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眉批本：来龙去脉、辨章学术、去伪存真

2023-07-18姚明

北京档案 2023年6期

摘要：茅盾眉批本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极具价值的稀见档案史料，是解读作家的重要依据。通过文献调研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梳理了茅盾眉批本的形成、发现、发掘历程，厘清了茅盾眉批本的基本概念与基本数量；根据茅盾眉批本的批注内容长短与结构，划分为点评、批注、札记三种类型；从公藏背书、二重证据、字迹比对的视角对茅盾眉批本的真实性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茅盾茅盾眉批本文学史料历史档案文学批评

Absrtact：The headnotes books of Mao Dun are？ rare historical archives of great values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writers. Through the combina？ tion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 ods， this paper combs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discovery and excavation of headnotes books of Mao Dun， and clarifie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basic num？ bers of these books.According to the length and struc？ ture of annotations， this paper divides them into three types： comment， annotation and reading notes， and ex？ plain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eadnotes 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ublic collection endorsement， double evidence and handwriting comparison.

Key words：Mao Dun；The headnotes books of Mao Dun；Literary documents；Historical archives；Liter？ ary criticism

引言

20世紀80年代以后，以近现代藏书为主的“典藏捐公”运动声势日隆，从1985年开始，藏书甚广的现当代作家群体悄然开展了一场“典藏捐公”运动，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公藏机构则为其藏书提供了归宿，这既是一种基于机构建设的国家文化事业建设行为，也是一场作家文人文化自觉的文化引领运动，[1]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图书档案大多来自作家捐赠，[2]其中不乏大量的“眉批本”，这些藏书与相应手稿、书信等一起构成了作家档案。[3]

从2001年开始，浙江省桐乡市档案馆开展了对桐乡籍名人档案资料的征集工作，2007年1月到4月间完成了对茅盾部分档案的征集工作，共计6大箱1054件14287页，另外还有茅盾谈话录音带、茅盾生平及相关活动照片，茅盾研究参考资料和图书，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茅盾作品图书等，时间跨度从1925年至1981年，整整56年，[4]由此桐乡市档案馆成为重要的茅盾研究资料中心。[5]

目前，茅盾档案主要保藏于桐乡市档案馆、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市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与上海市档案馆，[6]各馆馆藏各有侧重和特色，其中桐乡市档案馆将馆藏“茅盾珍档——日记、回忆录、部分小说及书信、随笔等手稿”申报成为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7]上海市图书馆与档案馆主要收藏了部分茅盾书信，均为收到茅盾信件的人员如姚雪垠、叶子铭等捐赠而来，[8]中国现代文学馆则作为茅盾故居的管理单位相对完整地继承收藏了茅盾书房的茅盾藏书，并作为茅盾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立了茅盾藏书文库，按照馆藏文物的保藏标准设置保存环境，以历史档案的管理规制进行日常管理。[9]

1949年后茅盾不再创作小说，主要兴趣转向文学批评，1949年到1966年之间撰写的评论和理论文章总数超过100万字，文学评论代表作有《夜读偶记》《鼓吹续集》等，评论文章的撰写往往伴随着阅读与思考，茅盾在部分情境下采取了传统批评方式，采用了评点等松散自由的形式，偏重直觉与经验，作了印象式或妙悟式的鉴赏，以诗意简洁的文字，点悟作品的精神或阅读体验，并在阅读同时在所阅图书中留下“笔迹”，形成了“茅盾眉批本”，成为进一步了解茅盾批评观念、写作理念、阅读习惯的重要档案史料。眉批本批注内容是原始记录，具有档案文献的特征，批注内容具有凭证性、知晓性价值，之于茅盾文集有关材料的应用性价值明显。[10]

本研究以茅盾眉批本为研究对象，阐释眉批本作为茅盾档案的形成、发现、发掘历程，厘清茅盾眉批本眉批的基本概念与基本数量，从公藏背书、二重证据、字迹比对的视角对茅盾眉批本的真实性进行了阐释，从旧墨重痕中探寻新知，循着先人的笔迹，回溯历史光影之间沉淀的智慧。[11]

一、来龙去脉

茅盾眉批本并非当事人的“刻意为之”，系阅读习惯使然，在茅盾的有关作品中可以说从未明确提及，相关概念是后人提出的，确切地说“茅盾眉批本”这一提法是1996年茅盾百年诞辰时正式确立的，之后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从研究茅盾评论思想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随着研究的推进与新史料的呈现，关于茅盾眉批本的“来龙去脉”愈发清晰，其脉络的厘清成为茅盾研究的广度拓展的重要线索。

（一）形成

茅盾既是著名的小说家，也是小说理论家，其创作于1933年的《子夜》堪称左翼文学的巅峰之作，由此而一举奠定了其经典作家的地位，此后他一直活跃在中国文化战线最前沿，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面旗帜。1949年后，茅盾以评论家身份继续活跃于文坛，同时开始担任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作为具备深厚文化功底的文人，其爱书、藏书、读书、著书，[12]其鸟瞰式、精读式、消化式的“三式”读书法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13]在读书的过程中，茅盾常在书中留下笔记、做出批注，这对他来讲既是实践“评点”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学批评方法，也是其精读式读书方法的体现。

1949年到1974年，茅盾居住在北京东四头条五号第一号小楼的文化部宿舍，1974年由此迁居到后圆恩寺胡同13号四合院。茅盾曾说：“整个院子虽不大，但很紧凑，我们人丁不多，足够用了。尤其妙在小房间很多，这样服务人员都能安顿下来，我那些书也有了存放的地方。”[14]相比于文化部宿舍狭小的空间，在后圆恩寺胡同13号中专门开辟了书房以及与书房隔开的“藏书室”，藏书室约10平方米左右，有七八个多层木质书架，茅盾晚年在这里工作、学习、创作、生活，翻阅了大量资料，[15]写下了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等60多万字著作与近百篇文章。

位于东四的文化部宿舍楼与位于后圆恩寺胡同13号的四合院居所是茅盾藏书及其眉批本生成、保存、传承的地方，眉批本部分单独存放，部分与其他藏书掺杂在一起，置于书房书架之上。

（二）浮现

1981年3月27日，一代文豪茅盾先生与世长辞。1982年2月24日，中央领导批复报告，同意保留茅盾故居。1982年8月23日，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作家协会党组“关于编辑出版〈茅盾全集〉、筹建茅盾研究会”的报告》。1983年3月27日，在北京召开首届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期间，正式宣布成立中国茅盾研究会，研究会曾在茅盾故居的南房办公，叶子铭、周扬、冯牧、孔罗荪等文学界大家都曾在南房里济济一堂，共同追忆茅盾。[16]

1985年1月5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茅盾故居被划入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内设机构进行日常管理，3月27日，茅盾故居正式对外开放。由此，茅盾故居正式作为“博物馆”进行管理，故居中包括藏书在内的所有物品作为博物馆藏品被分类保护、展览展示。

1991年3月27日是茅盾逝世十周年，中国茅盾研究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茅盾故居联合举行了一次小型座谈，为了充实与活跃座谈内容，会场上首次陈列展出了茅盾生前亲笔批阅过的一批现当代文学作品，并特别邀请了这些作品的部分作者前来参观、座谈，[17]茅盾眉批本首次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出，茅盾眉批本最早由茅盾先生的儿子韦韬先生捐献给茅盾故居，共有40余种。眉批本的第一次出版是1991年6月，以茅盾先生眉批的韶华《浪涛滚滚》为底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定名《浪涛滚滚·茅盾点评本》。[18]茅盾眉批本最大规模的公开展现是在1996年7月，适逢茅盾先生百年诞辰，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舒乙先生主编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茅盾眉批本文库》（以下简称《文库》），卷首有舒乙做的总序，总序中对眉批本进行了评价，认为“茅盾式批注”涉及著作数量大，所做的批注数量也大，茅盾先生还总爱在卷头写总评语，附有导读性和解读性批注，这些珍贵的眉批可谓“瑰宝”，[19]卷末有“茅盾眉批索引”及于润琦写的编后记，全书四册，收录了茅盾先生进行过眉批的9本图书，包括长篇：杨沫《青春之歌》、乌兰查干《草原烽火》；中篇：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茹志鹃《高高的白杨树》；诗歌：阮章竞《漳河水》《迎春橘颂》、田间《田间诗抄》、郭小川《月下集》、闻捷《河西走廊行》。

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之际，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周明在《人民日报》刊发回忆茅盾先生的文章，文中提到茅盾先生一向十分关注文学创作，对于手头收到的刊物都会仔细阅览，部分留下了密密麻麻的眉批，发表他精辟的读后感。[20]周明提及的眉批本情况与《文库》基本吻合，文中提到的眉批本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则是首次提及。

2013年，曾任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的万树玉在《人民日报》撰文《茅盾的<史记>眉批》，推介了新发现的茅盾眉批本《史记》。此《史记》是上海锦章书局1924年印行版本，共20册130卷，每册书前均有“沈雁冰印”篆书钤印，眉批覆盖面广、数量很大，20册中除5册序目、年表月表墨迹不多，其他15册几乎每卷每页都有批注，散见于每页的“天地”、正文中间，书的空页、封面、封底、封背、扉页，几乎利用了一切空间，全书仅写满整页的就有74页。[21]茅盾在青年时期所做的这些眉批极其罕见，但文中并未详细说明眉批本的来源、去向、存放处等信息。

（三）发掘

四卷本的《文库》涉及8位作者的9部作品，与有关资料记载的40多种有所差异，《文库》并没有继续出版第二集，其他的眉批本也没有进行后续的发掘与研究。同时，现有的出版、研究资料为后续的发掘提供了丰富的“线索”，如周明提到的《文库》未收录的眉批本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

关于眉批本的发掘路径既可以是基于主观的专家访谈法、口述历史方法，也可以是客观的实证、实物、考证的方法。关于眉批本形成的相关问题随着茅盾先生、韦韬先生的去世而无从问起，也因为现有记载的零碎、零星不成体系而显得并不十分清晰。就现有记载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推敲与考证：第一，韦韬先生的捐赠从何而来？韦韬一直与茅盾先生居住在一起，眉批本是单独存放，还是散布于茅盾藏书之中，这对于数量的确认与线索的确认至关重要。第二，茅盾先生有着阅读后做批注的习惯，目前茅盾先生有着数千册的藏书保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茅盾文库，其他藏书中还有没有进行过批注留下过笔记的具备眉批本特征的文献？

带着上述线索和问题，结合有关业务工作，笔者以“穷举探索”的方式对茅盾藏书及其相关档案文献进行了实物比对，实证了茅盾眉批本的有关数据与事实。

第一，《浪涛滚滚·茅盾点评本》的底本茅盾眉批韶华《浪涛滚滚》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茅盾文库之中。

第二，在7000余册茅盾藏书及其相关文献中，留下“笔迹”的文献有很多，如书中划线、画圈、书扉页题记或标记文字等，其中符合眉批本特征的有70多种，比舒乙所述的韦韬先生的捐赠40余种的情况略多。舒乙主编四卷本的《文库》涉及的9部作品原件均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茅盾文库之中。

第三，周明提及的眉批本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与实证调研情况有所差异。茅盾文库保存有一本196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玛拉沁夫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为玛拉沁夫签名题赠茅盾，其中并未留下眉批，茅盾文库还保存有一本1957年版的玛拉沁夫长篇小說《在茫茫的草原上》，则是眉批本。此小说酝酿于1952年，1956年创作完成，作家出版社于1957年最先结集出版，定名《在茫茫的草原上》，1962年修改后1963年再版时更名《茫茫的草原》。可见，周明提及的眉批本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是存在的，但是其在记忆中出现了偏差，将同一作者的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的更名情况混淆了，由此可知，周明在《人民日报》刊文所提及的“眉批本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应为“眉批本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

第四，万树玉提及的茅盾眉批本《史记》未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茅盾文库的茅盾藏书之中，也未在茅盾故居藏品展品之列。

第五，经过初步的整理与统计，茅盾眉批本以文学创作作品为主，包括小说、诗歌等，也有少量的文学理论作品、马列著作；眉批本图书的出版时间主要集中在1958年到1962年之间，1963年之后出版的数量较少；出版时间最早的是1948年出版的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出版时间最晚的是1977年出版的《把無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二、辨章学术

目前，关于“茅盾眉批本”的概念最早见于1996年版《文库》，《文库》的公开出版既是对眉批本的内容展示，也为眉批本概念的确立打下基础，从后来的研究来看，都以1996年版《文库》为标准称之为“眉批本”。在《文库》序言中，舒乙将眉批本中的内容称为“茅盾式批注”，在1991年版的《浪涛滚滚·茅盾点评本》中称为“点评本”。由此可见，点评、眉批、批注在这一领域出现了概念的通用。

“眉批”的概念是因为古代作文竖写，书籍字行为竖排，纸张上方留有空白，因“空白”处位置恰似人面部眉毛所在处，故称“眉批”，或者说，眉批即在书页上方空白处写下的批语，这是有关“眉批”最初的定义，现代作文横着写，书籍字行多为横排，除眉批外，又盛行在纸张左侧空白处写批语。[22]

由此可见，“眉批本”是一种统称或代称，即无论评点式文字所在的位置，一以概之统称为“眉批”，不细致区分眉批、题头批、夹批、旁批、文末批而分别命名，即“将留下茅盾亲笔批注的图书称为茅盾眉批本”。

笔者在实证调查基础上获取实证数据，并结合有关理论，认为茅盾眉批本的“眉批”可以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包括以短语词句为代表的点评、以长句为代表的批注、以段落为代表的札记。

（一）点评

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学批评方法称为“点评”或“评点”，如金圣叹点评《水浒传》、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张竹坡点评《金瓶梅》、脂砚斋点评《红楼梦》，都是标志这种批评方法迈向极盛时期的经典案例。[23]“点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点评的个体内容被称为“批注”，以批注文字所在的位置来区分既可眉批、题头批、夹批，也可旁批、文末批，其实质相同，都是与作品有关的评价评论式文字。点评主要解决评价文章的局部性问题，对字、词、句、标点或段落等方面的优缺点进行提示、说明、分析、评定。

眉批本中的点评内容主要以词语、短语组成，主要散布于书中每页正文旁边，往往是对圈点、划线内容的注解，有对作品主人公人名的誊写，对用词的褒贬、用词的注解评价，阅读时的心态心境。以“点评”为主的眉批本其点评内容更多的是代表作者的读书习惯、阅读心情记录等，往往不会形成有关文章并公开发表，只作为自身单独的阅读的组成部分。

（二）批注

批注指阅读时在文中空白处对文章进行批评和注解，作用是帮助自己掌握书中的内容。批注是我国文学鉴赏和批评的重要形式和传统的读书方法，直入文本、少有迂回，是阅读者自身感受的笔录，体现着阅读者别样的眼光和情怀。[24]

眉批本中批注的内容主要以长句组成，散布于书中每页的“天地”、正文中间，意义明确、范围局限，与对应的词语、句子、段落直接相关，有对内容走向的猜想与联想，有对遣词用句的质疑与修改意见，有对情节要素、人物描写等小说要素的评价，以及有关背景内容的个人看法、建议。以批注为主的眉批本其批注内容往往会形成一篇较短的“读书笔记”。如眉批本玛拉沁夫《花的草原》，与之相对应的文章就有首发于1963年版《草原》后收入《读书杂记》一书的文章《〈花的草原〉——读书杂记之四》，《读书杂记》《鼓吹续集》中的很多读书笔记、评论文章都与批注式眉批本有关。

（三）札记

札记也叫随笔，指“读书时摘记要点、心得或随时记录所闻、所见的文字，汇集多篇成书，称札记”[25]。读书札记就是读书笔记，是指人们在阅读书籍或文章时，遇到值得记录的东西和自己的心得、体会，随时随地把它写下来的一种文体。古人有条著名的读书治学经验，叫作读书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这“手到”就是读书笔记。

眉批本中的札记内容主要以长句和段落组成，段落独立成段，多个长句多页分布也可构成段落，主要分布在书的空页、封面、封底、封背、扉页，一个单独的段落往往在百字之上，多个段落首尾连接后字数往往在数百字到千字之间，具备“札记”特征。以札记为主的眉批本，其札记内容往往会形成一篇评论文章或者会议讲稿的一部分。如眉批本艾明之《火种》中就有札记十余处，与之对应的是茅盾在《收获》上公开发表的关于《火种》的评论文章。

三、去伪存真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有价值的稀见史料可遇而不可求，发掘与研究都比较困难，包括手写史料等不同类型，其特征为存世稀少极为罕见、缺乏有效的传播常被忽略、珍稀且有价值、原生态原记录，[26]茅盾眉批本显然属于这一类别。

茅盾眉批本属于手迹文献，[27]是解读作家、作品的重要依据，由于这类材料往往独此一份，需要进行辨伪，以确保其可靠性，“搜辑宜求备，鉴别宜求真”[28]。关于茅盾眉批本尤其是其点评内容的“求真”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公藏背书

茅盾藏书是茅盾眉批本的“充分而不必要条件”，即眉批本属于茅盾藏书，茅盾藏书不一定都是眉批本。对茅盾藏书的厘清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茅盾眉批本的有关情况。

茅盾先生先后担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去世后经党中央的批准，成立中国茅盾研究会、建立茅盾故居、编辑出版《茅盾全集》。居所中的所有物品都受到了保护，颇有文物意味，有关政策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复。

茅盾藏书进入公藏阶段后，图书上增加了公藏单位的收藏标志，代表藏书入藏后的“传承有序”。公藏单位的收藏标志也称“机构收藏痕迹”，指图书从私藏转为公藏后得到一系列处理后留下的痕迹，包括加盖馆藏印章、赋予分类号并用铅笔书写在图书扉页的右上角、粘贴条形码及书脊贴等。

从茅盾藏书中实证获取的眉批本中的“机构收藏痕迹”十分齐全且统一，每本书上都有馆藏印章2个即“中国现代文学馆藏书”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茅盾文库藏书”，都在图书扉页的右上角有用铅笔书写的分类号，都有粘贴“MD（茅盾）开头条形码”与覆盖粘贴的“WS（文库）开头条形码”、绿色书脊贴与红蓝色打印有图书分类号架位号的书脊贴。[29]可见，眉批本一直是“传承有序”，经历了茅盾故居管理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馆茅盾文库管理阶段。公藏单位的收藏痕迹构成的公藏单位信誉背书，构成茅盾眉批本真实性的重要证据。

（二）二重证据

无论是兰克[30]的“外证”与“内证”结合起来的方法论阐述，还是梁启超在胡应麟《四部真伪》的八点辨伪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辨别伪书的12条公例[31]，都为去伪存真提供了方法论借鉴，正如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在现有语境下其内涵与外延都有所拓展。

为此，以眉批本实物及其相关信息为基础，笔者对茅盾日记、茅盾文论等进行了“地毯式”的搜寻与查找，形成了“藏书—阅读—创作”的证据链条。虽然茅盾日记不会直接记录批注眉批图书的情况，但眉批本有一半以上能够从文献记录中找到蛛丝马迹，构成相应的“证据”，根据“证据”的丰富程度与效用程度可以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多重证据指向，即“实物有对应、阅读有记录、手稿有留存、文章有发表”。如茅盾藏书中留有眉批本李季《五月端阳》《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在茅盾文论中的《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1960年7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下称《报告》）中“民族形式和个人风格”部分中对此有独立段落进行阐释，在《报告》的手稿与打印稿中也能明确看到有关记录（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家手稿库），且与之时间相对应的茅盾日记中也有阅读此书的明确记录，可见茅盾阅读过李季的《五月端阳》《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且在阅读时对此书进行了批注，之后誊抄到稿纸上与其他部分相融合形成了《报告》手稿，后由有关机构人员进行油墨印刷为打印稿，由茅盾先生做出最后的修改修订，最终打印定稿在会上宣读，会后稿件在有关刊物刊登，后收入《茅盾文集》《茅盾全集》中。眉批本成为创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完全可以推论书中眉批为茅盾先生所作，不同稿件阶段的文字差异也构成研究茅盾批评方法与思想的重要案例。

第二类是读书笔记发表的证据。茅盾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关于读书和读后感的评论评价式的作品集，包括《夜读偶记》《鼓吹续集》《读书杂记》。如茅盾藏书中留有眉批的玛拉沁夫《花的草原》，与之相对应的文章就有首发于1963年《草原》后收入《读书杂记》一书的文章《〈花的草原〉——读书杂记之四》，由此可以推论书中眉批为茅盾先生所作，眉批内容是即时感受，公开发表论文则需要考虑多重因素，发表内容与眉批内容的比对，往往会有所差异。[32]通过这些文献记载与实证数据的对应，可以进一步确认眉批内容的真实，同时也赋予了眉批内容以“初稿”的意味。

第三类是单一证据的佐证。相对于前两类，它没公开发表文章的支持，只有来自日记的记录，茅盾日记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记录最多的事情就是读书，“阅书、阅参资”几乎是他每天的必备功课，即使因为出差访问后耽误了阅读，也都要集中阅读之前没有阅读的“参资”，唯有在生病、眼疾严重的时候偶尔不看。关于阅读图书情况的记录，有时会简单记录书名，有的则不记录書名直接记录“阅书”，还有少数的较为明确的记载所读图书的情况、意图、感想等，如茅盾藏书中留有眉批的白危《垦荒曲》，没有相应的手稿留存，后续也没有相应的评论文章发表，只有日记中对阅读《垦荒曲》做出了明确记录，即明确写出了书名，还记录了收到作者赠书与全书分上下册共约60万言的情况。[33]“实物—阅读记录”的证据对应关系由此实现，从而推理书中眉批为茅盾先生所作。

（三）字迹比对

茅盾研究一直是作家研究的热点、重点，成果丰富，类别繁多，除去茅盾全集收录的数百万字内容外，还有关于茅盾的回忆、书信、资料，茅盾研究史、研究年鉴、研究书系，以及有关普及著作、生平传记、艺术研究等各类出版物。[34]作品非常丰富，想要收集完成并通篇阅读、爬取有关眉批本的内容绝非易事，无异于“大海捞针”，需要不辞辛苦的搜寻与研究。

有鉴于此，对于极少数因为各种原因，如茅盾日记记录内容的“缺失”，或没有相关文章发表而无法由二重证据法进一步辨别的眉批本，虽然有着公藏的痕迹，但未有文献记录的佐证，难免有“证据不足”之“嫌疑”。为此，本研究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即“字迹比对”的方式进一步进行比对。

目前茅盾留下的大量资料中，有丰富的字迹集合，其中有毛笔、铅笔、圆珠笔，很多都是经过考证公开出版的，为比对提供了便利条件。除了直观的观察，还可以通过一些茅盾先生的笔迹特征与用字特征来判断，比如关于“国”字往往用“口”代替，这是繁体简化与自我书写习惯。由此对相关眉批本图书进行实证对比，加上“公藏痕迹”的信用背书，基本可以推定这些没有文献证据的眉批本批注内容亦为茅盾先生所作。

近年来，包括茅盾在内的经典作家研究鲜有突破性成果，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的研究也基本爬梳完毕，学界亟待新视角、新史料以延伸包括茅盾在内的经典作家、作品的生命力。经过考索来源、辨别真伪的茅盾眉批本作为重要的稀见档案史料，对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既可“补遗”，又可为学术研究带来新的动力，这动力将不限于对于茅盾阅读史的构建，一定还会带来更多“启示”。

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阐释为“文学记忆”的集合，构成这些记忆的片段难免有“不可思议”的破碎与散失，实践中常表现为“全集不全”。茅盾眉批本的发掘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记忆碎片”的呈现，为我们走入故纸堆、拂去遗忘的尘埃提供了契机。（图片均为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本文系2023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课题：茅盾形象的媒介建构研究（编号：23NDJC235YB）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姚明.中国现当代作家“典藏捐公”：驱动因素、实践过程、成果价值[J].图书馆，2022（8）：13-20.

[2]姚明.多功能综合性文化服务机构个案研究：藏品来源、职能定位、发展路径[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0（10）：11-17.

[3]姚明.批注本档案价值分析及资源性建设研究[J].中国档案，2023（4）：66-68.

[4]王佶.千里珍档回乡记——茅盾档案征集的前前后后[J].浙江档案，2007（12）：34-35.

[5]王佶.茅盾档案征集背后的故事[J].浙江档案，2010（6）： 52-54.

[6]北塔.茅盾手稿：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J].艺术市场，2022（9）：46-51.

[7]伊布.《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第三批入选项目[N].中国档案报，2010-03-11（01）.

[8]萧斌如.《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问世记[J].档案春秋，2007（2）：19-21.

[9]姚明，田春英.茅盾藏书《垦荒曲》往事追忆[J].北京档案， 2022（2）：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