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勾勒了全球现代化格局的四个“从属于”，包括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其间，中国被置于从属的一方。这可以称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球地理观，“东方从属于西方”是其基本架构。在后来的论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了美国从东向西对太平洋西岸即亚洲东部的影响，包括对中国的影响，也注意到了俄国从欧洲到亚洲的扩张，包括对中国领土的侵吞，还注意到了作为亚洲近邻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这些情况都很难纳入他们的“东-西”架构。为了更加确切地厘定中国的全球方位，有必要将上述架构升级改造为立足于中国的“东（南）-西（北）-中”架构，它以“东-西-中”向度为主，兼顾“南-北-中”向度，东（南）指从海路而来的欧、美、日等国，西（北）主要指从陆路而来的俄国，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全球处境。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全球方位；现代化

作者简介：徐长福，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和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研究”（22&ZD032）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3.03.001

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化历程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其特点跟中国所处的全球方位有密切关系。本文拟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球地理观以及对中国的定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一种中国立场的全球自我定位架构，以期有补于对中国未来现代化实践的认识。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欧洲人的地球观与“东-西”观

众所周知，不是所有的民族从来就知道我们所生活于其上的大地是球形的，中国人普遍知道这一点也只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記述，毕达哥拉斯学派已经认识到地是球形的，尽管这一点在当时还存有争议。1由此可以认为，在古代各民族中，希腊人较早形成了地球观。

大地既然是球形，也就无所谓东南西北，人们实际具有的东南西北观念乃是约定俗成的。希腊人把太阳升起的土耳其一带视为东方，腓尼基人开始将它叫作“亚细亚”，意即“东方”1。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亚细亚并不包括波斯等更东边的地方。2后世把从土耳其以东延伸开去的地方都叫作“亚细亚”，即如今的亚洲。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东方和他们所在的西方的关系是当时那个世界的主要关系，相比之下，南方和北方的关系不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古希腊人的地球观和“东-西”观在欧洲得到传承。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派遣，向西穿越大西洋，去找寻东方的印度，无意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南非好望角，到达印度。1519年，效力于西班牙的葡萄牙人麦哲伦率船队进行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其中一艘幸存船只于1522年返回出发地。3从此，大地为球形就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推论性知识变成了实证知识，后来成为普及于全人类的常识。不仅如此，在教皇的调停下，西班牙和葡萄牙于1493年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处划出一条南北分界线，西边为西班牙势力范围，东边为葡萄牙势力范围；1494年又把分界线往西挪移了270里格，至西经46°37′，以致后来被发现的巴西成了葡萄牙的囊中之物。4在葡萄牙向东航行占领东印度的香料群岛而西班牙绕过南美合恩角穿越太平洋向西航行到达菲律宾后，1529年，两国在东方又划出了一条分界线，约在东经144°，即香料群岛以东17°，从而完成了对地球的首次瓜分。5从此，地球上的东和西就有了不同于以往仅仅指欧洲和亚洲的含义。

简言之，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界，此前，欧洲人的地球观只是思辨的，其所谓东方和西方等同于亚洲和欧洲；此后，欧洲人的地球观是实证的，其所谓东方和西方添加了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含义，尽管其具体划法不断在调整。相比之下，地球上的南北方位始终处于次要地位。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对全球地理和东西方关系形成最系统的理论见解的人物是黑格尔。他的历史哲学以世界历史为对象，把历史的地理基础视为精神的表演场地。由于他的哲学是精神哲学，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所以他一上来就把美洲、澳洲等新世界排除到世界历史之外，还把剥离出埃及之后的非洲从世界历史中排除出去，其理由是这些地方的人们尚未发育出自由精神。这样一来，黑格尔便把已经扩大的地球重新缩小了，只把亚洲和欧洲作为世界地理的基础，作为世界历史的现实舞台。6对此，他的概述是：“亚细亚洲在特性上是地球的东部，是创始的地方。对亚美利加洲来说，它固然是一个西方；但是欧罗巴洲，一般来说，是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绝对是西方，亚细亚洲却绝对是东方。”7

这样一来，黑格尔就设置了一个暗含机巧的地球方位架构：一个东方两个西方——亚洲是绝对东方，欧洲是绝对西方，美洲是相对西方，即西方的西方。对此，黑格尔的解释是：“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地球虽然是圆的，历史并不围绕着它转动，相反地，历史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尔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8

简言之，黑格尔思考历史是以全球为范围的，其思想的主轴是东西方关系或亚欧洲关系，所在意的趋势是自由精神从东方的一个人自由经由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一些人自由终至现代日耳曼世界的全体人自由的发展。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的意义上，现代化就是所有人自由的实现，这一点在黑格尔时代只在日耳曼世界才被人们所认识到，黑格尔哲学就是这种认识的结晶。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球地理观：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的全球观和“东-西”观，形成了自己的全球地理观。

黑格尔关心的是自由精神自身的完成，只要地球上有一些地方知道了全体人都该自由，精神的内涵就实现了，精神的故事就讲完了。至于地球上其余地方的人们是否都知道和认同这一点，他是无所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接受了黑格尔的全体人自由的理念，但他们关心的不是理念本身是否被认识到，而是如何在全球实现，即如何落实到全人类的每一个个体身上。

在黑格尔那里，自由精神从亚洲远东的中国起步，经由印度、波斯，再转入毗邻亚洲的南部欧洲，即希腊和罗马，最后在日耳曼世界开花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其道而行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浪潮从西欧向东一直涌向亚洲和全球各地的总趋势，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革命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即每一个人的自由。可以认为，黑格尔从东到西所走的是自由精神的认识之路，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西到东所走的是自由精神的實践之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球地理观对黑格尔哲学有一个根本性的超越，那就是他们切实地感受并把握到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全人类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的巨大力量，并倡导以革命实践的方式顺势而为，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意义上的现代化的话，那么，相应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对这种现代化的扬弃。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球地理观中，东西方关系仍然是基本架构，其性质是东方从属于西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明确提出了“全球（ganzen Erde）”概念，跟“整个世界（ganzen Welt）”概念互释。他们指出，只有通过“世界市场（Weltmarkt）”，“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den verschiedenen nationalen und lokalen Schranken）而同整个世界（der ganzen Welt）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diese allseitige Produktion der ganzen Erde）（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描绘了一个全球视域的现代化格局。其论述如下：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den Bourgeoisv?lkern）（nations of bourgeois），使东方（den Orient）（the East）从属于西方（Okzident）（the West）。2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全球格局的基本判断就是这四个“从属于”，即农村从属于城市、蛮夷之邦从属于文明之邦、农民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综合几个段落的内容，这四个“从属于”也可以表述为“四化”，即农村的城市化、蛮夷的文明化、农民的资产阶级化、东方的西方化，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意义上的现代化。

这四个“从属于”或“四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全球现代化的事实判断。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是无论如何避免不了的事情，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同时，这也是他们的价值判断，尽管这一步并不是他们预期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抗拒意味着反动。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产阶级现代化以及对它的扬弃视为全人类的共同命运，把东方从属于西方视为全球地理的基本关系。这种观点可以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den praktischen Materialisten）即共产主义者（Kommunisten）”1的全球地理观，既继承又超越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的全球地理观。2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的全球定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提到过中国，但第一次在这种全球现代化格局中提到中国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当论到什么是世界历史时，他们说：“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China）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die ganze Existenzform）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einem weltgeschichtlichen Faktum）。”3

其后不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提到中国。在该著作的中译本中，“中国”这个词出现了一次，如下：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chinesische）（Chinese）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4

在德文本和英译本中，中国还被提到一次，如下：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alle chinesische Mauern）（all Chinese walls）、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

这次对中国的提及，没有被翻译出来。德文“alle chinesische Mauern”和英文“all Chinese walls”直译为“中国墙”，意译为“万里长城”。也就是说，加起来，《共产党宣言》有两次提到中国。

《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848年，即中英鸦片战争之后的8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球地理观中，中国无疑是东方国家，并且是远东国家，而鸦片战争后最早迫使中国签订条约的英国（1842年第一个条约）、美国（1844年第一个条约）、法国（1844年第一个条约）等国家则是西方国家，6至于俄国、日本则不东不西，不好定位。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表明，作为东方国家的中国事实上已被纳入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全球格局中。

从那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的全球定位一直未变。直到恩格斯去世前一年，这种定位才遇到了一定的挑战。

1894年9月17日，中日爆发甲午战争。几天后，恩格斯在给劳拉·拉法格的书信中对这场战争做了这番评论：

我认为，中日战争1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但是，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那里，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Asiatics）（Asiaten）、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

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The Chinese）（Chinesen）将被迫欧化（Europeanise）（europ?isieren），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鐵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过剩人口将迅速、不断地增长——从土地上被赶走的农民奔向沿海到别的国家谋生。现在是成千成千地外流，到那时就会成百万地出走。那时，中国苦力（the Chinese Coolies）（die chinesischen Kulis）将比比皆是——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都有。他们将试图把我们工人（working men）（Arbeiter）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降到中国的水平。那时我们欧洲工人的时刻也就会到来。英国人将首先起来；他们深受这种渗入之害，就会起来斗争。我很希望这次中日战争能使我们在欧洲的胜利至少加速五年并使它空前顺利，因为这次战争将把一切非资本主义阶级（alle nichtkapitalistischen Klassen）都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对中国人感兴趣的（pro-Chinese）（pro-chinesisch）只有大土地所有者（the large landed proprietors）（die Groβgrundbesitzer）和工厂主（manufacturers）（Fabrikanten）。2

恩格斯的大意是：日本受“俄国政府挑拨”而侵略中国，其结果是使中国人“被迫欧化（Europeanise）（europ?isieren）”，出现全球移民潮，并导致欧洲资本主义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值得强调的是，恩格斯在此明确提出了针对中国人的“欧化”主张，并且宣称只有欧洲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才是“亲华派（pro-Chinese）（pro-chinesisch）”。撇开具体观点不论，这个说法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前述全球地理观已经颇不协调了，因为中国的东邻日本打败中国跟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欧化有什么关系呢？恩格斯自己也提到这是一场亚洲人对亚洲人的战争。实际上，这段话所涉及的中国、日本、俄国、欧洲、美洲和澳洲的关系已经突破了上述架构，其中，日本和俄国的定位尤其不清楚。

四、马克思和恩格斯全球地理观中的两个变数：美国与俄国

前已述及，黑格尔把欧洲看作绝对的西方，而把美洲看作西方的西方。这实际上留下了一个突破欧洲传统“东-西”观的可能性。正如黑格尔所言，地球是圆的，所以，西方的西方也就可以转化为东方的东方。

这种转化在1848年变成了现实。其时，美国打败墨西哥，迫使墨西哥割让了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3从此，美国就从一个大西洋西岸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横贯美洲的大国，也就是说同时又成了一个太平洋东岸的国家。这个事件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使美洲在现代化的实际作用上成了亚洲的东方。

对于该事件，一年之后，恩格斯给予了如下评论：

富饶的加利福尼亚从对它毫无作为的懒惰的墨西哥人手中摆脱出来，这有什么害处呢？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迅速地开发那里的金砂矿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时间内在太平洋沿岸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开展广泛的贸易，建立许多大城市，开辟轮船交通，铺设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铁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现代文明，在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那有什么不好呢？当然，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某些西班牙人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遭到侵害；“正义”和其他道德原则也许会受到一些破坏；但是同那些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das gegen solche weltgeschichtliche Tatsachen）比较起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1

对于美墨战争和美国对墨西哥领土的侵占，恩格斯的观点简单明了：经济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优先于“正义”之类的道德原则。更重要的是，他确实预见到了美国在占领加利福尼亚后所进行的大开发，这确实是太平洋地区现代化的开端，由此为世界贸易开辟了一路向西的新方向。

在恩格斯议论此事之前不久，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随即掀起了轰动世界的淘金热。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如下时事评论：

美国最大的事件，比二月革命更重要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仅仅过了差不多18个月，现在就已经可以预料到，这一发现带来的后果甚至将比美洲大陆的发现还要大得多。……从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到现在，仅仅过了18个月，美国佬就已经着手修建铁路、宽阔的国家公路，开凿以墨西哥湾为起点的运河；从纽约到查格雷斯（Chagres），从巴拿马到圣弗朗西斯科已经有轮船定期航班；太平洋的贸易已经集中在巴拿马，绕道合恩角的航线已经过时。一条跨越30个纬度的海岸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富饶的海岸之一，以前几乎荒无人迹，现在正迅速地变成一个富足的文明区域（ein reiches， zivilisiertes Land），这里稠密地居住着一切种族的人：从美国佬（Yankee）到华人（Chinesen），从黑人（Neger）到印第安人和马来人，从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到欧洲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流遍美洲，流遍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die asiatische Küste des Stillen Ozeans），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Barbarenv?lker）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拖进了文明（die Zivilisation）。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发展方向。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推罗、迦太基和亚历山大里亚，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在以前曾经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则是纽约和圣弗朗西斯科、圣胡安-德尼加拉瓜和莱昂、查格雷斯和巴拿马。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近代是英国，而目前则是北美半岛南半部。……再过几年，我们就将有一条固定航线，从英国通往查格雷斯、从查格雷斯和圣弗朗西斯科通往悉尼、广州（Kanton）和新加坡。加利福尼亚的黄金和美国的不断努力，将使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同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也那样稠密、贸易也那样方便、工业也那样发达。那时，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2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美国太平洋沿岸的发展态势和前景刻画得更加清晰和鲜明了。他们首先把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看成比新大陆本身的发现更加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也比1848年欧洲二月革命重要，这跟他们把物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看作社会的决定因素的基本观点有关。他们已经看到的事实是：发现金矿仅仅过去一年半时间，美国人就已经着手修建铁路和国家公路，开挖运河，开通跨洋航运，在太平洋沿岸汇聚起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各国劳动人口，将贸易拓展到太平洋西岸的东亚地区，把那里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市场的文明体系之中。他们预计，再过几年就会出现固定航线，从英国到巴拿马查格雷斯，再到加利福尼亚的圣弗朗西斯科，然后穿越太平洋，直达澳洲的悉尼、东南亚的新加坡和中国的广州，这将使太平洋两岸变得跟美国的大西洋沿岸一样发达。据此，他们把美国看作最新的世界贸易中心，把从美国西部海岸向澳洲和亚洲的航向看作世界贸易的最新方向——不管这被算作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开辟的方向，都把太平洋看作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

在数月后的另一篇时事评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跟进美国西部沿海的发展动态，进一步指出太平洋“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洋”，再次提到“亚洲、澳洲和美国之间的频繁交往要求开辟从巴拿马和圣弗朗西斯科至广州、新加坡、悉尼、新西兰和太平洋的最重要停泊地桑威奇群岛的规模巨大的新航线”，“把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中国跟美国联系起来，把环球旅行时间缩短到四个月”1。他们总结说：“自从有了这种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时候起，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2他们这里所说的地球的“圆”是指现代化的物质财富之流贯通全球，跟黑格尔所说的地球的“圆”与精神成长的圆满无关，并正好形成对照。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说法，如果以太平洋为世界贸易的主航道，那么美国主导的美洲就变成了东方，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东部则变成了西方。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因此而调整其全球地理定位架构，在其后的著述中仍以亚洲为东方而以欧美为西方，比如，他们把围绕土耳其的国际争端，特别是土耳其和俄国的战争称为“东方问题”3。

这样一来，就涉及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的定位。俄国地跨欧亚而被视为欧洲国家，这种常识上的地理定位其实并不简单。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俄国的欧洲国家身份，却从未把它看作西方国家，这种定位同样不简单。在他们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全球地理观中，俄国既不在东方国家中，也不在西方国家中。在全球开启现代化的时代，俄国几乎是唯一一个自身尚未现代化却有能力跟现代化的西方列强争霸世界的国家。对于美国侵略墨西哥，如前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接受的，但对于俄国的侵略行径，他们却一概反对，其理由是：沙皇俄国是欧洲大陆上最大的反动堡垒，是欧洲革命的主要敌人。4

鉴于俄国是镇压1848年欧洲革命的主力，1849年，恩格斯还曾说过“恨俄国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德国人的首要的革命激情”5这种激愤的话。1853年，马克思给俄国人算过一笔账：“俄国最近60年来所获得的领土，从面积和重要性来看，等于俄罗斯帝国在此以前的整个欧洲部分。”6

关于俄国跟中国的关系，在1857年，马克思作了这样一个预测：“在对华贸易和交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和路易-拿破仑采用武力来进行扩展，而俄国所处的地位却显然令人大为羡慕。真的，非常可能，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个钱，不用出动一兵一卒，到头来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都得到更多的好处。”7这个预测在一年半后就应验了。

1858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对此，马克思评论道：

无论约翰牛觉得这有多么开心，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有谁会在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上一个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800英里。约翰牛自己通过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his first opium-war），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使它有权沿黑龙江航行并在陆上边界自由贸易的条约；而通过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his second opium-war），又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价值无量的地域——这是俄国无限垂涎的一块地方，从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格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把它弄到手。1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俄国跟中国的“上一个条约”，是指俄国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胁迫中国于1858年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2诚如马克思所言，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坐收渔利，比英法两个武装侵略者从中国攫取的好处还要多。

与此同时，恩格斯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并指出了今后俄国对亚洲的影响。他说：

事实是，俄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亚洲的头等强国，它很快就会在这个大陆上压倒英国。由于征服了中亚细亚和吞并了满洲，俄国使自己的领地增加了一块像除俄罗斯帝国外的整个欧洲那样大的地盘，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入了温带。中亚细亚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很快就会住滿俄国的移民。这样获得的战略阵地对于亚洲，正如在波兰的阵地对于欧洲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占领图兰威胁着印度；占领满洲威胁着中国。而中国和印度，两国共有45 000万人口，现在是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3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这时把俄国说成了“亚洲的头等强国”。由此足见，俄国地跨欧亚、不东不西，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觉得不好定位。

归纳起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和俄国的论述中，美国既是西方的西方，又是东方的东方，对东西两向的现代化都起推动作用，而俄国则既不是西方的东方，也不是东方的西方，在亚欧两洲都跟反动势力结盟，它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球地理观的两大变数，也是对中国现代化总体影响最大的两个大国。

当然，最意味深长的是，1881年，马克思对俄国公社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俄国革命产生了特别的期待，并认真设想过这种可能性：“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4虽然马克思的具体设想没有实现，但俄国确实在36年后即1917年成功地进行了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件如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无疑比新大陆的发现、1848年欧洲革命和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全球地理观也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

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球地理观的中国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球地理观的立足点无疑是西欧，即他们所生活的国家和地区，这使他们易于坚持“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观点。他们即使看到了美国和俄国等因素的复杂性，也难以根据不同国家的观察需要设身处地地调整自己的定位架构。这就需要世界历史的各当事国自己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架构加以本国化，中国也不例外。

如前所述，恩格斯在去世前一年看到了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打败了中国，并预言中国将被迫“欧化”。在他去世之后25年，即1920年11月，俄国的共产国际组织派员来华，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1俄国对中国的这个影响算不算“欧化”？这恐怕连恩格斯自己都难以回答。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至今已执政70余年。这种来自俄国的决定性影响肯定已经超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架构。

可见，要确切定位中国，需要一种描述性的全球地理架构。它以全球现代化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为原则尺度，以实际存在的主要国际关系和实际发生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为基本内容，以解释以往的宏观历史和预测未来的演变趋势为认知目的。就该架构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进路和共产主义的价值指向而言，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球地理观的一种中国化版本。

以这种架构来观照，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相对于该大陆的其他主要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东方国家，但与此同时，中国位于太平洋西岸，相对于日本和整个美洲来说无疑是一个西方国家。不仅如此，相对于俄国的亚洲部分、特别是西伯利亚和远东部分，中国肯定是一个南方国家，而相对于东南亚和澳洲来说，中国肯定是一个北方国家。所有这些都不只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定位，而是全球现代化实践意义上的定位。

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对中国来说无疑是西方国家，不仅如此，除英国外还都是大陆国家，但在其成为太平洋国家后，它们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循海路自南方而来，首先影响的也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美国在文化地理上无疑是西方国家，但对中国的影响都是从东方跨太平洋而来，中国人赴美也是自西向东而去。俄国在文化地理上无疑是一个欧洲国家，却不被视为西方国家，只有它对中国的影响才基本上是自西北大陆深处而来，尽管也利用了自北向南的海路。日本被中国视为东洋，它于1853年被大洋东岸的美国人打开国门，其后再由东向西影响中国。

具体说来，有如下事件可以说明上述陆洋双向影响。1840年英国对华鸦片战争来自海上，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既有英法的海上进攻也有俄国的陆上侵吞，日本历次的侵华战争来自海上，1900年的八国联军海陆并进。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来自基督新教，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来自日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自美国，它们都从海上舶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主要是大陆的产物。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表明大陆的影响压倒了大洋的影响，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表明大洋的影响反超了大陆的影响，如今两种影响似乎不相上下。

六、“东（南）-西（北）-中”架构的解释效能

为了说明中国的情况，完全可以制作一个立足于中国的全球地理解释架构。该架构以东西方向和海洋大陆等地理因素为基本构件，突出中国的东（南）方向和西（北）方向、大洋方向和大陆方向的影响，可以称为“东（南）-西（北）-中”架构，以“东-西-中”向度为主，“南-北-中”向度为辅，故给“南”“北”二字打括号。该架构可以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东方从属于西方”架构的中国化升级改造版。

对中国来说，西方是大陆，东方是大洋。大地是球形的，这就决定了最西的美国不必自西向东、通过欧亚大陆的中介来影响中国，而是跨过太平洋来直接影响中国。虽然西欧国家和中国处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但其间却不必仅靠陆路联系，而是可以海陆并进。事实上，西欧国家的经济、技术、军事、政治、宗教等因素就是主要从海上影响中国的。当然，西欧也有从陆路影响中国的因素，比如马克思主义就是经由俄国-苏联这个陆上中介才到达中国的，或者说，中国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大陆传播中先被俄苏化了，从而更接近中国的需要。可见，同样是来自西欧的影响，由海路直达的和经陆路中转的具有明显不同的效果。诚如马克思所言，中国和欧洲“两极相联”1，只不过其联系的具体情况还需要具体分析。

日本在中国以东，似乎受西方影响应该较弱。可是，美国自东而来，先到日本，再到中国，这是日本现代化进程领先中国的一個关键因素。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也是从美国引入的，这比后来从俄苏引入的版本更接近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准。中国最初从日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后来完全采纳了俄苏的马克思主义，跟发展程度的接近性不无关系。

“东（南）-西（北）-中”架构也可以用来解释全球现代化史上涉及中国的一个重要时差现象：同样是从帝制转到共和，中国是在1911年，俄国是在1917年，德国和奥地利是在1918年，土耳其是在1923年。通常认为，中国地处远东，政治制度最为保守，从帝制走向共和竟然领先一些欧洲和西亚国家，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从地球的形状来看，这个现象就不难理解了。现代化浪潮总体上是自西向东漫延的，其他几个国家主要受西向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愈往东愈弱化。但是，中国在大陆东端和大洋西岸的位置使得它在受到来自西向的影响的同时也可以受到来自东向的影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直接从东向的美国引入的，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在当时是最高的。

中国现代化始终处在东西两向、陆洋两路的共同影响之下，并对两个路向作出不同的回应。本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也开始在这两个路向上反过来影响世界，“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施尤其体现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