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泓

进入21世纪，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犬儒主义突然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无论是传统犬儒主义还是现代犬儒主义，或者西方犬儒主义与我国传统思想的比较等方面都有多篇论文涉及，但对于我国古代小说中传统儒生形象的转变与西方犬儒主义思想变化的相似性问题未见有论文加以研究，鉴于此，本文试以《儒林外史》为例稍加论述。

一

众所周知，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奠基者是安提斯泰尼，而创始人则是第欧根尼，他们都过着一种愤世嫉俗的生活。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斯泰尼的思想很明显受到了苏格拉底的影响，但又有极大的变化。安提斯泰尼否定政府、否定私有财产、否定婚姻、否定宗教，提倡除了纯朴的善良，什么都不需要。而作为安提斯泰尼的学生的第欧根尼则更为惊世骇俗，他拒绝一切风俗习惯，沿街乞讨，随地大小便。最终，犬儒学派将苏格拉底的追求真理转变为否定现实，揭露虚伪转变为放荡不羁，崇尚俭朴转变为抛家舍业，所以被称为“发疯的苏格拉底”。

古希腊犬儒学派尽管表面上放荡不羁，对世界进行冷嘲热讽，追求随遇而安的生活，但内心其实有自己堅守的道德准则。“在犬儒的外表下，实质包含着对人生价值理想十分严肃的理解、追求和践行。”（贺来：《超越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的“辩证法”：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分析》，《学术月刊》2014年第1期）第欧根尼过着乞讨生活，恰恰是他鄙视荣华富贵、追求回归自然的思想的生动体现。孟子道：“食色，性也。”既然饮食男女是人的天性，为何饮食可以当众，男女则不能当众呢？所以，“古希腊犬儒学派极其严肃地愤世嫉俗，但是并不玩世不恭”（操奇：《启蒙的天敌：犬儒理性论略》，《哲学研究》2015年第6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恐怖的社会生活中力求保存自己、得以生存的本能发挥了作用，犬儒学派表面上的冷嘲热讽没有改变，但功利主义已经成为他们内心追求的行动准则。德勒斯理直气壮地接受富翁的施舍，并诡辩道：如果拒绝财富证明内心将财富看得过重，那么自己接受财富恰恰证明自己内心轻视财富。众所周知的是，当亚历山大大帝问第欧根尼需要什么的时候，第欧根尼要求的是对方不要挡住他的阳光。如果将两者加以对比，可以发现第欧根尼追求人们从物欲中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而德勒斯则是在心灵自由的幌子下追求物欲，所以他可以心安理得地无功受禄。

齐泽克对现代犬儒主义有准确的评价：“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齐泽克：《意识形态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如果说古典犬儒学派是知行合一的话，现代犬儒主义则转变为心口不一，“现代犬儒至少有两个理知、观念：一个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理知、观念，另一个是内心不认同但形式上认同的理想性理知、观念”（刘森林：《马克思与犬儒主义批判》，《哲学研究》2022年第3期）。可见，以表面的理想主义掩盖内心的功利主义是现代犬儒的最主要特征。通俗地说，古代的犬儒主义是清醒者试图唤醒睡着者，而现代的犬儒主义则是装睡者试图让睡着者睡得更深沉。

二

如果把《儒林外史》里面的人物和西方犬儒学派的人物相提并论，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妙。闲斋老人为《儒林外史》作序道：“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辞却功名富贵”者类似古典犬儒，而“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者则类似现代犬儒。

儒家入世，齐家治国、兼济天下是儒生的应有之举。《儒林外史》中描写了数位心系天下、注重民生、代表社会良知、承担社会责任的儒生。迟衡山发起，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等众多儒生出钱出力，修建泰伯祠。随后又选择吉日良辰，举办庄严肃穆的开祠大祭。全城百姓扶老携幼前往参观，现场欢声雷动。儒生振兴礼乐、匡正世风的责任得以充分显现。儒生还要扮演社会评论家的角色，经常针砭时弊，这是我国传统儒生思想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化为儒生的行为惯性，汉代儒生的“清议”即为一例。《儒林外史》中娄三、娄四常道：“自从永乐篡位之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杨执中也道：“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对朝廷的正统表示怀疑，表现出儒生的政治热情和使命担当。

但专制社会的残酷现实让儒生内心的自保本能逐渐增强，原来的兼济天下逐渐转变为独善其身。“辞却功名富贵”就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儒林外史》开篇第一回就描写王冕。历史上的王冕出身农家，自小放牛，通过刻苦自学，通今达古。曾应科举，名落孙山后性格变得狂妄高傲，不肯低三下四，最终穷困潦倒。《儒林外史》中抛弃了王冕个性狂傲、名落孙山的史实，保留他藐视权贵、淡泊名利的品质，重点刻画他对功名的厌恶。不仅王冕，连他的母亲也对官场不屑一顾，叮嘱王冕道：“我儿可听我的遗言……不要出去做官。”作者将王冕放在首回，描写他的纯洁无瑕，暗示《儒林外史》的整个创作意图是儒生就要做王冕式的古典犬儒人物。

除了王冕，杜少卿更是作者重点刻画的古典犬儒。作者在书中经常称道“名士”，郑玄曾道：“名士，不仕者。”可见，杜少卿的远离仕途是作者最赞赏的品质。杜少卿才华横溢，是众人眼中的“奇才”，但对科举和官场深恶痛绝。家境富贵时对于别人奉承县令的行为嗤之以鼻，家道中落后依然我行我素。别人举荐他为官，他便装病请辞，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即便后来生活捉襟见肘依然从容自若，对功名冲淡，对钱财洒脱，心胸淡然、卓尔不群，是表里如一的真名士。

三

除了和古典犬儒相似的真名士，《儒林外史》中还描写了众多和现代犬儒相似的假名士。

杜慎卿“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江南数一数二的才子”，才貌双全、风流倜傥。别人作的一首诗，杜慎卿能马上当面指出其中的错误之处，可见他的才华。因为才华横溢，杜慎卿整天和一班名士一起吟诗作画。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显示他其实是个假名士。

杜慎卿平时常道：“妇人那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又借朱元璋的话道：“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但同时又借口为了传宗接代而纳妾。和兄弟杜少卿举办泰伯祠开祠大祭不同，杜慎卿热衷举办莫愁湖梨园大会，评骘戏子、定榜梨园，吸引全城的有钱人纷纷前往观看，轰动全城，从此名震江南，被公认为大名士。但内心却在盘算“我就在这一两年内要中”，果然不久他便借着名士的光环，怀揣几千两银子，胸有成竹地上京谋取功名，最终“铨选部郎”。名士的首要条件是“不仕”，而杜慎卿当名士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仕”。可见，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沽名钓誉，最终都是为了功名利禄。顾炎武曾道：“君子所求者，没世之名，今人所求者，当世之名。当世之名，没则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杜慎卿追求的是“当世之名”，自然不是君子。

除杜慎卿等伪君子以外，作者还刻画了六親不认、无恶不作的严贡生。

严贡生的亲兄弟严监生病死，临死也不见严贡生前往询问。直到严监生死后数日，严贡生才从省里科考回来。回到家后也没有立即去吊唁死者，直到打开严监生的遗物，看见二百两银子，才满心欢喜，前往悼念。不久，严贡生又觊觎兄弟的家产，硬让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去承嗣，最终达到侵占兄弟家产的目的。

严贡生自称“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其实，他对众乡亲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强抢邻居的猪，还将对方的腿打折；要求没有向自己借钱的乡亲付利钱，并强抢对方的驴；用几片云片糕引诱船家，赖掉十二两银子的船费。

临下骄者，事上必谄。鱼肉乡亲的同时，严贡生千方百计奉承官僚。得知范进和张静斋前来拜访汤知县，严贡生赶忙跑来拜见两位举人老爷，还带来鸡、鸭、糟鱼、火腿等九盘菜和一瓶酒予以盛情款待。

在吴敬梓笔下，杜慎卿和严贡生的区别仅仅在于杜慎卿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严贡生则是粗俗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两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心口不一：杜慎卿称自己讨厌女性的同时又纳妾；口中主张学习魏晋名士，内心却热衷功名举业。严贡生内心觊觎兄弟家产，口中却称是为了维护纲常宗法；强抢邻居财产的同时又吹嘘自己不占人半粟便宜。心口不一是现代犬儒的最大特点，所以杜、严二人和西方犬儒极为相似，儒生由愤世嫉俗转变为玩世不恭，最终发展为为虎作伥。

四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除了杜甫等极少数典型的儒家人物以外，传统儒生大部分都是儒道合一。《论语·先进》篇中孔子在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弟子畅谈理想时，否定了子路的强国、冉有的富民、公西华的复礼等理想，却赞同曾皙融入自然、消极避世的追求，感叹道：“吾与点也！”因为到处碰壁，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思想非常明显。在志向得不到伸展时，孔子尚且有与陶渊明的桃花源一样的理想追求，更何况后代儒生？在遭遇挫折时，由积极进取转为避世隐退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杜少卿由儒生转为传统犬儒顺理成章。在专制统治下，这也几乎是儒生内心思想进展的必由之路。

汉末孔融是典型的儒生，在担任北海相时，建置城邑、设立学校、表彰儒术、举荐贤良。又喜欢抨击时政，曾与董卓、曹操等争辩，言辞激烈，最终被曹操所杀。儒生因议论朝政被杀势必导致后代儒生犬儒化，所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信奉老庄之学，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拘礼法，清静无为，在竹林中聚众喝酒、服药、纵歌。阮咸的与猪同饮、刘伶的酒后裸奔等与第欧根尼的怪诞行为如出一辙。陶渊明的归隐田园更是当时儒生最好的归宿。

而一些内心艳羡功名的儒生就逐渐现代犬儒化，朱熹道：“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朱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朱熹认为陶渊明表里如一，不仅外表清高，而且内心真正清高，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其他人则是一边清谈，一边招权纳货，也即以表面的理想主义掩盖内心的功利主义，所以是典型的现代犬儒。

明朝君主专制统治得到空前强化，清朝君主专制更是达到极致，儒生势必步履维艰，纪昀曾因提建议而被乾隆帝指责道：“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黄鸿寿编：《清史纪事本末》，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作为乾隆皇帝的宠臣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儒生？所以表面鞠躬尽瘁、内心声色货利的现代犬儒层出不穷，“从宋代到清代，士人对‘道的持守状态确曾表现出一种直线下滑的轨迹”（杨念群：《重建另一种叙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孟森曾指责清朝的儒生道：“惟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于经学，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此则为清世种族之祸所驱迫。而使聪明才智出于一途，其弊至于不敢论古，不敢论人，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步前朝亡国时之正义。此止养成莫谈国事之风气，不知廉耻之大夫，为亡国种其远因者也。”（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10年）要求未免过于苛刻，须知在专制统治下，不说话至少比说假话更应该被赞许，而能够做到如吴敬梓般冷嘲热讽就更是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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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浙江旅游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