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安忆的《长恨歌》书写了“上海小姐”王琦瑶传奇的一生，王安忆既写都市，又写都市中浮沉的人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她的女性视点。在写上海的同时，以女性视角出发，谱写了女性命运的悲剧，讲述了主人公王琦瑶40多年间与来来去去的人之间的故事。本文主要通过主人公王琦瑶与次要人物之间的联系，从“性爱分离”和“同性关系”两方面来论述女性所遭遇的困境。

【关键词】王安忆；女性困境；异化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5-00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5.003

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兼具日常生活化和散文化的艺术笔调叙述了上海女人——王琦瑶四十年间在上海这个繁华又容易迷失的都市里经历的浮浮沉沉。从弄堂到爱丽丝公寓，再到辗转回平安里，王琦瑶完成了从活泼少女到“沪上淑媛”再到洗净铅华的普通又有不平凡的女人的蜕变。她与异性李主任、程先生、萨沙和老克腊的情感纠葛以及同性吴佩珍、蒋丽莉和女儿薇薇的微妙关系影响和筑成了王琦瑶独特的生命体验，谱就了王琦瑶传奇的一生。本文主要从性与爱的分离和同性之间的关系出发，论述主人公王琦瑶与次要人物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以王琦瑶为代表的女性在成长之路中所遭遇的困境。

一、性爱分离下的女性困境

王琦瑶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使王琦瑶意识到生存的不易，认为有男人依靠自己的生活会容易很多，于是，她在生存和爱情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生存，通过放逐身体换取生存资源。“作为一个无社会权势背景的少女来说，她极为直觉而聪颖地意识到她全部的资本是她的女性身份和她自己。事实上她窥破了性别秩序的漏洞，男性或曰人性的弱点和两性间的游戏规则”。[1]王琦瑶在做出性与爱的选择时，不是被动或被迫的，而是主动和清醒的，她在满足男性窥视欲的同时也利用着男性，“首先把自己变成艺术品的妇女才有可能成为艺术家”，[2]王琦瑶在被物化为“艺术品”的缝隙中，撑开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但也正是在这里性与爱分离了，她同时也一次次错过追求理想爱情的可能。

（一）对权力的欲望：王琦瑶与李主任

对权力的欲望很容易使女性沦陷，描写女性被权力的异化，也是当代作家表现女性困境的重要叙述方式。王琦瑶正是因为对李主任权力的欲望，陷入了性爱分离的困境。李主任是权威的代表，是权力规则的决策者，正如在文中他与王琦瑶的第一次见面是作为评审，而王琦瑶也就是在以李主任为代表的权力掌控下被异化的。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无疑是一个色相市场，而王琦瑶就是展品之一，最后被李主任看重，成为李主任在竞选现场的猎物。李主任把“带着孩童气”的王琦瑶当作政治场外的温柔乡，而王琦瑶把李主任当作她命运的决定者，以性为操纵命盘的工具，心甘情愿做他的情妇，因为她深知李主任的权力可以给她踏入富贵温柔乡的珍贵机会，对她来说得不得得到爱情又能怎样，但富贵无忧的日子确是实实在在的。这恰恰诠释了福柯在话语理论中提到的：“只有当个人认同话语中的主体位置时，这个主体才会对话语所代表的权力关系发挥最有效的作用”。[3]王琦瑶日日在“爱丽丝公寓”等的并不是李主任的爱，而是等李主任能够给她的“负责”，而李主任对她来说也不过是生存的工具和依靠。

（二）对恩情的报答：王琦瑶与程先生

李主任去世，王琦瑶在偌大的上海无依无靠，程先生却能在最需要的时刻出现并给予最大的帮助，一无所有的王琦瑶选择奉献自己的身体作为报答的手段，又一次陷入性爱分离的困境。王琦瑶看得出程先生对她的感情是出自“艺术品”，但她拒绝反抗，甘愿享受作为“他者”的便利。她知道蒋丽莉喜欢程先生，起先程先生约她看电影王琦瑶却不拒绝，只是因为整天出入蒋丽莉的社交圈，没有与男人有太多的接触，程先生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邻居竞选“上海小姐”王琦瑶欢迎程先生的到来也是因为程先生是未知世界的安心和依靠，“退上一万步，最后还有个程先生；万事无成，最后还有个程先生。总之，程先生是个垫底的”；①之后王琦瑶撮合程先生和蒋丽莉也是为了日后好脱身。在與程先生初识的相处，大多也是仰仗着程先生的喜欢而利用他。最后，在王琦瑶怀孕时，正闹着饥荒，程先生的出现和照顾确实为王琦瑶分担了很多压力和负担，王琦瑶被程先生感动，如果程先生开口，她绝对不会拒绝，当然这不是欲望和爱，而是为了报恩，“程先生听她只说恩义，却不提一个‘情字”。②这也能清楚的感受到被“异化”的王琦瑶始终是把性和爱分的很清楚的，她不爱程先生，但是为了报恩，也可以奉献出自己的身体，因为她觉得这是自己唯一可以奉献的东西。

（三）对异性的利用：王琦瑶与萨沙

对性别关系的过分清醒，使王琦瑶把性当作筹码去利用异性。自幼缺乏母爱的萨沙，对女性既渴望又憎恨，他渴望毁灭任何识破自己无能的女性，这种方式也包括性的获取。

王琦瑶没有选择他，而选择了康明逊，狂热的占有欲让天性自卑的他产生了嫉妒心，这一点被王琦瑶识破。王琦瑶深谙这一套秩序，但她却又一次放逐了自己身体，让身体成为和男性交易的砝码。所以当王琦瑶怀了康明逊的孩子，但康明逊的家庭和自己的软弱却没办法带王琦瑶和孩子回家时，王琦瑶想到萨沙的身世，决定对萨沙下手。王琦瑶的热情满足了萨沙的虚荣心，两人便发生了性关系。王琦瑶只把萨沙当作小孩儿，对他根本没有爱，但为了给自己孩子的出生找一个合适的来历，她毅然选择与比自己小四五岁的萨沙发生性关系，毫不犹豫，没有爱，只有单纯的目的性。在此期间，她以自己的女性身份，在放逐身体中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也再次陷入无爱之性的困境。

（四）对真情的追求：王琦瑶与老克腊

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与浮沉，年逾半百的王琦瑶在孤寂中更加渴求真情。王琦瑶与老克腊之间的忘年恋，甚至发生性关系，也不过是王琦瑶把老克腊这一披旧上海文化包装的人看作是对旧生活的追忆，与其说他们的感情是忘年恋，不如说只是为着自己那颗怀旧的心，而不是爱情，性只是实现怀旧和追忆的桥梁。性爱分离的感情在此也有了意义：“它拒绝终极价值、精神理想、彼岸寄托，释放了束缚在人思想上的所有禁忌、顾虑，让人的肉身沉醉在激情愉悦的当下。”[4]

王琦瑶对老克腊敞开几十年的秘史并发生性关系，甚至将那个凤雕花木盒交给老克腊，只是想让老克腊陪陪她，被异化后的王琦瑶已经成为当初的李主任，用“花雕木盒”来交换温情和陪伴。不料老克腊却拒绝了她，因为王琦瑶只是老克腊的怀旧对象，是旧上海的“遗珠”和“艺术品”，充满了被迷雾遮蔽的神秘感，而在王琦瑶为他揭开历史迷雾后，王琦瑶对老克腊似乎已经失去意义，他明白了自己再崇尚四十年前的上海，心却是现在的心。当被男性秩序异化后的王琦瑶用这一套“物化”和客体化的规则对待男性时，却被抛弃在秩序之外，她在寻求真情的过程中依旧被男性中心边缘化。

王琦瑶与李主任、程先生、萨沙和老克腊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性爱分离的两性关系，而在这里，女性化被动为主动，她以自己作为价值客体的女性身份为资本，利用男性主体地位，为自己的生存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但在这过程中，全然丧失了“五四”时期“精神之女”所追求的独立和自由，陷入了男性所规定的性别秩序的陷阱，被男性规定的性爱准则异化，一次次用身体当作筹码换取依靠男性生存的可能，也造成了王琦瑶终其一生都没有实现性爱合一的理想爱情的悲剧。

二、同性关系下的女性困境

当代女性文学叙事中通过书写友谊、母女和祖辈女性之间的故事或是揭示固有性别范式下所呈现的女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尤其体现在同性友谊和母女中，但也有像铁凝《玫瑰门》中叙述主人公与祖母之间争执与不满的情节；或是表达女性同性之间坚固的纽带，她们是寄予彼此强大的支撑和生命力的源泉，如张洁的《无字》《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乔叶《最慢的是活着》。王安忆的《长恨歌》通过写王琦瑶与吴佩珍和蒋丽莉的女性友谊和与薇薇的母女关系揭示女性在固有性别范式下处理同性关系的困境。

（一）朋友关系：王琦瑶与吴佩珍

小说中，女性共同的命运或许就是沦为“他者”和“被看”的客体地位，为了迎合男性，同性之间的猜忌和斗争成为必然。王琦瑶不对吴佩珍设防，不用担心吴佩珍对自己有嫉妒之心，对吴佩珍有些同情，是因为吴佩珍的丑，甚至是吴佩珍的丑突出了自己的美，就连良好的家境和被疼爱下成长的吴佩珍，在王琦瑶的较好的面容下，仍然是自卑的，想去讨好的。只有不对自己形成威胁的同性，才有结成友谊的可能。当王琦瑶试镜失败后，她的“美”受到否定，她认为这是难以啟齿的，而吴佩珍却知道事情的真相，她们的友谊就出现了裂痕。长期以来，小说中女性一直作为“被看”的客体对象，把女性外貌作为评判的女性的价值标准也已经深入女性的自我意识，从而形成了由于缺乏姣好面容就自我贬损的社会偏见。

（二）密友关系：王琦瑶与蒋丽莉

王琦瑶对蒋丽莉的好奇出于她家境，而蒋丽莉对王琦瑶亲近是王琦瑶“沪上淑媛”的身份满足了蒋丽莉文艺女青年的想象，这样两人成了朋友，但却因为程先生友谊破裂。由于程先生这一人物的插入，她们的感情就形成了对立关系，王琦瑶最先知道程先生的感情，也知道蒋丽莉喜欢程先生，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拒绝程先生，把程先生当作备胎，对蒋丽莉无形之中形成伤害，与此同时也满足了自己享受男性爱戴的虚荣。“她再明白不过，程先生的一颗心全在她的身上，这也是一点垫底的骄傲。看着蒋丽莉心甘情愿地碰壁，虽也是不忍，却还是解了一些心头委屈似的”。③当蒋丽莉知道真相后，两人的友谊却破裂了。在此间叙述中，女性之间的感情在男性的介入后，难以达到平衡与和谐，男人置身事外，女性之间却要承受友谊破裂的代价，而女性的这种感情则是由于对男性感情的依附。而蒋丽莉的死，也是王安忆想表明，小说中，男人对她们来说，是唯一和全部，当有另一个女人插足，那么女性同盟便难以实现，从而揭示女性姐妹情谊的分裂的悲剧，而这种同性之间的对立也又一次使女性被推到话语边缘。

（三）母女关系：王琦瑶与薇薇

王琦瑶与薇薇是母女，但在文本叙述中，对母女之间亲密信任的感情描述却鲜有着墨，而更多的是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如同所有结成对头的女人那样，她们也是勾心斗角的一对”。④容貌的冲突、行为处事的冲突、穿衣打扮的冲突，以及面对男人的冲突。具体表现为对女儿的男朋友比对女儿更信任，甚至拿给小林金条让其去兑换，而小林也总是对王琦瑶表示亲近，直到三人一起去旅游时，薇薇与王琦瑶的冲突爆发，质问小林“你总是帮她，她是你什么人！”“你和她好还是和我好？” ⑤

王琦瑶对小林毫无防备和戒心，却对女儿设防，婚后小林暗示薇薇找自己拿金条时，王琦瑶才意识到自己看错人，而薇薇也对自己成为小林出国的筹码毫无察觉。这种对异性保持信任，将矛头指向同性，充满猜忌和质疑的模式，无疑也是固有性别范式下的结果。母女之间亲密和谐、相互依靠、骨肉情深的关系，在异性主体的介入下也有成为矛盾和冲突形式的可能。在王琦瑶和薇薇这一对母女关系中，作者向人们展现了女性在成长、蜕变和成熟过程中在处理同性情谊之间所遭遇的窘迫和困境。

王安忆描写王琦瑶与吴佩珍、蒋丽莉和薇薇之间的同性关系，传达了她“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的感情。在王安忆的其他作品中，她有意通过描写深厚的姐妹情谊，表达自己对于女性之间和谐关系的期许，比如，在王安忆《天香》中，柯海与小绸在感情正浓时娶回闵女儿，小绸便从此不理柯海，最终闵女儿与小绸结为姐妹，俩人一同冷落了柯海，姐妹情谊成为彼此失落后选择的避风港；《兄弟们》中三个女人之间至高无上的姐妹情谊；《上种红菱下种藕》中主人公秧宝宝与不同年龄的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都是王安忆试图解构被男性秩序瓦解的女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姐妹之情的尝试，表露了她寄予女性在同性友谊中寻找女性性别独立和自主意识建构的心声。

三、结语

《长恨歌》是王安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王安忆在文中塑造了王琦瑶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人物，构建了王琦瑶与其他人物的紧密关系图谱，一方面诠释了女性难以追求性别独立和自我意识的困境，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的反思以及对女性能积极建构女性话语的期待。本文从性与爱的分离和同性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来探讨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处理同性情谊之间的障碍，在引起反思的同时以期塑造一种和谐、平等、健康的两性关系和女性之间的同性友谊，建立女性的性别独立和自主意识。同时，呼唤女性追寻自我，开拓更广阔的“女人的天空”。

注释：

①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②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③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④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⑤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参考文献：

[1]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程文超.欲望的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秦婧，女，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