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依照文学地理学的观点，近年来，作家赵德发的创作重心开始从土地走向海洋，长篇纪实文学《黄海传》无疑是这一创作谱系的有机延伸。文章在深入探讨该书思想内容、结构布局及文学表征的基础上，从西汉的“海陆丝绸之路”到当代的“一带一路”，集中探讨了《黄海传》里以浓墨重彩之笔书写的中华民族与邻邦外国共享海洋惠利的友好交流史，以及在去“人类中心主义”这一生态文学观照下对人与海洋和谐共处、永续共存的美好展望。

关键词：《黄海传》 文学表征 中外友好交流史 人类共同体 生态主义文学观

这部以黄海为传主的特殊传记对作家赵德发而言一直应是一个萦绕在心头的创作诱惑。早在1992年来到日照第一海水养殖总场挂职时，作家就开始考察黄海，三十多年来对于黄海的理性认识和切身体验日益加深，其创作重心也从土地走向海洋，近年来写的长篇小说《人类世》《经山海》都是与海洋有关的故事，纪实文学《黄海传》无疑是这一创作谱系的有机展延，是作家赵德发先生三十多年来浸润于黄海的结晶之作。用作家在《后记》中自己的话来说：他像沿袭古法的老盐工那样，怀抱满腔热情、不惧烟熏火燎，日复一日地煮“海”为“盐”，终于这一个个煮出来的盐粒子最后形成了《黄海传》这样一部篇幅达三十万方块字的长篇纪实文学。

一、《黄海传》的传记内容与文学表征

基于自然、社会环境的复合的影响，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在其长期的孕育、发展中，塑成了若干不同序列的地域文化，对此，在学界，有的将其划分成所谓黄河流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珠江流域文化区、辽河流域文化区。也有的将其分为所谓中原文化、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这部《黄海传》则在立足黄海沿岸的文明板块基础上，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将摹写的触角大大地扩展到了几乎全部华夏文明，其辐射的视阈更是远涉一衣带水的朝鲜、韩国、日本、东南亚和以海洋汇通天下的整个世界。

具体而言，《黄海传》共分“亘古沧溟”“蓝海帆影”“风云激荡”“巨变种种”四章和作为尾声的“望洋兴叹”。第一章从三十年前的“我”对父亲有关“浩瀚大水哪里来”的问题思考切入，讲述了海洋形成的地质学背景，黄海沿岸的“洪州”“胶州”“石河县”作为最后一次海侵结果的文化萌芽及其变迁，黄海的命名由来以及记载种种沿海生物的《海错图》与《记海错》等。第二章分别讲述了秦皇汉武的海上仙药幻梦；以箕子、徐福们为首领远渡日本、朝鲜的华夏移民及其后裔回国祭祖的重要外交事件；晋、唐、宋、元时期中国与印度、日本、朝鲜各国的宗教交流、友好往来；中、朝、日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生在黄海海域上波诡云谲的浴血鏖战、绚丽多姿的文化传说以及海运、海盐、海禁等历史史实。第三章主要写自鸦片战争以降，晚清落后的海防没能抵挡住外国殖民者的坚船利炮，中国怎样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一步步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屈辱历程，以及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富强而进行的一次次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伟大革命、救亡活动。第四章主要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中国海军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军威浩荡”、海上捕捞、海洋“放牧”、海上绿电、远洋运输等等的长足发展以及针对海洋污染、过度开发造成的当代问题进行的有关海洋伦理的沉思和对未来智慧海洋的展望。最后在“尾声”中，作者面对上下几十亿年，纵横40万平方公里的这片被叫做“黄海”的海，发出了“愿黄海永远是一片和平之海、和谐之海、丰饶之海、美丽之海！”a的诚挚祝愿。

《黄海传》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地理书籍或泛泛而论的某种旅游指南，而是以黄海为载体，杂糅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经济民俗与环境生态多个维度粽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诚如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的，三十年下去，对大海愈加亲近的作家，一直都在努力认知黄海、研究黄海，试图弄清黄海的内涵与外延。为此他听人们讲海上故事，随渔民出海捕捞；深入了解海洋的历史，深刻感受海洋在新时代的律动……正基于此，赵德发这部特殊的传记，写出了万古澎湃的亘久黄海自身的博大精深。在他的笔下，流过寥廓空间、悠古岁月的黄海不仅负载着显赫王朝的更迭、繁华都市的兴衰，更见证了华夏儿女在古往今来创建、书写的辉煌文化和民族史诗。更进一步，踞于全球史的格局，从昔日联结欧亚生存圈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今天汇通全球的一带一路，从海洋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黄海传》高屋建瓴地写出了黄海这片特殊海域对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寓言。

翻开《黄海传》，透过书中学者式的丰富知识，读者自然不难窥测到作家那爬梳海量资料，钩沉黄海历史的辛苦面影。于一般学术作品的思想性、科学性表征而外，笔者以为，该著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其处处彰显着自身不同于一般传记作品的独特文学才情。譬如在传记第一章的“亘古沧溟”开头，作家对“浩瀚大水哪里来”这一淡乎寡味的学术问题，并不是像一般学术著作那样或是作抽象的概念推理，或是简单给出几组具体的统计数字，而是采用了种种迂回委婉的文學手法进行“破题”——先是以三十年前父子两代地瓜秧对大海充满陌生化的趣味对白进行引入，继而以西晋文学家张华在《博物志》中讲的“客星犯牵牛宿”的典故进一步进行延宕，最后还意犹未尽地借用大诗人李白那句“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天才想象进行隔断，这层层渲染的曲道说禅手法将原本枯燥的地理知识描述得绘声绘色、文采焕然。卡西尔在讨论艺术的形象化对于科学认知的作用时这样说过：“科学的概念解释并不排斥艺术的直观解释……在形式中见出实在与从原因中认识实在是同样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任务。”。b在《黄海传》中，这种尽量以色彩、图画代替数据、概念，刻意淡化传记的人名、表格和种种文献痕迹的形象化艺术直观描写手法贯穿始终，在具体的行文进程中，作家使用的各种形象化手法层出不穷，时而采撷古人涉笔成趣的杂说史论（如《东坡志林》“海屋添筹”的典故）、时而选取极富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如有关胶州、日照城的沧桑之变）、时而运用中华民族特有的宗教神话（如救助海难的妈祖、法力无边的龙王、滴泪成珠的鲛人）。而在《黄海传》第四章的“巨变种种”中，面对“日照海洋美学馆”展厅里的一双又长又重、通身幽黑，被汗水与海水浸泡了多年的大橹，深有感触的作家更是直接写出了一首幽思深远、意蕴丰赡的现代咏物长诗：“一双大橹，躺在海洋美学馆的角落/身下，是一条比它还要短的舢板/舴艋舟，载不动李清照的愁/小舢板，载不动大橹的过往/它曾是水手延展的胳膊/是大船长出的翅膀/劈波斩浪，欸乃声声/追逐大洋中的鱼群/造访海岸线上的商埠/抬头仰望/见桅杆高耸，帆篷如云/日月星辰，交相辉映/它频频洒下/激动的水滴与泪滴/每当顺风顺水/大橹到甲板上歇息/听船老大眉飞色舞讲航海奇遇/听水手们扯开嗓门唱‘满江红/它把故事与旋律深深刻进木纹……”综之，形象化的艺术手法使得《黄海传》的写作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炉，生动活泼、雅俗共赏。

在叙事和语言方面，《黄海传》也彰显了文学性传记的若干特点。

在叙事学中，根据叙述者与所叙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一般将叙述者划分为同叙述者和异叙述者两大类型。同叙述者叙述自己的故事，异叙述者则叙述他者的故事。在《黄海传》一书中，作家选择的叙述立足点显然是异叙述者的站位。这种叙述位置让作家在叙述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就《黄海传》的叙述范围而言，这种异叙述者观察点的选择，可以使作家在掌握黄海所涉各类事件的全部线索、所涉各类人物的行止际遇基础上，凌驾于传主之上，以纵贯历史，古今结合的气势，对写作对象作大开大合的详尽全面的解说。我们不妨随便以《黄海传》第一章“亘古沧溟”的“黄海之名何时得”中的这段引文为例：“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金兵大举南侵，宋东京留守杜充异想天开，企图用黄河水阻挡金兵铁蹄，派人在今天的河南滑县西南将河堤挖开。结果没淹死一个金兵，却将江淮一带变成汪洋，老百姓流离失所，死了20多万。黄河夺淮，强势东流，此后它那尾巴虽然有过多次摆动，但基本固定在开封、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淮阴一线，在今天的江苏滨海县入海。1855年8月1日（清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北岸铜瓦厢决口，先向西北，后转东北，夺山东大清河河道入渤海。1938年，为阻止日军西侵郑州，蒋介石效仿杜充，下令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致使黄河又从淮河入海，一时间洪水漫流，灾民遍野。直到1947年堵复花园口，黄河才回归北道，自山东垦利县入海。”这段描写，从1128年金宋大战时杜充派兵挖开黄河河堤人为造成的黄河夺淮改道说起，以穿越时空的腾挪变化之笔，写出了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统治者为了自身安危不顾苍生民瘼的共同嘴脸，构成了一幅幅类似鲁迅杂文笔下对这些历史罪人留此存照的群丑图！蕴含于其中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让读者慨叹不已！

在语言方面，作家赵德发在《黄海传》里使用了不少轻松俏皮的口语、方言，譬如“黄河之所以叫黄河，是因为河水的颜色。它本来是从青藏高原淌下来的一道清流，流经黄土高原，便‘黄袍加身”、“有一些脊椎动物觉得陆地上不好混，又回到海中，但仍然保留用肺呼吸、给幼崽喂奶等习惯，成为海洋哺乳动物”、“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还是相信方士道、黄老道。有一位来自齐地的方士公孙卿特别能忽悠，讲了黄帝如何升天成仙”、“日军的膏药旗插遍黄海西岸之后，这些地方的中国人并没有俯首甘作亡国奴”、“此后，“大和民族”的优越感爆棚，军国主义走上了快车道，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将要来了”……这些别具一格、流畅新颖的幽默笔触极富感染力，读来让人口齿生香，释卷难忘。

二、《黄海传》中以浓墨重彩之笔书写的

中外交流史

海洋是生命之源，人类是经由海洋中诞生的原始生命进化而来。自古至今，海洋不断地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物质基础。在汉字中，“海”字固化了“水是人类之母”的深刻寓意，它分别由水、人、母三部分构成。代表了几千年来华夏文明的海洋观。华夏文明也是世界上最早走向海洋的文明之一。被誉为“中华第一舟”的跨湖桥独木舟，与“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易经》记载互为印证，从实验考古学的角度，验证了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航海文明就已经肇始。根据《汉书·地理志》《岛夷志略校释》的文献所录，在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遣使者出海，远访范围达到黄支等国。到了公元前后一、二世纪间，中国已经开辟了通往世界的通道，发展成为当时欧亚文明友好交流的国际中心。汉朝统治者建立“丝绸之路”的海洋经略不仅在古代中国堪称壮举，其重大意义也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继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9世纪70年代首提“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后不久，法国汉学家沙畹接踵论断的“海上丝绸之路”范畴也被学界广泛接受。汉代以降，一直到唐宋元明初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对象在不断增加，新的海上交流航线也在不停地被开拓，郑和七下西洋在揭开了世界大航海序幕的同时，也使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达到鼎盛。但到了明后期至清朝晚期，本就一直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这个古老东方大国又因为战争、国防等原因开始屡屡实行海禁，最后，长期的闭关锁国让中华文明白白错过了历史机遇，终于被世界海洋发展的大潮流冲向边缘。

打开《黄海传》，不难发现，中华民族以海为载体与海外友邦进行互惠交流是其中最為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华民族与海上各国进行友好交流、共享海洋惠利的形式灵活多样。在“东渡移民”一节，作家详细地追溯了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历经先秦、汉唐以降各代从山东半岛乃至中原一带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渡海移民到了朝鲜和日本。早期的移民东渡，比较著名的有箕子赴朝和徐福渡日，都可谓是中外交往史上意义深远的划时代重大事件，他们分别将周代、秦代的先进文化传给了朝鲜、日本先民，对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箕子到朝鲜以后，主要的政绩有三：一是教民以耕作。运用商代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开荒种植，对朝鲜半岛早期的经济发展起了开拓性作用。二是教人民以礼仪。他将商代书籍、文字、礼乐制度、阴阳五行、风俗习惯等也带到了朝鲜。三是教民崇尚法治。古朝鲜国成为当时文化程度较高、讲礼仪重法制的文明国家。同样，徐福渡日，因为带去了古代中国的“百工之事”，如汉字、中草药和水稻种植等许多文化和科学技术。直接促成了日本一代“弥生文化”的诞生。除了“海上移民”的人口输出促进邻邦朝鲜、日本的发展进步以外，《黄海传》还描述了朝鲜、日本两国使者前往中国学习佛法和先进文化的“求法取经”这一友好交流形式，“求法取经”造成了汉传佛教的东扩和东北亚汉文化圈的形成，其意义同样不容小觑。

如果说“东渡移民”“求法取经”还专注于东北亚范围的地缘国际交往而言，那么，从“海上丝路”这一节开始，到该书全部第三章“风云激荡”、第四章“巨变种种”以及作为尾声的“望洋兴叹”的巨大篇幅则将写作的视阈大大地提升到了一个从远古、中古到近代、当代四大阶段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形式演变的全球史认识高度！

迥异于汤因比、布罗代尔的文明史观和兰克宣扬的民族国家史观，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全球史在学理上摒弃了以“西方中心论”为代表的各种本土中心论，被视为具有真正意义的“世界史”。在其倡导使用的长时段、大空间的考察视角下，在对不同历史阶段跨地域、跨文明的人类交往活动如何影响历史进程的考察中，全球史认为人类文明已经经过了三个不同阶段的共同体形式：早在远古的人类文明兴起之时（约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欧亚大陆各文明就已经初具了人类共同体的雏形（远古人类共同体）。到了中古，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5世纪，以中国为主要开拓者和贡献者的陆、海“丝绸之路”塑成了更加庞大的欧亚交流网络（中古人类共同体）。这以后，美洲新大陆于15—18世纪也接踵被纳入这一文明互动圈。彼时的欧洲虽然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后开始兴起，但中国仍踞于这一网络的中心位置。到了近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远航技术的进步，原本在中古人类共同体的欧亚交流网络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的欧洲，凭借其在“丝绸之路”中积累的“后发优势”，积聚量变，完成从“黑暗中世纪”到资本主义时代的转变。一个由欧洲主导的全球性的海洋交流网络逐渐取代了过去的欧亚大陆网络，人类共同体的形式也随之进入第三个阶段：近代人类共同体。这用经济史学者弗兰克的话来说，就是“美洲白银帮助欧洲人搭上了亚洲经济发展的列车，最初只是一个三等车厢，到了19世纪才在车头找到了一席之地”。c

在全球史视阈下的中古人类共同体和近代人类共同体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共同体形式。

中古共同体——即是以中国为枢纽和辐射中心的海陆“丝绸之路”通过互惠贸易联结着的各国之间是个多方共赢的网络。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通过陆、海丝路流通于欧亚世界。朝鲜、日本、中亚、西亚和东南亚各国的丰富物产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这一共同体促进了古代诸文明的交流联系，是连接各贸易国的友谊纽带。相较于以“丝绸之路”为纽带建立的中古人类共同体这一以各文明为中心的横向联系网络（在这一网络中，各地区、各文明之间互通有无，地位平等），近代人类共同体则是一个以欧洲为塔尖的垂直世界体系（以西方国家为中心、亚非拉地区为外围的这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中心生产工业制成品，外围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外围依附于中心）。这一共同体的建立的基础不是互惠贸易、平等交流，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列强对世界海洋交通线的争夺和世界性的殖民大擴张基础上的。1890—1905年美国人马汉出版的《1660—1783年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793—1812年制海权对法国革命及法兰西帝国的影响》《制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海权论三部曲可谓对志在用强大舰队，通过战争手段达到称霸海洋的战略目标的列强嘴脸的最好写照。《海权论》适应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海洋扩张潮流，掀起了英、德、法、日等国海军的造舰狂澜，推进了西方以海军征服世界的历史，在《黄海传》中，作家以晚清以来的中国被列强瓜分为切片，透析了这段欧美日列强血腥的弱肉强食、争霸海洋的历史：“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新航线逐渐开辟，一些西方人贪得无厌，杀气腾腾，横行海上，争当霸主。十九世纪，他们盯上了遥远的中国。1841年，冒黑烟的火轮船初次经过成山头，西方列强开始挺进黄海，气势汹汹，锐不可当。1874年，成山头矗立起一座灯塔，由英国人把持的大清海关出资建造。成山头海域雾多，灯塔旁边又多了一只大雾笛，每隔两分钟自动鸣笛一次，可以传出30海里。这让当地渔民受益，也为更多的外国船只提供了方便。大清政府建起的北洋水师也能沾光，但仅仅过了七年便全军覆没。那一场极其惨烈的黄海大战，就发生在成山头东北方向，老百姓听说后悲伤不已，在始皇庙内设立邓公祠挥泪祭奠。有海无权，有海无防，中国人洒向黄海的血泪与日俱增。”

时至今日，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海洋本身就是维持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聚宝盆”。人类的海洋争夺也由是转向对海洋本体的主权争夺和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竞争。在此背景下，昔日开拓出“丝绸之路”的中国以史为鉴、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利用“一带一路”积极构建更高水平的“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体现了中国的博大胸怀和世界担当。针对这些崭新的当代人类共同体的概念内涵，作家在《黄海传》的尾声中热情地这样阐释道：与“封闭”“野蛮”相对的海洋文明，应该是人类认识到海洋对于世界的密切联结，在坚决反对西方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的同时，世界各国应当努力传承海洋文明的“文化基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让“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

三、《黄海传》中去“人类中心主义”的

生态文学观

《黄海传》体现了作家在创作这部海洋传记时所秉承的生态主义文学观。

在生态危机的特定背景下催生的生态主义文学，以生态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为鲜明表征，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时至今日一直还是一股势头强劲的世界性文学创作潮流，“由于现代社会人对自然的主宰意识与无度的掠夺行为已经造成了环境恶化，因而生态文学在生态思想的指导下致力于揭示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观念意识、实践行为、社会形态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全面进行反思”。d这种以尊重自然为本位的生态主义文学追求，深刻表现在其对人类中心主义哲学批判基础上实现“物我同一”“物我统一”的审美理想。

作为太平洋西部最大的边缘海，黄海给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注入了强有力的动力。 在古代，历朝历代广兴“渔盐之利”，为东方璀璨的中华农业文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给养。此外，海洋漕运也为南粮北运做出过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无论是海上航运业、海洋捕捞业、海水养殖业、海上绿电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黄海为新中国提供着越来越多的生存资料和发展空间。

然而，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海海域出现了两大海洋生态困境的表征：一是由于过度的捕捞造成了海洋鱼类的大量减产。在《黄海传》第四章的“捕捞升级”中我们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沿海渔民置办了新的船具，意欲展身手、发大财，却发现了一个让他们吃惊的现象：船多了，鱼少了。海边人过去讲一句老话：‘舀不干的海水，捕不完的鱼，这话不能再讲了……我抬头向海的深处望去。那里，是一条又一条渔船，机器轰响。我想，有这样的阵势，大鱼怎能游到海边？远海中即便还有大鱼，也经不起这梳篦一样的捕捞啊！”二是在《黄海传》第四章的“污净之变”一节中作家痛陈的：因为农药、石油、工业、生活污水和塑料垃圾的污染，导致了海水的富营养化继而造成了绿潮、赤潮、金潮等广泛的海洋公害现象。

事实上，《黄海传》里反映的海洋危机，早已经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了。2004年，在以“海洋存亡，匹夫有责”为主题的第33个世界环境日，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就提出了几组足以警示世人的数据：“海洋面积占地球总面积的70%，地球上90%以上的生物生活在海洋中。由于大量使用化肥等原因导致输入海洋中氮浓度的增加，不少近海海域水质富营养化趋势明显，并已在全球形成了150处小至1平方公里大到70万平方公里的无氧‘死亡区域，同时，赤潮大面积泛滥，鱼类即使没有被毒死，也集聚超量的有害物质，最后转嫁给人类。全球70%以上的海洋鱼类已遭到过度捕捞，不少鱼类已经灭绝。每年，多达100万只海鸟、10万只海洋哺乳动物和数不清的鱼类因误食塑料垃圾而死亡。红树林、珊瑚礁等海洋生物的重要栖息地也不断遭到人类的破坏。目前，全球35亿人口主要依靠海洋获取食物，而这一数字在20年后可能会翻一番。”e。在《海洋的末日：全球海洋危机亲历记》一书中，科林·伍达德以黑海这一古希腊史诗中阿尔戈英雄历险的“富饶之海”因为湿地破坏、废弃物污染、捕捞过度、油料渗漏等人为破坏而一变成为今日的“死亡之海”的骇人事实，预言了未来全球74个大型海洋生态系统难逃劫难的末日图景。而如果人们继续不加警醒，一任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崩溃，那么，占地球表面70%的蓝色海洋的末日也就是整个人类栖居的这个星球的末日。

本来，海洋作为独立的生态系统，与人类处于同等的生态位置，但在西方，历来都有以固有的功利主义、经济主义观念来衡量海洋价值的传统，可以好不隐讳地断言：今日的世界性海洋生态困境与西方一直奉行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密切相关。

18世纪向来被奉为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大解放的启蒙时代，百岁老人浮士德运用种种作为启蒙果实的科技知识围海造田——为其同胞——人类服务的定格画面往往被视为人类用智谋驯服了海洋这样一个巨大自然体的伟力象征而被反复歌颂，这正是对西方由来已久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聚光一照。且让我们爬梳一下人类中心主义思维范式整体谱系的生成、发展及其特点。

在古希腊，关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原本类同于古代中国“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自然万物为与”的重神、重和谐的天人合一观。但是，自西哲普罗塔戈拉首次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论断后，古希腊的这种有机的、辩证统一的“泛神主义”自然观就开始被解构从而步入瓦溃，与天神宙斯、冥王哈迪斯鼎足而三的海神“波塞冬”的光环也由此被祛魅。到了中世纪，在古希腊“同形同性”的神人关系走向了上帝创造人类和万物的一神论神学进一步把人类中心论建立在了托勒密地球中心说的础石之上，这种流行欧洲一千多年的地心说认为：居于“九重天”重重包裹的地球居于全宇宙的中心，岿然不动，人受命于上帝耶和华的托付来征服和统治地球。进入近代，随着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的进步，人们更是把昔日神秘有灵的自然视为可以依赖理性的武器进行识别、解剖、组合的类似蒸汽机、发电机那样有规则的机器。更有甚者，一些人本主义者进而提出为了人类的利益可以任意地“给大自然上刑”的激进主张。至此，“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了又一种宗教——对人的盲目信仰的宗教”。f这种建立在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西方文化观“断然割开二者之间的联系，视自然界为奴隶和掠夺对象，坚信人理所当然地就是自然界的主人，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g而征服、改造自然的法器就是被浮士德们深深迷醉与迷信的人的“純粹理智的产物”——科学和技术。在这种科技使人无所不能、无所不控思维范式的影响下，人类先是对陆地生态系统进行可谓“负债”累累的破坏，现如今，这种自私又自负的人类中心主义阴霾已经从陆地继而进一步移袭、笼罩海洋，在“一个由巨大的技术实力和极度的人类需求所支配着的时代”，h把人类的利益摆在首位的这一人类中心主义，完全忽略和无视海洋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仅仅把海洋当做一个纯粹的资源供应库，把人与海洋的关系单方规定为利用者与被利用者的关系、索取破坏者与供应牺牲者的关系。这正是造成海洋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罪魁祸首”。随着海洋开发利用的愈加深入，海洋污染、海洋过度捕捞、生物多样性破坏、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危及全球的海洋环境问题愈加凸显，作为人类生存发展最后的边疆，i人类倘若继续奉人类中心主义为圭臬，继续无休止地、功利性地利用海洋，那么，最终将在葬送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将整个人类的文明作为陪葬。

回望古老中国，也许薪传了几千年的“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更能为我们提供解决当下海洋危机的生存智慧。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在自然界与人类、自然环境的平衡与自我身心的平衡、自然理性与道德理性之间达成的一种有机统一的理想境界。它强调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之间的相类相通、不可割裂，二者有必要也完全可以达到和谐统一。人类应该视自然界的万物为自己的朋友，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调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而不应该违背自然规律，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人与自然界是由人类社会自身和自然生态环境构成的开放的、循环的有机系统，这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人与海洋彼此从属于生态系统的两个不同空间，然而却又相互重叠交织，是人类的社会活动构建了人与海洋的依存关系，伴随着能量、生物的交换。生命始于海洋也依托于海洋，与作为地球上一个物种的人类相比，覆盖地球近3/4表面积的海洋对于地球的重要性更大。海洋作为滋养人类的血脉之流，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对这一重要系统的肆意破坏在一定时段上是很难恢复的。作为有意识的生态群体，人类应该承担起对整个大自然的责任，尊重海洋，站在更高的海洋伦理层面思考问题，自觉调节、改善与海洋的关系。利奥波德在概括土地伦理的涵义时曾经这样讲过：“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误的。”j同样，海洋伦理也是如此，只有尊重海洋生态群落的完整性与复杂性，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完好无损，摒弃功利主义的经济价值模式，从更高层次的伦理观念来引导人与海洋关系的改善，才能实现人类文明与海洋共同体的和谐永续。也正是站在这一维度上，作者在《望洋兴叹》中发出的祝愿才能化为我们共识与行动的共同心声：“要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让越来越多的人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让大家懂得，必须持续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人们要对海洋在态度上越来越敬重，行为上越来越自律。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

余 论

从某种意义上，赵德发的纪实文学《黄海传》可以视为现今文坛方兴未艾的文学地理学提倡的“地理叙事”的典范文本。所谓“地理叙事”，是指作家运用艺术手段在叙事文本中通过自然山水、地域人文等地理空间建构故事情节、抒发思想主题的文学创作。事实上，文学与地理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在人与自然联系最为紧密的人类文明初期，自然地理空间的书写在神话、史诗等体裁中均占有很大的比重。 但随着人类文明进入工业社会后，城市化的过程日益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自然空间因为不再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而在地理叙事中的比例和作用越来越低。二十世纪中叶以降，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以“地理叙事”见长的生态文学逐渐成为创作的热点之一。在我国也随之涌现出了一批比较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这其中，2001年集中出版的以《黄河传》《长江传》《珠江传》《淮河传》等为代表的“大江大河传记丛书”就可资例证。与上述作品相比，作家赵德发的《黄海传》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坛以大海为传主的第一部海洋生态文学。它以开阔的知识视野、细腻的文学笔触，铺叙了黄海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为读者勾勒出一幅融民族、政治、历史、地理、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外交、环境等多元质素有机统一的多声部立体画卷。

注释：

a赵德发：《黄海传》，山东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351頁。以下引文皆出自该版本，不再另注。

b［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泽，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c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d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e王敬中：《今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海洋存亡匹夫有责》，新华网http：//news.21cn.com/domestic/yaowen/2004/06/04/1594425.shtml.

f赵白生：《生态主义：人文主义的终结？》，《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gi姬志海：《在狂欢与戏谑的背后——〈一亿六〉“天人合一”的精神旨归》，《朔方》2010年第4期。

h［美］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j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页。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