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　张逸飞　赵欣怡

2022年11月，方湛经过一段时间的自主训练后，独自随商业协作队攀登都日峰。他在都日峰的积雪过膝的坡上，每走一步，腿就陷下去一大截。方湛后来回忆道：“我们的队员上到一定的海拔就打算下撤了，全队只剩下了我。这时我突然想起了1998年北大攀登卓奥友峰的时候，当时的社员曹峻说的一句话——‘一人登顶，全家光荣……所以即使只有我能登上去，也算是我们社团登顶了！”经过两天艰苦的无保护半自主攀登，仅仅成立不到两个月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登山队，于11月28日11：37登顶海拔5440米的都日峰。

一个个高校登山社团追随着山鹰社的足迹追逐高山，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着远超以往的物质基础，却也面临着前人不曾面临的困境。这一切，要从1990年的北大宿舍楼里说起。

01｜孤独的先行者

曹峻快步穿梭在北大的29号楼和31号楼之间，这里是新世纪重新修建的学生宿舍——灰砖白瓦且每间宿舍配有一个阳台。穿过了这两座楼，便是曾经32号宿舍楼所在的地址。如今，北大还是那个北大，32号楼却早已不复存在。

1988级的曹峻，是山鹰社的第二任社长，如今深圳登协的主席。他身形不高，皱纹早已爬上额头，一头圆寸也已经有些花白。看着他，你很难把他和一位多次登顶8000米雪山的登山者联系起来。但走在北大的校园里，他的精神头却不输身边的年轻人：身板结实，思维敏捷，语速很快且中气十足。“北大变了好多。”曹峻说。当年，曹峻他们便是在32号楼的夹缝练习传统攀岩的技巧，也是靠这吸人眼球的一幕进行社团招新。毕竟，在一片在摊位上举着牌子吆喝的招新社团中，一个以“飞檐走壁”当招牌的社团，着实让人不禁驻足观看。

而曹峻加入山鹰社，却纯属巧合。当时初创的山鹰社还叫做北大登山协会，协会的创始人李欣和刘劲松碰巧就在曹峻宿舍的隔壁进行社团招新。曹峻回忆道：“那时候看什么都觉得新奇，什么都想试试，登山这个事情，没见过，想象中也应该很刺激，就参加了。”

值得注意的是，山鹰社并不是中国第一个高校登山组织。早在1985年，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就参与过那木那尼峰的中日联合攀登，还走出了后来中国登山协会的主席。

在山鹰社创立之初，同期还存在名为“北京高校登山联盟”的组织，彼时参与的成员已经有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中国林业大学等知名高校。遗憾的是，这个组织创立之后便没了音讯，北大自己的登山协会反倒迫不及待地跑进了山里。

1990年夏天，考完了期末考试，大家纷纷收拾行囊踏上归途，燕园中来往的学生随之日渐稀少。然而，怀揣着登山这一炽热梦想的曹峻，却在学校里迟迟没有出发。曹峻一行人要去青海的玉珠峰，这是社团建立后的第一次雪山攀登，为此已经艰难地准备了几个月：他们需要学习使用安全带和绳索，但是学校没有攀岩场地，就在32号楼的楼缝上练；他们也没有钱，但是队员硬是靠关系从天津一家鞋厂拉到了7500元赞助。他们没有任何登山装备，学校不松口，中登协也不敢给予正面的支持，一些成员便以个人的名义借了冰镐和冰爪给他们，可是中登协的装备也很落后，用着木质镐柄的行走镐和10齿冰爪，这些都是欧美登山者三四十年代使用的装备。勉强拼凑齐了此行的装备后，每个人系上一块写着北大名字的黄布作为队服，激动地憧憬着即将到来的攀登旅程。

作为学校下属的社团，曹峻一行人想要行动必须经过学校批准。可期末考试已经结束了两个多星期，他们却迟迟不见学校的反馈。于是，几个人心一横：社团都已经成立了，无论如何也要去试试！就这样，11个人坐上了去往青海的绿皮车。玉珠峰这座山圆圆的，看起来很简单，却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好不容易花了7天把大本营建立起来，5000米的海拔高度却让大家的身体起了高原反应。所有人头痛欲裂，而李欣简直是吐得天昏地暗，在此情况下，李欣只得在一名团队骨干的陪同下撤退。

玉珠峰的攀登最终取得了成功，不过，由于没有经过学校同意擅自行动，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告诉曹峻：先写检讨，再开庆功会！

玉珠峰登顶后，曹峻成为了北大登山协会的第二任社长。为了让更多人加入这個社团，曹峻将社团的名称从冷峻的“北大登山协会”改为了“山鹰社”。更名之后，山鹰有了更高的目标，6000米拿下了，他们想去征服7000米，去登慕士塔格峰。

02折翼

几个大学生想去登慕士塔格，最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90年代初，一名普通职工的月薪不过几十元，因而动辄上万元的登山费用，只能靠拉赞助来获得。曹峻三人抱着一本厚厚的黄页，对着上面的电话挨个儿打过去，询问对方有没有兴趣提供赞助。吃到一个又一个闭门羹后，曹峻并没有心灰意冷，而是决定换种思路继续试试。

1991年，209米的京广中心在北京国贸一众建筑物里拔地而起。彼时，改革开放刚刚走完第一个10年，民间对登山还没什么认知，对于大学生去登山更是感到新奇。有新闻价值就会有曝光，有曝光就有广告效应，这也为拉赞助提供了不小的便利。在日资企业和美资企业比较密集的国贸，曹峻一行人拎着厚厚一大摞活动资料，上楼挨个儿敲门询问。一些日资企业中出身高校登山社的人，愿意以个人身份出资赞助。其中，赞助的大头来自美资企业可口可乐。幸运的是，团队中恰好有在北大学习中文的美国留学生Jon Otto。曹峻便马不停蹄地拉着Jon -起到可口可乐刷脸，顺利地谈下了这笔赞助。

然而，攀登慕峰险象环生，这也让初出茅庐的山鹰第一次认识到了雪山的威力：攀登未始，一名队员高反下撤，被诊断为急性脑水肿；攀登路上，两名队员在山上失联长达7天；另外两名队员在海拔7000米处被困，没有睡袋硬扛了一夜。回京的列车上，不比以往的欢声笑语，高傲的山鹰沉默了，队员们甚至一度以为团队面临解散的危机。

但这远不是山鹰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方翔回忆道，事故发生之前，他从山鹰社内部感觉到一点较劲儿的气息。尤其在1998年北大登卓奥友峰成功后，后来者总想要比前人更进一步，这也是人皆有之的竞争欲。1999级的方翔那时在山鹰社负责装备管理。恰逢毕业实习，方翔选择放弃去希夏邦马的机会，却在事故发生后以另外的方式参与其中。事故发生于8月7日，从8月到9月，活着回来的队员都陷入了一种极度颓废的状态中。“山鹰社是不是要没了？”这个问题不断盘旋在所有队员的头脑中。

而北大却令人意外地展现了它独有的魄力，山鹰社没有被取缔，“北大的校训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北大百年的精神传承，五四运动从这里开始不是没有缘由的。”方翔说。从8月中起，那段时间，山鹰社频繁召开研讨会，复盘、分析事故的始末和原因，会议常常开到深夜，方翔也时有参与。开完会，大家便编写会议报告，写出的材料摞起来足有七八公分厚。

2003年，山鹰社决定回到起点重新来过，重登玉珠峰。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希峰的悲剧，这年5月起，山鹰社开始执行一项答辩制度——在活动成行之前，山鹰社的活动安排要面对严格的审查答辩，委员会将对项目计划百般刁难，但凡有半点疏漏，整个计划便要从头作。“北大将始终支持登山队员。”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王登峰在面对东方网的采访时说，“山鹰社虽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而遭遇重大挫折，但队员们挑战自然、超越自我、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不应遭遇挫折。山鹰社在此之后会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

03从加入组织，到脱离组织

虽然山鹰社在希夏邦马山难的动荡中幸存，这个事件对于社会的影响却在持续发酵。在那个QQ才刚刚起步，新浪微博还未问世的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学生是否应该去登山”这个问题持续出现在人们的讨论声中。这个问题甚至出现在了学生的试卷上。2002年，正在上高中的周鹏盯着试卷上的作文题目，百思不得解。“这些人都考上北大了，干嘛去搞这么危险的事情？”周鹏回忆说。但正是这次山难引起了周鹏对登山的好奇，2004年，周鹏从湖南考到了中国农业大学，本来想着可以坐办公室的周鹏，却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峰云社。

说来奇怪，山鹰社经历的悲剧不但没有让各大高校明令禁止登山。反而涌现出一批大学生登山组织，新千禧年伊始，人大“自游人”，北航“凌峰社”，厦大、上海交大等登山社团纷纷成立，老牌劲旅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登山队也在2003年完成了重建。大学生的身影开始活跃于众多5000～6000米的山峰：6330米的唐拉昂曲峰、6590米的桑丹康桑峰、甚至7117米的念青唐古拉中央峰。

农大峰云社也在2003年宣告成立。彼时的农大校长陈章良正是希峰山难发生时的北大副校长。不同于由学生发起的山鹰社，峰云社是由这位开明的校长牵头成立的。有了校方的支持，峰云社建立不久就获得了一面攀岩墙作为训练场地，但起步总是艰难的，周鹏和社团训练的操场由煤渣铺成，跑上一圈就灰头土脸；使用的装备也是向山鹰社和中登协借来的，短柄的行走镐系上腕带便当做技术冰镐使用。第一次跟学校社团去登山的印象也非常糟糕。对登山一无所知的周鹏，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冰爪和安全带应该怎么穿，启孜峰攀登路上，周鹏一边爬一边犯恶心，直到顶峰前连吐两次，才感觉舒服了点。

登顶回来后，周鹏心想“再也不来登山了。”

可就像所有登山爱好者一样，周鹏很快就打了自己的脸，不仅又跟着社团回到了山里，还成为了峰云社的第三任社长。在社团中地位的提升让更多的担子落在了周鹏的肩上，从计划活动到项目落地，参与感变强，周鹏开始感觉到登山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儿，也爱上了那种专注于攀登的感觉。

2006年末，圣火傳递进入高校选拔，周鹏瞄准了攀登珠峰的机会报名参加，还有一人也入选了集训队，和周鹏住在同一寝室，这个人戴着副眼镜，每晚翻译着一本名为《极限登山》的英文原著，那个人就是严冬冬。彼时已从清华毕业的冬冬凭着一纸介绍信加入了珠峰集训队。脱产集训并没有为周鹏带来想要的结果，周鹏最终没有获得攀登珠峰的机会，不过，两年集训的枯燥压抑也让他明确了未来的方向。

在珠峰集训队中，周鹏和其他学生都是“被帮助的对象”，在冬冬的翻译稿中，他开始认识到另外一种攀登——小团队、快速、轻装，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从此，他开始对登山有了不一样的向往。2009年，周鹏和严冬冬两人登顶幺妹峰，并开辟南壁中央直上线路“自由之魂”。有前辈评价道：“这次幺妹攀登，也许将成为划时代的标志。从周鹏、严冬冬他们这一代人开始，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攀登。”

他们也许是高校社团、乃至中国民间登山发展的集大成者，他们一无所知地走进社团，又身怀绝技地从社团走出。2011年，他们在贡嘎以北的山域以阿式风格连续扫荡了3座6000米高峰，其中嘉子峰更是在此后的10年中未有国人问津，直至2022年沉寂才被打破。

在那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时代，“自由之魂”的出现也许只是个例，可他们的出现却反映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毕竟走出精英攀登者的概率是一个常数，只有参与攀登的人数越多，才越有可能出现新的“自由之魂”。

然而时代并不总是线性发展。

04断代

“为什么想要去爬山？”从大一到研二的六年时间，袁珮耀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和很多人一样，一开始，珮耀只是单纯被山吸引，觉得特别好看，所以自己想去爬一座。不过现在，这不再是她的唯一答案。

2017年夏，得知自己被北航录取后，珮耀迫不及待地在网上搜索“北航登山社团”，在九月开学前就加入了凌峰社的QQ群。当年，凌峰社的QQ群还是只有几百人的安静的小群；现在已是有1252人的大群，99+的消息是常态。那是一段十分美好的时光。那一年，她和队友们有些像“连体婴”一一七八个人总一起杀到食堂吃饭、到教室自习，日复一日。“那是一种对每一个人都特别信任的感觉。”珮耀回忆，在那之后的这些年中，都不再有第一年在登山队的体验。

2019年5月4日，和凌峰登山队一起，珮耀登顶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座雪山一一岗什卡，又紧接着在8月登顶了阿尼玛卿山。冲顶那天的情形对珮耀来说仍记iz犹新：拖着“僵劲不能动”的四肢疲惫地向前走了很久很久后，之前漆黑的地方忽然明亮起来——太阳出来了。冰爪所触之处从模糊的黑变为清晰的白，目光所及，几乎没有一块石子。感到自己本快结冰的血液被阳光唤醒，珮耀抬头，只见远方陡峭的山脊上流下温暖而圣洁的淡金色。

她想，那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曙光。

但她没想到的是，全国的户外社团，都即将迎来一段没有光的日子。2019年12月，新冠疫情爆发，许多行业因这场无硝烟之战而陷入停滞，凌峰登山队也取消了在2020年夏的雪山攀登活动，这是登山队自2005年攀登青海玉珠峰以来“凌峰大事记”中罕见的空白。空白，意味着没有合适的人担任新一年的队长，意味着传承的火焰或将熄灭。对一个高校的户外社团，尤其是登山队来说，这种“断代”十分令人担忧，它甚至可能导致队伍的消亡。“那真的是很艰难的一年。”珮耀回忆道。每位成员在参与第一次雪山攀登前都必须经历冬训，可有经验的老人已经毕业，很多新人甚至连冬训都没有参加过，第一次接任队长的珮耀孤立无援。

那年登山隊预备队黄草梁的拉练，是她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带两日徒步，手把手地教登山队的十几个萌新，这让珮耀感到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疲惫。饭后，珮耀去山坡上用网，发完消息准备离开时，发现其他队员早就开始打牌。看着热闹喧哗的营地，珮耀发现队员并不知道，也不在乎自己在不在。在她爱的群山之中，她第一次产生了怀疑：带队付出这么多，真的值得吗。

“我身上绑着十几条人命呢”。要对别人的生命负责，这是一种在文明社会很难有的心理压力。转变为队长，对珮耀来说是沉甸甸的担子。“说实话，带山队这件事，到后期已经有些痛苦了。”对于她自己，爬更高更难的山是一直想做的事；但对于她带的队员而言，每一年都是他们爬的第一座雪山。于是，做队长，让登雪山这件原本是轻松快乐的事，带上了某种无形的难以承受之重。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注：出自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05火种

其实，珮耀原本并没有当队长的打算。彼时，她正忙着面试和毕业，关于未来的迷茫与压力也使大四生活显得不那么轻松。只是当时的队长在组织管理能力和户外技术上略有欠缺，让巩耀有些放心不下。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你以后会不会来带登山队？”这是在登山队面试时，每一个人都会被问到的问题。

当珮耀还是萌新时，她的回答是，会尽己所能帮登山队的下一代，她也是这么做的：在2021年冬训带新人攀冰时，珮耀就和自己说，差不多了；2021年带新人登哈巴雪山，让传承之轮重新转动，珮耀又和自己说，可以了；可在2022年，珮耀又作为安全和技术辅导员参加冬训，同年夏天又带队登了那玛峰和乌库楚。总是准备退出，但又无数次打脸，是不舍，也是她作为一名登山队队员的情怀。“这是我应该还给社团的。”珮耀说，她在这里攀冰，在这里登雪山，从社团学到的和收获的，都要还回来。

在社团中参加攀冰和爬雪山的成本远低于商业队，不是因为社团有把价格降低的“后门”，而是因为，那些原本应由向导和专业教练做的工作，完全由社团内的老成员来无偿付出。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完全有能力、也有装备去攀难度更高的山，或是走更有意思的线，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在社团“打白工”。究竟是依靠一位队长而仅能辉煌三四年的一现昙花，还是由无数人在放弃部分个人发展后开出的永生之果，这些人的存在，决定了一支校园登山队的命运。

珮耀觉得，自己完成了疫情时代留给自己的历史使命：打磨一套完善且可延续的活动方案。站在老成员的肩膀上，巩耀通过完善新人培养机制.找回了多年前的队伍氛围与成员间的凝聚力，并持续挖掘有潜力的新人。“登山隊未来三年的队长人选都不用愁了。”珮耀笑道。对于珮耀来说，选择当队长，实际上也是一种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抗衡。“为社团做一些事情，收获陕乐的时光，让自己不要那么追求效率和精致利己。”这些虽然没法写在简历上，但在珮耀眼中很值得。“为什么想要去爬山”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再需要回答。

北京地铁不再有佩戴口罩的要求，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也昭示着高校户外社团的希望。社会对户外的关注开始增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对相关户外运动的宣传，也让更多人有了体验户外运动的兴趣。但从社团发展来说，整体的户外水平依旧未有好转。在2020年前，红螺三险的徒步线路还可以在国庆假期作为社团线面向全校同学开放，而现在，只有登山队在拉练时才敢选择这一线路。这是社团未来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登山队来说，后疫情时代的2023年，和往年一样，又和往年不一样：登山队需要一名新队长传承下去，可疫情前就开始参与社团活动的老社员们只剩下最后一批。珮耀在寻找的人，需要承受特别大的心理压力。从户外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责任感上有代代传承的保证，但性格、经验和年龄上的青涩始终是一个坎。

不过珮耀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新队长虚心好学，经常去找登山技术视频观看学习，以防培训出现纰漏。虽然进行指导时非常严厉，但在私下他却总是欣慰地喃喃：“更能吃苦，训练有素，整支队伍越来越像一支正式的登山队了”。压力，促使着此间少年的成长。“我也算是为队伍留下了火种，”珮耀想，尽管不舍，自己还是会慢慢退出，“我的历史任务完成了，接下来就看他们了。”

06新生

“我读了北大山鹰社的书，叫做《八千米生命高度》，就发现原来大学生也能做这些事情，非常热血，令人很眼红、很羡慕。然后我觉得北外就是需要、就是缺这么一个社团。”

2022年9月，刚入学的方湛加入了很多个社团，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户外运动完全契合的组织团体。加之以前也萌生过创社的想法，方湛想着，“能不能创造一个具有北外特色的‘山鹰社”。在“文”胜于“武”的校园氛围下，户外社团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方湛一边在互联网校园墙上招揽社员，一边又在现实校园墙上四处张贴自印小广告，甚至连指导教师的选择都是在参加学生工作时偶然听到。

方湛回忆道：“当时只知道有一个姓‘叶的老师，具体是谁不知道，就在企业微信上找，然后就看到他企业微信的头像，是他在登山时候拍的一张照片，我们就迅速联系了他。”叶老师非常热心，但由于接触户外运动也仅限于徒步，社团实际活动都要由方湛策划并负责。

10月，踩着团委审批的截止时间，方湛提交了所有资料，亲历且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北外户外社团正式成立。建社以后，方湛需要迅速提升自己的技术，并且根据社团规划，需要早日训练出能够攀登技术型雪山的水平。鉴于此，方湛每天都会花两到三个小时来阅读加思·哈廷的《攀登手册》以认识、理解一系列登山技术。为了提升技术的规范程度，方湛还参加了中国登山协会组织的首都高校联合攀冰冬训培训。

今年1月，方湛带着一位北外登山队的成员、一位网约的研究生队友，来到了自己两个月前眺望过的雪宝顶。这一次攀登，他和两名队友一起，采取了完全自主攀登的方式，“我们经过最后一段650米长的冰雪坡面时，感觉像走了两个小时。”2023年1月27日13时34分，方湛带着写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登山队”的旗帜站上岷山主峰、海拔5588米的雪宝顶。这是“北外登山队”的名字第二次站上技术型雪山，也是方湛第一次重要的技术突破。

登顶的刹那，终于突破了山中行军的压抑，方湛感到天地都变得开阔起来，迎接着肆虐的高空风，内心除了喜悦，更多了一丝“一览众山小”的平静与从容。他向右手边望去，不远处就是都日峰和它标志性的大雪坡。“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天空水洗一般澄澈，呼啸的高空风唱着自己的歌。我们已经累了，但是每个人都默默地按部就班进行操作，苏丹的眼睛里甚至流露出一股淡淡的喜悦——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好了。Alle gegen die letzte Piste！（让我们一起来吧！）”

山脚下，三人小组再次分别。方湛是学葡萄牙语的，葡语里有个词叫“Saudade”，说得正是他离开每座山时依依不舍的感情。他留下北外的旗帜，和其他团队的贴在一起，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同。

07回澜

2023年春天，回到解除疫情封锁后的校园，每个星期一的晚上，方湛都会独自制定未来一周的训练计划。所有计划精确到小时，技术训练精确到具体内容。校内训练的场地几乎每周更换，似乎无论逃到哪里，都逃不掉安保老师的驱赶。“我们上一次训练，就在逸夫楼和阿语楼之间那个通道，通道直走右拐有一个外挂楼梯，那楼梯上面有两个锚点，特别结实。”然而下一周的同一时间，楼梯处又没了登山队的踪影。

攀岩馆的练习，实质上是方湛一人在岩馆办了卡、买了课。所谓的“攀岩训练”，往往是一人上课，边上坐了四五个人观摩。待教学结束、教练走去教其他的学员，再一齐涌上去使用自动保护器的线，练习运动攀。

方湛发现，与协调训练时间、场地相比，最难调动的是社员的主观能动性。虽然他在每周训练计划的文档首行都加粗写着“如此频繁地开展活动，主要是为了适应大家的时间安排，因为希望更多同学参与进来，提高效率”。然而，多的时候有6个人同时参与，少的时候可能就2个人，甚至遇到过全都不来的情况。

其实，方湛早就明白，山鹰的种种辉煌难以在今天輕易复制，规模、系统、记载、传承……但学生社团的动人之处却始终相似：“大多数人以后还是会去从事他们要从事的，翻译.外交官、学术研究等，但是，当人们回首，就像那些山鹰社的老队员去回望，他们人生中最自由、最无拘无束、最浪漫的一段时间，是在山鹰社度过的，他们会有这么一种山鹰社的情结。”方湛也想通过社团创造一种情结。这样，攀登便不再是攀登者一人的乐趣，而是一群人共同享有的最好的时光。方湛规划着，在当社长的这段时间里，他们要登上的要么是琼穆岗日，要么就是希夏邦马西峰。“之前北大出过山难——‘7292，他们出事以后好像就再也没有人攀登过，我们想以后去攀登这座山，纪念一下这座山。”

当然，这种情结也面临着现实的挑战。距离最初“创造一个具有北外特色的‘山鹰社”的想法，才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虽然方湛无比笃定地认为：“这个社团在一开始就要成为一个能登山的社团，而不是在发轫的阶段就变成一个徒步社团。”但社团训练如何规范地组织、社团技术如何有效地传承、社团成员如何培养凝聚精神已然成为了令方湛苦恼的问题。实际上，这些琐碎的问题聚集起来，或将决定北外登山社的命运走向：对于这类年轻的登山社团来说，初生牛犊般的冲劲和生命力无疑是其优势。可若仅具有这些，便只是一个在少数户外能力强的队长带领下的户外爱好者小圈子，他们或许能挑战更高的山、更难的线，但一旦这些领头者毕业，一切便成为曾经的辉煌。

文学作品中，山鹰的形象总是独行；而在这里，独自高飞的鹰无法带来一代又一代的展翅。建立起一个较成体系的队伍、找到愿意接续传承之火的人，这或许是方湛未来三年所要持续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08尾声

北大未名湖畔，岩壁下人头攒动。岩壁上一男一女正沿着人工岩壁向上攀爬，岩壁下三两人一组争分夺秒地支起帐篷。这是高校户外技能大赛的比赛现场，这项赛事包含抱石、难度、绳索技能和越野四个项目，汇集了全国各地的高校户外社团，许多参赛的同学是在忙碌的学习生活中抽出了三天时间飞到北京参赛。从2004年起，山鹰社每年都会举办这项赛事，在疫情期间，这一赛事已经连续停办了三年，今年，是赛事恢复举办的第一年。仔细看看体育场铁丝网上悬挂的旗帜，除了显眼的“山鹰社”以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一一重大、北航、农大、厦大、地大……

有人说，大学是社会的一个缩影。那么，高校登山群体的现状也便是当今攀登人群的一个缩影。在这缩影之中，还有许多人们看不到的角落。有些角落是灰暗的。老牌劲旅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登山队“山铭志”，如今已不复存在。注销处分的通知书如今在网上依旧可查，落款时间为2015年12月22日。地大如今依旧有学生活跃于雪山，却苦于无法找到组织，有些同学甚至只能去表白墙摇人登山。也有一些角落是光明的，例如从建社至今便一直稳步发展的厦大登协，虽不及山鹰社的耀眼，却也从未停止走向山野。2015年，他们登顶了格拉丹东；2016年，卡鲁雄峰。今年冬训完成鹰鸽嘴峰后，他们似乎又在计划着什么大动作。

时代依旧处于高度的动态，一届学生毕业，一届新生入学；一个社团没落，一个社团新生；一代攀登者老去，一代攀登者崛起。世界总在变化，但年轻人心中的火焰、眼中的锐意从未改变。

很多人问珮耀，今年还来爬山吗。

“如果是现在，我肯定会说，不干不干，我都要工作了，还来什么山队呀……但如果上山前你来和我说，耀姐，我们要爬金银山了，还缺个人，你来不来。那我肯定还是会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