永结同心。

唐王朝的繁荣强大、唐太宗的开放包容，以及松赞干布的英明才干，缔结和发展了唐蕃交好的亲密情谊。公元641年，一支浩荡的和亲队伍从长安出发，向吐蕃进发。文成公主在唐送亲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的伴随下，到达唐朝下属的吐谷浑。

出嫁的文成公主热爱西藏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为那里带去了中原的大批丝织品以及诗文、农书、史书、医典、历法等众多文化成果，深受百姓爱戴。在她的影响下，中原地区汉族的碾磨、纺织、陶器、造纸、酿酒等工艺陆续传到吐蕃，对吐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增进了大唐和吐蕃之间的友好交流，促进了汉藏的融合与繁荣。

步辇图（局部）

翻顶机械人 通高91cm 底座宽5cm、厚39cm 19世纪 法国制造

掐丝珐琅人形双耳长方形盖炉 清康熙 故宫博物院藏炉的整体艺术风格为中国特色，而抬炉双人却是阿拉伯人形象

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步辇图》的珍贵不仅在于巨大的艺术价值，更在于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它是最早反映汉藏民族团结和睦的历史画卷，是汉藏两族亲密友谊的古老见证，更彰显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睦邻友好的文化传统。

交汇 古韵青花， 诉说海纳百川

向海而生，是一种探索的勇气。自先秦始，我们的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开辟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汉唐以降，随着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航海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展开了更加广阔的对话。

1998年，一家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发现了一艘唐代沉船—“黑石号”。据考证，这是一艘往来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商船，于大唐宝历年间从中国出发，驶向波斯湾。不幸的是，当船只航行到赤道附近时，撞上了巨大的黑礁石，当即沉没，从此在海底沉寂了1100多年。

“黑石号”被考古学家称为20世纪末最重要、年代最久远的深海考古发现之一，是9世纪上半叶中国与东南亚、中东地区开展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证。沉船上满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出水了陶瓷器、金银器、铜器、铁器、钱币、玻璃器、各类香料以及生活用具等大量文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其中，3件完好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尤为引人注目，这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青花瓷器。

3件青花瓷盘造型基本一致，青花发色纯正，棕榈叶组成的纹饰奔放热烈，具有典型的中亚风格，据考证此为河南巩县窑出品。这3件精美的青花瓷盘，将青花料（氧化钴）在中国瓷器上成熟应用的时间整整向前推移了400年。透过它们，我们看到了青花瓷百转千回、沉淀千年的绝代芳华。

“ 素坯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 ”青花瓷是以含氧化钴的钴矿为颜料，在素洁的坯体上描绘纹饰，再涂上透明釉，经高温（1300 ℃以上）还原焰一次烧成的釉下彩瓷器。因钴料在高温烧成后呈蓝色，故称为“青花”。

青花海水纹香炉明永乐 高55.5cm 口径37.3cm 足距38cm 故宫博物院藏

青花仕女花卉紋折沿花口盆 清 高6.7cm 口径28cm 足径13.6cm 故宫博物院藏

魏晋隋唐时期，巩县窑的工匠率先以白胎为底、青花作纹，创造出最早的青花瓷；元代，青花瓷在景德镇发展成熟，白底纯粹，青花翠滴，素净典雅，开辟了彩瓷新时代；到了明代，青花瓷成为主流瓷器品类，至永乐、宣德时期达到顶峰，胎釉精细，造型多样，纹饰优美；清代时，匠人在青花瓷传统制造技术上不断革新，创造出色彩更为绚烂丰富的“五彩青花”。

作为独具中华特色的文化符号，青花瓷在对外贸易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世界借由瓷器认识中国，中国也在此种交流中从其他文明那里汲取了诸多精华。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交往从来就不是单向的。

从永乐三年（1405年）起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朝外交家郑和率领船队，扬起和平的风帆，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得海上贸易再次繁荣起来。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特产远销海外，同时来自异国的香料、宝石、植物也进口到中国。这其中就包括烧造青花瓷所用、产自古代波斯地区的青料“苏麻离青”。

这件明永乐青花海水纹香炉形体硕大，青花色泽浓艳，晕散明显，凝结的黑斑密布于纹饰中，所用颜料正是苏麻离青。能够烧造如此有气魄、纹饰精美的瓷器，足见当时景德镇窑工高超的制瓷技艺。这件文物器形由鼎演变而来，绘于其上的海水纹饰兴起于明代，由翻转的海浪与山形组成，一面面向草原，遥望陆上丝绸之路；一面面向河海，遥望海上丝绸之路，两者组合为“江山”之意，诉说着江山永固的伟大理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此炉被赋予了山水相依、守望相助的全新的时代内涵。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亘古及今，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对和平、和睦、和谐理念的传承与追求，流淌在民族血脉中，植根于家国万代的文化基因里，也蕴含在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中。“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岁月奔涌，文物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