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石刻书迹考略

2023-07-17冯瑞晓

中国书法 2023年2期

冯瑞晓

摘要：文彦博书名为功业所掩，后世对其书法少有整体论述。本文通过梳理文彦博存世石刻书迹，以呈现其完整的书法风格面貌，并结合历代对文彦博书法评价，将其置于宋代书学大背景中加以观照，分析其书法风格特点及书学渊源。

关键词：文彦博书迹书法风格

文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山西省介休）人，生于北宋景德二年（一〇〇六），天圣五年（一〇二七）进士，历仕四朝，出将入相五十余载。仁宗朝两度拜相，封潞国公，神宗熙宁时期反对王安石变法，元丰六年（一〇八三）以太师致仕。哲宗即位后，经宰相司马光举荐，起授平章军国重事，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再次致仕。绍圣四年（一〇九七）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徽宗时，文彦博与司马光等人并入元祐党人碑，后追复太师，谥号『忠烈』，康熙年间从祀历代帝王庙。《宋史》有传，有《文潞公文集》四十卷传世。文彦博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而且善诗文、工书法，苏轼在《题文潞公诗》中对其诗文高度评价，朱长文《续书断》、黄庭坚《山谷题跋》对其书法颇为赞赏，董史《皇宋书录》、陶宗仪《书史会要》均著其书名。文彦博存世墨迹仅有四帖：《得报帖》《定将帖》《汴河帖》（合称三札卷）现藏故宫博物院，《内翰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书画文献著录现已佚失的墨迹有：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收录的草书《文忠烈治装帖》，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十二、吴升《大观录》收录的行书《文潞公祠部帖》。学者们对文彦博存世墨迹研究较多，对其石刻书迹则论述较少。[1]

石刻书迹概述

墓志

文彦博所书墓志盖有篆书《韩琦墓志》《王拱辰墓志》、楷书《刘几墓志》。《铁网珊瑚》载：『古之铭其先世功德，撰文书丹，必求诸大手笔者，盖因其文与书之传，而吾先世之功德与之俱传也。』[2]有名书家

在面临碑志书丹请求时并非来者不拒。北宋朱长文《续书断》论蔡襄《辞书温成碑》时云：『儒者之工书，所以自游息焉而已。岂若一技夫役役哉？』[3]可见北宋士大夫对于所书碑志的对象有着慎重选择。文彦博书丹墓志盖对象均为有声望，且政治上与其志同道合的士大夫官员。

《韩琦墓志》二〇一〇年在安阳韩琦家族墓地出土，现存河南省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志盖盝顶形，纵横均1 0 0 c m。志盖阴刻：『宋故司徒兼侍中赠尚书令魏国忠献韩公墓志铭。』墓志由陈荐撰文、宋敏求书丹、文彦博篆盖。文彦博与韩琦同年中进士，一同出将入相，在政治上志同道合，反对熙宁变法。两人常有诗歌书信来往，韩琦《安阳集》和《文潞公文集》收录了他们之间的多篇唱和诗文。韩琦去世后，文彦博写下三首《尚书令魏国忠献韩公挽辞》悼念好友。文彦博的两个孙女相继嫁给韩琦长孙韩治为妻，文韩两家联姻足见两人关系深厚。

[4]《王拱辰墓志》一九七六年在河南伊川县窑底村出土，现藏河南省洛阳伊川县文化馆。志盖盝顶形，纵138c m，横139c m，厚10c m。篆书阴刻：『宋彰德军节度使北京留守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懿恪王公墓铭。』王拱辰为天圣八年状元，与文彦博同仕仁、英、神、哲四朝，职位显赫。元丰八年（一〇八五）王拱辰去世，其墓志由安焘撰文、苏辙书丹、文彦博篆盖。文彦博与王拱辰交往颇多，其存世文集收录多首其寄送王拱辰的诗文，如《谢留守王宣徽寄花》《将赴大名奉寄西都留守王宣徽》等。元丰五年（一〇八二）文彦博组织洛阳耆英会，王拱辰留守北都无法到聚会现场，特意向文彦博书请将其姓名列入，并作《耆英会诗》记录此次盛会。

《刘几墓志》出土于洛阳市伊川县彭婆乡万安山南侧，现由私人收藏。志盖为盝顶形，纵112c m，横110c m，厚30c m。文彦博楷书题志盖『刘公伯寿之墓』，陈安石撰文，楚建中书丹。志盖楷书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沉稳厚重，雍容端庄，有唐楷法度。刘几，字伯寿，洛阳人，文武兼备，雅善音律，与文彦博交往颇深，致仕后隐居嵩山，元祐三年（一〇八八）卒。《文潞公文集》收录有文彦博寄送刘几的诗文《招刘伯寿秘监》《送秘书刘监归嵩阳隐居》。熙宁六年，刘几陪同文彦博一起前往济源济渎庙祈雪。元丰五年，刘几与楚建中一起参加文彦博在洛阳组织的耆英会。此外，元丰八年（一〇八五），文彦博采众议，为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颢题墓曰『明道先生』。[5]

题名题诗

两宋时期题名最为兴盛，北宋文人士大夫在游览名山洞府、拜祭先贤时触景生情，多有题名题诗刻之于石。文彦博题名题诗石刻主要在河南境内，有《宿少林寺诗》《嵩山题名》《留题济渎庙诗》《题龙门奉先寺诗》。

《宿少林寺诗》石刻在河南登封，国家图书馆所藏拓片原为章钰收藏。根据拓片可知，石刻虽然漫漶，诗文还可以辨析，但是拓片无立石和刊刻者相关信息。

据王昶《金石萃编》记录：『文潞公宿少林寺诗，石高一尺二寸，横广一尺二寸五分，诗共六行，行十三字，撰人并立石刊人共四行，字數不等，行书，在嵩山少林寺』，『嘉祐五年四月一日，给事郎、守太子中舍、知河南府登封县、兼管句崇福宫事燕若壮立石。崇福宫副宫主、明教大师董道绅、掌文籍赐紫王崇祐同模刊。』[6]《文潞公文集》收录此诗，傅梅《嵩书》、景日眕《说嵩》、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王昶《金石萃编》、陆继萼《登封金石录》、叶封《嵩阳石刻集记》、黄叔璥《中州金石考》均著录诗刻。钱大昕考证诗文创作于嘉祐年间，其在《潜研堂金石文文字跋尾》云：『潞公嘉祐三年罢政，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平章事判河南府，后改保平军节度、判大名府。诗有「西来未悟禅师意，北去还驰使者车」之句。』[7]按《文彦博年谱》，此诗作于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文彦博离开河南府赴大名府上任，行至少林寺的途中。[8]

诗刻为行楷书，圆转流美，遒劲端庄，潇洒灵动。景日眕《说嵩》：『按文氏《停云馆帖》载，潞公书与此不似。公为有宋名臣，《书史》称其笔势清劲，不愧古人。此碑或立石时代书欤？』[9]此诗刻书法风格与三希堂续刻法帖中的《与安抚资政启帖》较为类似。

文彦博游览嵩山时还留下了一方题名石刻。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拓片可知题名为颜体楷书，自左至右竖行题写，其中『潞国公文彦博』六个字最大，『嘉祐庚子三月十八日游』字稍小。右侧『张景俭、王起、陆经从游』字最小，应与文氏题名不是同一人笔迹，从游三人题名可能是当时已有书名的陆经书写。据黄易《嵩洛访碑日记》载：『十七日游老君洞，大风扬沙至谷口而返，再游嵩阳书院，移文潞公、张杲、王郅题名三石于东偏小室，嘱登封赵大令嵌置壁间。明朝登封令傅君梅作存古书院，收诸寺残石置此，今改文昌宫。』[10]由此可知，题名石刻原不在文昌宫壁，后由明代登封县令傅梅转移至此。景日眕《說嵩》：『石在嵩阳书院讲堂壁，潞国公文彦博六字甚大，笔颇重拙，不知是潞公手笔否。』[11]《登封金石录》《嵩阳石刻集记》《中州金石考》均引用景日眕说。

笔者认为《宿少林寺诗》和《嵩山题名》均为文彦博所书。原因有二：一是题名题诗刊刻时间都是同游嵩山时所题。诗刻立石时间比题名晚十二天，估计是选石、选址、挑选精良刻工、摹勒等程序所致。二是北宋文人士大夫奉行『书如其人』观念，文彦博在熙宁年间已有善书之名，朱长文谓其书『风格英爽』，不大可能让他人代书题名和题诗。

文彦博《留题济渎庙诗》石刻拓片原为瞿镛旧藏，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按《文彦博年谱》，熙宁六年（一〇七三），文彦博受命赴济源济渎庙祈雪，诗文应是其受命拜谒济祠时所作。[12]

毕沅《中州金石记》云：『诗为七言律诗，字亦方正似颜真卿。彦博时署河东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河阳、军州事，应是其自书。予诵其诗有「未尝轻作波涛险，唯有涵濡及物恩」，可以想见太平宰相之度。』[13]黄叔璥《中州金石考》著录诗文为薛昌谔书，有误，应是其立石。《宿少林寺》和《留题济渎庙》两首诗书体虽同为楷书，但是由于在不同的情境下创作的，所以书法风格迥异。《宿少林寺诗》为诗人畅游于山水之间所作，心情闲适，行楷书题写体现了诗人洒脱不羁、自由畅意的心境。钱大昕云：『宋之盛时，大臣进退以礼，潞公以故相在外而恩遇不替，无忧谗畏讥之心。又州郡守臣更代之际，登临山水觞咏如平日。盖上之察吏之苛以薄书期会之细，而事亦未尝丛脞而不治，真可谓太平之象矣。』[14]《留题济渎庙诗》是文彦博前往济渎庙拜祭求雪所作，书写时心态凝重、严肃、虔诚、恭敬，正楷最能表达诗人当时的心境。

《题龙门奉先寺》石刻于二〇〇〇年在洛阳龙门山南麓奉先寺遗址出土，现由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收藏。该石系青灰色石灰岩质地，出土时已断为上下两截，经修复后基本恢复原样，石长97c m，宽144c m，上厚24c m，下厚19c m。[15]

北宋佛教禅宗兴盛，许多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心态、文学创作、社会生活都受其影响颇深。文彦博晚年笃信佛教，其文集中有多篇与佛门禅师唱和往来的诗文，其文集卷七收录的《题龙门奉先寺兴禅师房》正是此诗刻。文集中此诗题下注『元丰三年十月，时自判北京移西京。十月赴积庆坟回作』，可知其诗作于立石的前一年，其时文彦博从大名府调回河南府任职，去家坟拜祭先祖后到奉先寺会见老友。

刻帖

文彦博存世刻帖有《左藏帖》《与安抚资政启帖》《使至帖》《内翰帖》。《左藏帖》收录在明代汇刻丛帖善本《停云馆帖》中，原石已佚，有明拓本和清拓本存世。张伯英认为《停云馆帖》中『宋名人书无一赝迹，即此已视他刻为优』。[16]

后世也多以此帖判定他书是否为真，例如景日眕以其怀疑嵩山题名和《宿少林寺诗刻》非文彦博所书。《与安抚资政启帖》和《使至帖》收录在《续三希堂法帖》中。[17]

《续三希堂法帖》是清乾隆二十年，由蒋溥等人奉敕编次，焦国泰镌刻。

原石嵌于北京万寿山惠园墨妙轩两壁间，所以又称《墨妙轩法帖》，现已佚失，故宫博物院藏有初拓本。《与安抚资政启帖》为行楷书，《使至帖》为行草书。《使至帖》后刻有癸丑年（绍兴三年即一一三三年）赵令畤跋文。叶昌炽云：赵令畤『精于鉴别，富于收藏。』[18]《内翰帖》墨迹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被刻入《三希堂法帖》中。

另有藏于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的《澄鉴堂石刻》所收文彦博《题竹诗》确是伪作。张伯英评价云：『此物不惟宋元人皆伪，即清代亦无一真。』[19]文彦博题竹诗是后人抄袭元代郑元祐《岳生画竹》的伪作，两首诗仅仅有『枝拂』与『小枝』词语不同，而且石刻书法风格与文彦博其他石刻书迹、墨迹风格迥然不同。

从石刻书迹看文彦博的书法风格

宋代石刻文化兴盛，楷书和篆书仍然是主要铭石书体，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因此颇受文人士大夫的重视。存世的文彦博石刻书迹以楷书最多，篆书次之，行草书多是后人根据其墨迹摹勒上石，几乎都是其晚年时期的作品。虽然文彦博石刻书迹数量有限，但是大致能为我们勾勒其晚年书法风格及发展过程。

文彦博书丹的两方墓志盖深得李阳冰篆书笔意，由于时间跨度十年之久，因此风格亦有略微不同。《韩琦墓志盖》篆书线条纤细匀称，字形瘦长，结构工整，与嘉祐石经篆书瘦劲风格一致。《王拱辰墓志盖》篆书线条温润圆转，结字端庄秀雅，间架匀称，用笔更加工稳，有装饰和美术化的趋向。这两方墓志盖篆书不仅凸显了文彦博晚年篆书的精进与纯熟，而且反映了北宋中后期习篆风气和风格变化。北宋以文治国，尊崇儒学，在朝廷的支持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和嘉祐石经的刊刻使得文人士大夫中习篆风气盛行，还产生了一批善篆的书家，例如王寿卿、杨南仲、章友直、王洙、邵必等。北宋仁宗时期，上自皇帝下至文人士大夫都积极研习篆书，宋仁宗常为大臣御赐篆书碑额，司马光、楚建中、文勋、冯京等也都曾为亲友墓志篆盖。熙宁六年（一〇七三），文彦博还曾为北宋宰相王旦之子王素篆书墓志盖。[20]

文彦博楷书石刻的时间跨度约二十年，最早的是嘉祐五年《宿少林寺诗》和《嵩山题名》，《留题济渎庙》为熙宁六年所书，《题龙门奉先寺》为元丰三年所书，元祐三年所书的《刘几墓志盖》最晚。虽然每方石刻字数有限，亦能从中可以看出其楷书风格变化。文彦博《嵩山题名》模仿颜真卿正楷书体，结构方正茂密，笔力浑厚，挺拔雄壮。《宿少林寺诗》为行楷书体，部分笔画横细竖重，结体偏于纵向拉长，由于书写时融入了行书的笔意，所以显得灵动潇洒。《留题济渎庙》石刻作于熙宁六年，与嘉祐年间石刻相比最为不同的是笔画横轻竖重、粗细对比分明，单字重心向下，结构方正茂密，具有颜体楷书平画宽结的特点。从早期的几方石刻可以看出，文彦博楷书学习颜真卿，其受北宋中后期士大夫中兴起的尊崇颜真卿书法风潮影响较大。后期的《题龙门奉先寺》石刻和《刘几墓志盖》均为工整楷书，书写时间虽然相隔八年，但是其风格与前期颜体楷书相比有较大变化。《题龙门奉先寺》石刻楷书点画劲挺，笔力凝聚，结构严谨工整，具有欧体楷书特点。

《刘几墓志盖》虽然只有寥寥六个字，但与《题龙门奉先寺》相比笔画浑厚稳重，雍容端庄，结构更加谨严。

从这几方石刻可以看出，文彦博先学颜楷，后学习欧楷。叶昌炽在《语石》中云：『温国、潞国、韩、欧无书名，为其功业所掩也。』[21]这主要是针对铭石书法而言。文彦博的楷书和篆书并未像行草书那样受时人称赞，一方面由于其楷书和篆书方面的成就不如行草书，另一方面在于其楷书和篆书石刻留存较少，人们对其楷书和篆书风格面貌不熟悉，少有论述。

文彦博最善行草书。其《左藏帖》和《使至帖》与墨书真迹《定将帖》風格一致，笔势沉着、蕴藉凝重，笔画显得温婉灵动、率意自然、英爽古朴，颇得颜鲁公笔意。王世贞评价《左藏帖》云：『文潞公乃无论，结构亦老逸可念。』[22]杨梦衮云：『文潞公一纸字甚大，而体势亦有源流。[23]

孙鑛云：潞公书有姿态。』[24]赵令畤跋《使至帖》时称：『潞公书气韵雄放，草字最胜，行书次之，当时人已爱重。』[25]《与安抚资政启帖》为行楷书，笔画饱满考究，笔力清壮，敦厚朴实，沉稳中体现灵动。文彦博晚年受尚意书风影响，在行草书上用心最多。苏辙《次韵刘贡父题文潞公草书》曰：『鹰扬不减少年时，墨作龙蛇纸上飞。应笑学书心力尽，临池写遍未裁衣。』[26]米友仁在跋《三札卷》云：『潞公于草法极为留心。』文彦博书学渊源周必大评文彦博《潞公帖》云：『公字虽不甚置意，亦时有唐人风致，非无师法者。』[27]宋去唐未远，唐人墨迹和碑刻尚有较多遗存，从文彦博留存的石刻书迹和诗文看，其书主要学颜真卿和杨凝式。

文彦博书法受颜真卿影响最深。北宋初年正楷流行欧、柳书，仁宗以后颜书盛行，士大夫则又竞学颜书。叶昌炽云：『文潞公与韩魏公皆学颜，而韩为优。

正书若狎鸥亭、观鱼轩，行书若义鹘行，皆直入平原之室。』[28]文彦博在《寄相州侍中韩魏公》中云：『今再来大名屋壁观睹公之书，正与颜类，觊得公之数字跋尾，以光前迹，是所愿也，非敢望也……』[29]其写给韩琦的诗文云：『晋公名画鲁公书，高出张吴与柳虞，幸得魏公挥宝墨，缘公楷法亦颜徒。』[30]文彦博不光楷法学颜真卿，行草也受其影响颇多。清荣郡王绵亿跋文彦博《三札卷》云：『潞公真迹三纸不署名、不钤纸尾，是赤牍底本。一时振笔挥洒，无意求工者，而一种浑朴之气溢于楮墨间，第三幅点窜数字绝类鲁公《争座位》书也。』文彦博不愿意其书被人称与苏灵芝相似，主要与北宋中后期的书法审美风尚有关。一是北宋士大夫书法以肥厚为俗的风气影响。当时文坛宗主欧阳修作《世人作肥字说》云：『世之人有喜作肥字者，正如厚皮馒头，食之未必不佳，而视其为状，已可知其俗物。』[31]魏泰《东轩笔录》云：『唐初书字得晋宋之风，故以劲健相尚，至褚、薛则尤极瘦硬矣。开元天宝以后变为肥厚，至苏灵芝辈几于重浊。』[32]当时文人士大夫以字肥为俗书，文彦博称苏灵芝书为『墨猪』，自然不愿意与之相论。二是受北宋士人『书如其人』的书法品评观念的影响。北宋尊崇儒学，以科举取士，优待文人，彻底打破门阀制度，出现了一大批忠义奋发、谨守儒家道德的节义之士。

[33]以欧阳修为代表士大夫通过对颜真卿的尊崇，将书品和人品并重，确立『书如其人』的书法品评观念，从而实现了儒家思想在政治道德领域与艺术领域完美统一。而苏灵芝曾为『安史之乱』祸首之一史思明书《悯忠寺宝塔颂》，依附逆贼而留下人生污点。北宋文人士大夫志同道合者往往相互影响，与欧阳修、韩琦同朝为官的文彦博在书学实践中也以颜真卿为楷模。然而，颜真卿和苏灵芝同为唐天宝开元年间人，两人书碑甚多，风格有同有异。安世凤在《墨林快事》中评价苏灵芝书法『掩有李、颜二家，视北海则加庄，视太师又多隽』[34]。颜真卿所书碑刻主要为正楷，苏灵芝是以行楷书入碑。文彦博长期学习颜真卿书法，受尚意书风影响在作楷书时参以行书笔意，可能就产生与苏灵芝风格较为相似的效果。

除了学习颜真卿之外，文彦博还取法五代书家杨凝式，与当时善书士大夫交往颇多。其诗《书寝梦归洛宅》曰：『位高才薄困疲癃，竹影泉声梦寐中。定去洛城为逸客，近来书翰学杨风。』[35]文彦博还常在公务之余赏玩书法名家墨迹。王明清《玉照新志》记载了其在守永兴任职时，向石苍舒借阅褚遂良《圣教序》墨迹赏玩，并令子弟临摹的趣事。[36]

熙宁九年（一〇七六）六月二十四日，文彦博在北都善养堂题《宋宣献书帖后》中表达了他对宋绶书帖的赞誉。跋文曰：『今观此小楷二轴，精劲有法，远出前辈，追惟东阁春舆之厚，不觉泫然。』[37]文彦博在书学实践中一直在追求法度，不仅学习经典名家，其与善书的黄庭坚、苏轼、陆经、石苍舒等都有交往，受到朋辈熏染。

书法的形质、神采是人品性、心境的自然流露。

文彦博后期研习行草而自成一家，可能与其晚年任意自适的心态有关。叶梦得《石林燕语》载：『元丰末，文潞公致仕归洛，入对时，年几八十矣。神宗见其康强，问：「卿摄生亦有道乎？」潞公对：「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为名言。』[38]这样任意洒脱的心态不仅是文彦博长寿的重要原因，应该也对其书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彦博受北宋中后期尊崇颜真卿、习篆风气和尚意书风的影响，其工篆书、楷书，晚年潜心行草书，形成了率意自然、疏朗萧散而又蕴藉凝重的风格特征。近代著名书画家黄宾虹自述说：『中年热衷于颜真卿、裴昱和文彦博。』[39]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将文彦博作为北宋中期书法家代表，徐利明在《中国书法风格史》指出，文彦博的《三札卷》和《内翰帖》源于『二王』、颜真卿，近取李建中，创为自家体，在北宋中期书坛堪称杰作。[40]

文彦博以亲身书学实践和政坛影响力为北宋尚意书风的兴起提供了助力，是北宋书家中的优秀代表。

注释：

[1]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壹[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177-181.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标点整理本）第一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50-53.曹宝麟.文彦博《内翰帖》考[G]//文彦博三帖考//抱瓮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258-275，359-376.黄光辉.文彦博《三札卷》创作时间新考[J].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5）：31-38.方万鹏.文彦博《三札卷·汴河帖》考释[J].文物，2020（10）：64-71.

[2]朱存理.铁网珊瑚卷四[G].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上海：中国书画出版社，1993：531.

[3]朱长文.墨池编[G].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283.

[4]河南文物局编著.安阳韩琦家族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72.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十四册卷三五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5：8537.

[6]王昶.金石萃编[G].宋代石刻文献全编：第三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252.

[7]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G].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四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510.

[8][12]申利. 文彦博年谱[ M ] . 成都：巴蜀书社，2011：119，204，183-184.

[9][11]景日眕.说嵩：卷十五金石二[G]. 清康熙六十年岳生堂刻本.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数字古籍.[10]黄易.嵩洛访碑日记[G].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二十九册.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600.

[13]毕沅.中州金石记：卷四[G].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13798.

[14]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G].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四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510.

[15]张乃翥.记龙门地区近代出土的四件宗教石刻[J].佛学研究，2004（06）：183-186.

[16][19]张伯英原著.吴元贞增补.增补法帖提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01，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