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霞,赵 霞,王 皓,王晓军

(太原科技大学 交通与物流学院,太原 030024)

据统计,2020年全国已有237个城市启动垃圾分类,将垃圾分为湿垃圾、可回收垃圾、干垃圾和有害垃圾四类。其中不少地方的中间垃圾收运环节仍混装收运,该环节费用占垃圾处理系统总费用60%～80%[1],因此,对垃圾分类车辆调度进行研究,能解决城市垃圾分类实施中的短板,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根据约束条件和优化目标的不同,国内外现有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1)带容量约束[2]的收运调度问题,如丁伟[3]以伊斯坦布尔城市为例,建立了有车辆容量约束的车辆路径问题模型,并设计了相应的遗传算法;李佳书[4]通过研究满载与非满载结合的车辆调度问题,构建了一种较为完善的废弃物回收网络。(2)多目标优化的收运调度问题,如赵今越等[5]以最小化运输成本和车辆固定成本为目标建立了数学模型; Shan-Huen Huang等[6]将废物收集问题看作为一个集合到达和车辆路径问题,提出了一种双层优化模型。(3)带时间窗约束[7]的收运调度问题,如Benjamin等[8]考虑处置设施时间窗,对公共废物收集问题进行了回收路径的优化;李珍萍等[9]对同一顾客多种需求的服务时间具有固定先后顺序的车辆路径问题进行优化。

垃圾分类背景下,传统车辆调度问题的解决办法已不太适用。垃圾车不仅存在多种车型,调度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于伟[10]研究了中转站优化方法及其生活垃圾收运模式;王晨頔[11]在分类基础上,对生活垃圾清运车辆进行了优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