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慰祖

《中国古代封泥全集》（下称《全集》）编纂的主旨与本书的框架，具体如下：

编纂的学术目标

中国古代封泥是在世界古代同类文化遗物中具有鲜明独特性和无可比拟的社会制度史价值的一个类型。我觉得今天编这部《全集》，第一，必须有条件通过它来反映中国封泥时代的全貌。所以，我们把辑录封泥的时段由战国中期延伸到南宋。唐宋遗物虽然是封泥时代的余绪，功能也与秦汉有所不同，但可以反映中国古代社会使用封泥的起点和走向，这个情况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编集《古封泥集成》的格局是一致的，但近三十多年来各地发现了大量的封泥，特别是数量十分可观的秦封泥和东汉、魏晋封泥的出土，大为丰富了今天我们见到各个时代的封泥， 《全集》的体系就相应的更为充实。

第二，努力使《全集》成为今后一个较长期内后续研究和艺术鉴赏完备的基本资料库。这两个目标都要求将现存的国内、国外出土或者收藏的资料汇集起来，包括新中国七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资料，也包括个人的大宗收藏。从符合艺术欣赏、借鉴的要求出发，我们从原始资料的收集开始，竭尽最大努力寻求封泥文字的原拓与形态照片的原图。据我的了解，《全集》收入的官、私印封泥品类（不是指封泥个数），应在目前已发现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项工作中，很多朋友以及五十九个收藏、考古单位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甚至是通常情况下难以获得的帮助，相当一部分图片资料允准本书首先公开。所以，当《全集》终于问世的时候，作为几年中穷搜冥索，求助于四面八方朋友的我来说，特别地心怀感恩。

第三，作为当代条件下的资料总集，应当具体清晰地呈现中国古代封泥文字、形态演变的过程，以及包含其中的印制、官制、郡县沿革的真实状况，为史料的适用性和科学性提供基本的保证，改变长期以来封泥著录缺乏断代意识与实践的状况。《全集》设定要对遗存封泥作出具体的断代和分类。我们近三十年来从封泥文字风格演变和形态分型研究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具体的断代标准，这样本书首次实现综合性封泥整理工作形成两个序列呈现：（1）时代序列，即分地域编排战国封泥以及秦、西汉、新莽、东汉、晋、南朝、唐、南宋封泥断代立卷；（2）类别序列，即官名、爵号、私印、图形印、宗教印、佉卢文印封泥分别编列。官、私印及宗教印封泥下再予细分不同之属。但由于本书的某些体例尚属初创，未必至于完善，但我认为须要先做起来。

第四，致力于基本信息的完整性，为延伸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收入《全集》的封泥图片是一万九千多张，除了传统图谱所呈现的拓本以外，我们尽可能地获得封泥的形态照片。马衡先生当年编集《封泥存真》的体例具有前瞻性，后来我们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封泥的形态不仅是断代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的分型分式就是循此而获得的，而且对于研究古代简牍与认识封泥使用方式及其演变规律也有很大的价值。除此以外，收入的封泥都标注释文、出土地（或传出土地）、原著录、收藏者等信息，以满足资料基本信息的利用和来源可溯的要求。

第五，在集辑、整理二百年来发现的封泥资料的同时，十分必要对学术史作一回顾。出版社的最初规划是汇集我本人几十年来有关封泥研究的系列文论作为《全集》的研究卷。但是，我认为百年封泥研究是几代学人筚路蓝缕、前后相承的历史，所以应当在当前对各方面研究者所作出的学术成果作一个汇编。因此，我们从百余年来大量的研究文章中选取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论文，这些论文学术指向具体、多元，主要涵盖的研究方向是：

秦汉郡县制度、秦汉官制、官印制度、秦汉宫苑寝陵、宗教印封泥、封泥与简牍封检、封泥辨伪、断代及断代方法、封泥文字演变、封泥X光探测等研究构成了四册共百万字的《研究编》。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封泥研究不断拓展、逐步深化的历史脉络和学术面貌。本书的代序也对近几十年来各方面的研究概况进行了梳理和论述，可以说本书形成的格局，大约接近了我们最初的目标。

《全集》的资料整合与学术框架

封泥的来源与整理

我们调查、统计所知中国古代封泥的发现地点，以简图表示。（图一）

目前为止，发现的封泥主要分布于西至新疆尼雅遗址，东至朝鲜半岛汉乐浪郡遗址，南及越南中部这样个范围。涉及的大陆省区为二十三个。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将境外收藏的封泥也纳入进来。如汉乐浪郡遗址出土封泥收藏于韩国国立博物館、日本东京大学、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陈介祺旧藏的封泥也为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越南中部出土的我们订为南朝的『黄神使者章』等。这些境外出土收藏的封泥汇辑入本书，具有特殊的意义。

封泥遗存的出土包含了两种情况，一是遗址发现，多为当地民众所获，占了绝大部分，我提出的『封泥群』主要是指这一种情况。另一种是墓葬发掘出土，这两种出土状况的科学价值是不同的。我们整理了历年发掘出土的记录制作成《近百年来考古出土封泥简表》，可以从中了解各地考古发现封泥的概况。

收入本书的封泥，来源和类别在这里也用图表来说明。（图二）

这个数量是从初期汇集的近十五万张封泥图片中筛选出来的，剔除了重复、同文同范和过于残碎而失去研究价值的部分，保留同文异范。在这个范围内，再遴选文字较完整的并优先采用考古发掘品。同一时代的同文异范封泥存在文字的微妙变化，反映官印存在前后更铸的现象，这对于考察文字、印制的演进是有意义的。

筛选工作还包括剔除伪品。晚清封泥出土后，伪造封泥的现象随之出现。《封泥考略》收入陈介祺旧藏『庐都司马』『新城令印』『胶东太守章』等等，经鉴定都是伪品（图三、图四、图五）。其后的一些流传较广的谱录以及部分收藏单位，也存在廁入伪品的情况。在此次整理中，对所收封泥都再次一一进行了鉴别，以保证资料的纯洁性。

《全集》计辑入不同品目的官印封泥五千七百四十一件，包含了战国至唐代各级官署、官职及封爵名三千九百一十五种，州郡县乡亭等地名一千三百四十二个，秦汉宫、苑、园、禁寝、池、圈名一百三十七个；私印封泥部分为二千一百八十八件，包涵了战国至晋时期的遗存。

除了考古发掘品外，近几十年中多处遗址出土了大批封泥，但失去科学考古记录。《全集》收入时，对于经过追踪调查和文字形态比较可明确出土地点的流传品，标注为『传某地』。我认为将多年查访所知的信息先行固定下来，还是有必要的。来自晚清民国时期谱录中的一部分，目前已难以确知其具体出土地，则注为『不详』。

《全集》的学术框架

（1）关于本书的编次与分类

《全集》所收封泥以时代为经，以官、私为纬。吴式芬、陈介祺的《封泥考略》，开创了以职官体系与地方郡县体系联系官印封泥资料的体例。我认为这个体例的学术意图在于以封泥文字补正汉代官制与行政地理的体系，而这正是秦汉封泥最主要的价值。《全集》图版部分的编排参照了《封泥考略》的模式。由于目前所获得的封泥，品类大为溢出《封泥考略》所收的范围，在时代属性上有较大的前后延伸，封泥中所见大量不同层面而又未见史籍记载的官名，需要落实到秦汉三公列卿为主干的中央职官体系中去，王国官印封泥也是同理。而由于本书的断代体例，对秦、西汉、新莽、东汉不同时期的官制结构变动和郡县沿革，所收入的封泥都需要一一具体细化并与之对应。这是一个十分深入的不同时期官制、行政地理研究的过程。目前本书中所录封泥的大部分职官和地方行政地名都相应地参照《汉书》和《后汉书》的《表》《志》《传》为主作出编排，一部分史籍失载的职官、地名又经过考订归入相近的部类。秦的官制、行政地理没有系统的直接记载，以汉《表》《志》为基础编排，失载的郡、县暂置于相临郡县之末，这个推考的过程比较复杂。这样，本书在完成集辑现存的绝大部分官印封泥的同时，初步建立起一个由现存封泥复原的秦、西汉、新莽、东汉各朝代中央职官体系和地方州郡（王国）县（侯国）职官及政区地理体系。根据目前所收封泥资料，《全集》汇辑了《封泥所见官名简表》《封泥所见地名简表》以供检索。

需要特别指出，以目前的文献条件和研究水平作出的秦汉职官、地理体系复原，有些还待进一步校订、修正。随着研究的推进，对一些失载于史籍的官、地名，其定位还会带来一些动态变化，有些或将长久地迟滞于『暂置』状态。另一方面，对这本工具书的一般使用来说，过于琐细的分类目录未必具有便利的效率；而对于从事这一方向研究的读者来说，了解本书编排的内在脉络并无困难。因此《全集》采用了主体目次，将所收封泥的细目另附《索引》以供查检。

（2）关于残缺封泥的取舍与复原

一部分残损、缺失部分文字，但据官制、地理资料可推知完整印文的，《全集》作出补释，如『外之禁』『平禁丞』『夷印』（图六、图七、图八）；残缺严重但隐含有价值的，甚至唯一的官名、地名信息的封泥，《全集》对这些残存局部的封泥亦予以保留，并作出复原。这是我们设定的一项工作。笔画残迹存在排他性的特征，是复原的条件。如以下数例：

『提奚』（图九）是乐浪发现的残泥，仅存极少的笔画痕迹。作为乐浪郡封泥群的遗物，范围首先可以在郡内辖县中搜索。属于西汉乐浪郡的有『提奚』，这两字细微的结构存于残泥中，舍此没有其他地名可以与之对应，可以确定下来。封泥末字为『印』也是无疑的。于是，仅印文第三字的位置上存有的残迹，既可是『长』，也可以是『令』，因为两字最后一笔都是下垂的。我最终确定为『长』字的考虑是，汉制人口在万户以上称『令』，乐浪辖县的人口规模有限，县印封泥所见大部分为『长』，只有『朝鲜令印』等少数几个县置『令』（图十）；乐浪封泥中又发现过一件『提奚长印』，而一个阶段中县制应是相对稳定的。所以这件残泥我们确定为『长』字。

第二件末字『章』基本完整。（图十一）汉代官印铭『章』有特定范围，残迹的特征也无法与将军、丞相、太守之类名『章』阶层相对应，而朝官印以『印章』二字自名的诸卿名中，只有『执金吾』的『吾』字结构上可以满足。

另举一例如（图十二）。印文存『庙』字又存『山』字。汉制已故天子、诸侯王有庙，封泥前两字曰『某山』，限定了其为诸侯王国地名；西汉封王国为『某山』的有中山和常山，常山在西汉中期以后废国为郡；又根据第三字残存笔画，同时满近『禾』部与右半残迹的，以『穅』最合。《汉书》记载中山王世系有康王，可以确定封泥为『中山穅庙』。《汉书》中的『康』字应是传误。

《全集》编集过程中，相当数量的封泥文字都存在不同程度残失的情况，其中绝大部分都作出了复原、推定，拓展了更多的史料信息。

（3）关于断代与断代标准

《全集》编纂工作中，断代是最主要的任务也是本书最主要的学术目标。从一九八六年开始，我们将官印与封泥综合起来，由文献、文字到形态寻求对秦汉魏晋封泥的分期断代。通过文字特征和形态特征的归纳、提取，形成并提出封泥分型分式的序列。这个序列的形成，在先已明确的战国、秦封泥的基础上，具备了对封泥时代遗存主体——西汉至晋代封泥的鉴别认识和具体标准，首次完成了秦以下几个历史朝代封泥的断代。这一点，显然是我们接受《全集》编纂任务的学术支撑，也是贯彻本书立足于研究前沿目标的一个标志。

百年来考古发掘成果对封泥断代标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江陵天星观楚墓、长沙马王堆汉墓、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广州南越王陵等出土的封泥，都是重要的标准品。本书封泥断代序列也对某些发掘出土品的年代存在相互校正作用。因此，《全集》收入的封泥中，个别缺乏绝对年代资料的发掘出土品，我们的断代结论与原发表时或者早期的结论存在几种情况，例如：『定楬之印』（图十三），广东狮雄山遗址出土。

发掘后曾报道为秦代城址。但西汉南越国官印、封泥所见文字与此『定楬之印』风格相同，某些标志字的特征明确，尽管沿用了界格，但与秦官印是不同的（图十四），我们把封泥订在西汉。这个遗址后来的一些报道也调整了年代。

『滇国相印』（图十五），昆明河泊所遗址出土。当地报道认为是西漢滇王国的官印。但我看来封泥文字近于西汉晚期，与武帝封滇王时期已有距离。武帝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同时置益州郡，纳入了汉的州郡体系，所以这个『滇王』不同于内郡的诸侯王国，实际地位很虚，故赐给的金印也在这位『滇王』死后随葬于石寨山。益州郡真实存在的一个实体应是『滇侯』，推断其在滇王殁后所封的侯国，封泥的文字风格似乎也暗合了这一个时间差。更值得注意的是，封泥印文呈现中原王朝规制与风格，『国相』属于侯国官制，两汉绝无例外。所以，本书将『滇国相印』置于侯国部类。

『斩鬼使者』（图十六）出于湖州妙西遗址，据其印文内容与印式风格，我们确定为魏晋时期的道家用印，因而可以肯定和周边的战国墓无关，这对认识遗址及墓葬年代带来了重要参考价值。出土于贵州田脚脚遗址的『陈琮言事』，我们订其时代为魏晋，可以印证遗址的下限。《全集》除了对所收入的流散封泥进行了年代排比以外，并根据我们的标准对考古发现的封泥重新作了一次梳理。我们认为，封泥断代标准对于考古发掘品存在互证的作用，这一点，也给我们带来学术的诱惑与挑战。当然，对辑入《全集》的封泥作出断代，是封泥研究史上首次进行的一项工作，我相信今后仍然有更为细化甚至个别调整的可能。但它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为今后新出封泥的鉴别提供参照标尺，有助于史学界对于封泥文字史料的科学利用，这个目标应该基本实现了。

《全集》将所收不同时代的封泥文字选辑为《文字编》的意图是，利用封泥文字从事艺术创作和书体研究将由此获得便利。

以后能做的事

我们看到，新时期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工作，推动了近几十年来封泥发现、收集、保存的全新局面。可以期待，《全集》的出版不仅将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入，也必然进一步提升文物界、收藏界乃至于全社会对古代封泥的价值认知。在本书定稿的近一年时间里，若干曾经出土封泥的秦汉遗址陆续有零星的发现。今后其他地区出土新的封泥群的希望也仍然存在，中国封泥时代盛期若干阶段的实物遗存显然还期待更多的填补。而偶然的发现，完全可能引发已有封泥史料的重新整合，带来史学研究领域新的资料突破。

因此，这部《全集》期待在不远的将来作出续补，它的体系获得更新与完备。也期待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封泥的研究展现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