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群，钟蕾

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非遗文化公共设施设计策略探究

张悦群，钟蕾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 300382）

针对非遗文化传承的现状与困境，探究植根于在地文化身份认同的非遗文化公共设施设计策略。首先从文化记忆理论角度重新界定文化遗产概念，一方面揭示其辩证特征及其传承困境，另一方面强调地方身份认同构建之于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进而总结当下非遗文化传承策略的特征，并集中从公共设施设计的角度予以补充。非遗文化传承的有效性源自以“功能性+事件性+意义交互性”为核心架构的传承策略，该策略得以物质化、常态化和日常化开展的关键保障来自于系统的非遗文化公共设施设计。文化记忆理论为非遗文化传承增加了文化意义空间生产和在地文化身份认同构建的维度。应当强调公共设施设计对非遗传承特别是非遗文化社区营造的关键作用。

文化记忆；身份认同构建；非遗文化社区营造；公共设施设计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随着遗产保护法制化和制度化的推进，大批珍贵的濒危非遗文化遗产得到了及时的保护。学界在文化遗产内涵、历史渊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贡献了广度和深度兼备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媒体的推广也在社会层面促成了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广泛关注和参与。然而，大多非遗文化设计主要停留在地方形象及其文化符号的商业转化，而忽略了地方想象和身份认同的深入建构，因而与地方公共生活情境有较大割裂。这反而使得非遗文化在消费社会语境下加剧了地方的异化，因而并不能构建起稳定和有机的在地社区公共文化。究其原因，对在地文化记忆公共叙事功能的理解缺失首当其冲——如果无法在非遗文化传承中恰当把握文化符号背后的公共象征意义体系，内在于文化记忆的凝聚性结构便无从发挥作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和德国历史人类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先后提出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概念，从而开启了记忆问题研究的社会心理学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这对当下如火如荼的非遗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在推动地方特色产业转型、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之外，非遗文化传承事业更应当凸显传承传统文化、塑造“民族—地方”形象以及构建公共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功能。而这些使命恰恰与文化记忆的3个核心内容，即回忆（对过去的指涉）、文化延续（传统的形成）和认同（文化想象）息息相关。[1]由于自身固有的文化记忆属性，文化遗产传承中的诸多问题都可以透过文化记忆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特别是，基于文化记忆的公共设施创新设计对非遗社区文化营造而言具有十足关键的作用。

1 从个体记忆到文化记忆：重新认识“文化遗产”

1.1 从个体记忆到文化记忆

通常来说，记忆研究有3个主要范畴，即“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这3个范畴分别指涉不同的层次。首先，在内在层面，神经科学和脑生理学主要关注记忆主体如何通过大脑内神经元连接的变化将接收到的信息进行编码、储存、遗忘唤醒等。在这一层次，记忆事关我们的神经—精神系统，这也是20世纪20年代之前唯一被认可的记忆范式。

其次，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中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从而将记忆问题从神经学和脑生理学转向了社会心理学。在哈布瓦赫看来，个体记忆的简单相加并不能构成记忆的集体框架——个体记忆只有在与社会中同时代的人建立连接，将它置于集体框架中才得以呈现和被唤起。因此，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2]显然，哈布瓦赫从社会的层面剥离了传统记忆研究中的生理性研究，强调个体记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的社会化交往。

实际上，集体记忆还可以进一步分为沟通—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2个组成部分。在《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中，阿斯曼将交往记忆界定为一种形象化记忆，它集中存在于群体的日常交往中，并往往以非正式的形式存在。至于文化记忆，阿斯曼则将其界定为特定文本、图像和仪式等要素的总和，它们被所有社会和时代所重新使用。[3]文化记忆意味着对过去知识的集体使用，其目的在于利用这种知识来建立某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意识，从而在不同社会和时代中巩固和传达某种自身形象。阿斯曼研究最终将记忆导入了文化的层次和领域，强调的是记忆的文化功能。根据阿斯曼的说法，文化记忆可看作围绕文化符号及其意义而搭建起来的“文化空间”。它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与历史的层次连结每一个个体，是因为内在于其中的“凝聚性结构”使然。过去的知识只有在文化记忆的凝聚性结构才能得到固定，只有借助特定的象征物也就是“文化造型”才能形成具有约束性的象征意义体系。

1.2 文化记忆视野下的文化遗产概念重探

事实上，文化遗产的研究与实践绕不开文化记忆。就同属某种“时间之物”的意义而言，二者无疑是具有高度同构性的。文化和过去的记忆本就有紧密的联系。相比于时间的自然流逝，文化中的过去往往长期隐性和潜在地被记录在文化记忆中，因而总是会持续存在而非轻易消失。更重要的是，和文化记忆类似，文化遗产同样伴随着其固有内涵和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它总是根据自身外部社会现实和社会意识的变迁而不断改变。[4]换言之，在时间的线性轨迹下，文化遗产与文化记忆的储存和继承都需要特定的文化空间，即由那些文本、图像和仪式等共同组成的意义系统和价值框架。

总而言之，文化遗产与文化记忆的象征意义体系建构均是历时性的显现，涉及历史的过往、当下的重现以及未来的期待。文化遗产的概念由此便可以在文化记忆的视野下得到补充。可以说，在上述意义上，不论是所谓的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质上都可看作文化记忆运作机制的结果。作为特殊的活态文化遗产形式，非遗更强调文化记忆在当下特定时空对特定群体、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意义濒危性（由于价值意义的非当代性以及传承人稀缺）以及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性（由于口传心授和言传身教等传承方式）。[5]但无论如何，就特定族群生命经验、社会实践、历史传统和集体记忆的文化结构意义而言，采取非物质和物质形式的种种历史遗产首先都应当被界定为某种文化，因而同属于文化的遗产。

2 文化记忆的纵向历时性与非遗文化的深层特征

2.1 文化记忆的纵向历时性及其辩证特征

身份认同与时间的确密切相关。在阿斯曼看来，所谓“记忆”就是一种能够在个人和集体2个层面上形成自我意识或身份认同的能力。而人类个体的自我意识，则应看作是某种“历时性身份认同”在时间中逐渐建立的结果。[6]不仅如此，在个人、社会与文化3个不同层次下，记忆研究中的时间视野还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个人记忆是一种个体时间维度下的短时记忆（如表1所示）。集体记忆—交往记忆则是某种社会短期记忆。它主要存在于个体和群体回忆过去事物的互动实践中，内在于活着的经验承载者和交流者之中。尽管集体或交往记忆具备一定的框架和形式，但本质上是非制度化和非组织化的，因此只具备有限的时间跨度，通常为80～100年（也就是3个世代）左右。此外，交往记忆并没有固定起点，而是“随着当今而不断推进的过去紧紧联系在一起”。[3]

表1 记忆研究的不同层次及其时间视野差异比较

Tab.1 Different levels of memory research and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in temporal horizons

如果想要将漫长人类历史中有价值的信息凝聚成可以被回忆的象征物从而进行长期储存，则必须采取文化记忆这种特殊的记忆形式。文化记忆是一种机制，它以符号的形式被外化、客观化并存储起来。这些符号形式是稳定的，超越了具体情境的限制：它们可以从一种情境转移到另一种情境，也可以代代相传，传承不断。[7]因此，相较于交往记忆，文化记忆既是一种“高度的型构”——它以各种文本形式、文学、艺术、图像、仪式为媒介，又是一种长期记忆——它建立在过去的固定点之上，与交往记忆一起形成我们的“历史意识”。

内在于文化记忆历时性特征的某种辩证性关系同样尤为重要。这主要表现为，文化记忆既是对过去的“储存”行为，同时又是对该内容的“重建”实践。在文化符号学的意义上，文化记忆并不仅仅作为“文本的仓库”而存在，更是某种“生成机制”。[8]以编程和繁殖原则为基础进行再生产是记忆的本质特征，这使得文化模式得以传承和延续。[9]记忆的这一文化再生产能力主要源自深层结构的储存形式。正是这一形式确保了自身的可重复性。而“重建”的前提则是今天和昨天的断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决定我们对回忆的一般化理解的过往才能够参与进来。在这个意义上，“再生产”也就意味着存在某种无意识的编程或编码实践——正是这样一种内在机制使得当下与过去的断裂得到了合理的缝合，传统的断裂由此被超越，进而被新的连续性所取代。

2.2 文化遗产的历时性特征及其深层特征

基于上述文化遗产和文化记忆的同构性，也就可以借助文化记忆的历时性及其特征对文化遗产进行重新审视。总的来说，文化遗产的历时性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3个方面。

1）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指涉的时间性文化存储。保护文化遗产有助于保存和延续地方文化记忆和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化想象，进而在时间维度中传递包含种种社会和集体意图的历史经验。因此，文化遗产记忆并非自然形成，而是紧密关联于历史社会框架和文化意义体系。通过文化遗产的意义阐发和实践重复，群体便得以经由文字、节日、仪式、舞蹈和图像等表征载体，重复化和神圣化地构建文化符号并使其现代化，从而形成总体的文化记忆。

2）文化记忆的符号表征一旦得到体系化的建构，便可以以相对稳定的形态在漫长的历史中持续保存。将短期记忆中的内容制度化、机构化是长久保存记忆的第一步。因此保护文化遗产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地方的、民族的独特社会实践、口述文化、仪式庆典、工具工艺等非遗文化组成部分进行规范化保护，包括：立法；分类；归档；政府、学者和民间多方力量的共同介入保护，从而保证文化遗产的持久续航力。

3）作为文化记忆内容的延伸，文化遗产并不能单纯地被视为过去的客观历史知识，而应当在其背后洞察、描绘和呈现其机制。这种机制里面含有回溯、筛选、建构以及遗忘等元素。究其原因，作为一种带有普遍主义视角的概念，“知识”本质上具有某种普遍化和标准化的倾向。因此在文化记忆的意义上，重要的并非仅仅是“客观真实”和有据可查的历史信息，更是“被回忆”的历史。类似地，文化遗产也是由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共同筛选重建的“过去”中留存下来的有价值的记忆——只有当“过去”与个体/群体的意义连结并重新被建构，文化记忆才能勾连起过去和当下。阿斯曼由此强调，记忆绝非简单等同于关于过去的知识，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具有能动作用的“历史意识”。[7]

3. 文化记忆的共时性：非遗文化的凝聚性结构与地方身份认同构建

3.1 凝聚性结构：文化记忆的共时性与意义的空间生产

前文主要从纵向历时性角度分析了非遗文化的特征及其困境。事实上，文化记忆并非只关注于“传统的形成”“对过去的指称”以及“政治认同或想象”等概念，还应强调在这些框架下的意义生成空间。从文化记忆的共时性角度来看，与记忆有直接关联的文献、文物，促进记忆的神话、仪式、纪念物等各种文化遗产，以及整理、撰写和出版等相关活动，都可以被纳入其中。[10]它们共同构成了某种关键的“凝聚性结构”基础，文化记忆也由此获得了自身得以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

文化记忆形成的“凝聚性结构”既在时间和历史维度上承载经验，也在社会维度上实现集体认同和身份约束。这种结构主要通过2个层面来实现：凝聚性结构将人与周围的人连接起来，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共享的象征系统，其中包含着共同的经验、期待和行为空间，使人们相互信任并指明方向。凝聚性结构将昨天和今天连接起来，并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将历史和经验铭刻于心，并赋予其当下的实际意义，通过将过去发生的场景和历史内化成为当下现实的框架来产生希望和回忆。[1]由此可见，作为文化记忆建构的核心媒介，凝聚性结构在时间维度上长久地维持、延续某一话语场域，在社会空间维度上对相似的文化实践和社会经验基础上的文化信息进行整合，通过符号的建构对文化进行表征，从而形成了稳定的“文化构型”。

非遗文化被看作文化记忆的建构体系而非单纯的知识。其另一层原因在于文化记忆所具有的“认同具体性”，即已经储存下来的知识及其对一个广泛群体的共同认同所具有的基本意义。[3]换句话说，文化记忆总是具体的、地域性的和自我主体性的，因此总是涉及到某个群体及其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对于非遗文化传承研究而言，关键在于使地方、民族的普遍知识在历史演变中得以保存、延续并超越时空界限成为群体文化系统中的“共识”。只有如此，非遗文化的保护才能够构建起稳定的文化记忆意义框架，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活态化传承。

3.2 凝聚性结构视野下非遗文化的身份认同构建困境

对于文化记忆的凝聚性结构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具备特定历史背景和丰富文化想象的经验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实践也深化了文化记忆的表现形式，延伸出了不同的记忆认同范式，包括知识、情感和地域文化传统等方面。例如，陶成涛曾以博物馆为例，论述了文物、文献应从片段式的文化储存中升华为以情感维度为指导的带有淑世指向的文物思维，建立物质的储存与情感的沟通之间的有效对话。[11]高丙中、赵萱则集中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纳入公共文化领域、造就广泛社会参与性，成为集体、共同体的实践。[12]王杰文从土家族“毛古丝”个案研究中探讨民俗传统的遗产化过程探讨文化生态语境的修复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地方社区民众文化主体性构建的重要性。[13]类似地，潘君瑶也以“遗产社会建构框架”强调遗产共建共享，通过活态化传承与传播才能实现平等对话交流、讲好中国传统文化、塑造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4]上述研究都表明，文化记忆之所以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并在认同具体性、群体关联性、重构性、成型性、组织性、约束性和观照性等方面得到支持，正是因为文化记忆植根于各种文化形式（如文字、仪式、纪念碑等）以及制度化的交流方式（如背诵、实践、观察）。在这样的导向下，文化记忆可以借助丰富多样的形式，例如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等，以实现意义的创造和空间的生产。

然而，非遗文化传承在当下消费时代整体的记忆危机下，仍然面临着种种外部现实困境。特别是，经济力量借助资本的力量重新塑造了当下社会记忆的话语，剧烈的社会转型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记忆的破碎和中断。[14]消费社会的现实语境下个体对于历史意识、生命建构的意义、乌托邦的图景失去想象而更多的是将自身置身于享乐的欲望里，以及严重与历史脱节（脱离时间连续性）的当下的瞬间里，同时高度发展的数字技术使得文化记忆的载体由“客观关联物”逐渐变为数字信息——文化符号的所指被尽数抽离，因而只剩下了作为外观的、空洞的超级能指。

在消费文化盛行和技术加速的社会大背景下，非遗文化传承同样也有诸多内在困扰。例如，扎根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往往被当作地方政府部门的政治经济资源来对待，在文旅产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趋势下，非遗文化资源与地域文化符号被过度包装为非遗旅游消费产品和品牌，众多非遗项目异化为单一的消费性地域景观，造成了特定历史情景下的文化想象扁平化和文化凝聚性结构的割裂。究其原因，在当代非遗文化产业化转型与发展中，非物质文化总是从具体的生存语境中被抽离出来，由传承主体之外的第三者的目光所发现、认识、利用，并进而被专门化、数据化、学科化和商业化。这便在非遗文化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内部造成了分裂，从而面临着另一层面的系统性破坏。

综上可见，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表征形式，非遗文化传承主要以历时性和共时性两重机制将过去的文化资源重新纳入文化记忆内部，并通过储存和重建两种策略将历史信息在“世代的序列”中重新具体化，持续生成对于地方文化的集体认同，从而帮助特定群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持续实现自我身份和形象的定位。

4 记忆理论视角下的非遗文化公共设施设计策略研究

基于上述问题，当前国内相关非遗文化传承项目便获得了全新的审视角度，即结合文化记忆凝聚性结构的实现手段重点梳理有关公共设施设计的核心策略，并从文化记忆叙事建构的角度论证这些策略之于非遗文化社区营造的关键意义。

4.1 非遗文化公共设施设计的功能性策略：在日常生活中建构文化记忆的叙事情境

非遗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文化记忆所固有的功能属性。从时间的维度来看，非遗文化记忆的功能性建构强调非遗文化及其地方性知识进行历时性的梳理和保存，以线性的叙事结构实现有效的文化记忆直观储存。“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项目是由湖南大学艺术学院主导并基于社区营造的文化创新项目。自2009年起，该项目组连续多年利用网络和参与式的方式来推动当地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和地域再生，以及对自然、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可持续保护与促进。该项目旨在打造一种传承模式，使得地方文化和产业能够得到长期的发展和壮大。[15]通过集中遵循“创造叙事—互动体验—认同构建”进路的“文化生产—传承”策略和机制，“新通道”项目建构起了有效的非遗文化系统，它能够带领参与者以文化认同为目标，积极建立平台、构建叙事机制和形成稳固的文化共同体，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周期性的文化记忆实践。

显然，这意味着只有在共享着同一文化即同一套观念和标准的前提下，人们才有可能真正地联系在一起。[16]然而，在非遗文化传承特别是非遗文化社区的营造中，公共设施设计对于在日常生活中创生文化记忆的叙事情境而言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在“新通道”项目中，一种以公共生活构建为核心目标的共同体验型场所营造实践为当地非遗文化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关键的功能性基础。[17]在横岭村，该项目尝试在日常公共空间中介入文化和娱乐元素，尝试以重构原有生活场所文化结构的方式来实现“人-空间-社区”的重新联结。基于差异化建筑空间下的社区公共交往和共同生活需求，项目组设计和制作了一系列由公共家具组成的基础设施系统。不仅如此，为了满足社区儿童对公共娱乐设施的需求并在其中介入文化风俗传承机制，项目团队还设计制作了一台巨型“龙舟秋千”装置，从而在立足在地文化文化资源的同时将其渗透至日常行动和交往的层面，既对非遗社区公共生活进行了功能性重构，又在其日常使用行为中凸显了文化记忆的共同体验和共同感知。

可见，公共基础设施设计不仅能够实现社区公共环境升级，还能依托其物质载体植入、培养和创造全新的文化生活生态，促进非遗文化社区的社会互动与文化交流，从而在公共生活的日常轨迹中潜移默化地获得文化身份的认同。因此，公共基础设施设计在非遗文化社区营造中并非简单的功能性存在，合理和巧妙结合文化遗产符号和社区环境营造，往往能使前者进一步深入意识观念和习俗习惯的领域，在日常生活的视阈和话语下开展非遗文化的叙事。在习俗、习惯及其行为实践的意义上，非遗文化社区中的公共基础设施乃是非遗文化记忆网络结构中最为深厚的土壤——它能够为非遗文化意义的事件性建构和意义交互体系提供最具日常参与感和生活沉浸性的故事情境。

4.2 非遗文化公共设施设计的事件性策略：在公共意识中恢复文化记忆的叙事权利

在功能性建构之余，非遗文化记忆的“事件性建构”也可以看作是非遗文化社区营造的另一个关键策略。所谓事件性建构，就是鼓励将日渐式微的非遗文化及其思想和价值通过特定“文化事件”的形式和组织转化为在当代社会具有流通权利的多样化叙事之一。例如，“数字音乐创客”是“新通道”项目在湖南通道横岭村开展的一项社会创新尝试，主要致力于以本地音乐数字化共创和公共戏剧表演等艺术事件的策划来驱动侗族非遗文化的共同反思。该项目一方面植根于本土社区文化共识（当地音乐），在充分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基础上展开共同思考、交流和创作；另一方面则以公共戏剧的形式立足本土故事增强了参与合作的开放共享，因而能够较为有效地切入和渗透至文化社区共建的层面。

然而，文化记忆叙事结构与网络之所以能够保持着激活的状态，主要是因为公共艺术事件组织者和参与者长期共同在场。一旦项目脱离了外界人员与资源的稳定投入，事件—仪式性的意义生产和叙事结构很可能因动力和兴趣的消退而面临中断和停摆。该问题可以通过建立本地社区—外部参与者的长期协作关系来解决。但这种协作关系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被挑选出来的本地合作方（如公认的优秀工匠和社区掌权者等）往往会由于掌握专业技能和社会资本而更容易从中获利，从而使得非遗文化在产业化和消费化语境中加剧自身异化，进而影响非遗社区日常生活的固有生态。

因此，非遗文化想要在创新传承中深化和固化宝贵的共创成果，便必须经由公共设施将文化事件嵌入非遗文化社区的日常生活肌理中。在事件—仪式层面的意义生产、意义转化与意义交互之外，非遗文化记忆还必须以物质化、日常化和常态性的面貌成为本地生活核心轨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例如，可以基于静态的维度，结合自然景观与人造景观营造在地性非遗剧场。此种非遗文化公共基础设施一方面可以通过与环境呼应的建筑空间及其审美和艺术价值传达文化记忆和思想内涵，使其自身便得以成为独特的文化载体，另一方面则可以依托该公共设施以某种文化记忆主题和线索组织当地居民和游客参加具身体验活动，以温习和了解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这些活动的形式可以是大型庆典活动，也可以是定期举行的中小型主题活动。[18]

这意味着，就非遗文化及其价值拯救而言，让文化记忆通过一系列具体文化事件的发生而进入当下的观念意识并引起关注，与非遗技术与工艺的传承有着等同的意义。在今天的媒介社会现实中，非遗作为前现代劳动方式和传统文化的物质化表征，必须强有力地体现为一种能够抢夺眼球和刺激需求的符号性力量。和非遗本身同等重要的，就是非遗文化事件在日常生活轨迹内部的频繁出现与发生，而优秀的公共设施设计在该环节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效用。

4.3 非遗文化公共设施设计的意义交互性策略：在沟通交往中重现文化记忆的叙事结构

在线性叙事功能性建构的基础之上，以事件性建构为基本手段，非遗文化传承最终指向更为有效的文化记忆交互性建构。非遗文化的自我实现必须仰赖某种开放的网状叙事结构，其核心目的在于对“意义需求”的满足。这是由于，对文化的感知不仅需要“身体在场”，更需要“意义在场”。[19]在非遗文化记忆的意义交互性建构中，不同非遗文化的形式与意涵可作为基础载体的“点状叙事”元素，在地文化事件的发生可充当动态的“交互结构”，所依赖的公共设施及其空间环境则构成了意义得以生产的综合场域。3者共同构成了非遗文化记忆生产、传播与交互的网状结构，其作用在于能够在日常生活情境中持续构建起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的活态化系统。

青年艺术家沈凌昊曾为中国近代史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丽则女校”设计了一件环境装置艺术作品。该作品以一系列几何形状为基础，涂上各种明亮的色彩，在女校原址广场上构建了一个剧场式的空间。通过特殊的UV光源材料及技术，广场在夜晚变成了一个发光剧场。只要观众在作品前停留10秒，便能激活作品中的彩色感光涂层，造成一种浪漫而又耐人寻味的“留影”效果。观众的姿态和动作都会被记录在布景上，然后随着时间慢慢消失。整个装置呈现出一个开放、沉浸和互动的空间，既为观众自己的表演准备了一个舞台，也是一个能够穿越时空的剧场。观众与装置的偶遇形成了一系列看似漫不经心的事件，然而其中却隐藏着对人与空间环境、当下与过去交流的激发和思考的提示。

上述空间装置给非遗文化社区的公共设施设计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考。公共设施的作用不仅在于非遗社区生活物质条件的提升，更在于作为非遗文化记忆的“触发装置”介入日常生活的肌理和瞬间。在这个意义上，非遗社区中的公共设施及其建成环境，也就可以看作是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所谓的“记忆之场”的外化和物化形式。诺拉[20]在《在记忆与历史之间》一文中指出，对于历史的记忆，人们倾向于进行档案化的处理。这种处理方式非常依赖于尽可能准确的痕迹、具体的遗物和记录，以及直观的形象。显然，不论历史记忆还是文化记忆，人们都强烈依赖这些标志物来维持其的存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只需将具体的标志物维持原样并加以保存便足够。非遗文化的记忆之场并非只有博物馆和档案馆，就文化记忆的意义交互性而言，深入和植根于日常生活情境和事件的公共设施环境，而非保留文化符号外观的种种“馆舍”，才是更有利于文化认同发生和活态化继承的场域。

5 结语

非遗的后现代性本质意味着，只有将重新调用的传统文化符号嵌入切实的文化消费需求中，非遗才能在当下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对于非遗文化的保护不应停留在物质化—档案化储存，回归和重新审视传统的唯一方式并非刻板地照搬与还原。如何将非遗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有效的文化记忆象征意义框架，维持长久的现实生命力从而形成活态化传承策略，才是当下非遗传承发展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上述背景下，非遗文化记忆不仅应当经由文化记忆的凝聚性结构凸显地方身份认同，构建起以“功能性+事件性+意义交互性”为核心架构的非遗文化社区营造策略，还应当重点关注非遗文化社区公共设施设计之于当代非遗文化传承物质化、日常化和常态化开展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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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Strategy of Public Faciliti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Cultural Memory Theory

ZHANG Yue-qun, ZHONG Lei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2, China)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strategy of public faciliti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ooted in local cultural identity according to the status quo and dilemma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Firstly,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ritage was redef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On the one hand, its dialec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heritance dilemma were reveal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was emphasized. 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strategy of inheri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ere summarized and supplemen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facility desig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me from the inheritance strategy with "function + event + meaning interaction" as the core framework, and the design strategy of public facilities could provide materialization, normalization and daily guarante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ultural memory theory increases the dimensions of spatial production of cultural meaning and local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for intangible heritage cultural inheritance. Therefore,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mmunity.

cultural memory; loc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mmunity;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TB482

A

1001-3563(2023)14-0217-07

10.19554/j.cnki.1001-3563.2023.14.023

2023–02–13

景观化都市背景下当代中国公共艺术的新策略研究（18YJCZH252）

张悦群（1985—），女，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艺术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蓝英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