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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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光拿表演说事儿

从业务本身来说，让演了二十多年话剧的陈明昊去拍影视剧，技术上不算什么难事儿，但心态上，他得先跨过自己格外在乎的两道坎儿。“我可能会紧张，一个是因为它不落在我手里；再一个，它就定在那儿了，永远留在那儿了。”

从熟悉的剧场稍微往外跨一步，陈明昊在心底时刻保持着一种自省，他不想拿舞台上的名声去限制自己在摄像机前的可能性。他知道，换了一个跑道，就要充分遵守另一个赛场上的既定规矩。“在影视那边儿，演员是在一个工业流程里的，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种创作，必须跟大家配合。”

就拿《漫长的季节》这部剧里，马德胜老了以后养的那条名叫“小李”的小狗为例，它原本不存在于写好的剧本里，陈明昊觉得加上它更能展现角色当时的状态，就主动找导演辛爽提出了这个想法——但他能做的也只是提议，最终的决定权一定归导演所有。“我吃饭的时候跟他聊过，后来有一天晚上，他又把我叫到吃饭那地儿，说过来聊聊，结果就给我找了一条狗。”

在等待导演做决策的过程里，哪怕他再觉得马德胜需要一条狗，也不会做出比提议更具体的事了。他很明白，在那样的场景里，作为演员的他不是全部，狗合不合适也不是全部，导演要考虑的比这些多得多，比如大家公认动物比孩子还难拍，最终是否加上狗，要看它为剧集带来的加分能否抵得过操作中增添的麻烦。“如果在那个时刻，有感觉，我会提出来，但我不能光拿表演说事儿。如果这事是大家都认同的，他就会把这件事往后延续，如果他不可以，那可能就是不合适。”

哪怕自己也拥有许多、甚至更多经验，陈明昊也牢记每个场合都有各自的主人，辛爽第一次见他就问过他对职责的划分，而他在整个拍摄过程中的做法，也充分印证了当时他给出的保证：“我愿意相信导演，就是相信主导这件事儿的人。要不就别来，来了就要相信他。”

在这种把主控权完全交给导演的时刻，陈明昊则把精力集中在演员这个身份上，特别是扮演老年马德胜时，每天至少要拿出五个小时来化妆，这些在旁人看来可能特别浪费的时间，在陈明昊这儿都是宝贵的过程。正是这些一点一点加在脸上的印记，让他能一次又一次地跟这个属于自己的角色见面，马德胜不是个导演喊一声“开始”就能凭空出现的人物，他要在那五个小时里逐渐显现出来。

“这张脸，让我从外到内走了一下。比如正常来说，我是个年轻的马德胜，那变成这样，是经历了什么？此时此刻他又在想什么？他将面对什么？他这时候的生命困境是什么？他的喜好是什么？……再反过头来，可以去想他年轻的时候什么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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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他很在乎影视剧会“永久留下”这个属性，那就更要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才能开始。别看演话剧时天天上场都不担心，当他拍影视剧的时候，发现镜头就在面前正对着他，这种时长上短暂得多的表演形式，反而让他小心翼翼起来，毕竟拍下来就定格了，定格就意味着永远也改不了，他想在这样明确的结果面前，拿出自己最想被记录的一面。

“舞台，你今天再差，底下观众都走了，也就这一场，过去了。这一瞬间就跟生活一样，哪怕你今天办了好多傻事儿，睡一觉也就过去了。但影视剧就留下来了，以后的观众能翻出来。”

每次经过五个小时的化妆，再经过一整天的表演，卸妆时的陈明昊都觉得自己这是在体验一次告别，就像好不容易构筑起来的一层外壳被敲开了，他得从里面跳出来。在那个时刻，话剧和影视的两种体验又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这一秒，关键问题已经不是角色怎么样，而是塑造了他的陈明昊怎么面对自己。“挺有那种演出结束的感觉。就是在剧场里，有一层包裹你的东西散掉了，回归到你自己。也说不上来那种感觉是失落还是放松，它们夹杂在一起。”

“你永远也达不到”

演话剧时，每天的生活都无比规律，晚上七点半准时开场，十点多散场，当陈明昊卸完妆，一次又一次地从角色里走出来，城市已经从车水马龙的状态里渐渐安静下来，街上很少再有人大声喧哗。而刚从一场跌宕起伏中抽身的他，则迫切地需要提醒自己戏剧和现实之间那道分界线的存在。“有怀疑，有特别不真实的那种感觉，反正得缓缓，就要出去看看外面的霓虹闪烁。”

已经数不清陈明昊到底演过多少场话剧了，确定的是，每一场戏都像是一块砖，它们日积月累地为陈明昊垒出了一堵墙，这堵墙区隔着他和外面的世界，在墙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哪怕有时候思考了很久都没结果，也并没有什么关系。

“一直都有困惑，我一直觉得我没完成，都还在那个过程中。而且这种悲剧感，就是你永远也达不到。对于创作来说，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但对于一个人来说，确实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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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可以说，每一次戏剧表演，都是陈明昊在为自己心里那一个尚不明确的问题，找寻一个他也并不要求具体答案的出路。比如最近他正在排练要在阿那亚戏剧节演出的戏，其中之一的《红色》，正好用来为当下的他答疑解惑。“马克· 罗斯科其实就面临着他创作中的一个困境，在他已经登峰造极的情况下，万众瞩目，他表现出一种他不愿意面对的艺术家在创造力上的枯竭，而这种枯竭，往往跟你的生命状态是同时发生的，无奈又无情。”

当然这不是说陈明昊的创作能力遇到了瓶颈，但他发现此刻的自己可以深深地理解戏里的人了，当他逐渐感受到创作能把他带往何处，也就有了更高的视角，去看这条路的尽头可能在哪儿。他知道，这是一个不能逃避的问题。“从晚上7点演到将近9点，大概100分钟，它探讨的，有宿命感，也有很多的对抗。”

同样是这次戏剧节，陈明昊还将带着另一部作品《海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登场，和《红色》是首演不同，这已经是这部戏的第二次亮相了，而且上次也是在阿那亚，也是在戏剧节，只不过当初它属于开幕演出，这次则要等到闭幕，两年就像一个循环，陈明昊用同一部戏给自己的创作画了一个小圆圈。

“我更愿意说上半场是《红色》，下半场是《海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场休息三天。”不止是同一部戏本身，这次的两部戏加在一块儿，他也找出了其中的逻辑，甚至可以将它形容为“因果”：前几天的“上半场”，观众将在戏剧的进程中从天亮看到天黑，而到了过几天的“下半场”，这个从凌晨3点开始的戏，要带领坐在海边的观众见证一场日出的全部过程。“我觉得到它结束的时候，太阳会有更多心理上的慰藉，是希望的延续。”

两年前这部戏刚上演的时候，陈明昊接受过一个节目采访，他在里面用一句很口语的话解释过为什么要在户外纯自然的环境里上演这出戏，现在再把这话拿出来思量，可能会发现，也许他聊的从来都不只是戏。他说的是，“在太阳面前，你还敢玩儿灯？”

“非常危险，又非常美丽”

当陈明昊把舞台设置在密闭剧场之外的大自然里，戏剧，或者说表演的意义，就早已不只是他通过自己的表情、动作和语言来展现一个人物的一段命运。

“这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想剧场是什么。我们可以认为剧场就是空间、时间，加上你此时此刻的一个状态，我们都在找那个瞬间的唯一性。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它变得特别不具体，每个人的感受都会放大，放得特别大，现场的每个人物都在营造一个氛围，然后交给观众，我们跟观众要在那个氛围里面，一起去找。你可以说它是非常危险的，也可以说它是非常美丽的。”

如果说作为戏剧导演去参演电视剧，而始终不逾越演员这个身份，算是职业上对专业分工的尊敬，那把作品拿到自然里，让海浪和阳光来跟观众一起完整地组成一出戏，或许可以称作心灵深处的谦卑。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陈明昊已经取得的成就都足够他有些恃才傲物的偏执，但他本人已经先于观众忘了那些光环，他想让人感受到的，永远都只是看他表演的那一刻，他通过作品所传递的情感。

“话剧传达的不止是一个形象，如果你精神上给观众带到的地方还不够远，或者说那个空间还不够宏大，他还注意着你本身的形象，我觉得这是你的问题，是你的思考不够深刻，你还在贩卖你表面的一个形象。”

其实他身上原本可以有许多个在现实世界中闪闪发光的标签，比如他本科毕业于星光璀璨的“中戏96班”，比如他是北大的首届艺术硕士，比如他的话剧作品作为中国当代戏剧的代表屡次被邀请参加阿维尼翁戏剧节……即便只是说回到作品本身，在此前鲜少出演影视剧的情况下，他也有《重启之极海听雷》里的王胖子，和《扬名立万》里的陆子野等角色能拿出来当代表作，更别提今年春天，通过《漫长的季节》“一战成名”，他还让观众记住了“桦林舞王”马德胜这个退休的老警察。

但这些过往的骄傲，都不足以构成陈明昊在此时此刻對自己的确信。用另一种说法来解释，这也许是因为他想的从来都是比这更远的事儿，当它们看不见也抓不着，就只能让陈明昊站在地面上，偶尔跳起来去追逐，但很难完整地拥有它，继而炫耀它。

“艺术的作用，我觉得是陪伴你。你说纯粹的艺术，或者说我们理想状态的艺术，能解决什么问题？审美吧，愉悦心情。”又说回最近这一阵他在做的《红色》，十三年前，这部戏的美国版曾经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来排练，说起同行付出的时间，陈明昊毫无质疑，只有羡慕，因为他懂这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奢侈拥有着怎样的意义。“你说八个月，都够我盖一栋楼了，对吧？你在那儿弄一部戏，这意味着什么？但我觉得，这对他的生命是重要的，他觉得重要，那这个就是重要的。艺术也是没有意义的事，你那么喜欢它，然而它一点作用也没有，这就是艺术。”

从《漫长的季节》开播到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陈明昊已经感受到了自己的生活在发生着一些不小的变化。比如找他合作的人多了，要跟他做采访的媒体一个接一个，甚至他自己时常都觉得嘈杂，想要踏实拍戏就得主动去“屏蔽掉一些事情，才能进入到那个状态里边”。但他不想把这概括地称为“烦恼”，而是想更精准地将之形容为“代价”，这是一种他自己先主动迈出了一步，然后换回来的结果。

“我也不敢去说大话，就只是做着我该做的事儿。有些事情会变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倒不觉得应该保持自我的感觉，应该保持的是一个态度吧，这个态度就是对待自我的真诚。”

对待声名与机会，他还没找到一个完美的解法，但对陈明昊来说，这也不是一件急迫的事，毕竟比起真诚本身，其他什么选择都已经不重要了。就像太阳面前的灯，一点都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