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鉴

巢老驾鹤西归的消息传来，虽已有思想准备，但仍感到震惊。几年前随中国辞书学会李宇明会长和商务印书馆周洪波总编辑一起到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看望巢老的景象还历历在目。巢老当时行动已不能完全自主，但仍心系《辞海》。他断断续续地说：“老了，干不了了！”最后还一定坚持在我们的搀扶下，把我们送到电梯口。那时我的心情真是感慨万千。

巢老是一代出版大家、经济学大家，更是一位辞书大家。正如一位领导所说：“如果出版业也纳入院士评审制度，则巢老就是院士级的人物！”

巢老是把我引进辞书界的引路人，是我的良师。

对于辞书事业来说，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半路出家者，半瓶子醋。1956年我走上工作岗位后一直做科技管理工作，1978年进入科学出版社后做了九年图书编辑。1987年把我调到词典室时，一位老编辑当场就说：“新来的副主任对词典是一窍不通的！”我当即认可，并表示要向大家学习。随后，我走遍了几家大型书店，寻觅有关辞书学的书籍，遗憾的是所获甚少。后来才得到了黄建华先生惠赠的《词典论》，这是我辞书学的入门读物。在词典室只待了几个月社里又把我调去分管质量和外事，接触辞书学时间就更少了。

1993年，我在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评委会上结识了巢老，并立刻为巢老的如炬目光和精辟见解所折服。在1995年第一届中国辞书奖评委会期间，巢老将我引进了中国辞书学会，使我得到了向多位辞书界前辈学习的机会。当我得知上海辞书出版社于1979年就创办了辞书学理论刊物《辞书研究》时，我就不揣冒昧地向巢老提出，我渴望学习辞书学知识，能否得到自该刊创刊至今的各期？巢老立刻痛快地答应，并很快就将基本齐全的刊物寄来。我如饥似渴地通读了全部刊物后，才对辞书学有了较多的了解。

1995年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评委会期间，巢老问我能否参与1999版《辞海》科技词的审定工作？这是能向众多辞书前辈学习的极好机会，所以我立刻应允。1996年冬我在美国协助照看小外孙时，从媒体上得知《辞海》修订工作已经开始，我即与巢老取得联系，并立刻回国，于1997年初向巢老报到，之后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学习和工作。上海辞书出版社有一个六层楼的图书馆，参考资料十分丰富。更重要的是，这两年我在巢老和徐庆凯两位先生的直接领导下，随时可以请教，所以逐渐对辞书学理论及“辞海精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我又有机会在多次评奖、质检和各种学术活动中与巢老有更多的接触，并从拜读巢老惠赠的大作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和崇敬。

巢老14岁就投身革命，文化基础应该说是比较薄弱的。但他的发言都言简意赅、条理清晰、观点明确、分析透彻，极具说服力；他的文章都亲自执笔且文笔流畅、可读性极强，说明他的语言文字修养很高。我曾向他请教是如何做到的。他说，这主要靠始终坚持学习和实践。由于他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所以从事各项工作都能迅速进入角色，并达到很高的水平。在《政治经济学论稿》中的几十篇论文充分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一系列精辟的观点，并得到了经济界的高度认可，从而被高手云集的上海经济界推选为上海经济学会的会长和名誉会长。在出版界，由于对上海辞书出版社管理有方而被加赋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工作的重任，这种情况在出版界可能也并不多见。他在辞书领域的造诣更是十分全面，发表的关于辞书学的文章涉及辞书编纂的方方面面，说明他已掌握了辞书学理论的精髓。我在上海时曾多次向他请教各种问题，都能得到完满的答复。

我曾与他说起，有的出版社的奖励政策只与发稿的数量挂钩，以致发稿数量和字数猛增，质量则严重下降。他明确地说：“这是办社思想出了大问题。利润能管住物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而图书具有精神产品的属性，是不能套用管工业品的办法管理的！”并推荐我看他写的《论治社之本》。我读后如醍醐灌顶。文中明确地指出：“出版利润只有从好书中来才是正义之财……要好书常有，就必须有过硬的编辑队伍。所以说，在形形色色的治社之法中，其他都是子法，而队伍建设则是母法。见钱不见书的出版者，是劣等的出版者；見书不见人的出版者，是平庸的出版者；而以提高人的素质为治社之本，以出好书为强社之路的出版者，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出版者。”他还特别指出，良好的社风是“养之三年不足，毁之一旦有余”。我对此有切身体会。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队伍始终作风严谨，而且高手辈出、好书众多。正是巢老是一位出版界出类拔萃奇才的有力佐证。

在辞书领域中，巢老首先紧紧抓住了队伍建设中的重点——培养合格的辞书工作者。他多次在北京黄村的辞书编辑培训班上做《辞书工作者应有的精神面貌和思想作风》的报告。他指出，要成为一名好的辞书工作者，必须具有：忘我的奉献精神、正确的指导思想、严谨的工作作风、科学的工作态度。而且以巢老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大量生动的实例加以论证。在《我们从黄村走来——辞书编辑培训班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可以看到，在许多学员的文章中都提到了巢老的这段话，并表示，由此对辞书编纂工作产生了敬畏之心。这对建设一支优秀的辞书编辑队伍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巢老作为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主要领导和《辞海》的常务副主编，对《辞海》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在确定了十年修订一次的重要决策后，他参与和主持了五次修订工作。我参与的为1999年第五版组织的修订是第三次。在这次修订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巢老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组织能力。他从实践中总结出，编纂大型辞书是“三分编写，七分组织”。《辞海》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书，收词跨度大，涉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诸领域。参与的作者上千，本社在职编辑加上部分退休编辑人数上百，又聘请了26位社外人士作为特约编审，按照质量保障体系的要求组织起来，各自发挥规定的作用，整个修订过程运行如行云流水，十分顺畅。在几次审读校样的过程中共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问题，但都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他明确要求：在专业审稿阶段要重点解决释文的准确性问题；二校样已按音序统排，就有条件注意解决交叉问题；从三校样开始，还要求注意释文的表述及修辞，要求每条释文都应做到“像法律一样精确，像电报一样精练”，而且要力求删去可有可无的字，做到“多一字则长、少一字则短”。他说：“十几万个词条，一条多一个字，全书就会多十几万字，多出许多印张，徒增读者的负担！”按照这些既严格又细致、具体的要求，共进行了八次校对和四次通读，无疑对确保全书的质量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在通读时的组织工作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通读人员分成几个组，每组四人：科技1人，语文1人，社科2人。四人都要通读分到的全部校样。结果是：科技专家发现了语文条和社科条中偶尔出现的某些科技问题（如术语规范和计量单位等）；语文专家发现了科技条和社科条中的文字问题；社科专家则发现了语文条和科技条中偶尔出现的社科问题。这种组织方式是有创造性的：既充分发挥了各位专家的知识优势，也消灭了专业审查时不易發现的问题。

巢老对辞书事业的关注是矢志不渝和全方位的。他不仅关注《辞海》的修订，还从上海辞书出版社成立伊始就组织制订了1978—2000年的22年辞书规划，包括各种类型辞书的选题468个，特别是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一级学科的大型专科词典，成为1975年全国中外语文词典规划的重要补充。不仅把视野扩展到我国辞书事业发展的全局，而且为以后一大批填补空白的精品辞书的出版创造了条件。其中《中国历史大辞典》《敦煌学辞典》等多部词典获国家图书奖及中国辞书奖/国家辞书奖。

巢老对辞书事业一直给予全方位地密切关注，并随时加以思考。在1993年参加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评选后，就立刻结合审读参评辞书和社会上辞书出版的现状进行了缜密的分析，并很快就发表了《解决辞书质量问题旳十点设想》。指出辞书出版虽然呈现繁荣景象，但也存在胡编滥造、抄袭剽窃、重复出版等种种乱象，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制订第三次辞书规划、加强管理等许多重要建议。我同样也是这次评奖的参加者，读完此文后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深感惭愧，并为巢老能进行如此全面深入的思考深深折服。

辞书事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巢老敏锐地抓住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辞书界出现的不正之风。他在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的闭幕词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辞书界抄袭成风、差错成风、拼凑成风。”并与徐庆凯先生一起点名批评了《语言大典》，他指出：“辞书学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辞书质量的‘道德法庭，应当在扶正祛邪、促使我国辞书事业的健康发展上多做工作。”为纯洁辞书事业吹响了进军号。之后他亲自撰写了《〈语言大典〉的教训》《‘王××现象剖析》《中国辞书界的‘三大战役》等多篇揭露抄袭剽窃、胡编乱造的歪风邪气的重磅檄文，推动了辞书界揭批伪劣辞书的高潮。辞书学会还多次召开了批劣的学术会议。由于这些文笔犀利的文章透彻地剖析了辞书界出现的种种不正之风的危害，加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等状告王××侵犯著作权的五起官司的胜诉，基本刹住了这股严重危害我国文化事业的逆流，但也招来了王××对巢老及所有写过批劣文章的作者极为恶劣的造谣污蔑和人身攻击。但巢老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分析了出现这场闹剧的根源，并发表了多篇文章，提出了举办辞书编辑培训班、建立辞书出版准入制以及设立中国辞书奖等解决措施。这些建议均已获得批准，并已陆续实现，在辞书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位企业家想通过编辞书进入出版领域，在出版界某些人的怂恿下，准备编一部类似《辞海》的超大型词典——《辞天》。当时有些媒体还配合宣传，宣称“《辞海》之外有《辞天》”，说这部《辞天》的篇幅远远超过《辞海》云云。当这位企业家找我时，我建议他直接到上海访问一下辞海编纂处。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到上海后，巢老十分重视，亲自接见了这位企业家，并详细介绍了《辞海》的整个编纂流程，还请他到各科室参观了两天。在告别时，这位企业家发自内心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在这里看到了一片净土！”巢老坦诚、精辟的讲解和矢志不渝投身于辞书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辞海编辑队伍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要求、严谨的作风所体现的“辞海精神”，使他切实地看到了编词典是一项十分艰巨和严肃的文化事业。后来，他的一位助手（当时已到其他单位工作，但与我还有联系）告诉我，这次参观使这位企业家印象深刻，认识到《辞海》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由于有巢老这样有坚定的为辞书事业献身精神而且有高度的学术水平和领导能力的领导班子，有一支训练有素和成熟的辞书编辑队伍，有上千位经过多次实践而基本了解辞书编纂要求的高水平作者队伍，而且60年来始终坚持和发扬了献身精神，才能获得如此高的声誉。要编好这样大型的辞书，绝不是随意拼凑起几十个人就可以完成的。所以他回北京后就立刻解散了那个所谓的编辑部，“辞天”一事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在扶植优秀辞书和优秀编辑方面，巢老也不遗余力。在《中国茶叶大辞典》克服了巨大困难终于问世时，巢老虽已年过七旬，仍亲赴北京，在发布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对此书及责任编辑马静做了充分的肯定。不久还特邀马静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做讲座。开讲时他全程在座听讲，最后还做了精彩的点评，号召年轻编辑学习马静同志的精神。

巢老的工作作风是雷厉风行但又思路缜密的。在一次国家图书奖评委会报到后的第二天晚上，巢老把几位评委都请到他的房中，还请来了时任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司长的杨牧之同志。他拿出一叠纸说：“我昨天晚上把关于设立中国辞书奖的文件（包括评奖办法、集资办法等）都起草和整理好了。请大家提提意见。”大家都为他的高效实干的精神所感动。文件很快就获得一致同意，并获得了新闻出版署的批准。集资办法也得到了出版界的支持，顺利解决了经费问题。中国辞书奖就从1995年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评选前开评。巢老对中国辞书奖的评选办法考虑得很周全，每部参评辞书都先经由一位专家一个月的审读并写出审读报告，使评选能在扎实的基础上进行。初评先分为语文词典、双语词典、专科词典和百科全书三组进行，然后由评委会进行复评，从一百多部参评辞书中选出十几部参加国家图书奖的评选。这就大大提高了国家图书奖辞书组的评选速度和评选质量。所以从第三届国家图书奖开始，新闻出版署就把“中国辞书奖”改为“国家辞书奖”，取代了国家图书奖的初评，国家辞书奖的复评结果直接进入国家图书奖复评。巢老的这一深思熟虑的努力为辞书领域的评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与巢老相识的二十多年中，我到上海时必先拜访巢老，而且每次都有收获。巢老的仙逝使我国出版界、辞书界痛失一位杰出的领军人物，也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师。抚今追昔，心潮难平。斯人虽逝，但他的贡献已融入中国辞书事业的发展史，他的崇高品格和精神风貌也已成为辞书人的楷模，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责任编辑 马 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