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方敏 姚宏志

关键词：南下干部；地方干部；皖南会师；革命与执政

摘 要：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的会师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会师后南北干部团結融合问题、从“革命”状态到“革命与执政”状态的转向问题是中共中央抽调干部南下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皖南会师作为渡江战役后首次成功的南北干部会师，坚持从组织上会师开始，力求思想上和政策上会师，以便南北干部步调一致，实现南北干部团结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皖南区又坚持从革命与执政需要出发，重组重塑了执政干部队伍，注重从政策学习研究和建政施政实践两个层面上促进干部从“革命”状态向“革命与执政”状态的转变，成功实现了中共中央抽调干部挺进皖南的战略意图。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3）04-0066-09

From Revolution to Ruling：The Meeting of Cadres Going South and Local Cadres in Southern Anhui in 1949

ZUO Fangmin，YAO Hongzhi（School of Marxism，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2，China）

Key words：southward-cadres； local cadres； meeting in southern Anhui； revolution and governance

Abstract：The meeting of southward-cadres and local cadres is an important task that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paid attention to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owever，the unity and integration of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fter the meeting，an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to the "revolutionary and ruling" state are the key issues that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needs to solve when transferring cadres to the south. As the first successful meeting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adres after the battle of crossing the Yangtze River，the meeting in southern Anhui persisted in starting from the meeting in organization，striving to meet in ideology and policy，so that the cadres i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could keep pace and achieve unity and integration of the cadres i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Wannan district also insisted on starting from the needs of revolution and governance，reorganized and reshaped the ranks of ruling cadres，paid attention to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dres from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to the "revolutionary and ruling" state from the two levels of policy study and research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practice，and successfully realized the strategic inten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CPC to dispatch cadres to advance into southern Anhui.

随着渡江战役序幕的拉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逐渐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不仅对干部数量，也对干部素质和使命提出新的要求。为此，1949年中共中央从老区抽调了大批干部南下领导参与新区的接管与执政。但是干部南下后与地方干部如何实现融合？如何实现从“革命”状态向“革命与执政”状态的成功转变？这些问题均是会师后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和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对皖南会师的剖析，或可为南北干部会师后的职能转向提供更加鲜活的佐证。同时，皖南会师作为渡江战役后南北干部首次会师，拉开了江南新区接管的序幕，为其它区域会师提供了借鉴，积累了丰富经验，对当前干部工作具有诸多现实启示。

一、皖南地方干部队伍基础薄弱

1949年4月26日，一支由华北冀中区和察哈尔省抽调而成的南下干部队伍跟随陈谢兵团（陈锡联、谢富治领导的二野第三兵团）挺进皖南，与地方干部会师，开始了接管和建政施政新任务。1爬梳有关史料档案，皖南会师主要缘由是安徽紧缺干部。据南下干部王文汉（原宣城县委书记）回忆：“我们从河北抽调的这支南下干部大军要去的地方是苏州和杭州一带，可当时的安徽极缺干部，我们第五支队便改为去皖南宣城地区。”2那么，南下干部为何选择皖南而非皖北，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皖北区解放时间较早。从1948年8月1日阜阳宣告解放到次年1月底皖北大片区域解放，再到4月南下干部入皖，时间跨度8个月。这8个月“缓冲期”，皖北加紧了干部的培养、选拔、调配，初步满足了解放初期干部之需；二是皖北城市解放后多数干部是来自于中共江淮区党委和中共皖西区党委。如蚌埠解放后其接管干部多数来自江淮二地委。31949年3月，皖西二地委就确定了安庆市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人员组成；4三是皖南地方干部数量不足，且缺乏城市管理经验。整体而言，皖南地方干部呈现以下特点：

（一）干部数量少，尤其缺少骨干

自皖南事变以后，皖南地区的革命武装和干部队伍受到极大破坏。后又因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将皖南的新四军第七师皖南支队和苏南的苏浙军区北撤，皖南仅留下了3支几十人规模的游击队，且还不断受到国民党的清剿，发展相对缓慢，干部数量偏少。会师后，皖南干部总数3148名，其中原皖南本地干部495名；其中，地委级干部49名，内皖南干部11名；县委250名，内皖南干部59名。5显然，从干部数量看，皖南地方干部仅占总数的六分之一；从县委以上主要干部看，皖南地方干部人数也仅占五分之一。以池州为例，华北南下干部558人，地方干部112人。6可见皖南缺干部，尤其缺干部骨干。事实上，早在渡江战役前夕中共皖南地委就认识到干部严重不足的问题，指出：“干部的准备方面，各地区首先将区以上干部向地委作具体的介绍，并应注意物色、培养、提拔区以下干部。”7但是本地干部的培养速度远赶不上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

（二）党组织薄弱，多建立在沿江地带和皖南山区

根据华中分局的指示，1946年2月中共皖南山地中心县委和中共皖南沿江中心县委合并组成了中共皖南地委。皖南地委一经成立，就确定了隐蔽坚持、积蓄力量的方针，将党组织多建立在沿江地带和山区。又因皖南地区是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沪宁杭的“西大门”，国民党对其控制异常严格，解放战争时期曾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清剿，皖南地区的党组织和民兵组织受到了极大破坏。如皖南地委领导下的黄东工委在1947年底到1948年4月敌人大清剿中，原来的民兵组织被破坏。1同时由于长期处于分散游击的战争环境，皖南领导干部本身对下层干部往往只能局部的了解，且认识上往往又有不一致的情况。2相比之下，城市地下党组织力量更加薄弱。以芜湖为例，1949年4月中旬，芜湖地下党组织只有几十人，且主要分布在安徽学院（现在的安徽师范大学）和芜湖明远电厂等地。3

（三）缺乏城市管理经验，对党的新区政策不熟悉

诚如上文论述，皖南党组织多建立在广大农村区域，武装斗争形式也只是伏击和攻占区乡以及小县城为主，后期主要任务又转移至支援渡江战役，广大干部几乎没有直接参与城市工作，而且对党的政策也不熟悉，尤其是对党的新区政策缺乏深刻的理解。华东局曾指出：“我们南下方游击队（区）的党和部队，在数量上可能很少，形式上可能极不完备，地区也不宽广，供应部队的能力可能很小，他们多年与上级党隔断，对我党的现行政策不能完全明瞭，在敌长期封锁与清剿之中，必然要产生各种缺点。”4事实上，皖南地方干部长期处于分散的游击环境，接受党的教育（诸如思想、政策、路线、纪律的教育等）较少，阶级觉悟不高，立场不明确与缺乏组织纪律现象。5可见，仅凭皖南地方干部力量，实现皖南新区的接管与执政较为困难。

二、南下干部与皖南地方干部的全面會师

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的会师是中共中央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邓小平曾指出：“要把南下干部和地下党的会师当作‘第一关键的工作来抓，力求从组织上会师开始，达到思想上、政策上会师，以便步调一致争取胜利。”6华东局也下发了《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指出：“双方会师，是在南方广大人民多年渴望与瞩目之下进行的，是关系我党我军与南方老苏区老游击区广大人民的政治联系的根本政策问题，是关系我党我军在解放南方各省时的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重大问题。”7皖南区党委积极推进思想上会师、组织上会师、政策上会师，以便实现南北干部步调一致。

（一）思想上会师

思想认同是关系到南北干部团结会师的基础性问题，而解决这个基础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会师教育。曾希圣在总结皖北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关系时曾提到：“由于没有经过会师教育，彼此关系不正常。”8相反，皖南会师则十分注重会师教育。整体而言，会师教育贯穿了中共干部南下的全过程。按照干部南下进程划分，大体上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组建期的思想教育。这期间主要是通过大会宣传、集中学习、分组漫谈、个人报告等方式灌输“远征思想”。如南下干部许春波（原马鞍山市人大副主任）回忆：“我们南下启程的头一天，县委召开了一个动员大会，除县委负责人作报告以外，还找了位据说到南方去过的姓张的同志介绍南方情况，他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堂没有，但苏杭真有，那是真好呀。”9同时，各地领导干部也带头做示范，动员干部南下远征。如冀中九分区安国县安口区书记吕普同志，由于他的带头，区里调了八个干部一个也未“调垮”。1而且各县干部有计划有重点的集合村干部到南下干部家中进行慰问动员，或是以组织的名义给南下干部的村支部里写信，让村支部通知南下干部按规定日期集合，并进行慰问，了解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解决。总之，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为后面的会师打下了良好基础。如冀中九地委提到：“这次调南下干部给予我们的经验，我们要很好的研究接受，以使再调第二批南下干部，不但胜利的完成任务，同时更要少发生问题。因此我们要向干部逐步贯彻远征思想的教育，以打下远征的基础。”2

第二阶段为行军和入城后教育。在行军期间，南下干部不间断地开展学习与总结反思。如南下干部李青（原芜湖市委副书记）回忆：“这段时间，我们听取了地委书记郝化村（一支队政委，南下任徽州地委书记）同志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以及关于解放军南进和江南各游击队会师的指示。”3又如陈锡联回忆：“同时，遵照毛主席《把军队变为工作队》和华东局指示，普遍进行了会师的教育，各军师组织了若干城市接收机构。第12军还派干部到蚌埠学习兄弟部队城市接管工作经验。”4南下区党委5还下发了《对开始进入皖南工作的几点意见》，对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会师以及进城后的重要工作进行了布置。入城后，华北南下干部纵队与以胡明为负责人的皖南地委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据陈锡联回忆：“与皖南游击队在徽州召开庆祝大会，显示了兄弟般团结、战斗的深厚友谊。”6随即，各地县会师陆续展开。如芜当地委辖四县干部由地委委员带领赴各县举行会师，相互介绍干部政治、经济工作方面的情况。7又如“5月7日，华北解放区南下五支队三大队干部进入宁国县城，与当地游击队干部会合”。8南下干部张宝鼎（原歙县县委书记）日记记录：“5月16日，阴，星期一，上午汇报调查材料，下午参加南下干部与皖南干部会师会议，晚上看戏三打祝家庄。”9皖南区党委还要求南下干部虚心向本地干部与人民学习，了解劳动人民的风俗习惯。10更为重要的是皖南区党委将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合并组成千支工作组，深入区、乡调查研究。11皖南区党委在总结1949年工作时指出：“自区党委提出加强思想教育，从人民利益出发，强调政治原则性与加强党内团结，反对片面的看问题并加强党委制以及召开了组织会议以后，某些不团结和盲目山头现象已逐渐减少和消除。”12

（二）组织上会师

干部配备确是整个会师的关键，十分重要。13会师后皖南区党委立即制定了干部配备原则：第一，两地组织合并，华北南下干部与皖南本地干部适当调整配备，力求做到各级各部门均有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第二，根据两方干部条件相互比较，如条件大致相同则以皖南干部为正职位；第三，交通要道、城镇及公安、财粮部门配备更多的工作能力强的干部。提拔干部时应优先考虑本地干部，首先由皖南同志提出拟提拔进入地委县委的本地干部名单，再由上级党组织讨论正式确定。14可见，在干部分配时皖南区有侧重点的偏向地方干部，以此打消当地干部与群众的顾虑。如宣城地委12人中有8位是南下干部，地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部长等主要干部大多数是南下干部，但是宣城地委书记陈洪、专员许道珍均是皖南地方干部。1又如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四大队挺进南陵县组建县委和县行政办事处（县城府成立前的临时机构）时，政委张义和支队长王发分别任县委副书记和办事处副主任。2皖南区党委总结干部分配报告中提到：“主要干部配备按着长期在该地坚持斗争及其与当地群众及党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原工委配备之干部任正职，外来正职干部任副职。”3以上任职安排，从会师角度看，有利于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的融合。

另外，皖南区党委还特别注重加强组织生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消除南北干部的思想隔阂。由于南北差异较大，加之工作习惯、生活风俗、语言不通等一系列问题，在会师中，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确实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因此，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皖南区指出，对待会师中存在的问题，不要讳疾忌医而是主动地加强思想教育，使全党有觉悟、有领导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全体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党的方针政策上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调，统一力量，健全领导，发挥全党的作用，加强工作。4各级党组织则纷纷通过党委会议、支部会议、政府会议、部门工作会议等方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池州地委提出：“意识、思想和方法方面的问题很容易闹起纠纷来，往往因为一些小的生活问题影响到不团结，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加強组织生活，随时检讨纠正，不能积而不谈。”5又如“芜湖第一区利用在各类会议中解决思想问题，发挥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武器。”“芜湖沧津分区王砚田和尉国飞两位同志之关系有时好、有时坏，常为一个问题争执，看问题不一致，相互交换意见不够虚心接受，后来在小组会上，展开批评，现尚转好。”“华北女同志不团结亦严厉批评，绝对禁止不团结现象。”6

（三）政策上会师

按照邓小平和华东局的指示，政策上会师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以便工作步调一致争取胜利。一是要求会师后南北干部均能充分掌握和灵活运用党的新区政策，尤其是地方干部，以促成在革命与执政中形成默契，准确地将党的各项政策嵌入新区；二是统一会师后的议事政策。为此，皖南区党委一方面通过培训班、训练班等形式促进干部学习研究中央文件和党的新区政策，开办了一个三千人的革命干部学校。除此之外，还开办了党校，抽调区乡级干部及农村党员积极分子进行轮训提高。7为进一步扩大干部培训和轮训规模，皖南区党委还印发《关于加强与扩大皖南革命干部学校的决定》。《决定》计划校本部分3处，下设4部，每部5队至6队，共20—30队。学员名额预计每队120名左右，共2 000—13 000名。8值得一提的是，皖南革命干部学校四部主任除芜湖施月琴外，宣城马祥、池州戈华、徽州程光华均为南下干部。9从侧面也反映了，南下干部肩负着宣传党的政策的重任。各地也开始举办各类训练班，训练新提拔区乡干部及准备提拔的农村党员积极分子，改造训练初小、高小教员等任务。10如此一来，区、地、县构建了三位一体的立体网状培训模式，并有侧重点地培训地方干部，这样的做法既促进了地方干部对党的新区政策的了解，又促进了南北干部在政策理解和运用上的步调一致。

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促成干部政策上的步调一致，皖南区党委要求各地党组织尽快健全党委制，执行集体办公、综合报告等制度，加强党内组织生活，互通情报，形成共同语言，共同达到坚持原则，统一和集中领导。1并指出今后领导干部，必须全面看问题，原则问题该争论的争论，该提出的问题要提出，山头要照顾，但在方式上注意，谁处理得恰当即那样处理，无论谁犯了错误，应及时处理，但在方式上要研讨。2与此同时，各地县也因地制宜制订了一些办法。如芜湖市区以各镇编小组，建立一星期一次小组会，半月一次支委会，一月一次支部大会。3南陵县委讨论出几个办法：必须树立集体领导的习惯；树立学习制度，县委翻印了三大政治文件八大政策指示；树立会议通报制度，借以克服无组织无纪律；明确区乡的领导关系；加强勤杂人员的思想教育；要求北方干部应当学习南方干部洗澡洗衣服的习惯，以防生疥闹病。4

三、从“革命”到“革命与执政”的转向

皖南会师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会师，更是一次革命与执政的会师。其主要任务已经从武装革命斗争转向革命与执政，实现干部从“革命”状态向“革命与执政”状态的转变。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皖南区将两个革命队伍重组重塑成一支执政的干部队伍，强化执政意识，着力提升执政能力，开展革命与执政的实践，完成了城市接管、人民政权建立、剿匪反霸、稳定财经市场、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接管与建政施政工作，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一）重组重塑了皖南的执政干部队伍

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工作的干部。”5在南下干部抽调时期，华北区就充分考虑到新区的接管和执政的需要，采用“整套组建”的方式抽调干部队伍，并以地委为单位，成建制抽调干部，既有军事、党务、机要、政府、工农青妇等方面的干部，也有专业性比较强的财政、银行、贸易等方面的干部。如《绩溪县志》记载：“1949年5月以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干部为骨干组建县公安局，设局长，副局长，6月1日办公，设侦察股、侦讯股，司法股和城关派出所，共25人。”6会师后，皖南区党委又以地委（支队）为单位将原来在华北已组织好的干部架子整建制分配到皖南各地。这样的做法，除了增加干部人数，也确保了将各种类型干部平均分配到各地，既有利于各地的接管工作，也促进了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充分融合。

会师后，皖南区干部队伍相较会师前，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年轻化、革命化、知识化。何以年轻化，以徽州（含屯溪）、池州、芜当、宣城等四地县级以上干部年龄为例，平均年龄分别为33.2岁、31.7岁、34.6岁、31.7岁。这表明这批干部骨干年富力强，具有旺盛的精力和强健的体魄，能够胜任紧张、艰巨的工作；何以革命化，徽州（含屯溪）、池州、芜当、宣城等四地县级以上的干部政治身份均为中共党员，除4人为1948年后加入中共外，其他的全部是1945年之前的党员。平均党龄分别为10.3年、10.6年、10.2年、9.5年，中农以及贫下中农的比例超过了90%。7这说明这批干部革命意志强，均是经历过革命斗争的洗礼，具有较强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品德，对坚决执行党交代的接管和执政任务是一个重要保证；何以知识化，虽然皖南干部中县级以上干部学历以初小和高小为主，但是其接受教育程度要好于当时全国平均水平，更优于当地干部。

（二）强调干部的执政意识和执政能力

为了使干部尽快实现从“革命”状态转向“革命与执政”状态，各级党委通过学习培训、分组研讨、工作调研、会议辅导、总结反思等途径强化干部的执政意识和提高干部的执政能力。一是强化干部的执政意识，广泛开展立场教育。主要是让干部了解城市阶级状况，明白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后应该依靠的力量和团结争取的力量等一些根本性问题，树立正确的城市工作观点，遵守城市工作纪律。如此一来，干部的执政意识明显增强。据南下干部回忆：“早上和上午刘坤政委传达柯市长的报告。我们的队伍编成三个区队十个班。下午排班，分别进行讨论。本小组共十个人，发言很热烈，但对城市政策不很熟悉，便暴露了我们没有理论知识的实况。这时我更感到理论的重要。因此，我要下决心熟悉城市政策，加强理论文化的学习。”1二是提高干部的执政能力，注重政策学习研究。主要是让干部了解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相关政策文件。如南下干部陶宏增回忆：“5月1日，刘政委（刘坤）讲了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学习华东局关于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的指示，包括目前形势、货币政策以及征收负担的合理。”2同时，调查研究也有序展开，主要目的是搜集城市各方面情况，向熟悉城市的人士请教，摸清了解城市大致情况。如搜集城市地图、大型企业工厂、阶级成分等基本情况。

（三）开展“革命与执政”的工作实践

若城市管理政策学习与研究為干部职能转向提供了可能，那么开展接管与建政施政则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一方面开展接管与恢复生产工作。会师后皖南区将接管工作任务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旧政权机构，包括政府机构、武装警察机构以及学校、报刊、交通部门、金融部门等；第二类是旧政权物资，包括钱粮、房产、厂矿、交通工具、档案材料等等；第三类是旧政权人员，包括机关行政、军事机构、工矿企业人员等。截止1949年9月份，接管工作基本完成，并取得了较好成效。以池州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49年9月18日，清理接收的粮食中贵池县有115万斤、青阳县62.6万斤、至德县13万余斤、石埭县15万斤。3在基本完成接管工作的基础上，各地市成立精简节约清理物资委员会，专门负责物资清理、整饬、追缴、管理等工作。在接管的同时，干部也普遍参与到恢复城市生产建设工作当中，要求企业复工复产，学校复课复学，确保城市运行。如1949年4月26日，也就是芜湖解放第三天，芜湖军管委员会向刘伯承、宋任穷及华东局汇报入城接管情况时曾提到：“为恢复生产，解决工人失业，如碾末厂、面粉厂，均于两个月前停工，工人失业，经讨论，召集公营企业经理及厂长和工人代表研究复工，拟速发贷款，这些企业工厂需用电力，目前煤炭甚缺，请解决煤炭来源。”4另一方面，开展建政施政工作。由于皖南地区城市数量偏少、规模偏小，因此1949年5月城市党政军机构相继建立后，皖南区便重点开展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造，成立农协会、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人民群众组织，废除伪政权的保甲制度，培养农村活跃的积极分子。如皖南区党委在1949年5月下发《关于当前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农会是今后发动群众改造政权建立党的主要依靠，农会要配备强的干部，要给好房子作会址。”5到1950年3月份全区已有3 200余村建立了农会组织，占总村数80%；会员60余万，占总人口15%。妇女会会员18万余人（多在农会中）；青年团支部204个，团员4 790名（包括机关的团组织在内）。村政权经过改造的3 600余个，占总村数80%以上。6

“建政不易，执政更难”。入皖南下干部来自华北老解放区，大都参与了华北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深知政权来之不易和政权建设之难。他们一经进入皖南，便和皖南地方干部一道，重点加强地方民兵武装组织建设，开展剿匪反霸运动，维护基层政权的稳定。1到1950年底，皖南区共歼匪1 300余人。2同年10月29日《皖南日报》对一年多来皖南军区的人民武装发展状况进行了报道：“一年来有了很大发展。全区民兵总数已有87 700余人，自卫队员56 770余人。一年来剿匪肃特、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3与此同时，减租减息政策和征收支前，稳定财经秩序和恢复城乡生产建设，抗洪抢险和生产自救等工作也陆续展开。到1950年后，皖南区干部主要任务转移至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当中。尤其是土改的完成，结束了皖南地区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极大地壮大、巩固了乡村基层政权和自治组织。

四、结 语

在渡江战役后南北干部会师的历程中，皖南会师具有重要意义，积累了丰富经验，对当前我党干部工作具有诸多启示。

（一）皖南会师的重要意义

从政权接管角度看，皖南会师是一次政权接管的干部思想动员会、工作调度会、执政预备会，在凝聚南北干部思想共识上画出了“最大同心圆”，在推进皖南新区接管工作上迈出了“最快第一步”，在开启皖南新区人民民主政权道路上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因此，皖南会师是干部职能转向的一次思想动员，也是对会师任务的一次再布置。从渡江后南北干部会师历程看，皖南会师为江南其它新区的会师提供了“样板”。时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宋任穷在对比同期南京会师时曾提到：“陈锡联、谢富治率领的解放军南下干部同以胡明为首的地下党在皖南的会师是最成功的。”4皖南会师给南京会师、云南会师提供了借鉴。如1949年9月份皖南区党委选派了一批县级以上干部参与了“云南支队”，其中郎溪县县长胡彭年担任第一大队大队长、宣城县武装部长王冠海担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南陵县委副书记张义担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徽州地委书记郝化村担任第五大队政委。5他们把皖南会师的成功经验带入到云南，很好地完成了会师工作。

（二）皖南会师的成功经验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皖南成功会师的重要保证。纵观中共干部南下的历史进程，无论是决策制定、抽调组建、行军安排，还是南北干部的初步融合、革命与执政，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开展。如在南下行军期间，冀中八地委于1949年2月6日召开会议，研究南下干部的组织领导，决定建立南下干部黨委会，由各级党委组成，并决定了党委会的目前任务是进行编队、准备供给及行军等工作，并了解情况，进行教育。6各支队、大队也均成立了相应的党委，中队和机关直属队伍一般设党支部，小队设党小组。正是在自上而下的党组织领导下，皖南会师才有可能成功。

第二，坚持理想信念是皖南成功会师的内生动力。3 000余名不远千里从华北平原来到皖南的南下干部，他们舍弃背后的小家为着前面的大家，无论是患病毅然南下的干部，还是丢下刚出生的孩子毅然随军南下的女干部，甚至牺牲在南下或接管建设中的南下干部，无不体现了为人民谋解放、谋幸福的初心，也正是这种崇高的理想信念支撑扎根皖南新区的决心。正如南下干部董振轩回忆：“当时我孩子还不满2个月，要南下就不能带孩子，不给队伍增加负担，只能托放在农村由老百姓喂养。我一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陷入矛盾之中。但最终在生与死，公与私的考验面前，我还是战胜了自己。我认识到，作为共产党员，就应该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去，为了全中国的劳苦大众的解放，为了更多的孩子过上好日子，这是我的唯一选择。”1

第三，团结一心是皖南成功会师的重要法宝。尽管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之间存在着像风俗习惯、工作作风等方面的诸多不同，但是无论在会师中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谦虚态度，还是在干部分配、干部队伍组建以及接管执政中的相互理解、相互配合，都充分发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精神，实现了干部队伍的初步融合。这种团结精神源于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接管和建设好皖南。正如南下干部魏建民（原合肥市委书记）回忆：“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和芜湖当地同志们的战斗岁月，深深地刻进我的脑海里。弹指60多年了，芜湖本地干部和南下干部在一起共同战斗、生活，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同生死、共患难的那一段生活，使我永生不忘。”2

（三）皖南成功会师的现实启示

第一，必须全面加强党对干部工作的领导。皖南成功会师经验表明：党的领导是皖南成功会师的重要保证。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方方面面都需要大量敢于创新、甘于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这就需要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干部人才工作的领导和把关作用，把愿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人才培养出来，让干部在干事创业中、在服务人民中体现价值。正如中共干部南下，无论是南下过程中政治把关、阶级审查、思想教育、年关鉴定，还是会师后的分配干部、培训干部、提拔干部以及后来的整风运动，都是党对干部工作的领导和把关作用的具体体现。

第二，必须不断强化干部的共产主义信仰。皖南会师经验表明：理想信念是皖南成功会师的内生动力。当前，我党面临着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而顶住这些考验和消除这些危险，必须要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广大人民群众，一旦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就具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就能战胜摆在我们面前的任何艰难险阻。正如察哈尔省四分区南征干部制定了“南下6条誓约”，集体宣誓表明南下之决心。3

第三，必须持续发扬干部的团结精神。皖南成功经验表明：团结一心是皖南成功会师的重要法宝。越是关键时期越要大力弘扬伟大的团结精神，当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中，干部的跨地域、跨部门交流任职已经成为新常态，更加需要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谋幸福。

第四，必须始终坚持加强干部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4皖南会师的经验再次证明干部起到决定性作用。当前，党中央及各级地方党委特别重视干部工作，尤其重视干部的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如援藏计划、援疆计划、对口帮扶计划，又如安徽省委探索干部跨区域、跨领域、跨行业交流任职的新机制。事实上，加强干部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有利于调动干部工作积极性，有利于改善干部队伍结构，不断促进干部人才的合理流动，不断提升干部综合素养。因此，要坚持不懈地加大干部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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