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茜 | 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920 年代的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发生着巨变：在政体方面，1919 年的“五四运动”带来了异常波澜状阔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运动，1921 年7 月23 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革命形势和政治环境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927 年4 月18 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在经济方面，国内“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族资本也开始发生急速变化：一战爆发后的十几年间，上海私办工厂与战前相比增势较大，新开工厂（资本达1 万元）的有二三十家，1925 年达到117 家，1926 年达到153 家，1927 年达到243家[1]，可以称之为上海民族工业的一个重要的“黄金时期”。在此时代氛围和文化症候影响下，以1923 年明星电影公司出品影片《孤儿救祖记》获得巨大盈利及反响为起点，制片公司的数量在1924—1926 年达到有史以来第一个高峰，并呈现由垦荒萌发到理性经营的群体化转型，其中尤以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在电影市场中的发展甚为积极活跃。

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在整体的运营策略上强调对于欧洲电影创作模态的仿照和借鉴，因而被称之为当时制片公司中提倡“欧化”的代表。1920 年代在近现代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浪潮中，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将这种“欧化”倾向呈现在整体运作、电影创作和语言表达中，既与欧美企业体制、社会行为、生活方式、情感表达和社交行为等方面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同时也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呈现出具有中国传统国风的本土化、民间性、在场性与都市现代性体验相交融的新的独特景观，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欧美电影的原始形态和原有结构，对公众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与语言学中的“转喻”具有同构性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