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碑帖作为中国书法的两大源流，各有千秋，共同推动了中国书法的发展。直至清朝末年，碑帖结合逐渐成为书法创作与审美的主流思想，并影响至今。文章从碑帖结合的维度上探讨于右任的书法特征，总结其碑帖结合的方法和成就，希望有助于人们的书法创作与学习。

关键词：碑学；帖学；碑帖结合；于右任书法

一、碑与帖以及碑帖结合之探讨

纵观中国书法史，从商周时期甲骨青铜文字的出现，到魏晋南北朝书法各体皆备的高峰，再经过唐、宋、元、明、清历代连绵延续的书法艺术，碑、帖作为中国书法的两大源流，生生不息，分分合合。为了便于研究探讨，我们首先界定一下“碑”与“帖”。

“碑”主要包括墓碑、墓志、摩崖、造像记、砖铭等形式的刻石文字。具体来讲，直立中央而无依靠者称为碑，埋在墓室墓道者称为墓志，刻于山崖绝壁者称为摩崖，埋在土中或刚刚出土称为碣，石窟佛像制作后留下的文字称为造像记。碑刻常用于威严庄重的场合，或代表官方权威主流思想，或为名人歌功頌德。碑上的字，一般是书写者书丹于碑石，大多数是正体工整书写，满格书写，然后由匠人凿刻。其书法风格和章法的主要特征是古朴雄浑、大气宽博，富有阳刚之美。

“帖”原来是指没有发明纸的时候，人们书写在棉帛之上，称为帖，后来泛指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各种棉帛、简牍、纸张上的墨迹，也叫法帖。帖主要用于文人墨客的日常生活、书信往来或者行文告示，最能表现书写者的情感个性，每个字都动感十足，字与字之间连带穿插，行与行之间摆动呼应。魏晋风流的“二王”书法就是法帖重要代表，还有唐孙过庭、怀素，宋苏轼、米芾，元赵孟頫，明董其昌等，《兰亭序》《书谱》《祭侄文稿》《寒食帖》都是大家公认的书法名帖。

碑帖结合的萌芽应该是在明代，当时的文学艺术受到李贽“童心说”影响，崇尚个性解放、抒写性灵，众多书家如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也从单纯取法帖学发展到取法帖学以外的金石篆隶，书家无意识地将朴实厚重的碑学特征融入传统的帖学特征之中。此时，碑学与帖学之说尚未提出，只是出现了碑帖结合的审美萌芽。

到了清代早期，明代追求自由、追求个性的审美倾向，与清代统治者稳固政权的思想对立，因而遭到打击，未能延续。由于康熙、乾隆两位帝王对董其昌、赵孟頫的喜爱，科举人士纷纷取法董赵成功入仕，书坛依然崇尚柔媚的帖学风格，最终走入馆阁体的死胡同。只有部分书家如王铎、刘墉，不再独尊帖学柔媚，或取法碑刻，或取法颜真卿，渐渐将古朴、雄强之风融入帖学，走出了遒媚和清雄的艺术道路，使传统的柔媚帖学具有了碑学的审美特质，碑帖结合逐渐成熟。

清代晚期，随着考古学、金石学的不断发展，出土了大量篆隶、六朝碑刻类书法资料，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提出了“北碑胜于南帖”的观点。在他的影响下，包世臣《艺舟双楫》认为“欲见古人面目，断不可舍断碑而求汇帖也”[1]。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第一次提出碑学和帖学概念，出于政治革新的需要，他更是极力尊碑鄙帖，将碑学发展推向了极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刘熙载辩证地提出了“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2]，认为书法要兼备碑的阳刚之美和帖的阴柔之美，不可偏废。于是众多书法家开始实践碑帖结合，如何绍基取法北碑，兼融颜真卿、李北海，对南北兼融的书法理论有较高的评价，并且提出南北融合是书法家成功的关键；再如赵之谦篆隶真草四体皆精，用笔精致而布局舒雅，可谓是碑学其表、帖学其里，从而达到浑厚与妍美的兼容。因此，无论是推崇传统帖学，致使馆阁体的单调风格，还是追求个性突破，过分追捧金石碑学，最终激发了融通二者的书学思想，形成碑帖结合、骨韵相生、阴阳互补的审美取向，并成为众多书家遵循的思想主流，影响至今。

很多人认为，现在碑、帖分别各自发展是一条路，碑帖结合也是一条路，为什么非要进行碑帖结合呢？对此，笔者阐述如下：

（一）碑帖结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首先是书法的使用环境发生了变化，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指出：“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3]过去北碑与南帖形成独立又对立的存在，而如今计算机强大的文字处理功能实现了书法的所有实用功能，书法不再出现碑榜和启牍的物质差异，也就没有了对立，融合自然顺理成章。其次是社会分工推动了书法的职业化，书法不再依附于官员士绅阶层而成为一种职业，职业书法必然会对技术提出更高要求。只有碑的技术或只有帖的技术都不全面，艺术表现就会非常单一，于是碑帖结合后产生的丰富技法就成为职业书法家追求的目标。再者是当今社会全球化浪潮席卷，信息化趋势不可阻挡，各种形式的跨界、融通层出不穷，书法与绘画融通，音乐与舞蹈联姻，那书法领域的碑帖结合也就成了大势所趋。

（二）碑帖结合是书法本体发展的必然选择

魏晋朝南帖北碑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从隋唐一统天下、唐太宗立王羲之为“书圣”之后，帖学逐渐大行其道。五代十国连年战乱，许多碑刻遭到破坏或深埋地下，不为人知。到了宋朝，更是盛行《阁帖》，完全成了帖学的天下，甚至米芾说出“石刻不可学”的观点，基本上清代以前帖学占据了书法界的主流。清朝之后，馆阁体让帖学遭遇瓶颈，而考古学、金石学兴起，大量碑刻墓志出土，同时包世臣、康有为对碑刻的极致推崇，很多书家纷纷取法篆隶、六朝碑刻，尊碑学碑成为风尚。清代晚期碑学发展愈演愈烈，但碑学有先天的缺陷，没有儒家士大夫文化的精神内核，所以很难有稳健、长远的发展。根据事物发展的“正—反—合”规律，如果说清朝以前帖学上千年的繁荣昌盛为“正”，清朝之后碑学中兴盛行为“反”，那么现在碑学与帖学的“合”则是天道轮回、顺理成章了[4]。

（三）碑帖结合成为书法大家的必然选择

在近现代中国书法发展中，出现的书法大家如赵之谦、何绍基、康有为、吴昌硕、于右任，都是碑帖结合的高手。单纯尚碑或者尚帖，发展空间都比较小，均难以跻身一流书家，再加上时代发展导致书法逐渐失去实用性，甚至有些人对书法未来能否继续存在都开始持怀疑态度。其实书法史上多次出现这样的困惑，唐朝将书法的“尚法”推向极致，书法出现魏晋后的第二个高峰；宋朝继续“尚法”显然很难创新，直到苏东坡高举“我书意造本无法”的思想，才诞生了“尚意”的文人书法，文人书法更强调写出个性和情感，更突出书家的学识和修养，又一次推动书法开拓出新的发展空间；明清馆阁体盛行，书法发展空间日趋狭小，历史又一次转向了碑学，出土了许多新的书法碑刻资源，从而涌现出赵之谦、何绍基这样的碑帖融合书法大家[5]；到了现当代，书法的职业化又造成了文人书法的边缘化，现当代书家非常讲究技法，特别是将碑帖技法相互融通，篆隶行草紧密结合，必将成为书法艺术新的发展形态。

二、碑帖结合——于右任书法特征之探讨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右任、诱人、右衽，陕西省三原县人。作为政治家，他为辛亥革命贡献很多，是国民党元老，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作为教育家，他参与筹建复旦公学，创办上海大学，创办国立西北农学院；作为新闻家，他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作为诗人，他在抗战期间发起民族诗坛，又发起中华乐府，他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之不可见兮，只有痛哭！”[6]感动了无数同胞；作为收藏家，他毅然地把20余年寻购的382件碑石、墓志无偿捐给西安碑林，真正做到了“天下为公”。而他蜚声海内外的书法艺术，更为世人所瞩目，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于右任的书法艺术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他潜心魏碑，写出了以魏碑为基础，有意识融通篆隶的楷行书；后期他成立标准草书社，进行草书标准化改革，从历代草书作品中精心集字，对历代草书作品进行代表符号的归纳梳理，并提炼总结历代草书书理，为复兴中华文化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被书坛奉为“当代草圣”。下面就从碑帖结合的维度谈谈于右任的书法特点。

（一）富含金石气的草书线条

我们知道，草书历来强调“草贵流而畅”，追求流动而畅通，于右任的草书则加入了雄浑气象和厚重线条，这种书法风格上的创新，源于他的草书是以自己的碑派楷书和行书为基石，统摄历代草书精华所形成的“于体”草书。他把富含金石气的碑刻笔画和充满书卷气的帖学草书相结合，创造出草书的新格局，打破了“碑不入草”的传统。古朴厚重的魏碑和流畅秀美的草书，终于在于右任笔下形成了碑帖融通、骨韵相生的完美结合。就具体的笔法来分析，传统的草书线条风格特点是自然流畅，通过提按来增加粗细变化，于右任则在提按变化的基础上，通过裹束与铺毫、绞锋与破锋、中锋与侧锋，以连续的手腕翻转和锋面调整来丰富线条的形态，于是每个笔画中有了方向变化、粗细变化、迟涩变化，极大地丰富了线条的内在表现力，线条质感在苍茫古朴和俊秀挺拔之间产生丰富的变化，笔画形态也不是顺流直下，而是若干线段衔接而成，一波三折。这种丰富而协调的变化，正是于右任深悟北碑南帖之精华，将魏碑作为创作主线，融入帖学笔意，沉着中不失流美，粗犷中富含雅韵，笔笔皆活，浑然天成。

（二）中实涩行的中锋笔法

于右任书法中苍劲雄强的力量感，主要来源于中锋笔法。历代书法家通过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总结出“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笔画中实”，试验出“藏锋、涩行”“中锋运笔法”最能给人以力量感。[7]作为近现代帖学领袖人物，沈尹默的书法比肩于右任，自有“南沈北于”之称，他也提出用笔过程中要保证每一笔都是中锋，从而避免帖学的薄、滑、俗之弊端，很明显受到了碑学的影响。碑学书法家特别强调中锋绞裹，使线条中实而凝练，强调逆势涩行、增加摩擦，体现力量感。我们欣赏于右任的草书，总感觉到流畅自然之中充满着劲健雄强与沉着痛快，仔细分析其原因，就在于他是中锋入纸、中实涩行。于右任的草书很少见到侧锋，主要采用轻重、提按、顿挫等手法，产生笔画粗细、强弱、薄厚的变化，从而表现出用笔的节奏和韵律。同时于右任在书写时，为了增强力量感，尤其是线条中段力量，常常中锋绞裹，减缓行笔速度，加大按笔力度，这样的线条更加苍茫厚重，再加上行笔时一波三折，起收笔注意藏锋蓄势，体现出了笔势疾涩和跌宕，让传统草书具有碑学苍劲厚重的韵味。

（三）借古出新的章草体势

碑帖结合代表人物沈曾植取法碑帖中间的过渡书体章草来进行碑帖结合的实践，章草脱胎于古隶和草篆，有波挑和草写两个笔法特征。因为含有隶意，故注重中锋，强调中实和涩行，追求碑学金石气；由于带有草法，故注重中侧锋互用，强调起收笔和提按，追求帖学书卷气。章草正好处在碑学与帖学的中间地带，是碑帖结合天衣无缝的最佳书体，是骨韵相生的最佳体现。20世纪初期，一些书家就尝试用章草来改造帖学，迎合碑派审美倾向。于右任好友王世镗就是章草大家，并将汉魏碑刻融入章草之中。于右任受其影响，也从章草中提取有用的要素，运用在自己的草书之中。[8]于右任提出的标准草书“四忌”的“忌交、忌触、忌眼多、忌平行”也体现了章草笔画简洁、气象高古的审美特点。他的草书中经常出现章草特有的波挑，特别是末笔捺画的波挑。我们知道，历代草书作品中，上字末笔总会向左下伸展连带，即使不连也会呼应，表现出帖学笔断而意连，强调上下连绵，倾向于时间节奏和音乐性的特点。于右任的草书吸收了章草的章法特点，字字独立，不连绵缠绕，气息高古静穆。末笔只是回锋收势，指向中宫，绝少与下字连带呼应，大大降低了草书的速度和节奏，表现出碑学中锋涩行，强调左右呼应，倾向于空间造型和绘画性的特点。

于右任是碑帖结合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书法成就主要在于其碑体草书，他的“以碑入草”，使得线条苍劲老辣、充满金石气；他以汲取章草入今草，使得体势兼备隶意与草味、拙巧相生；他用“中实”的笔笔中锋改造帖学，亦碑亦帖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取向和创作意识，增加了书法艺术的表现语言。相信随着书法、国学等传统文化的兴盛和繁荣，于右任的书法一定会被更多人喜欢和接受的。

参考文献：

[1]刘熙载.艺概[C].//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630.

[2]包世臣.艺舟双楫[C].//歷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646.

[3]刘熙载.艺概[C].//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697.

[4]罗海东.碑帖融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初探[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4）：65.

[5]徐畅.集数家于一身的“草圣”髯翁——于右任书法艺术概述[J].中国书法，2014（03）：50.

[6]张磊.明清时期碑帖融合思想的形成[J].书法，2019（05）：62.

[7]陈靖.碑帖结合之技法研究[J].文化艺术研究，2011，4（03）：207.

[8]王劲.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于右任先生的草书历程[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4（05）：14.

作者简介：

晋军刚（1976—），男，汉族，河南鄢陵人。副教授。陕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陈天民书法大课堂学员、中西部书法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学员。1999年西北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2004年西安交大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近年来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编著教材2部，主持陕西省社科基金和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课题2项，参与省市各级课题6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