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

关于安乐死的争议，最近再度进入了公共讨论的范畴。

4月中旬，荷兰政府证实，正在扩大现行的安乐死法，涵盖12岁以下身患绝症的儿童，今年晚些时候，新规定将正式出台。而根据荷兰当前的法律，安乐死仅适用于1岁以下的婴儿和12岁以上的儿童。2002年，荷兰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符合严格条件下可以合法进行安乐死的国家。

届时，这项新规将全面突破年龄限制。荷兰政府表示，每年可以帮助5至10名身患绝症、深受病痛折磨的儿童结束痛苦。

在绝大多数国家，安乐死都是一个不可能的选项，向自己或他人实施安乐死会被视作犯罪。只有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瑞士等少部分国家或地区允许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

关于安乐死背后的道德、法律和生意，其边界到底在哪里？

终点：瑞士

在安乐死合法的国家，基本只有本国国民有资格申请，瑞士是一个例外。

瑞士不仅是全世界最早可以合法实施安乐死的国家之一，而且这一制度面向的人也不限瑞士国籍。

每年有成百上千人在瑞士寻求安乐死，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不被允许在本国安乐死的外国人。在瑞士安乐死的也不乏植物学家大卫·古道尔、导演让-吕克·戈达尔等国际知名人士。

瑞士也因此一度蒙上“自杀旅游胜地”的阴影。2021年上映的法国电影《一切顺利》改编自艾曼纽·贝尔南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位法国老人在女儿协助下前往瑞士接受安乐死的故事。

安德烈·杜索里埃饰演的老人安德烈在一次中风后感觉身体不如以往健康，于是要求女儿为他申请安乐死。苏菲·玛索饰演的女儿艾曼纽从小受到父亲严苛管教，还要承受父亲因为爱上另一个男人而抛弃全家的痛苦。被压抑了的弑父冲动，和父亲“结束我的生命”的命令在艾曼纽的心中交缠在一起，让她陷入了两难——让父亲安乐死究竟是出于对父亲的恨，还是对父亲的爱？除了内心的困惑，要想让父亲在瑞士安乐死困难重重。困难不仅包括父亲的任性，父亲前男友的搅局，还有法国的法律。不仅在法国国内实施安乐死是犯罪，将亲人送往瑞士安乐死也有可能触犯法律。由于遭人告密，艾曼纽姐妹和父亲还被警察逮捕，好不容易才脱身。当艾曼纽终于将父亲送上前往瑞士的救护车，父女之间的所有爱恨似乎都在道别时那一声“一切顺利”中涣然冰释。

現实中，每年有很多像安德烈这样的人在瑞士寻求安乐死，而且人数每年都在增加。

2022年，超过1.7万人成为安乐死组织“解脱”的成员——这是瑞士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协助自杀组织。目前该组织共有超过15万成员，创下了成立40多年来的人数纪录。据这家专门为外国人提供安乐死服务的组织透露，2022年瑞士有1125名患者以协助自杀方式死亡，2021年和2020年的数据分别是973人和913人。其中，身患晚期癌症的人数最多，占到总数的37%。

安乐死合法化在欧洲一直以来都是争议的焦点，由于不是所有国家都允许安乐死，跨国安乐死的情形极为常见。

2022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开启了一场关于安乐死的公民大会，直到今年3月底的每个周末都会召开。会议的最终目的是研议出对临终态度的最新共识，并在今年年底立法。

促成这场法国全民大辩论的关键事件之一是“新浪潮”导演让-吕克·戈达尔的去世：有着法国和瑞士双重国籍的戈达尔去年9月13日在瑞士家中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92岁的生命。当日，总统马克龙就宣布将组织150位公民举行辩论会，讨论扩大临终选择的措施。但在法国最终立法合法化安乐死之前，瑞士依然会是法国人安乐死的首选之地。虽然尚没有确切数据，但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5年内就有66名法国人前往瑞士寻求安乐死。

安乐死“麻烦”

戈达尔的瑞士国籍相对于其他法国人而言显然是一项“优势”。早在2014年，戈达尔在戛纳电影节上就透露想要安乐死。他在电视节目上解释道：“我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活下去，如果我病得太重了，我不想要被拖上轮椅，一点儿也不想要。”

同样也是去年，已经86岁高龄的法国演员阿兰·德龙被误传想要接受安乐死，他居住在瑞士的事实更被媒体解读为“坚定了安乐死的信心”。

瑞士在1937年通过刑法第115条，让安乐死合法化。刑法第115条规定，协助自杀只有在动机是为自身利益的条件下，方才被认定为犯罪。但协助方式局限于被动而非主动，也就是说，只能透过去除病人的维生系统或让病人停止服药等方式，而不能透过注射的方式实施安乐死。另外，该法条也限定安乐死须由医师以外的人士执行。

对于外国人来说，在瑞士申请安乐死并不容易，需要经过冗长的手续和评估。

申请者首先要注册缴费成为安乐死组织的会员，递交个人的详细资料，包括生平简介、申请书、疾病问题等，还要解释为什么想结束生命。在负责处理的组织审核通过后，还有专业医生诊断，确认申请者是否合乎安乐死的标准。

经过评估，只有像生重病造成生活起居有困难的残疾人士，或是长期受病痛折磨的病患，才有资格执行安乐死的程序。安乐死组织必须确认，申请者是在判断力正常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而非只是一时兴起。

整个繁琐冗长流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必要的，稍有遗漏，协助自杀的人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2016年，安乐死组织“生命周期”的会长普莱西希在未获得专家意见的情况下，帮助一名精神病患者结束生命，他因此被以谋杀和违反《治安产品法案》的罪名起诉。2021年，她在二审中被部分宣告无罪。普莱西希和总检察院都提出上诉。案件直到目前都悬而未决。

尽管瑞士制订的安乐死规定严格而繁琐，瑞士医学协会（FMH）在2022年进一步明确了《协助自杀条例》，不再允许为健康的民众提供协助自杀。虽然这个条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违反该条例的医师会被瑞士医学协会处罚，甚至有可能被吊销行医执照。

安乐死成了摇钱树

20世纪末，瑞士成立了一批安乐死组织，包括“尊严”“解脱”“精神永生”“前度国际”“生命周期”这五家。“尊严”和“解脱”是最大的两家。“解脱”只服务瑞士本国国民，而“尊严”“生命周期”“前度国际”则服务外国人士。中国台湾电视公司前主持人傅达仁，晚年不堪胰腺癌折磨，于是向“尊严”组织寻求帮助，他是首个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华人。

2019年2月，傅达仁的家人公布了他于2018年6月在瑞士实施安乐死的纪录片。在纪录片中，安乐死组织准备了两杯药，一杯是止吐剂，另一杯是毒药。申请者需要先喝下止吐剂，防止喝下毒药吐出来，同时也可以让申请者再次确认安乐死意愿，因为喝下止吐剂后还是可以返回。

傅达仁在家人的环绕下将毒药一饮而尽，随后在儿子的怀里睡去，逐渐失去呼吸心跳。儿子傅俊豪回忆说：“那一刻，很平静，平静得就像父亲只是睡着，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他真的走了，也是這一刻，我们真正释怀，觉得这是对父亲最好的方式。”

傅达仁的纪录片和他儿子的讲述描绘了一个理想圆满的安乐死图景。但这个理想图景背后却是令一般人望而却步的巨额花销：为了这次安乐死，傅达仁花光了毕生积蓄300万新台币（约60多万元人民币）——这还不是最高的费用。

实际上，申请赴瑞士安乐死在各个方面都需要花钱。安乐死组织高昂的会费就吓跑了许多人。“尊严”组织每年会向会员收取80瑞郎（约550元人民币）最低年费，“解脱”的年费则是45瑞郎（约300元人民币）。协助安乐死的收费一般会按照整个过程消耗的时间和劳力计算。

总部位于英国的“死亡尊严运动”组织于2022年估计，在瑞士，每个接受协助自杀的人的成本在6500英镑（约5.6万元人民币）到15000英镑（约13万元人民币）之间，平均成本为10000英镑（约8.7万元人民币）。

不过，安乐死组织在收费上还是存在一些弹性。组织会酌情免除一些经济条件欠佳的会员的费用，让经济条件好的成员多提供一点费用，尽量使运作模式显得更加“人道”。一位来自德国的富翁就曾被收取20多万美元。安乐死组织不透明的财务和收取费用的方式也引来不少非议。这更加深了人们对瑞士作为“死亡旅游胜地”的刻板印象。

尽管安乐死的初衷是确立无药可医的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但这项权利在瑞士已经成为了一门生意。

（摘自2023年第10期《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