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静 丁华东

摘要：口述历史档案作为承载了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的新兴档案形式，其形成过程也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过程。论文提出口述历史档案在社会记忆再生产过程中呈现出选择性、组织性、建构性、固化性、多样性的基本特点，分析口述历史档案社会记忆再生产的真实性以及口述历史档案形成过程中的记忆伦理问题，并给出了关于建立口述历史档案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良性机制的建议。

关键词：口述历史档案 社会记忆 记忆再生产

Abstract： As a new form of archives carrying personal memory and social memory， the forma？ tion process of oral historical archives is also the re？ production process of social memo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bas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 cess of social memory reproduction of oral histori？ cal archives which are selectivity， organization， con？ struction， solidification and diversity. It analyzes the authenticity and ethical problems of social memory reproduction， and gives suggestions on establish？ ing a benign mechanism of social memory repro？ duction of oral historical archives.

Keywords： Oral history archives； Social memo？ ry； Memory reproduction

記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运用记忆学习知识、获得经验。认知心理学认为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反映。记忆的传播媒介众多，包括语言、文字、书籍、文献、庆典、仪式等，而口述历史档案作为一种新兴档案形式，它通过有计划地进行采访以有效地保存人类的社会记忆。[1]把握口述历史档案在社会记忆再生产过程中区别于其他记忆载体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社会记忆理论、完善口述历史档案的形成过程。

一、口述历史档案：从个人记忆到社会记忆

口述历史档案从广义来说，指以抢救和保护历史记忆为目的的、以录音访谈等方式形成的有价值的原始记录；从狭义来说，指有准备、有计划地采访历史事件当事人而形成的声像或文字档案。口述历史档案作为事后回忆整理所得材料，承载着个人意识、个人记忆以及社会记忆。

个人记忆来源于社会。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如个人无法脱离社会，我们很难将社会从个人记忆中剥离。“个人记忆是不同社会记忆的交叉点……个人记忆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存在着集体记忆。”[2]个人记忆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产生的，许多情况下一段记忆由社会中的若干人共同完成，个人也总是会将自己置身于某一社会群体中进行回忆。口述历史档案中的个人记忆不仅作为私人的情感与经验，而且掺杂了事件发生时的社会背景，即通过个人视角，生动、鲜活地反映某一时期的文化、群体等社会要素。

个人记忆可以转化为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叙述主体也许是群体中的少数人，但是当他们的个人记忆以语言、文本或音频等形式被表达、固定和传播，就存在着千万个潜在的大众接收者，即个人记忆存在“公共化”的可能。[3]这些被公开的个人记忆如果与大众的记忆渗透、融合，就很可能转化为社会记忆。

口述历史档案的形成过程是对社会记忆的复杂处理的过程，其中包含了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过程，即社会记忆的不断延续、传承与更新。社会记忆再生产过程也被认为是一种“叙事”过程：“叙”即“表达”，“事”即“事件”，包括事件和对事件的记忆。[4]口述历史档案“叙事”的过程，一方面包括了社会记忆的延续与传承，其中，记忆的反复再现过程具有“再生产”的性质；另一方面，社会记忆的加工是在延续、传承、建构社会记忆的过程中对原初记忆进行加工与复活，具有“再生产”的特点。

二、口述历史档案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基本特点

（一）选择性

口述历史档案的形成过程是社会记忆再生产中的选择过程，包括记忆内容与记忆主体的选择两方面。王明珂认为“‘过去常被选择性重建。”[5]从记忆内容来看，口述历史档案常涉及对遗忘与建构的选择。一方面，受访者在回忆过去的过程中，唤醒快要消失的记忆或追忆起事件发生时的一些细节，关于事件的某些记忆内容得到不断强化；另一方面，一些事件内容会因为记忆衰退等客观因素而变得模糊或被遗忘，同时，出于情感心理、价值判断等主观因素，受访者也会主动选择模糊化某事或者干脆不谈一些事情，这种有意识的忘却现象也是较为普遍与明显的。[6]

从记忆主体来看，对“过去”的选择通常由口述历史档案的访谈双方共同决定。首先，主体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心理，对于事件的态度、判断、评价，都决定了受访者对讲述内容、讲述方式的选择以及采访者在设计访谈时对问题的筛选，对所得材料内容、加工方式、叙事方式的选择；其次，主体的身份也对口述历史档案社会记忆再生产进行选择：不同的亲历者有着不同的感受，倾听者的社会身份也对其接收、理解亲历者所传达的社会记忆内容产生影响；最后，社会情境对于口述历史档案社会记忆再生产也进行选择，比如家庭成员根据变迁重排家庭照片（重组过去）来重新诠释人物与事件的重要性。[7]随着社会情境的变迁，当事人关于记忆的判断、选择、提取、整理、表达也发生着改变。

（二）组织性

口述历史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载体，它主要是历史，但又不完全是历史。“表述一段记忆，就像是讲一个故事，主体会因为记忆的现实情境和需求不同，而对过去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修改、转换或补充，从而使之更倾向于可被理解和被接受的真实。”[8]在口述历史档案形成过程中，事件亲历者由于社会背景、社会身份以及自身价值判断、情感心理等因素，在回忆过去的过程中经历对记忆的唤醒、调取、选择、删减、组织、整合等一系列记忆的系统加工和有机组织，并通过语言的选择、声调的高低、音量的大小、表情的喜哀、肢体动作等多种表达方式的组织，使记忆得到生动的传播，而档案工作者则在访谈结束后组织所得材料，进行选择、整理、编辑、开发等一系列社会记忆再生产活动，这些都是口述历史档案社会记忆再生产的组织性表现。

（三）建构性

记忆具有储存功能和重建功能。记忆的储存功能使过去事物在人脑中得以延续，而重建功能则是在明确区分昨天和今天的前提下，加入对回忆的理解，参与记忆的再生产，建立昨天与今天有意识的连接。口述历史的采集、形成过程中，调动、唤醒、激活了受访者的记忆，这涉及受访者对记忆的发掘、搜寻、发现，并在口头表述时对记忆进行提取、整理、加工，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建构社会记忆的过程。

集体记忆理论认为，集体记忆具有当下性。[9]我们并不能保证每种回忆在时间的统一流中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即原初记忆未必能够原封不动随着时间的进展而蜕变为次生记忆。[10]人们对“过去”的追忆，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建构。在受访者进行记忆表达的过程中，难以避免记忆因岁月流逝而模糊、失真的情况。每个社会群体由于过去的经验与印象的影响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从而导致记忆重组、改写。[11]因此，也难以判断记忆是否受到社会情境、个人经历的影响。无论是主动或被动，都必然会在原初记忆的基础上进行增删改易和选择性解读，[12]从而建构社会记忆。

（四）固化性

口述历史档案使社会记忆实现由弥散向成形的形态转变，并依托话语、文本、图像等载体逐步得到固化。“记忆一方面从存储到重建，在头脑和意识中悄然发生，另一方面记忆从心里实在到经验活动，只有借助被言说或者被表述才能成为一种确定的形式，才能为我们所认识。”[13]在口述历史档案形成过程中，社会记忆通过被“言说”，由人脑中虚无缥缈的意识上升为铿锵有力的话语，这是社会记忆的“初步固化”。在口头讲述历史的过程中，讲述者可以调动各项感官进行有侧重的表达，比如讲述者可以通过调节声音，如音色、音量、声调等，对历史进行生动灵活的讲述。而对于信息接收者而言，听觉、视觉等都将受到直接的刺激，在讲者与听者之间形成一个“延伸的场景”[14]，社会记忆所包含的信息也得以传达。

口头媒介所保存的社会记忆是不成形的、易改变的、易消逝的，需要借助有形的载体得以进一步固化。“在一个易逝的世界中我们需要稳定。”[15]口述历史档案通过文本、图形、图像等方式将社会记忆固定、储存下来，达到社会记忆的“再次固化”。正如扬·阿斯曼用“信使”一词比喻媒介，想要保证社会记忆再生产过程中记忆内容的可靠，必须保证“讲述者”与“信使”之间的默契，即“信使要和讲述者一样”，从而促使社会记忆再生产过程中社会记忆的固化。

（五）多样性

口述历史档案随着技术的更新不断涌现出多种载体，从早期的文本、图像、录音、录像等，到现在的多媒体融合。口述历史档案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方式越来越多样。社会记忆借助不同的媒介得到固定，并以各自的优势独特地传达给人们，经过人们的移情和投射，促使人们感知、接受与传承历史记忆。

不同的媒介对于社会记忆再生产都有各自的艺术特色。比如文本作为一种基于记忆、流转和再接受的语言表达，实现了对个人表达的约束。当口述历史档案固化为文本后，虽然失去了面对面交谈所带来的较强的感官体验，但是却加强了内容的框定。而图像、影像等则更有利于向观看者直接地传递其中所承载的社会记忆，带给人们强烈的视听冲击和心灵震撼。

三、口述历史档案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认识与思考

（一）辩证看待口述历史档案社会记忆再生产的真实性

口述历史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再生产方式，其形成与记忆形式是真实的，但其记忆内容的真实性需要辩证看待。由于口述历史档案所承载的记忆内容来源于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在他们的讲述中，往往会因为记忆的模糊和不确定性，以及认知、价值判断和个人情感等因素，造成口述历史档案中记忆内容的不完全真实。“口述中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而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溯历史，犹如戴着一副变色镜去眺望遠处的山景。”[16]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则认为“口述历史正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与非历史性的主观世界”[17]。

但笔者认为，口述历史档案中记忆内容的不完全真实性，并不能全盘否定口述历史档案自身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更不能否定其价值性。一方面，口述历史档案联结大众情感，增强大众认同感。作为一种碎片化、非线性、事件化的历史叙事方式，口述历史档案不仅增强人们的历史认知，更展示了宏大历史事件中的个体化、形象化细节，它是以一种直观生动、充满情感的方式去贴近人们，与人们进行情感交流、引发人们的共情。这不仅减少了传统历史叙事方式可能导致的公众对历史事件“只闻其事，不明细节”的情况，还避免了社会记忆再生产过程中记忆僵化的情况。另一方面，口述历史档案是珍贵的历史材料。在心理学中存在着“闪光灯回忆”的现象，指某件事如果在惊讶程度和后果上超出临界水平时，记忆机制就会对该经历的细节和环境产生永久性的记录。[18]亲历者在经历重大事件后必然带有强烈的情绪与感受，虽然不能保证其口述内容与真实事件的绝对一致，但其记忆与感受却十分生动、持久地留存下来。此外，即使是一些多元的、边缘的现象，只要被叙述、记录、流通，就会成为有用的历史材料，就有其存在的意义。比如，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以“史实”为取舍标准对史料“去芜存菁”，而是更关注“芜”及其存在原因。[19]

想要加强口述历史档案中记忆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互证的方式，包括口述历史档案访谈双方的互证、口述历史档案与传统档案的互证以及事件亲历者之间记忆的互证。

首先，口述历史档案的访谈双方应进行充分、及时的互动与确认。《美国口述历史协会通用原则与最佳实践》中提道：“访员与叙述者之间的动态协作关系是口述访谈的重要特点。”[20]口述历史档案的形成并非由受访者一人独自“输出”，而是靠着采访者与受访者的不断互动、确认来完成的。

其次，口述历史档案可以与传统档案进行相互补充与证明，这样做不仅可以降低口述历史档案中记忆内容出错的概率，也可以减少传统档案因政治、文化或其他原因导致的误差。在口述历史与书面材料对比互证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口述历史档案与书面材料对于同一事件表述的异同，从而帮助学者更深入地挖掘历史真相，探究社会记忆的发展。

最后，事件的亲历者之间也应当进行积极的沟通，或者如持有多位亲历者的口述材料时，档案工作者至少应将这些表述进行对比互证。他人的记忆可以加强我们对同一事件的记忆。口述历史档案所承载的个人记忆由事件亲历者参与社会活动所产生，事件亲历者们彼此交流，对照各自的记忆，不仅个人对事件的感受得到加强，而且记忆也得到认同与纠正。记忆的保存不需要每个人记住所有的事，而是要将每位成员脑海中的记忆相互补充、修正、整合，这有助于减少社会记忆再生产过程中记忆的失真情况。

（二）谨慎审视口述历史档案形成过程中的记忆伦理

口述历史档案的形成中涉及记忆伦理问题。在采集、整理、编写口述历史档案时，事件亲历者与档案工作者都应审慎考虑自身的伦理选择，反思主观因素对历史真实的影响，辩证看待历史的遗忘问题，慎重把握求全求真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平衡。

首先，口述历史档案社会记忆再生产过程面临历史真实与主体选择之间的冲突。区别于传统历史档案自上而下的建构社会记忆，口述历史档案中社会记忆的建构方向呈现从下至上的特点，体现了大众对话语权、记忆权的诉求。但由于受访者表达的主观性，口述历史档案面临“单凭口说，不足为据”的疑问，同时开发主体的社会身份、政治倾向、开发的历史、社会背景等也会对口述历史档案社会记忆内容的选择与建构、社会记忆意义再生产的方式施加微妙的影响。口述历史档案工作者需要在开发过程中对诸多主观因素保持反思，同时也要谨慎选择口述历史档案的开发方式。

其次，口述历史档案社会记忆再生产过程面临记忆与遗忘的冲突。生活中我们常听到“牢记历史”的口号，而历史的研究、档案的保存，似乎都是为了记忆的延续与传承。然而“一个没有任何遗忘的记忆，难道就是这种我们在整个历史条件的诠释学范围内与之做斗争的彻底反思的终极幻想、终极形态？”[21]周海燕认为：“社会记忆并不是单纯地再现过去，它拥有忘却和写入两方面。”[22]遗忘，无论是因为记忆衰退而导致的“被动”的遗忘，还是人们“主动不再提起”的遗忘，都应当是为了记忆的责任与公正。口述历史档案工作者需要审视遗忘的来源动机，挖掘遗忘的事件内容，并思考判断事件是否应该被遗忘的原则与标准等问题。

最后，口述历史档案社会记忆再生产过程面临求全求真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冲突。访谈者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访谈努力发掘真实、全面的记忆，但是访谈者所面对的是鲜活的、有情感的人，受访者在访谈时也很难做到表述的绝对真实与毫无保留，很有可能难以或不愿表述某段记忆与细节。亨利·格林斯潘指出，在访谈过程中常遭遇到四种情况：“受访者不说的历史”，包括访谈没有问到、问出的历史；“无法交流的历史”，主要是一些感性的记忆，包括味觉、嗅觉、心理状态的记忆；“无法承受的历史”，包括受访者不愿重提的心理或精神的创伤；“无法追述的历史”，指另类的、难以挽回的历史。[23]访谈过程中，访谈者是应当“点到即止”，还是“刨根问底”，如何把握“追问历史”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平衡；访谈结束后，如何整理、编辑、公开访谈内容，比如以何种媒介对记忆进行建构，涉及受访者的隐私，或者是否公开可能对受访者或是其他亲历者造成二次伤害的记忆等，这些都是口述历史档案工作者需要审慎考虑的问题。

（三）建立口述历史档案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良性机制

近些年来，口述历史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口述历史档案的采录开发工作中，但由于口述历史档案涉及历史学、档案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传播学等众多学科领域，采录、整理与开发的步骤烦琐、专业性强、涉及范围广，不同领域采集者专业素质参差，对口述历史档案的研究良莠不齐，可能导致所得材料缺乏真实性、科学性，并对其他研究者的采集工作造成干擾。[24]因此，笔者认为，规范口述历史档案的采录加工对于建立口述历史档案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良性机制十分重要。

口述历史档案的各采录主体应加强合作，跨界融合。可以由国家档案局拟定口述历史档案采集规划，并联合地方各级档案行政主管部门、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社会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同时，发动社会公众力量，包括社会组织、医疗机构、教育机构、研究团体、市场企业等，围绕特定口述历史采集专题展开合作，多方位、多领域、多层次采集口述历史，多角度体现口述历史档案的内涵，在“大历史”中把握口述历史档案中记忆内容的真实性。

口述历史档案的采录内容应全面有序。一方面，要以一定的标准对受访者群体进行划分，比如以各采录主体所处地区为标准进行口述历史档案的采集。采录对象既可以是本地区政治、经济、文教、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有建树的人物，也可以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当事人。另一方面，要加强口述历史档案采集对象的全面性。古语云：“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亲历者彼此的经验不同、感受不同，在回忆过去，提取记忆的过程中可能会从经验主义、利己主义出发来美化记忆、曲解历史。要想保证事件的基本真实，采访者需要倾听更多故事，收集更为广泛的记忆，才有可能还原历史真相，建构真实的社会记忆。

口述历史档案的采录标准应在实践过程中加以制定与完善。各采录主体在采集口述历史档案过程中在严格遵循国家档案局制定的《口述史料采集与管理规范》的基础上，可以在口述历史档案工作实践中制定一套科学有效、适合实践、易于操作的指导手册。各采录主体之间相互指导、彼此学习，丰富和完善口述历史档案采录、整理、开发的标准与规范。

口述历史档案应惠及大众，朝着社会化、公共化、大众化的方向进行开发。口述历史档案作为“由群众中来”的历史史料，应当“到群众中去”。首先，各主体可以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对口述历史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在此基础上建立口述历史档案数据库，供大众阅览、检索等；其次，各主体可与影视从业者合作，将口述历史档案搬上荧幕，无论是利用访谈时的原始影像编辑而成的影视纪录片，还是由文艺从业者基于史实二次创作形成的影视作品，都将使历史档案以更新鲜、更具活力的面貌“认识”大众、感召大众；最后，各开发主体在开发过程中一方面应尊重史实、记忆，审慎鉴定、整理与开发所采集的口述材料，同时通过一定方式公开展示口述历史档案及开发成果，邀请口述历史学家或档案专家开设面向大众的口述历史讲座，提高社会大众对口述历史档案的价值认知程度，传播口述历史记忆。

四、结语

口述历史档案作为一种宝贵的历史档案资源，日益受到大众媒介和学术界的关注，社会记忆通过口述历史档案的收集、整理、编辑、传播进行内容、形式、意义再生产，在此过程中难以避免记忆真实性与伦理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随着当前档案学界与史学界的深入研究，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社会记忆再生产过程将会更加规范化，为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做出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项目编号：19BTQ093）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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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