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雯　王鑫楠

摘 要：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文艺会演始终是各地区民族民间文化交流、传承与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1953年4月，首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在北京隆重举行，此次会演是第一次由政府主办、当时规模最大的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不仅反映了文化决策者对传统文化建构的新思考，还反映了民间艺术对主流文化的巨大影响。这次会演，“乡野”与“城邑”这种既保持联系又保持距离的微妙关系得到了充分体现。

关键词：国家话语；民间艺术；文艺会演

在中国民间艺术发展历程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民间艺术既要强调自身的特色与身份，又要积极借助国家力量展现民族文化自信。1949年以后，国家通过管理组织民间事务以促成民间文化相互交融，在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组织下，戏曲、曲艺、器乐、歌舞等不同类别的大型文艺会演，为民间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为贯彻落实毛泽东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指示，强调“批判继承”和借鉴遗产必须立足于“今”和“中”，将整理挖掘出来的民间文化艺术更好地利用到文化建设中去，一系列的文艺活动逐渐变为一系列制度延续着，如“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1952年）、“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1953年）、“全国音乐周”（1956年）、“全国第二次民族民间音乐舞蹈会演”（1957年）、“第一次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会演”（1964年）等。作为民间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1953年的“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是首次以国家政府层面为指导，对民间艺术进行全国性的挖掘、抢救，并以大型展演形式呈现的一次重要活动。

一、1953年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

（一）会演始末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特别重视民间艺术的收集、整理、创作、交流，在各级文艺部门推广“百花齐放”的方针指引以及国家出台的各项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大批民间传统艺术及举办的相关节目开始纷纷涌现。这些优秀的民间节目是无数个民间艺人祖祖辈辈口传心授、不断传承与发展的文化遗产，在政府的組织调控下，终于构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展演。

1949年后，中央政府多次组织了大型文艺会演及评奖活动，这一举措逐渐下行到各地方的政府、组织，一时间，挖掘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文艺人才。“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自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歌舞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中，抽调出179名音乐舞蹈干部，组成数个工作小组，分配至全国各地对民间音乐舞蹈进行调查与发掘。在中央与地方文化部门共同努力下，调查工作在全国26个省份与两个自治区展开，对全国各地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进行了一次总体深入的考察。”各地调查组将本地挖掘整理的民间艺术成果汇报到中央后，文化部下发文件，于1953年春节前后在当地举办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展示调研成果。

1953年4月1日，由国家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大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演主题为“向民间学习，发扬我国的民族音乐舞蹈”。参加会演开幕式的有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田汉，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老舍。“参与此次会演的有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内蒙古自治区等七大行政区代表团，以及汉、回、蒙古、苗、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彝、侗、朝鲜等10个少数民族，这次演出有各地区各民族的民歌、山歌、民间乐器演奏、民间舞蹈等形式。以各地区代表团为主，演出7台节目，共计27场次，整个会演活动长达14日。”[1]会演的艺人们大部分是农民艺术家，亦有少部分各地专业艺术团体中小有名气的民族音乐艺术家，他们一共演出了260多个音乐舞蹈节目。会演还组织了各种专题座谈会，供艺人、学者们及时交流经验，通过研讨、录音、拍照等方式收集了许多难得一见的艺术品种，为全国各地专业院校、研究机构、艺术团体提供了宝贵经验。

会演结束后，各地区代表团还参观了由中国戏曲研究所、北京市曲艺协会、中央歌舞团、中华杂技团组织的三场演出，以进一步促进专业人员与民间艺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在这14天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会演的举办情况和相关文论，如杨荫浏的《对有关器乐的几点意见》、吕骥的《为发展和推广人民的音乐文化而努力》、李焕之的《西北的民间音乐》等，这些文论无疑为专业音乐工作者重新梳理了民族音乐创作方向，树立了以民族艺术为本的学术精神。

（二）会演的影响及意义

首届全国文艺会演既是国家对民间音乐文化资源的整合，又是民间音乐文化与国家的一次对话，为地方民间音乐走向国家舞台的历史拉开了序幕。“1953年，由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组织的各具规模的文艺汇演，成为一种集发现艺术品种、挖掘艺术人才、展演艺术形式、普及艺术欣赏、探究艺术特征于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颇具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2]会演使散落在民间的音乐舞蹈文化，得以集中展现在大都市的华灯之下，与其说是“抢救民间艺术”的一种积极措施，倒不如说是“国家话语权”的认定。国家给予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独自登上国家舞台的机会，国家的持续关注给予了中国传统民间文艺发展的空间，许多民间艺术风格、民间艺术作品、民间艺人在这次会演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民间艺术，展示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艺术创造才能，为专业的艺术工作者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学习经验。此次参与会演人员大部分是农民或工人，还有一些地方专业的文艺团体人员，他们从田地、牧场、菜场和码头带来了他们辛勤劳动中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在北京剧场的舞台上，他们有的穿着草鞋，有的裹着围裙，有的包着羊肚头巾，完全是农民、农妇、船工的模样，但是当他们开始表演时，摇身一变成为了十足的艺术家。“韩起祥的陕北说书和李月秋的四川清音在语言的表现上各有千秋，而在曲调上也因各地不同的传统习惯形成了不同的特征。新疆维吾尔的“向北京致敬”和内蒙古的“辽阔的草原”，同样是女生独唱表现了开朗明快、热情外露的特点，而内蒙古的女生独唱，前者则表现为宽广厚实而明白质朴的美。”[3]华北代表团的冯子存借鉴我国传统民族乐器竹笛，融合二人台曲牌为基本素材，创编出同名作品《喜相逢》，以其娴熟高超的演奏技巧、优美动听的旋律震撼了整个会场，从此使竹笛摆脱伴奏乐器转变为独奏登上正式艺术舞台，并被视为20世纪笛乐舞台独奏形式的开端。会演结束，江西代表团曾子贞等民间艺人在怀仁堂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亲自接见。

民间音乐、舞蹈来源于人民的生活与劳作，民间艺术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与人民的生活有着血肉一样的联系，在这次会演中的《川江船夫号子》、青浦的《田歌》和陕西的山歌，这些歌唱形式的存在完全是源于劳动生活。专业的艺术团体和艺术工作者对展现在舞台之上的民间艺术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和提高，使许多濒临失传的民间艺术重现生机，保持其艺术魅力。

这次会演不仅是系统地挖掘、研究、学习民间优秀艺术，也使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充分地认识到了民族民间文化对于未来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明确今后的工作重点与任务。国家对民间传统艺术持肯定态度或是给予价值导向，形成了观念上某种社会共识和民族认同，体现出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关联，展示出国家在场下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

二、会演作品中的“符号”表述

与现今以互联网信息传播媒介为主要的话语表达不同，在当时，那种既强调自己特色又巧妙地利用国家符号获得发展的艺术作品，体现了国家与民间社会中的特定关系，对国家引领的文艺活动成为民间文艺发展的主要支流具有重要意义。民间艺人编创者主动地将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事件融入艺术作品中，这些带有历史题材性质的民间文艺作品不仅成为反映国家意识形态的真实写照，而且在民族文化发展历程中，这些作品自觉地契合着国家形象的建构。

（一）歌颂感人的革命事迹：以《苏区光荣事迹选唱》为例

20世纪30年代，山歌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成为当时中央苏区革命战争中最重要的宣传武器。兴国客家山歌以独特行腔和歌唱风格成就了经典永恒的旋律框架，在其传承过程中，无数民间歌手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山歌进行艺术改编，即使有新的音乐素材添加也并没有失去山歌原有的风格韵味。在第一次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中曾子贞①演唱的歌曲《苏区光荣事迹选唱》反映了当时的动人的革命事跡，该歌曲保留了原有的兴国山歌旋律风格，歌词内容描绘红军和人民的战斗情绪，不仅宣传了当时党的政策，而且在对敌的艰苦斗争中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1944年陕甘宁边区开展新文艺运动后，民间艺人韩起祥等编了一些新的曲调，将原来流行于陕北的民歌小调、道情、信天游等配进说书音乐中。比如《陕北说书》大量描写了旧社会军阀队伍欺压百姓，红军来了赶走豪绅、恶霸；《呛啷啷》表达了回族人民歌颂毛主席。这类题材音乐作品表现出来的革命性特征其实都根植于作者对国家理想的预期和渴望，其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还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话语色彩。

（二）传统民歌中的人物性格：以“女性”题材为例

传统民歌是劳动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口头创造的歌曲，它以即兴创作、口头传承的方式流传于民间。在旧社会中，封建婚姻制度束缚下的男女不得追求自由恋爱，而传统民歌正好成为反抗、讽刺旧制度的最佳表达方式。在此次会演中，流传于甘、青、宁三省的传统民歌“花儿”，有大量反映旧社会封建制度和黑暗统治的文艺作品，其歌词曲调真实地反映了西北高原地区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其中，在朱仲禄唱的七首传统民歌中，《五更鼓》就是描写尕妹对出征情郎的万般叮嘱，充分地塑造了爱国女性角色，表达了西北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真实向往。这首歌歌词节选如下：

一更里鼓儿动（啊）一更里鼓儿动啊

我送我的个情郎哥上战线呀

哎哟，国和家呀肩膀上的责任一样大呀嗯哎呦哟

二更鼓儿起，二更鼓儿起，

出征的情郎吃喝要注意呀，

哎呀！上山去，吃的多了多瘴气。

…………②

朱仲禄演唱了七首短小的花儿，多是赞美青海自然风光以及歌颂爱情的畅快表达。通过这些歌曲可以看到西北地区劳动人民热爱生活的乐观情绪，从“国与家、情郎哥上战线”等歌词中也可以看出热爱祖国、团结抗击外敌的精神面貌。同时也塑造了大量西北女性独特的完全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形象，她们热情勇敢、大胆泼辣，既表达出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强烈不满，也表达出在国家危难之际对革命事业的积极奉献。

此次会演由西南专区农民林其平、朱平兴对唱的《小哥哥》《唱贤妹》大胆、强烈地表达了在封建制度束缚下“藕断丝不断”“门当户对”的青年男女强烈反抗旧式婚姻与对美好爱情的追求。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为配合宣传婚姻法，1953年华东文化部组织出版《婚姻法歌曲集》，其中歌曲陕北信天游《兰花花》就是叙述封建婚姻制度束缚下女性的痛苦心情，以及对包办婚姻的奋力反抗，而这首歌曲无论是演唱内容还是演唱技巧都深深打动观众，流传至今。

（三）舞台上的田野叙事

此次会演节目中塑造的农民形象、主题内容均真实反映了时代背景与民众意愿。上海青浦地区的农民们插秧、耕耘时流传着一首田歌，歌声响彻四野、音调高亢、情绪爽朗。“在旧社会中，这种田歌用于表达出反抗剥削者的声音，地主们将唱田歌的人称为‘穷鬼穷叫。青浦田歌与其他地区山歌有着不同的地方，它将山歌一般形式的起、承、转、合四句加了更多不同的重复拖腔，大大增加了抒发词句内容的感情。”③由青浦县十位农民组成的山歌队参加了此次会演，所演唱的《做长年》在山歌原有形式上加入了号子的成分，由独唱、对唱发展为兼有合唱的形式。在当时，融入了农民的生活、思想，产生了集体歌唱的新形式田歌。

国家领导人对农民的关注和国家话语注入，加之农民生活的改善，促使着民间艺人心怀感恩，直抒胸臆，放声歌唱。陕北说书曲谱中有这样的歌词：“我为诸位说书文，咱边区从前本是灾荒地哎，吃了早饭没晚饭，卖儿卖女人吃人，……，二十年上红军起，百姓不久翻了身，豪绅恶霸都赶走外，土匪坏官一扫清。”④陕南山歌也有这样的词句：“天上下雨刷刷细，地上穷人穿烂衣，十个指头有长短，三种树杈有高低。”这些艺术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劳动人民在日常控诉地主阶级的同时，真实地记录了共产党领导下农民翻身做主人的历史场景。

三、首届全国文艺会演的反思与审视

国家话语导向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具有重要影响。文艺会演中传播话语内容包括文化部派工作组各地考察、文化部媒体报道和评论以及各大新闻媒体对会演采访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双百方针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百废待兴。毛泽东为庆祝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写下“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最初只是为戏曲改革和创新制定的基本方针。直到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内迫切要求发展经济与文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政策方针，正式成为繁荣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艺术事业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不可否认，“双百方针”的提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国内文化环境的稳定直接促使一大批民间传统音乐舞蹈的产生，一方面是受国家文化政策强有力的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播与重构自上而下得到认同；另一方面，国家政策将民族文化纳入政治体系，促进了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使会演成为那一时期中国特有的艺术展演形式，促使民间艺术向城市化、现代化转型并得到了全新的发展。

（二）改革開放后的文艺复兴与展望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果断对党的文艺方针作出重大调整，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21世纪以来，文艺政策的制定兼顾全球化视野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独特性。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的重要论断，其核心便是民族文化自信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再一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

现如今，现代传媒技术扩大了传统文化传播途径，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传承、发展起到重要影响。文艺会演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艺术模式与现代国家形象建构、国家话语、文化政策紧密相连。国家政策指引从国家话语的角度确立了民间艺术保护与传承的重要任务和推进方向。

四、结 语

民间音乐、舞蹈源于百姓的劳动和文化生活，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情感，所以能够广泛流传，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此次文艺会演在传统文化恢复与建设中占有独特地位。然而，当时有些地区对待民间艺术采取一种非常错误的态度，西北、中南某些地方管理机构强迫民间艺人运用生硬、粗糙的新词歌唱婚姻法等，这是十分不可取的。为了更好地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应纠正对民间艺术的错误态度。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充分认识到民族民间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会演期间组织了多次座谈，参与座谈的有中央工作组的各地分组领导、地方文化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中央及地方观摩团，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总结工作教训、交流艺术经验、明确今后工作任务。

各区域的民间文艺会演，不仅是文艺作品传播的重要平台，还凝聚了民族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认同，承载着话语再生产的功能。在国家在场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下，为具有潜在社会价值的文化资源提供历史平台。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赣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参考文献

[1] 虞宝棠，李学昌．当代中国四十年纪事（1949—198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60.

[2] 张振涛．民间文艺汇演的历史反思：保护民间音乐的一项措施[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3）：32.

[3] 焦润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1：95-97.

[4] 陈汝东．论国家话语能力[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8（5）：66-73.

[5] 李煞．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的历史叙述[J]．中国音乐学，2008（3）：8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