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亭婷

云南位于祖国西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集地，自汉代以降，便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范畴。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元明以前的云南地区，始终处于一种较为松散的羁縻管理之下，内地对这里的影响十分有限，致使云南大部分地区，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经济文化，都滞后于中国内地。到了明代，云南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其中，在文化上的变化尤为突出，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儒学的兴起与文教之风的形成。关于这种变化的原因及影响，学术界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比如陆韧的《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陆韧：《变迁与交融》，云南大学1999年）和张媚玲的《试析明代云南儒学教育迅速发展的原因》（张媚玲：《试析明代云南儒学教育迅速发展的原因》载《思想战线》2008年第1期），都将这种变化的根源与明朝的汉族移民联系起来，给笔者很大的启发。不过，前人的研究均是以云南全境为对象的宏观研究，缺少对局部地区的微观分析，笔者不揣浅陋，试以石屏县——滇南明清两代儒家文化最为发达的县区之一——为研究对象，探讨明代的移民屯田从哪些方面推动了石屏地区的儒学传播和文化发展，促使石屏的社会结构逐渐与中国内地趋于统一。

一、明代以前石屏地区的儒学传播

西汉时，石屏被称为“旧欣”，意为聚居在山林水边的族群，石屏县城辖域无人居住，属于一片未被开垦的荒地，石屏先民乌么蛮主要居住在异龙湖的岛屿上，以渔猎为生。唐代天宝年间，乌么蛮首领认为久居岛上，不利于族群的长远发展，便派人到岸上考察，发现异龙湖西岸水草丰茂，面积开阔，土地肥沃，遂率领族人迁居岸上，开始了岸上种菜栽稻，湖里捕鱼捞虾的生活，因新聚居地之下存在大量硬石，便称之为“石坪邑”。由于交通闭塞、位置偏僻，长期以来，中原文化未能辐射到石屏，儒学传播尚未出现。（石屏县志编纂委员会：《石屏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年1990年，第863页）

石屏地区的儒学传播，最早是在元代出现的。随着元代蒙古军征服云南，中央朝廷对云南各地的统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和加强，至元七年（1270年），置石坪州，隶属临安路。（孙官生：《石屏通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与此同时，被元世祖忽必烈委任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赛典赤·詹思丁，为了维护朝廷的统治，在云南积极推行儒家文化教育，建孔庙、开科举。（参见 田丕鸿 高建安：《临安科举史话》（上），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不过，由于石屏位置偏僻，设学较晚，直到至正十四年（1354年），地方儒學教育才正式开启，“石屏自元至正间建文庙，立庙学，建学设科”（《石屏县志》，第518页）。但很快就因元末动乱受到重创，直至明朝初年仍未恢复过来。（《石屏县志》，第586页）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朝政府要求云南选派学子到南京参加科举考试，结果竟没有人赴考。（陈文 著 李春龙 刘景毛 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由此可见，当时的云南全境儒学人才相当匮乏，石屏自然也不例外。总体而言，尽管在元朝时期，儒家文化已传入石屏，但由于传入时间较晚，传播时间太短，效果非常有限。

二、明代石屏的移民屯田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征南将军傅友德、右副将军沐英、左副将军蓝玉率30万大军征讨盘踞在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一年后，云南初步被平定，为了巩固战果，朱元璋采取了“既定其地，因以留戍”的策略（参见《明史·兵志》），留下沐英以及数万兵马驻守云南，建卫设所。洪武十九年（1386年），为解决军需问题，沐英上书提议留守云南的军队开荒屯垦，很快就获得了朱元璋的许可，云南的卫所屯田自此拉开了序幕。（参见《明实录》）

石屏虽然地处偏僻，但土地肥沃、气候宜人，东有异龙湖，西有赤水湖，水利条件优越，因此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了云南戍边屯田的重点区域之一。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军攻入临安府，随后便把府治从通海移至建水，改石坪州为石屏州，5年后，在石屏设立宝秀屯、石屏屯、五亩屯、梅冲屯、左所屯，共34伍，从军将士就地安营扎寨，每人领军田20亩，每年给籽种三石二斗，垦荒种地。（《石屏通史》，第212页）自此，鲜有汉人居住的建水、石屏一带，逐渐发展为云南规模较大的汉族移民区之一，时至今日，石屏仍留有不少明军驻扎屯垦的地名，它们均以各自统军头目的姓氏为名，如许刘营、张家营等等，虽然这些驻扎之地如今早已变成村寨，但名字却保留下来，变为村名。

除此之外，为了稳定军心，明朝廷下令将驻军将士的亲眷也一起迁入云南屯垦，进一步提高了屯田的力量和规模。据不完全统计，仅明朝年间，从内地迁入石屏屯田的将士及家眷就达到了23331人，开垦田地49613.65亩，缴纳屯租达20535.148石。（《石屏通史》，第86页）

开设军屯的同时，明政府也在大力发展民屯和商屯。民屯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强制性移民。洪武至永乐年间，明政府多次下令将江南大姓迁入云南屯垦戍边，同时，其他一些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也会按照相应的比例，如“三丁抽一”，从农户中抽调劳动力充实云南。第二种是招募流民或发配罪徒及其家属到云南。商屯，又被称为盐屯，它是明朝政府为了解决军粮问题，而“募盐商于各边开中”的一项措施。（参见《明史·食货志》）商贩们为了节省长途运粮的成本，通常会雇佣内地的穷苦百姓，到缺粮的边疆开荒种地，再把生产所得的粮食就地换取盐引，这些从内地招募而来的百姓也随之落户定居，成为当地的农民。

军屯、民屯和商屯的建立，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军需矛盾，把荒野变成良田，为石屏的地方社会结构注入新的生机，也把汉文化与儒家思想带入石屏，极大地推动了石屏儒学的传播和发展，促使石屏的社会风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三、汉人移民推动儒学的传播

（一）学校的涌现与影响

凭借武力平定云南后，对于当地土著居民，明朝统治者采取了“恩威兼施”的治理方针，即政治与军事结合，镇压与教化并用。与此同时，对于屯边的军士及其家眷，朝廷担心他们长期与夷人杂居，鲜闻礼教，最终被“夷化”，因此下令在各府、各州县和卫所设官学、兴文教，石屏的儒学教育随之复苏。

元末毁于兵祸的石屏学宫（州学）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得到重建。（《石屏县志》，第839页）那些来到石屏屯边的将士子弟，以及其余或主动或被动迁入石屏的汉人移民，成为了最主要的生源。这些汉人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江南大族（《石屏通史》，第217页），他们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渴望后代子孙通过科举入仕改换门庭。然而，朝廷对于各地府州县学每年的招生数额有着严格的限制，府学可收40名，州学更少，最多不能超过30名，远远无法满足需求。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仿照内地的模式，在石屏开设民办教育机构，明代中叶以后，各类书院、私塾逐渐在石屏普及开来。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石屏城郊的乾阳山下建起了石屏第一所书院——龙泉书院，随后州前书院、五亩书院、宝山书院、张本寨书院等10余所书院相继诞生，在此后数百年中，为石屏培育出大量的优秀人才。（吴志刚 卫汉骞：《话说红河·石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与此同时，各式私塾也陆续遍及石屏的各个角落，比较出名的有城区的丁斗南家塾、王家圣家塾，以及宝秀乡间的古柏山房等。明崇祯庚辰（1640年）科进士的张一甲，及其孙子张汉（云南首位二次翰林）曾先后在古柏山房就读，留下了“龙孔书声”“张汉夜读”的佳话。（《话说红河·石屏》，第41页）

自此，石屏的儒学传播随着书院的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出现了质的飞跃，百姓读书之风日盛，正如袁嘉谷的诗歌《异龙湖歌一百韵》中所描绘的那样：“民俗安耕凿，土风敦义礼。家家机杼声，人人诗书契”（袁嘉谷：《袁嘉谷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在这样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一方面，石屏的科举人才日益增多，明清两朝，云南被选取的文进士有近940人，文举人则有8300余人，其中石屏的文进士有65人（明代10人，清代55人），文举人有486人（明代99人，清代387人），仅次于昆明和大理两地，因此获得了“文献名邦”“文学南滇第一州”的美譽。（见《石屏县志》）另一方面，当地少数民族也逐渐汉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政令、条教、典礼、史书、彬彬郁郁比于中州”（参见 袁嘉谷：《石屏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

（二）士绅阶层的兴起与影响

明代从中国内地迁入石屏的汉民，其数量之大是此前朝代远不能及的，他们的到来，不仅迅速改变着当地的民族成分比例，也为地方士绅阶层的诞生提供了主要的人口基础。石屏汉族移民在士绅阶层中的具体占比，虽然缺乏足够的数据无法统计，但根据孟蝶的《明代云南进士群体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12年），明代临安府籍的进士中，卫所出生的进士占47.3%，放到整个云南地区，卫所籍进士也占到总数的46.18%。卫所籍的考生，基本都是汉人子弟，故而不难估算出，明代石屏地区的汉人移民在士绅阶层中所占的比例，至少达到50%。而这群人，正是传播儒学、倡导德化、促进地方文化发展的主力军。

明嘉靖甲辰（1544年）科进士杨廷相，先后任南京大理寺右寺、河南府知府，深得民心，晚年回到石屏后，他在训导子弟的同时，不忘教化乡民、建设家乡，曾捐资修筑海潮寺、化龙桥，被誉为乡贤；明万历庚辰（1560年）科进士涂时相，素以廉能著称，曾任大名府知府、光禄寺少卿等职，告老还乡后，积极推动石屏的地方教育，培育人才，著有《仕学肤言》《养蒙图说》等书籍，其中的《养蒙图说》是一本图文并茂、由浅入深的儿童启蒙教材，省内外多有刊印；明崇祯庚辰（1640年）科二甲进士张一甲，曾任礼部郎中、四川佥事等职，十分注重子女教育，以勤、孝、俭、学传家，其子张景宿为举人，曾孙张汉为二次翰林，在云南可谓独一无二，足见家风之盛；明万历丁酉（1597年）科举人杨忠亮，学识渊博，精通诗文，著有《山窗蔓言》《素草吟》等诗集，是石屏文学名士之先辈。（参见《石屏县志》，第718-769页）

四、结语

明代的移民屯田政策，促使许多汉人百姓从内地迁往石屏，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是前所未有的。大量汉人移民的到来，快速改变着石屏当地的社会结构、民族人口比例，汉族逐渐成为石屏地区的主体民族，与之相配套的文化思想、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科学技术也传入石屏。在明朝统治者的提倡下，石屏掀起了设学宫、办学校、兴科举的热潮，知识分子士绅阶层随之诞生。士绅阶层的出现，进一步影响了石屏的社会风气、文化习俗，促使儒学在石屏各阶层中广泛传播，“文风日盛，冠绝滇南，科举人才，络绎不绝”（《石屏县志》，第518页）。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生活生产方式和价值取向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石屏社会，并最终影响到当地的少数民族居民，催生出诸如龙在田、李云承等彝族名士（《话说红河·石屏》，第52-73页）。自此，以儒学为主的汉文化便成为石屏地区的主体文化，影响至今。

（作者：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邮编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