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雄鹰 李元琴 桂文瀚 毛雅昕

摘      要 为考察生活事件、父母支持、应对方式与农村留守中學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父母自主支持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对1569名农村留守中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生活事件、父母支持、应对方式与农村留守中学主观幸福感两两相关显著；生活事件不仅能够直接负向预测农村留守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而且能够通过父母支持与应对方式间接预测农村留守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父母支持与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与农村留守中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效应。鉴于此，应为农村留守中学生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尤其是父母支持，改善其应对倾向和应对策略的选择，降低不良生活事件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促进农村留守中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关 键 词 农村留守中学生  生活事件  主观幸福感  父母支持

引用格式 李雄鹰，李元琴，桂文瀚，等.生活事件对农村留守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教学与管理，2023（21）：19-24.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不断发展。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情况[1]，出于生计的目的，众多农民选择进城务工。流动农民的数量不断增加，这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的出现。这些十八岁以下的农村儿童[2]，由于其父母长期在外打工，致使他们缺少父母的陪伴。据统计，2019年全国共有农村留守普通小学生9 254 090人，初中学生4 590 033人[3]。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身心快速发展，同时面临着来自于自我探索、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学业压力、情绪困扰等多方面的挑战与困难，容易诱发心理健康问题。与非留守中学生相比，农村留守中学生处于长期的留守状态，父母缺席其成长，给予的关爱和引导较少，尤其是当他们遇到困扰和问题时，父母不能给予及时的关爱与支持，致使他们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4，5]。有多种指标可以用来评估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其中，主观幸福感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6]。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对农村留守中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农村留守中学生实现良好适应、充分发挥身心潜能以积极的心理状态投入学习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主观幸福感，研究和探讨农村留守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一、相关研究分析

作为个体情感和生活的反映[7，8]，主观幸福感往往被用来衡量个体的生活质量[9]。这一心理指标所反映的个体对生活质量的整体性和主观性的评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个体在自我实现、人际交往、学习工作成效和抗压能力方面的水平。农村留守中学生除了面临所有中学生在青春期所共同面临的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危机，还遭遇着与父母长期分离所带来的疏离感，以及由此诱发的孤独感。在此情况下，获得足够的主观幸福感，对提升农村留守中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主观幸福感受到生活事件的直接影响[10-12]。作为个体所遭受的严重负面事件，生活事件会导致个体的情绪紊乱，甚至会导致个体遭受精神影响和身体影响。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应激源，往往引起个体的情绪失调[13]和适应困难[14，15]。相关研究发现，生活事件和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16，17]。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农村留守中学生更容易受到生活事件的困扰，由此推测，生活事件对农村留守中学生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

面对同一生活事件的个体，应激水平往往不同，其主观幸福感水平也有较大差异。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个体的发展受到环境与个体的影响[18]。也就是说，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受到环境与个体即外部变量和内部变量的共同作用。

作为重要的外部环境变量，父母支持属于社会支持系统[19]。在与父母的情感联结中，个体感受到父母为其提供的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20]。社会支持的威胁模型认为，经历应激性事件或压力性事件的个体会减少对他人支持的觉知[21]，这一模型已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22]。也就是说，遭受生活事件越多的农村留守中学生，所感知的父母支持越低。相关研究发现，父母支持能够有效地预测主观幸福感[23]，与父母支持较低的个体相比，父母支持较高的个体具有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较高。可以推测，父母支持可能是生活事件与农村留守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因素。

应对方式是个体在压力面前所采取的调节行为[24]，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具有倾向性的、习惯化的处理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方法和策略[25]。应对方式具有多种分类方法，按照倾向划分，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26，27]。相关研究表明，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28，29]，生活事件也与应对方式存在显著相关[30-32]。此外，应对方式是环境变量作用于个体的结果[33]，父母支持作为环境变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应对方式的选择存在显著相关[34-36]。应对方式同时受到生活事件和父母支持的影响[37]，生活事件和父母支持共同作用于个体应对方式的发展与选择，从而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考虑到个体的内部状态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38]，即环境因素通过个人因素作用于个体内部状态，可以从变量间链式中介关系的角度，探讨生活事件、父母支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综上所述，依据社会支持的威胁模型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推测在生活事件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父母支持与应对方式可能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甘肃省合作市选取2所中学，以符合农村留守儿童标准的中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1604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156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82%。其中，男生738人（47.04%），女生831人（52.96%）；初中生776人（49.46%），高中生793人（50.54%）。

2.研究工具

（1）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由刘贤臣等人编制，共有27道题目[39]。量表由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構成，统计指标包括事件发生频度和总应激量。量表采用5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青少年遭受的负性生活事件频度越大，应激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

（2）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由张兴贵等人编制，共有36道题目[40]。量表分为友谊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学校满意度、学业满意度、自由满意度、环境满意度六个维度，各维度分数合计为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得分。量表采用7点计分法，量表分数越高说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

（3）父母自主支持量表

父母自主支持量表由Wang等人根据McPartland等人的量表修订而成，共有12道题目[41]。量表从支持选择和交换意见两个方面评估父母支持水平，采用5点计分法，量表分数越高说明子女感知的父母支持越高。在本研究中，父母自主支持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4）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由解亚宁等人编制，共有20道题目[42]。量表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采用4点积分法，分数越高说明采取该维度应对的可能性越高。积极应对得分与消极应对得分之差得出应对倾向，应对倾向得分越高，说明越倾向于选择积极应对。在本研究中，简易应对方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

3.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录入与统计分析，使用Ha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进行中介模型检验。

三、研究结果

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所有数据的收集均采用自我报告法，结果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故本研究采用事前的程序控制，增强问卷的保密性和匿名性，同时进行正反积分。Harman单因子检验显示，共有19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变异量为18.17%，低于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变异不明显。

2.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由表1所示，四个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相关。具体分析，生活事件与父母支持呈显著负相关，生活事件与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生活事件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父母支持与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父母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3.中介效应

回归分析表明（见表2），生活事件直接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08），这说明农村留守中学生遭遇的生活事件越多，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

生活事件对父母支持和应对方式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生活事件直接负向预测父母支持（β=-0.01）和应对方式（β=-0.01），这说明农村留守中学生遭遇的生活事件越多，感受到的父母支持越低，应对方式越消极；父母支持对应对方式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父母支持直接正向预测应对方式（β=0.33），这说明农村留守中学感受到的父母支持越多，应对方式越积极；父母支持和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显著，父母支持和应对方式分别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2.82；β=1.08），这说明随着农村留守中学生所感知的父母支持水平的提高和应对方式积极倾向的增加，主观幸福感也会提高。

4.中介效应的检验

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见表3），在生活事件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父母支持和应对方式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33，占总效应（-0.108）的30.56%。中介效应由三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路径1是生活事件-父母支持-主观幸福感，间接效应为-0.020；路径2是生活事件-父母支持-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间接效应为-0.003；路径3是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间接效应为-0.010。三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依次占总效应的18.52%、2.78%和9.26%。

为证明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利用Bootstrap程序进行检验，采用重复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原始数据（N=1569）中抽取2000个Bootstrap样本，形成一个近似抽样分布，用第2.5百分位数和第97.5百分位数估计95%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结果显示，三个间接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值。三个间接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这说明图1链式中介模型成立。路径1中，父母支持起部分中介作用，路径3中，应对方式起部分中介作用；路径中2中，父母支持和应对方式起链式中介作用。

四、分析与讨论

1．生活事件与农村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生活事件与农村留守中学生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生活事件可以负向预测农村留守中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农村留守中学生遭遇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这说明生活事件不利于农村留守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高，不利于农村留守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类似[43，44]。特殊的家庭环境难以为农村留守中学生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资源，与非留守中学生相比，农村留守中学生遭遇负性生活事件的可能性更大，更容易面临父母长期缺席和家庭相对贫困所导致的教育、健康、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不愉快。这些明显而持久的消极情绪体验严重损害农村留守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影响他们主观幸福感的感知与获得。此外，农村留守中学生处于相对敏感的青春期，随着思维和认知的发展，在与其他中学生交往的过程中，相互比较的机会也有所增加。在遭遇同样或类似的生活事件时，不同类型的中学生往往具有不同的反应，非留守中学生相对更能够比较成功地应对生活事件，面对意外或不幸的抗风险能力更强。比较研究发现，农村留守中学生更容易产生消极情绪，这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45]。

2．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留守中学生的生活事件与父母支持呈显著负相关，父母支持与主观幸福观呈显著正相关。虽然父母支持的中介效应比较低，但父母支持部分中介了生活事件对农村留守中学生的负向预测效应。也就是说，农村留守中学生面临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感知的父母支持水平越低，导致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降低。中介效应比较低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父母长期外出打工，农村留守中学生与父母的相处时间比较少，沟通和交流机会有限，因此感受到的父母支持比较低；二是中国式父母在情感表达上比较含蓄内敛，子女在理解上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感受到的父母支持比较低。

可以看到，父母支持部分解释了负性生活事件对农村留守中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威胁效应。负性生活事件是重要的应激源，农村留守中学生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后，通常处在一种紧张的、具有压力感的应激状态下。为了缓解紧张和压力，农村留守中学生往往选择寻求他人，尤其是父母的帮助。子女对父母存在天然性的依赖和依恋，使得他们能够通过与父母交流、从父母身上获得支持等方式，获得应对这种应激状态的能力，从而降低应激水平，舒缓紧张感和压力感[46]。父母支持越多，農村留守中学生越容易克服生活事件的负面影响，越容易收获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反之，父母支持的匮乏会削弱农村留守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另外，家庭面临的经济状态和遭遇的负性生活事件等会带来进一步的压力。家庭压力模型认为巨大的压力将导致家庭功能障碍，这不仅不利于家庭成员的情绪和健康，而且不利于家庭成员间的情感支持和情感联结[47]。父母关注摆在眼前的家庭压力问题从而一定程度地忽视对子女的情感支持，这会导致农村留守中学生无法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进而导致其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降低。

3.链式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在生活事件和农村留守中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父母支持与应对方式起链式中介作用。农村留守中学生更可能遭遇负性生活事件[48]，如意外伤害、校园欺凌等，这些负性生活事件作为环境变量，影响他们在应对方式上的选择，以及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高低。同时，农村留守家庭也普遍存在经济相对困难、父母学历相对较低的情况，这可能导致父母有更强的控制欲，习惯虐待和体罚，不习惯鼓励和交流[49]。这些不良的教育行为使家庭氛围处于紧张状态，影响子女应对方式的养成和身心健康水平。负性的生活事件和较低的父母支持水平难以为农村留守中学生应对方式的选择提供积极的影响，这增加了农村留守中学生应对方式上的消极取向，降低了留守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个体的身心健康同时受到社会环境与个体特征的影响[50]，在有限的社会环境（例如遭遇意外或不幸、父母提供的支持与沟通较少）和消极的个体特征（例如看待问题比较悲观、采取措施比较消极）共同作用下，农村留守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受到削弱。此外，资源保存理论中的增值螺旋效应也在这一链式中介作用中得到进一步验证[51]。农村留守中学生父母向农村留守中学生所提供的各种支持，有助于农村留守中学生获得安全感，这能促使农村留守中学生积极应对生活事件，进而提高农村留守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发现，生活事件不仅可以直接负向地预测农村留守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还可以通过父母支持与应对方式，间接地预测农村留守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这一链式中介效应模式表明，农村留守中学生在获得足够的父母支持的情况下，更具有安全感，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也更倾向于选择积极的应对态度，这有助于减少生活中意外或不幸所带来的情感与行为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这些意外或不幸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这启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虽然生活事件时有发生、不可避免，但可以从提高父母支持与改善应对方式两个方面降低生活事件的负面影响。

从理论角度来看，本研究丰富和补充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结论。总的来说，在面对生活事件时，不同的父母支持和不同的应对方式，能够发挥链式中介作用，最终对农村留守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由于生活条件和养育方式的不同，与非留守中学生相比，农村留守中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可能遭遇生活事件，且在面对生活事件时应对能力、抗压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弱，这将进一步导致其主观幸福感的降低。本研究分析了父母支持与应对方式在这一过程中的链式中介作用，考察了农村留守中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变化的背后机制，相关研究结论能够为预防和降低农村留守中学生遭受生活事件后的应激水平，进而一定程度地避免生活事件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此外，父母支持（环境）与应对方式（个体）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进一步支持着社会支持的威胁模型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表明环境、个体及两者的互动关系对个体行为所产生的复杂影响效果。

从实践角度来看，农村留守中学生的身心健康应该受到进一步重视。除了常规的心理健康课、心理辅导，我们还应该关注农村留守中学生的情感需求和交流需求，家庭、学校、社会应联合为留守儿童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父母方面，尽管父母不能长期陪伴在农村留守中学生身边，但仍应该转变教育理念，努力营造平等友爱的家庭氛围，对子女给予足够的重视，为子女提供足够的父母支持，利用社交软件多与子女进行远程的交流沟通，关爱和尊重子女，提升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在社会和学校方面，应该有意识地为留守中学生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52]。由于父母长期在外，缺席农村留守中学生的成长，农村留守中学生与父母聚少离多，因此，父母支持以外的其他社会支持会对他们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学校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针对性措施，例如团体辅导、一对一帮扶、校外活动等，帮助农村留守中学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提升他们的集体感、归属感和安全感，这些支持尤其是教师支持和同伴支持能够改善留守中学生应对方式的选择。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获得支持水平较高的农村留守中学生更能够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避免使用极端应对方式。此外，还应该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讲座和活动，这些活动不仅针对学生而设置，同时针对教师和学生父母而设置。以学生为对象的活动，主题是引导农村留守中学生正确认识、探索和评价自己，鼓励他们敢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教会他们应对挫折的积极态度和方法，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以教师和学生父母为对象的活动，主题是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增强他们的学生意识和心理健康意识，关注学生学习与成长中的心理健康需求，能够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帮助和支持留守中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万军.农村留守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与家庭社会支持、生活质量关系的研究[D].合肥：安徽医科大学，2010.

[2] 郝振，崔丽娟.留守青少年界定标准探讨[J].中国青年研究，2007（10）：40-43.

[3] 国家统计局.2020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680.

[4] 朱科荣，李春景，周淑琴.农村“留守子女”学习状况分析与建议[J].教育科学，2002，18（04）：21-24.

[5] 范先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基础教育改革动态，2005（12）：7-15.

[6] 赵淑媛.高中生主观幸福感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6.

[7] 李友穗，吉楠.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新进展[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70-74.

[8] 李志，谢朝辉.国内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述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83-88.

[9] 严标兵.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02）：96-

122.

[10] 冯永辉，周爱保.中学生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焦虑的关系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2（01）：71-74.

[11] 刘贤臣，马登岱，刘连启，等.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青少年抑郁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7（03）：40-41+43.

[12] 何伋，陆智英，成义仁，等.神经精神病学辞典[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341.

[13] 陈凤梅.大学生生活事件、归因方式、情绪调节方式与人际关系行为困扰的关系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6.

[14] 韦有华，汤盛钦.几种主要的应激理论模型及其评价[J].心理科学，1998（05）：3-5.

[15] 王晖.人格特征、价值观、生活事件对高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5.

[16] 肖建伟，石国兴.高中生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及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02）：75-78.

[17][52] 王香美.初中生生活事件、父母养育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7.

[18][38] 李相南，李志勇，张丽.青少年社会支持与攻击的关系：自尊、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7，33（02）：240-248.

[19] Pierce G R，Sarason R B，Sarason G I.Handbook of social support and the family[M].New York：Plenum Press，1996：43-105.

[20] 田录梅，陈光辉，王姝琼，等.父母支持、友谊支持对早中期青少年孤独感和抑郁的影响[J].心理学报，2012，44（07）：944-956.

[21] Kaniasty K，Norris F H.A test of the social support deterioration model in the context of natural disaster[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3，64（03）：395-408.

[22][33] 徐明津，杨新国.家庭经济困难对青少年不良适应的影响：父母支持与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效应[J].中国特殊教育，2017（02）：72-77.

[23] Kef S，Dekovic M.The role of parental and peer support in adolescents well-being：a comparison of adolescent with and without a visual impairment[J].Journal of Adolescence，2004，27：453-466.

[24] 黄希庭，余华，郑涌，等.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初步研究[J].心理科学，2000（01）：1-5+124.

[25] 崔继红.独立学院学生就业压力、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相关关系[D].长春：吉林大学，2010.

[26] 姜乾金，黄丽，卢抗生，等.心理应激：应对的分类与心身健康[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04）：145-147+190.

[27][42]解亞宁.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8（02）：53-54.

[28] 杨海荣，石国兴.初中生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及其相关因素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4（06）：416-419.

[29] 岳颂华，张卫，黄红清，等.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及其与应对方式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03）：93-98.

[30] 王极盛，丁新华.初中生主观幸福感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J].中国公共卫生，2003（10）：33-34.

[31] 李文道，钮丽丽，邹泓.中学生压力生活事件、人格特点对压力应对的影响[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0（04）：8-13.

[32] 孙录，赵静波，梁军林，等.高中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02）：194-195+189.

[34] 肖健菁.青少年父亲情感支持、应对策略与内化问题的关系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0.

[35] Crean H F.Social support，conflict，major lifted stressors，and adaptive coping strategies in latino middle school students：an integrative model[J].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2004，19（06）：657-676.

[36][37] 赵夫明，宋灵青，王学臣.初中生应对方式与生活事件、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研究[J].山东精神医学，2006（03）：178-180.

[39] 刘贤臣，刘连启，杨杰，等.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编制与信度效度测试[J].山东精神医学，1997（01）：15-19.

[40] 张兴贵，何立国，郑雪.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的结构和量表编制[J].心理科学，2004（05）：1257-1260.

[41] 唐芹，方晓义，胡伟，等.父母和教师自主支持与高中生发展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29（06）：604-615.

[43] 张月娟，史云静，王增起，等.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在研究生压力和抑郁间的调节作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19（10）： 655-658.

[44] 党峥峥.农村中学生生活事件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06）：730-732.

[45] 孙灯勇，郭永玉.相对剥夺感：想得、应得、怨愤于未得[J].心理科学，2016（03）：714-719.

[46] 范兴华，方晓艺，刘杨，等.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社会文化适应：社会支持和社会认同的作用[J].心理学报，2012，44（05）：647-663.

[47] Conger R D，Donnellan M B.An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ocioeconomic context of human development[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7，58（01）：175-199.

[48] 王新香. 农村留守初中生心理健康与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8.

[49] Evans G W，Kim P.Multiple risk exposure as a potential explanatory mechanism for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health gradient[J].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2010，1186（01）：174-189.

[50] Alder N E，Stewart J.Health disparities across the lifespan：Meaning，methods，and mechanisms[J].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2010，1186（01）：5-23.

[51] 郭素然，吳思为，冯晓伟.大学生社会支持对睡眠质量的影响：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J].心理科学，2014（06）：1404-1408.

[作者：李雄鹰（1976-），男，甘肃宁县人，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兰州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教授，博士；李元琴（1996-），女，甘肃陇西人，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生；桂文瀚（1997-），男，河南信阳人，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生；毛雅昕（1996-），女，四川成都人，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  郭振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