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一

在北京的中轴线上，从永定门走向正阳门，一直走下去，直到钟鼓楼，一代一代的北京人都曾抬头看见天上那些鸟。

那些玄鸟或者青鸟，它们在有和无的界限上盘旋，一年一度，去而复返。它们栖息在最高处，在那些城楼错综复杂的斗拱中筑巢，它们如箭镞破开蓝天，挣脱沉重的“有”，向“空无”而去。这些鸟，直到1870年才获得来自人类的命名，它们叫——“北京雨燕”。

北京雨燕，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鸟类。此鸟非凡鸟，它精巧的头颅像一枚天真的子弹，它是黑褐色的，灰色花纹隐隐闪着银光，它披着华贵的披风，在天上飞。我们一直不知道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是令人惊叹、令人敬畏的长征：每年4月，春风里它们来到北京，在高耸的城楼上筑巢产卵，然后到了7月，它们出发了，向西北而去，此一去就要飞过欧亚大陆，直到红海，在那里拐一个弯，再沿着非洲大陆一直向南，飞到南非。这时已是11月初了，北京已入冬天，北京雨燕却在南部非洲盛大的春天里盘旋。直到第二年的2月，它们该回来了，它们穿过非洲大陆、欧亚大陆，向着北京，向着安定门、正阳门而来。

如果让我找一种动物、找一种鸟来形容和比喻我理想中的作家，那就是北京雨燕。在北京，你沿着中轴线走过去，那些宏伟的建筑都在召唤我们，引领我们的目光向上升起。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午门、神武门、钟鼓楼，城楼拔地而起，把你的目光、你的心领向天空。北京雨燕把你的目光拉得更远，如果它是一个作家，他一定会把天空、飞翔、远方、广阔无垠的世界认定为自己的根性和天命。作为命定的飞行者，他对人的想象和思考以天空与大地为尺度；他必須御风而飞，他因此坚信虚构的意义，虚构就是“空无中的有”，或者“有中的空无”，通过虚构，他将俯瞰人类精神壮阔的普遍性。他必定会成为心怀天下的人，心事浩茫连广宇，无数的人、无尽的远方都与我有关，这不是简单地把自己融入白昼或黑夜、人间与世界，而是一只孤独的北京雨燕抗拒着、承担着来自大地之心的引力。

二

有的作家，比如李白和曹雪芹，他们是雨燕。有的作家，比如杜甫，他是行者。杜甫是中国文学中最伟大的行者，在他之前，只有屈原。但屈原更像是北京雨燕落在了地上，屈原的诗是雨燕落地后的悲歌绝唱。而杜甫，他是第一个走过并且写出“本路”的诗人，第一个直接面对累和喘息的诗人，第一个在累和喘息中为生命唱出意义的诗人。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杜甫走向远方、走进无数人，取经的行者心中觉悟，这经不是在天上写好了等他来取，而是他一步一步行走在大地上写出来的。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诗》）杜甫曾经是雨燕，后来落了地，他竟在地上长出了脚，一步一步走过去，这何其难啊，李白和王维那样绝顶的心智都做不到。但是，现在让我们重读一遍《登高》，杜甫身体里的那只雨燕真的飞走了吗？没有，还在，他翱翔于天之高、地之阔、江河万古，然后，他缓缓地落下，落到此时此刻、此人此心。杜甫也是雨燕，杜甫的生命中竟然真的一直有“所向无空阔”，在绝对的重中依然能轻，在石头缝里望见了明月，他是悲，他是欢，他是穷途末路，他是通达安泰，他能收能放、能屈能伸、能快能慢，由此，他才能把艰难苦累淬炼成诗。

三

说回我自己，不论是雨燕，还是行者，他们都朝向远方。我的《上河记》也是一部关于远方的作品。在这本书里，我从黄河之源走到黄河的入海口，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漫游，走过山、原野、河流、村庄、城市。

那时是2000年，在那时，旅行通常是为了出差或探亲，没有功利目的，仅仅为了置身于彼，这样的事似乎并不常见。在那时，我被“行走”这个词所召唤，我想，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去往你未曾去过的地方，你得见见山川、世面，会一会陌生的人。

我的梦想、我的计划如虎，我的行迹如蛇。在那一年的5月，我意气飞扬地出发，当时我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每个月把稿子发完就跑了，跑上半个月再回来，工作、发稿，再出发。如此到了秋天，这样的节奏渐渐不能持续。我走过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然后窝在家里写出了一本《河边的日子》。

这是我极不自信的一本书，写出来之后，再不曾读过它。这种不自信，就体现在这本书当年的跋中，这篇跋的题目是《我一无所知》，显然是一种防御性姿态：我自己都说了一无所知，你们还能责备我什么？但是一无所知你还写什么呢？这个问题倒是难不住当时的我，人之病就在于自以为知，我来了、我在了，恍然知道自己的无知，这未尝不是值得写出来的“大知”。

我不是一个珍惜旧作的人，我写过那么多文字，当时常常得意，后来并不在意。2000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我去了黄河边，写了《河边的日子》，我还写完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到了第二年，又开始给《南方周末》写《每月新作观止》的专栏。似乎只是在那一年，36岁的我才走着走着冲动起来，本来是在逛文学的街，忽然就发足狂奔跑起了马拉松。但无论当时还是以后，我从未试着对自己的写作赋予重要和持久的意义。比如那本《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书出来我就把它忘了，直到17年后才增补再版，改名为《青鸟故事集》。

同样，我一直没有想起《河边的日子》。直到2022年的某日，有朋友说起他当年喜欢这样一本书，我把它从书架上找出来，重读一遍，回到那些地方，回到当年那个自己身上。我想，我也是喜欢这本书的。

这本书像一艘船沉没在我的书柜最底层，它的时钟停留在2000年。书之外，时间前进，人事代谢，沧海桑田。23年前的那个我和那个世界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切，即使是亘古山河，也只是此时此刻，都在时间与历史之流中呈现为不可复现的殊相——青冰上牡丹开，青冰上无牡丹。

正因此，这本书最宜忘了，然后在后来的某一天想起来再翻一翻。这是穿越，是重返23年前，现在侵入往昔，他乡原是故乡。李商隐的两句诗最是浩渺奇幻：“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恍兮惚兮你不知那写诗的人在哪里，他看着窗外星沉海底，他看着大雨仅在一座之隔掠过黄河之源。

当然，多年过去，我自己也变了。如果回到当年新源里那幢楼上的电脑前，我必会写出另一本很不相同的书。为此，我专门增补了一篇《自吕梁而下》，那是2019到2022年的我所写，书名改为《上河记》出版。

是的，重读这本书时，我并不喜欢2000年的那个我，我一边读着一边刻薄地嘲笑他，他那份在人世中的羞涩、行文时那种小心翼翼的谨慎，有时简直让我无名火起。但是，最终我还是感激他在2000年突发神经地进行了那次漫游。那确实是我的决定，那次漫游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标记了后来的我：对田野、对山河故人、对实际的而不是理念的人世与人事的持久热情和向往。

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我”召唤了我，我意识到，那次旅程并没有结束，此时此刻，我依然梦想着、计划着很可能不可能的旅程：我会在某一日继续行走，直上河源，而后掉头沿黄河而下，走上次没有走完的路，走过山西、河南、山东，走过春秋战国的、北方的大地，走到黄河入海之处。不是为了写另一本书，只是为了去寻找当年的雨燕与行者，去成为一只雨燕，或再做一次行者。

（源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节）

责编：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