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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君为何不销沉

2023-07-13余清平

阳光 2023年7期
关键词:汉民司马建国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童年。作家蒋伟红也有。他一直在找寻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机会合适的节点。冥冥之中,关于他走上自由撰稿人这条路,其追求初心或许就是为了将这段童年记忆写出来。只是,许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地铺陈方式切入那段岁月。

蒋伟红想起他母亲做的臭豆腐乳。他母亲单冬珍做得一手十分美味的家酿臭豆腐乳。那臭豆腐的味道一直粘贴在他的味蕾上,渗入他的血液中,直达心底。于是,他认为写小说故事得让作品情节,起码也要像他娘过年时做的臭豆腐乳一样,要发酵得恰到好处,味道闻着臭,不吃会遗憾。小说也得这样,才能面世。蒋伟红记得娘做臭豆腐乳是有步骤的,并且不能乱。先将豆腐切成块,放在太阳底下晒几天,待豆腐晒干水分,均匀地和上用石磨事先磨好的红辣椒粉,摆放到垫着新鲜稻草的米筛里发酵,待豆腐生出长长的灰黑色茸毛,才将豆腐块轻轻地放到坛子里,盖上坛盖,在坛槽上倒一些清水,隔绝空气,不久后,一坛虽然散发臭味但吃起来满口生香的臭豆腐乳才算大功告成。蒋伟红认为他娘做臭豆腐乳的动作就像是在用手讲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蒋伟红说他童年的故事在他心里面必须像他娘做的那发酵得恰到好处的臭豆腐乳,一直尘封在那未揭开盖子的坛子里面,几十年过去,但他也不能揭开那坛盖,总担心毁坏了这美味。

蒋伟红想了好久。年前,他实在不能等了,便信马由缰地将这段岁月进行了构思,写成小说,再邮寄给一家省级杂志。很快,小说被刊用了,变成铅字。看着杂志社寄来的杂志,蒋伟红唏嘘不已,作品中的主人公有好几个已不在人世间了——他的父亲蒋汉民,他的母亲单冬珍,他的哥哥蒋红兵。蒋伟红蓦然伤感。

一天,蒋伟红在创作室里修改作品,忽然门卫室打来电话,说有个姓苏的先生来找他。姓苏的……蒋伟红心里大惊,几秒钟后,变得大喜——莫不是苏缶老师?他还活着吗?蒋伟红认识的人里面,只有一个姓苏的,就是他儿时的苏缶老师。

蒋伟红站起来,推开座椅,直接“噔噔噔”下楼——他创作室在二楼,从步梯下楼比电梯快。蒋伟红看到门卫室旁坐着一个头发略微灰白的儒雅商人,手里拿着刊载蒋伟红小说的杂志,微笑地看着越走越近的蒋伟红。

“苏老师,真的是您呀!”蒋伟红急步走过去,握住苏缶的手,说,“我好想您呀,我去广州找过您,他们说您与司马老师出国了。这么多年过去,您一直都好吗?”

苏缶微笑着说:“伟红呀,我好与不好,这不是已经站在你面前了嘛。现在,我回国了。”“司马老师回来没有?她好吗?”“你司马老师也好着呢,谢谢伟红惦念。我们一起回国的。我这次是路过这儿。我在广州看到东北这本杂志刊载你的小说,我就打电话去编辑部找编辑要你的地址。起初,编辑不肯告诉我,我就说你是我几十年前的学生。解释了好久,还是没要到,我也理解编辑,倒是旁边一个听我打电话的人说是你忠实的读者,他告诉我你的住址,我才知道你的创作室在这儿,就找来了。”

蒋伟红将苏缶让进他的创作室,拿出古树红茶,把电热水壶注入矿泉桶装水,打开电源开关,不一会儿,水开了,他暖壶,暖杯,洗茶,泡茶一条龙下来,师生两人落座,慢慢品茗,一直从日上三竿谈到日落黄昏。原来,几十年前,苏缶回到广州后从头复习功课,加入高考大军,终于成为一名大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了工作,后来遇到司马珊珊,两人喜结连理。再后来,辞职下海经商,出国发展,开拓海外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苏缶又告诉蒋伟红,他这次回国是来调研选址,准备在国内开工厂。

蒋伟红听着听着,眼圈红了,想着,如果父亲、母亲、哥哥还在,见到今天的苏缶老师,该是怎样的欢喜?蒋伟红不由得鼻子酸楚。蒋伟红知道自己有些失态,连忙站起来给苏缶斟茶,说:“苏老师,这是古树红茶,我这几年胃不好,怕寒,时常吐酸,知道红茶暖胃,我亲自去茶厂选了这款茶,天然的,什么也没添加,喝这红茶,我的胃才没事。”

“我也喜欢喝红茶,伟红,也是多年来的爱好。我是广州人。广州人爱喝红茶,自古有之,也许是广州湿气重的缘故。这搁过去,那物资匮乏年代,有茶喝就不错了,哪有现在这么多品种,任由大家选择。”

“原来老师也爱喝红茶。是呀,我去过广州多次,那里酒楼茶肆多数是红茶。可惜我不会做生意,否则,开一家茶肆,也让本地人像广州人一样喝喝工夫茶。把日子过得多彩些、精致些。”

“你这个想法好,等我把工厂建起来,我们就开一家茶楼,专卖红茶。”苏缶微笑着说。

追溯到蒋伟红与苏缶故事的开始,让时光回到四十八年前的腊月。那天,正下着大雪,纷纷扬扬,张牙舞爪的,但落到地上,却又是十分安静。万物被雪遮掩着,大地白茫茫一片显得很干净。对于乡村孩子来说,冬天是最快乐的时节,不用帮助大人干农活,可以自由玩耍。孩子们喜欢雪,堆雪人推雪球打雪仗,不會弄脏衣服,可以尽兴地玩又不会被父母亲呵斥。那年,蒋红兵满十一岁。蒋伟红六岁。哥哥蒋红兵被其他孩子视为“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农村的孩子们没什么游戏可玩,玩得最多的就是打仗。玩打仗游戏就得分我军敌军。蒋红兵永远是我军的大队长。他背插一柄楠竹削制的大刀,右手握着一把檀木制造的驳壳枪,刀柄有红巾飘扬,枪柄下也有红巾飘扬。他学着电影里面的样子高高举起手臂,向前一挥,吼一句:“同志们,为乡亲们报仇,冲啊……”

“冲呀,杀呀……”蒋伟红永远是蒋红兵的部下。他举起手中的木刀喊道,一边喊一边往前冲。他的身后,还有一只叫“白雪”的狗。

蒋伟红和哥哥蒋红兵的队伍,永远只有他们两个(白雪是狗,不算人数。再说,白雪只会跟着蒋伟红跑,无法帮忙),是正方。其他二十几个孩子是“敌方”。尽管敌方部队人多势众,但战斗到最后,结局只有一个,蒋伟红与哥哥蒋红兵获胜。蒋红兵是孩子王,对于王的话,谁敢不听?谁敢让王难看,让王输?没有谁有这个胆儿。孩子王也是王,这就是游戏规则。更何况,若不听孩子王的话,孩子王有很多小人书,以后也不给不听话的人看。

哥儿俩话音一落,就势抓起雪团,“嗷嗷”大叫着向敌方阵营扑去,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双方较量一番,蒋伟红与蒋红兵摧毁了对方用雪堆砌的城池,缴获了对方的武器,俘虏了对方的将士。游戏玩到这,孩子们差不多都筋疲力尽了,天也适时地黑了。孩子们必须回家了。不然,被大人们撞见了,免不了一顿数落,有脾气不好的家长,会抬起右手,五指弯曲,几个“毛栗”砸在脑壳上,吃不了兜着走。棍棒下面出好子。那时候家长的打骂似乎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教育方法。

孩子们陆续回家。被孩子们踩过的雪地龇牙咧嘴的。晚上的寒冷让松软的雪开始变得坚硬,苍穹下的万物进入静态,只有树上的枝丫开始发出不堪重荷的呻吟,起夜风了。

“哥哥,我……”蒋伟红忽然叫道。

“怎么啦?天黑了,回家吧,有话回家再说。”蒋红兵催促道。

“我衣服湿了,哥哥,回家被父亲看见了会挨打的。”蒋伟红嗫嚅着。白雪通人性,也用头蹭着蒋红兵的腿。

“你真是个老麻烦,不带你玩你就哭,带你玩又打湿了衣服,回家又会连累我,下次,你站一旁看着就行了。”蒋红兵很生气。

“我也不是故意的。”蒋伟红噘起嘴巴。

他们的父亲蒋汉民是山南大队支部书记,很严厉,蒋红兵心里很清楚,反正兄弟两个谁做错了事,挨斥责的一定会是他。谁让他是哥哥?杀鸡给猴看,打大的吓小的是他们父亲惯用的做法。

“天塌下来都是高个顶着,为什么?”蒋红兵为人谨悫,最近不知从哪里学来了这句话,每每郁闷的时候,都嘟囔这句话。他拿弟弟没办法,也很疼爱弟弟。蒋伟红看到蒋红兵有软下来的迹象,一般都是选择不作声,因为沉默比犟嘴好,免得惹恼了哥哥,不“扁”他几拳才怪,也担心哥哥会几天不理他,没了哥哥带他玩是很难受的,尽管,这类事情从未发生过。

“跟我来。”蒋红兵对弟弟说。

房前屋后有很多柴垛,是村民各家在山上砍来储藏着过冬用的。烧火做饭,驱赶寒冷,都靠这些柴火。兄弟俩不敢去扯别家的柴垛,跑到他们自家的柴垛里扯出一些干柴,再寻一避风处。蒋红兵刨去雪,整理出一块空地方,搬来几块石头,做了一个简易的炉灶,将干柴全部折断成一尺来长,然后架在炉灶上,从口袋里抠出随身携带的火柴,点燃。兄弟俩蹲在火堆旁边,烤着湿衣服。

一阵北风裹着寒雪吹来,火苗向另一方倒伏。哥俩都打了一个寒战。蒋红兵连忙站起身,活动活动身体。突然,蹲在一旁的白雪“噌”地站起来,冲着村西边的路上狂吠。

“弟弟,你看,那边有人来了,我们快回家吧。”蒋红兵眼尖,看到村前的大路上不远处的雪地上有三个人向这边走来,背上背着包裹。

“衣服还没干,哥哥。”蒋伟红不想走。他喝住白雪。

蒋红兵不容分说,弯腰捧几大把雪盖在火堆上,再一把扯住了蒋伟红的右手,就往家里走。蒋红兵毕竟大几岁,懂得遇到陌生人的危险,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那不是给父母添乱,况且他父亲整天忙得团团转。

这时,传来那三个人的问话,看样子是在询问兄弟俩,因为,雪地里再没有第三人。

蒋伟红虽没有上学读书,但记着母亲平时说的要乐于助人的话。蒋伟红停住脚步问蒋红兵:“哥哥,他们说的什么?”

蒋红兵已经读四年级,是弟弟蒋伟红的偶像。蒋伟红觉得哥哥懂得的事情多,又认得很多字。蒋红兵停下脚步,对蒋伟红说:“弟弟,他们不是本地人,他们是说‘小朋友,请等等,我想问问路,可以吗?”

“看样子,他们不是坏人,哥哥,那我们就等一等他们吧。”蒋伟红说。

“如果是坏人怎么办?”蒋红兵说,“弟弟,你忘了爸平日里怎么交代的?”

蒋伟红虽没有进校读书,但哥哥经常教他识字,父亲收到的红头文件哥哥也经常看了讲给他听。父亲出去开会或者有事,多数日子不在家,只有母亲与他们在一起。父亲就交代他们怎样做才能保护自己。父亲说不认识的人不要搭理,别人无故给的礼物不要收,别人给的食物不要吃,不能说的话一定不要说,不能做的事不要做,特别是损公肥私的事。不过,山里面的日子一直很平静,没有发生过什么事,连山外的风也不想惊扰这里。父亲事情多,经常外出,母亲贤淑,村民和睦。

“哥哥……”

“快回家吧。”蒋红兵一把扯住蒋伟红的手,准备往家里走。白雪没动,瞪着狗眼,看着越来越近的陌生人。

“哎,小朋友,请问山南大队的大队部怎么走?”三个人很快走到哥儿俩后面,和蔼地问路。

距离近,蒋伟红这次听得很清楚。听口音,不是本地人。蒋伟红与蒋红兵转过身看,是三个青年人,两男一女,穿着草绿色军装。问话的这个青年个子最高,人也长得英俊帅气,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少剑波。看样子他们不像坏人。哥儿俩忘记了父亲的叮嘱。蒋红兵没好气地说:“你们是谁?你们问大队部干吗?”

“我们三个是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因为下雪了,车进不来,送我们的司机同志开车回城里去了,让我们自己来。这下雪天的山路还真不好走,耽搁了行程,幸好遇到你们两个热情的小朋友,不然,这弯来扭去的山路,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走。”问话的年轻人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那意思,是担心蒋伟红与哥哥不搭理他们。

山野之地,风雪之夜,若迷路,后果可想而知。

蒋伟红想起父亲也说过要乐于助人的话,再说眼前的三个年轻人也不像是坏人,于是热心地说:“大队部离这里还有些远,不过我爸是山南大队支部书记,今晚正好在家,你们跟我走吧,今晚就到我家歇歇,明天再走。”

“你爸是……”

“我爸是蒋汉民。这是我哥哥蒋红兵。”蒋伟红拉过哥哥,介绍说。

“哦,谢谢小朋友,我们正是来找你们父亲的,我叫苏缶,江苏的苏,击缶而歌的缶。”苏缶说完,从身上拿出两本图画书,又从衣袋里抽出钢笔,签名后双手递过来,“我也没带什么特别的礼物,这两本书是陪伴我多年的书,今天送给你们。”

蒋红兵接过书,一本是《沙家浜》,一本是《红灯记》。小哥俩很开心,这对于他们来说,这可是馈赠。苏缶又指着另外两个青年介绍:“他叫杨建国,她叫司马姗姗。我们三个是同学,从广州来的。”

白雪也摇头摆尾的,表示欢迎。

“白雪是只有灵性的狗。我在这篇小说里读到白雪,我的心里非常难受。”苏缶摘下眼镜。蒋伟红连忙从桌子上的餐巾纸盒抽出两张,递过去。

蒋伟红的眼睛也有些湿润。显然,他也是想起白雪:“其實,老师,其实,白雪值得……”

苏缶跟着蒋伟红来到他的家门口,就着雪光看到这是一座旧式古老的砖屋,依山而建,砖木结构,挑檐很高,典型清朝时期建筑。大门外没有院子,有一块青石板铺就的四方形场地,是村民聚集开会和平时闲聊的地方,前方有一个一人多高的土坎,土坎宽有五尺左右,栽着一排桂花树。土坎前面还有一人高的土坎,下面是个四亩见方的打禾场,再往远处看,就是口蓄水池塘,是大姑娘小媳妇们平时洗衣服的地方。推开三寸厚的枫木大门,是堂屋,堂屋两边是各家各户的住屋,且一进三重,三重结构相同。木质檩条上用红红的油漆打着底色,上面写着醒目的黄色字,全部是标语,多数是毛主席语录。三重的相互连接处是六个小堂屋。

走过第一个堂屋,走进左边走廊,一个女人开门迎出来。蒋伟红喊:“娘,这三个哥哥、姐姐是来找我爸的,他们是从广州来的知识人。”

女人抬眼看着苏缶他们,见他们背上背着被窝行李,手里拎着一网兜杯子毛巾等日常用品,就笑着说:“啥知识人?是知识青年吧。”

苏缶说:“是的,同志,我们是来这里插队的知青。很感谢这两个小朋友,不然,我们三个今晚得露宿雪地了。打扰您了。”

“不打扰,不打扰。”女人说着话就将他们让进屋里,再拿过三把竹椅,又端过一张一尺见方的小桌,在一个黑色的碗柜里拿出三只碗,再双手捧着一个开水瓶,往三只碗里倒开水,“这大冷的天,快喝点开水暖暖身。”

竹椅有点烂,椅子的靠背不知何时断了,用细铁丝绑了几个圈,小桌也是饱经沧桑,桌缘有些缺口,看得出用了很多年了。竹椅、桌子,都很干净。苏缶他们试着坐在竹椅上。竹椅发出轻微的呻吟声,不过,能承受得住几人的体重。苏缶三个人连忙站起来说:“谢谢!”

“不客气,只是房间简陋,农村里又没啥好招待,怠慢了贵客,很过意不去。”女人搓着手,歉意地说。

女人这么说,苏缶更加感到不好意思。本来是他们三个前来打扰了人家,经女人这么客气地说话,似乎变成了女人打搅了他们似的,只好笑笑,想说句客气话,就听蒋伟红问女人:“娘,我爸呢?他去了谁家里?我去喊他。”

“在你福成叔家商量事,你快去喊他回来。”女人说。

蒋福成是生产小队的生产队长。“好的,我去喊爸。”蒋伟红说着话就要往外走。蒋红兵一把拉住他,说:“弟弟,你的衣服还没有干,你快烤火吧,烤干衣服,我去喊爸。”蒋红兵担心蒋伟红的衣服没有干,被蒋汉民看见后,会呵斥他。蒋红兵说完话就在火炉后面堆放柴火的角落里拿出一小段松树枝儿,就着火炉的火点燃了,右手持着,左手护住火焰,往门外走去。不一会儿,与蒋红兵一起走进来一个精瘦的农家汉子,挨个握着苏缶、杨建国和司马姗姗的手说:“慢怠你们了。我就是蒋汉民,山南大队的支部书记,欢迎你们,我代表山南大队的群众欢迎你们。”

“蒋支书,你好!这是我的介绍信。”苏缶说着拿出单位开具的介绍信递给蒋汉民。杨建国与司马珊珊也先后拿出介绍信递给蒋汉民。蒋汉民伸手接过,仔细看了上面的字和盖的印章,抬起头,望着三个青年人说:“都是大城市来的,有文化,我们这山里清苦,以后委屈你们,可得跟着我们一起挨苦了。不过,也不苦,与旧社会比起来好很多倍。我会尽量照顾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找我。”

“没事,蒋支书,我们来就是要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不仅要跟着你们学会种田,更要学习你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苏缶握着蒋汉民的手,就如握着一截老树皮,虽然粗糙,却很温暖。

烤干了衣服的蒋伟红也走过来,说:“大哥哥,我们这里的人都不怕吃苦,我也不怕苦。”一句话,逗得大家笑了起来。

“说得好像你吃过很多苦一样,你们的日子甜着呢。爸像你这么小的时候,哪有饭吃?衣服也是有一缕没一缕的,冬天还打赤脚,给别人放牛时冻得受不了,是踩着牛屙的屎屙的尿取暖的。”蒋汉民伸手摸了摸蒋伟红的头说,又扭头吩咐女人,“冬珍,快做饭,他们肯定饿了。”

女人叫单冬珍,也就是蒋伟红与蒋红兵的娘。她答应一声,连忙去炉膛忙碌。

蒋汉民与苏缶闲聊。苏缶说了一些城市里的见闻。蒋汉民接过话头说:“农村与城市相比较,还是有区别的,不过,只要大家努力建设,总有一天,会拉近距离的。现在,贫下中农们干劲很高,几乎能温饱了。虽然,暂时的条件是差些,但是,一切会好起来。”苏缶说:“会的。农村也很不错,我们来这里也是自愿的,再说,农村也有很多城市里欠缺的优点。”这时,杨建国笑着插话说:“苏缶早就巴不得来农村,蒋支书,他对乡村的很多事儿十分感兴趣。以前,他老是问我,为什么麦秆结不出稻谷,谷杆结不出小麦。”

苏缶笑了,指着杨建国说:“说不定就有那么一天,通过研究、提高嫁接技术,让麦秆结出稻穗,谷杆结出麦穗也未尝可知。不过,就看这些值不值得研究吧。如果能提高产量,我第一个报名研究。”

一席话,说得蒋汉民拊掌大笑:“是呀,苦干加巧干,农业发展,得依赖你們这些从城市里来的有文化的年轻人,到时候,生产力提高了,可以打很多粮食,不仅仅是解决了肚子问题,能更多地上交一些公粮、余粮,支援国家建设,让工人老大哥敞开肚皮吃。”

鄂东南的炉膛,是在厨房靠墙一方挖个土坑,再用青砖围成圆形,中间挖一个平底浅坑,均匀铺些木柴灰,靠墙那面依着墙砌两到三个灶,炉膛上方安置锣罐钩,锣罐钩上挂着锣罐煮饭,同时,灶上的铁锅可以炒菜。看得出,冬珍手脚麻利,不一会,饭菜就熟了。山村农家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缺柴火。各种树木的枯枝和干死的楠竹是最好的燃料,燃烧极猛,火头旺,舔着锅底,饭菜冒出香味,诱人味蕾。饭是一个铁锣罐里煮着红苕,上面蒸一土钵饭;菜是一碗炒萝卜,放一点晒干的辣椒皮,一碗晒干的南瓜皮,一碗水煮老南瓜,还有一小碗臭豆腐乳,这些都是农村过冬的食物。

蒋伟红夹一个红苕放在一个破碗里,放在墙边招呼白雪去吃。他与蒋红兵一起,各端着一碗红苕,夹一点菜,坐一旁去吃。白雪看一眼蒋伟红,一口一口吃着红苕。蒋汉民坐在桌子旁陪着苏缶、杨建国、司马姗姗。单冬珍则坐在一旁看着。蒋汉民将竹椅往旁边移了移,腾出一个空位置,对单冬珍说:“冬珍,你也累了,坐上来一起吃吧。一会儿,红苕就会冷的,吃了会嗝心。”

单冬珍说:“我还不饿,你们吃吧,我在一旁给添菜。”

苏缶见了,连忙也将竹椅往一旁移动一些,靠在杨建国旁边,腾出一把椅子的空位。他说:“您也来吃吧,大冷天的,女主人不上桌吃饭,光我们吃也怪难为情的。我们新社会,讲究男女平等。”

在鄂东南的农村,家庭主妇维系着一家人的衣食住行,但在有贵客来的时候,她是不上桌子吃饭的,得在一旁坐着,随时给桌上的菜碗添菜,以示对客人的尊重。苏缶不懂这里的风俗,是真心实意地劝单冬珍上桌吃饭。他以为是男尊女卑的思想在作怪。蔣汉民劝单冬珍,则是发自内心的疼爱。

“你们吃吧,我等会儿吃。只是,没什么好招待。”单冬珍说。

蒋汉民连忙站起来,拿过一把椅子放在桌旁腾出的空位上,说“都什么时代了,快来一起吃吧,冬珍。”

单冬珍听了,也不好推辞,给桌上的碗里添上萝卜和南瓜,再将土钵里的饭分给众人,自己从碗柜里拿出一个碗,给碗里装了红苕,挨着丈夫蒋汉民坐下。小小的桌子,加入一个人,顿时显得拥挤起来。

蒋汉民拿起另一双筷子,夹起一块臭豆腐乳往司马珊珊碗里放,说道:“这可是农家的珍稀之物,别看它看相不好,闻着难受,但是做起来很有讲究,吃起来更令人回味。”蒋汉民又给苏缶和杨建国各夹了一块。

臭豆腐乳约三四公分见方。杨建国用筷子夹起臭豆腐乳,放到鼻子下闻一闻,然后放到碗里,用筷子别了一大块,送到嘴里,嘴巴咂摸。他皱了一下眉说:“嗯,嗯,味道不错,有苏缶的味道。”

司马珊珊也别了一块放到嘴里,咂咂嘴说:“有点酸辣,但是,吃后香味悠长,绕喉不散,入胃后让人长精神。”

“珊珊,是不是像建国一样吃出苏缶的味道,我来试试看。”苏缶笑着问,然后用筷子别了一小坨放进嘴里慢慢地品,品了好一会儿,连连称赞,“很美味,自古民间出佳肴,真的比商店里的好吃多了。”

“农村人没那么多讲究,有吃的就行。”蒋汉民看着三个年轻人斗嘴,也插一句话。他看了看在一旁吃饭的儿子蒋红兵和蒋伟红,伸出筷子给哥儿俩分别夹一块豆腐乳。碗里就只剩下一块了。蒋汉民看了看一旁的单冬珍,拿起勺子,舀了一些南瓜给她。

单冬珍连忙说:“我又不是客,你自己吃吧。”客套归客套,她却是一脸幸福的样子。

吃过饭,蒋汉民向苏缶他们介绍了山南大队的一些事,又告诉他们怎样保护自己,交代他们干活时应该注意什么,还有冬天怎样御寒,再问了他们一些情况,说生活用品若缺什么,尽管找他,一定帮助解决。又闲聊一会,蒋汉民安排苏缶他们休息。苏缶、杨建国睡一张床,蒋汉民与两个儿子睡新搁的地铺,单冬珍与司马珊珊睡厢房。三张床,全部添上稻草,睡在稻香味浓郁的床上,令人安逸、踏实,很容易入眠。

第二天,天刚亮,单冬珍做好早餐,是红苕、南瓜米粥,当然,红苕、南瓜居多,大米也就手抓两把,菜是腌制的萝卜丁。萝卜丁又脆又爽口,吃起来“嘎嘣嘎嘣”的。吃好早餐,苏缶、杨建国、司马珊珊就跟着蒋汉民去大队部报到。

大队部与学校在一起。大队部在西面,东面几间房是教室,靠北面是能容纳几百人的大礼堂,前面是教师办公室、厨房和寝室。三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在大雪纷飞的冬天,来到了山南大队这地处偏僻的乡村,安顿下来。

很快年过完了,又到了春耕时节。一天晚上,蒋伟红听到父亲与母亲对话。他们说到苏缶三人。蒋汉民说:“今年,镇里分来山南大队的知识青年只有苏缶他们三个。”单冬珍说:“三个人,也够了,我们这里多山少田,来多了会缺吃的。他们都是大城市来的孩子,汉民,你们大队干部不要委屈了他们,别让干重农活。”“来多几个也没问题,我们这里荒山多得是,只要开垦,种上红苕,没有大米饭,红苕也能管饱。”“人家大城市来的,吃惯了米饭,哪能陪我们天天啃红苕。他们不在父母身边,我们就得像家长一样待他们。”“是的,你说得对,我会安排一些轻松的活给他们。不过,不能违反大队的规定。”

过了年,蒋伟红七岁,到了入学年龄。蒋伟红虽然年纪小,但他想知道苏缶他们的事。他想象着南方大城市是什么样子?他想问苏缶,又怕冒昧,只能憋在心里。但是,蒋伟红留心之下,在父母亲的对话里了解到苏缶他们三个年轻人的情况。

“老师,您知道吗,那时候我有很多话想问您,”蒋伟红起身把茶壶里的茶叶倒掉,重新放入茶叶,添水,“可是,一直来不及问……”

“是呀,我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那时候,大家都很勤奋,可是就是吃不饱,更莫说吃得好。”苏缶:“不过……”

不过什么,苏缶沉吟了一会,没有说。

“干部想吃肉就开会,群众想吃肉就上工地,老人孩子馋得流眼泪,”蒋伟红笑着,“这顺口溜说的,其实,也没见谁流眼泪。群众都干劲十足。”

“其实,城里人虽然有供应粮,但也缺吃的。”苏缶没笑。苏缶是烈士后代,受到照顾,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点供应粮不够吃。

蒋伟红在父亲与母亲的对话里,了解到苏缶他们三个人的家庭情况不一样。那个晚上,蒋汉民回家与单冬珍唠嗑。说着话就说到苏缶他们身上。蒋汉民说:“看不出苏缶人长得帅气,乐观向上,为人正直,还是英雄之家烈士之后,他爷爷是个老红军,父亲是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单冬珍说:“是的,一看就不是一个普通孩子。”蒋汉明说:“冬珍,看不出你也很有眼光。苏缶根正苗红。他爷爷一九三一年春天参加红军,因为负伤没有踏上长征之路,留在湘鄂赣后方打游击。一九三七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协议,他爷爷所在的部队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就是新四军,叶挺是军长。皖南事变时,他与几个战友突出重围,后来跟着陈毅军长,是猛虎营三连的连长。在一次攻占日伪驻点的时候,他爷爷身先士卒,率领猛虎连,歼灭了日伪军三百余人。不幸的是,他在冲锋的时候被日军的手雷炸到了肚子。弹片将肚皮炸开一个大口子,肠子都流了出来,被手下的士兵送到战地医院的时候,奄奄一息,再也没有睁开眼睛。苏缶的父亲,是渡江时加入四野部队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那时候,志愿军跟随彭德怀元帅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在著名的新兴里战役中,苏缶的父亲与战友们一起击毙、击伤和俘虏美军共三千一百多人,击毙美军三十一团团长麦克莱恩,荣立了二等功。可是,多年后,因历史问题惨遭批斗,定了罪,不堪羞辱之下,遗下苏缶母子俩,投了江,一魂归西,令风雨飘摇的家庭雪上加霜。好在苏缶的母亲手里有爷爷的烈士证,按政府规定,他母亲得以保住了新华书店服务员的这份工作。”单冬珍声音哽咽着说:“可怜的孩子。”蒋汉民也跟着唏嘘了一会,几声叹息,说:“好在这孩子阳光,乐观,搁一般的人,早被压趴下了。”一阵沉默之后,单冬珍说:“司马姗姗呢?这孩子也不错,文静漂亮。”蒋伟红在隔壁听了,眼前就映现出司马珊珊一头柔若柳丝的黑发,整天扎成两条大辫子,两个酒窝淋漓尽致地展露出她的可爱。他又听到蒋汉民的声音响起:“司马珊珊的父亲是归侨,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受到祖国的召唤,历尽艰难险阻,回到了祖国,成为建设大军的一员,后来于工作中,认识了司马姗姗的母亲,两人结为伉俪。还有杨建国样貌虽然普通些,但也不缺失城里人那股固有的气质,不过,相较苏缶与司马珊珊,他的家庭普通很多,父亲是一家工厂的车间主任,母亲是个普通工人,也算是很不错了。”

其实,蒋汉民也知道三个年轻人高中毕业,是本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来到离家千里之外的这个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山南大队。

广州一年四季温暖多雨,光热充足,无霜无雪,而山南大队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四季分明,夏天骄阳似火,冬天冰寒雪冷。过惯了广州气候的苏缶三人,开始时看到大雪,接触大雪,自是欢喜无比,但时间长了,就不习惯这里的气候,好在得到蒋汉民的特殊关照,批给他们一些木炭烤火,才安然度过了冬天,迎来春天。

长江中下游的春天,季风顺着江道吹过来,天气虽然冷峭,但温暖的阳光却也经常光顾,没有岭南湿气重,倒也不至于令人难挨,特别是春花烂漫的时候,各种花卉争奇斗艳,将大自然点缀得特别瑰丽。望春花美得大气,桃花美得潋滟,李花美得娇羞,樱花美得淋漓,梨花美得让人无所适从。苏缶觉得,广州的别名虽然叫花城,一年四季都是花团锦簇,但这长江沿岸百花的香味比岭南的似乎浓郁很多。

清闲的时候,苏缶、司马姗姗与杨建国喜欢流连于乡间小道。苏缶说:“等将来,我们‘修成正果的时候,我们就学学徐霞客,走遍大江南北,横贯长江东西,研究一下这些位于各地花儿的特性,也许,我们的研究,会成为一大壮举,为植物学留下一笔财富。”

杨建国看着苏缶踌躇满志的样子,伸手拽了一朵路旁的野花,递给苏缶,笑着说:“请问徐弘祖先生,这是什么植物开的花?‘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如果你有徐弘祖這份志向,现在却在这做地球修理工,岂不是大大的屈才。”

徐弘祖就是徐霞客,弘祖是名,霞客是号。

“岂不闻姜子牙蛰伏渭水,诸葛孔明隐居卧龙岗,尔后得遇明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辅佐一代圣君,成就不世丰功伟业,流传千古。徐弘祖不食官场,励志游览山水,却也是成就另一番志向,也算是成就千古。只要常怀‘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之心,终会有成功的一天。你现在别考我,我现在是不知道这是什么花,但我一定会通过调研,化不知为知之。”苏缶一把抓过花,放在鼻端闻一闻,再闻一闻,递给司马珊珊,说,“好香,香得太自然了,若不是到这里插队,哪能有这般享受?我们都要感恩生活。”

司马姗姗见两人斗嘴,正笑嘻嘻地看着,忽然见苏缶递过来的花,伸手接过。这是一株紫色花,花朵如饭粒一般大,结的果子如同糯米一般,当地人叫做糯米花。树高不过一米,喜生于水田坑上。司马姗姗举起花,凑到鼻子下闻闻,说道:“片片蝶衣轻,点点绛紫小。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苏缶一听,赞道:“好一个‘片片蝶衣轻,点点绛紫小,你顺手借用刘克庄的《卜算子·片片蝶衣轻》,将猩红改成绛紫,虽然出律,拿来形容这小可爱,却是妙极。”“是的,谢谢你的盛赞,我的徐弘祖第二先生。”说完,她意识到这句话里“我的”二字有些不妥,脸一下子发热,连忙用手遮掩,“扑哧”一声笑了。

杨建国看了苏缶一眼,再看司马珊珊一眼,忽然,叹了一口气,一语不发,迈开步子走到前面去。

“无故叹气,必有隐情。”司马珊珊在后面喊,但话音刚落,又意识到什么,尴尬起来,连忙岔开话题问苏缶,“苏大学士,你在火车上,不是说有什么秘密,等到了插队地方后告诉我们,我倒一直忘记了问,现在,倒是给这花惹到这问题破茧而出。你是回答呢还是回答呢?”

“不敢相忘,姗姗,只是这许多天太忙,没清闲说,其实与你也不是什么秘密,是我在我母亲工作的新华书店里偷偷买了些书来,一直藏在被窝里,是有关植物学和怎样种田的农业书籍,不过,也有几本文学书,有《红楼梦》,有《三国演义》,还有鲁迅、老舍、郁达夫和林语堂的,你和建国若想看,我便给你们,只是,不可以让别人知道。”

知青的生活,刚来的时候,由于对异乡怀有一股浓烈的好奇心与探秘感,所以,初来乍到时的生活与日子,倒不觉得怎么难过,但时间一长,新鲜感过去,枯燥接踵而来,再加上思乡情结作祟,便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难得有几本书用于打发时间,是不错的享受,但问题是,这些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属于禁书一类,特别是《红楼梦》与老舍的书。

“我……你轻声点,”司马姗姗听了,轻轻地嘘了一声,再看了看四周,确定除了一起的杨建国在前面走,没有其他人,便关心地说,“苏缶,我不看,也不想看,更不敢看,你一定要小心些,要藏好,莫给人看到。”

走在前面的杨建国忽然往回走,笑问道:“你两个弄什么二人世界,有秘密避开我。”

“在你们面前,哪有秘密?是我带来了几本书,到时候既打发无聊也解乡愁。建国想看,拿去便是。”苏缶说。

苏缶心底里这些秘密本来是不可以告诉杨建国的,尽管三人是同学。但是,苏缶心底无私,坦坦荡荡,想着三人一同来的,不能别开他。杨建国一直在追求司马姗姗,而司马姗姗却喜欢苏缶。襄王有梦,神女无心。苏缶的心一直放在他的植物学里,暂时不想谈情说爱,一直将姗姗当作妹妹看待。杨建国性格有些古怪,沉默寡言。读书时代,杨建国是有些喜欢管闲事的人,喜欢调解别人的纠纷,却一不小心又得罪人,免不了遭人白眼,但只要看到别人起纠纷,又热心上前去调解,却抓不住要点,说不出几句服人的道理。往往这时候,苏缶看不下去了,只得上前,几句话就切中要害,排解了纠纷的双方。杨建国见了,却又是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苏缶不与他计较,毕竟那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现在大家是一起来的,必须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也就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司马姗姗听了苏缶的这些小牢骚,也给不出答案,但她理解苏缶的小牢骚。司马珊珊知道苏缶酷爱看书,现在要偷偷摸摸地看,多少有点小情绪。

鄂东南一带的丘陵地带,一年两季收割,夏天收割小麦,秋天收割水稻。有句谚语是:农人只有四十天忙,一天要办十天粮。也就是说,春种秋收,秋种夏收,这四十天是最忙的时候。现在,芒种到了,正是小麦金黄的时候,整个鄂东南是一片金色的海洋。黄灿灿的麦穗在微风的吹拂下,起伏绵延。

这一天,苏缶三人在磨镰刀,准备与群众一起去收割小麦。苏缶笑着说:“看到这金灿灿的小麦,我就了解了一件事。”

“什么事?”杨建国停下磨刀,抬头问。

“他此刻能了解什么?是想起了大馒头,酱醋面呗。”司马珊珊也停下磨刀,抬头“格格”地笑着说。

“别冤枉人,珊珊,我此刻是想起皇帝老儿们为什么穿的衣袍都是黄色。”苏缶把镰刀固定在一棵干树筒的槽里,拿起一把锉子,挫起镰刀齿。

“我就想不明白了,皇帝的龙袍与小麦有什么关联?”杨建国说,“你那脑瓜里又在杜撰什么?苏缶,你应该去当作家,写小说。”

“苏缶,你不要说,让我猜猜,”司马珊珊拿了杨建国的镰刀凑过来,将两把镰刀放在苏缶身边,等苏缶给挫镰刀齿,“据我所看的地理书,皇帝建都都是在粮食丰产的地方,皇帝的龙袍与成熟的粮食颜色相同,他们是在提醒自己,粮食就是生命,有吃的就能活下去,一生是为粮食奋斗。”

“哈哈,对了,珊珊,皇帝们是饿怕了,所以,穿着与成熟作物一样颜色的衣服,是时刻提醒他们自己,不要饿肚子。”苏缶笑弯了腰,过了一会,才站直腰,继续挫镰刀。

“谬论。”杨建国也忍不住地笑了。

苏缶三个人拿着挫好的镰刀,刚刚走出门,就撞到蒋汉民。蒋汉民已经由山南大队支部书记调任山南人民公社当副社长,不过,仍旧被派驻在山南大队驻点。蒋汉民欣喜地对苏缶说:“苏缶,你们不用去割麦了,那是我们群众应该做的事。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工作,开始重视教育。山南大队正缺几个老师,大队支部一致決定调你们三个人去学校登记做老师,你们愿意吗?”

杨建国一听,大喜过望,心想不久的将来,可以返回广州,继续自己的学业,实现自己的梦想。再说,就是不能立刻返程,在学校里教书,也会有机会被安排回城里的。杨建国说:“谢谢蒋社长的慧眼识珠,我们决不辜负您的推荐与期望,我们坚决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任务,把未来的红色革命接班人教育成人,做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苏缶望了望杨建国和司马珊珊,说:“谢谢副社长,只是这麦收时节到了,少一个人就少一份力量。”

“嗨,那不是事,大家多动几下手,你们三个人的任务就给完成了。倒是这教育,才是头等大事,我们做不来,非你们不可。话说回来,到哪都是为人民服务嘛。”蒋汉明点着头说,“快去收拾一下,去学校报到。”

苏缶这才笑了,与杨建国、司马姗姗一起连忙将身体站得笔直,举手敬礼:“谢谢蒋社长!”

三个年轻人,接过蒋汉民递过来的介绍信,又听了他的一番嘱托,回房子里收拾一些被窝行李日用品,跟着蒋汉民,立马去学校赴任。学校恢复了勃勃生机,琅琅读书声也眷顾这久违的地方。这一年,蒋伟红正好上学,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杨建国是蒋红兵的语文数学老师,司马姗姗被安排教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苏缶则是蒋伟红的启蒙老师。那年代的一年级是最难教的,全部是新生,是连“一”字也不认识的新生,没有一定耐心与爱心的老师是教不好的。苏缶教一年级,是蒋汉民特定的。

蒋伟红被苏缶老师提名,被同学们选做班长。第一节课,苏缶教学生唱歌,唱的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是识字的。学生们自然是机械地跟着他的发音唱着。蒋伟红很奇怪,看不出平时从不唱歌的苏缶老师声音浑厚高亢,他觉得很好听。

“老师,您教我们唱歌,您的声音很好听。那时候,我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好在哪里,只是听了觉得舒服,像收音机里唱的一样好听。如果老师是8090后,也许就是一个有名的歌唱家。”蒋伟红说。

“啥歌唱家,伟红。”苏缶笑了。他接着说:“我那时候的理想是做徐霞客,走遍整个中国,把各地的风土人情记录下来,让大家跟着我的文字,坐在家里也能旅游每一个地方。”

“如果……如果没有如果,苏老师……”

“是的,人生没有假设,”苏缶沉思了一会说,“其实,人生需要受苦,受苦不一定是坏事,却教会了我们珍惜很多东西,包括受苦本身。”

一天,下课回家,已是下午五点半钟,可夏天的阳光仍旧用一缕一缕的光线将大地绑住,虽然有些微风,但掳不走暑热。山里孩子的生命力很顽强,耐得住这酷暑,并不理会路上石板的热度,多数将布鞋脱下掖在胳肢窝或者放在书包里,赤脚走也不觉得难受。

蒋红兵年纪大些,是小路队长,拉着蒋伟红走在最后。蒋红兵问:“弟弟,杨老师讲课真难听,普通话又说不标准,我听得想睡觉,你们苏老师怎样?课讲得怎样?你听得懂吗?若听不懂,我们一起向爸爸说说,让他给我们换换老师,重新安排一下。”

蒋伟红看着哥哥,说:“这样……哥哥,爸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权呀,能有老师讲课,已经很好了。”

“弟弟,爸最疼你的,你就帮哥哥说说吧。”

“我才不要换老师呢,哥哥!苏缶老师讲得可好了,虽然开始他的话音有点听不明白,但现在他的普通话就说得很清楚,我们就听得很明白了。”蒋伟红边说边用手比划着苏缶教学时那些有趣的手势。

蒋伟红享受的样子,羡慕得蒋红兵张大着嘴,将眼睛眯成一条线,很神往的样子。蒋红兵催促说:“苏老师讲了些什么有趣的,快讲给哥哥听。”

“苏老师说,他的家乡是南方的大城市,叫广州,也叫羊城,还叫花城,那里一年四季很暖和,不仅不会下雪,而且还有各种鲜花盛开。苏老师还说,只要我们好好学习,等我们长大了邀请我们去广州玩,去看那五只仙羊,”“五只仙羊?弟弟,那里有仙羊?”“是的,哥哥,苏老师说的,他的家离仙羊不远呢。不过,苏老师也说广州很远,离这里有一千多公里,坐火车要一天一夜。哥哥,火车是什么东西,你见过吗?”

“哇,一千多公里,那好远好远哦,”蒋红兵伸长两只手,左右摊开,尽可能地比划了一个很长的距离,“火车,我见过,弟弟你也见过的。”

“我哪里见过火车,哥哥,你骗人,你也没有见过,除非你是在课本里见到的。”蒋伟红知道蒋红兵是胡乱说的,他连县城也没有去过,哪里就见过火车?

“哈哈,弟弟真聪明,我就是在课本里见到的。”蒋红兵笑嘻嘻地回答。

“你真坏,以后不理你了。”蒋伟红听到蒋红兵在糊弄他,生气地噘起嘴巴。

“弟弟,莫生气嘛,我也是说笑的,不过,课本上画的应该不会有假,还有,电影里不是看过吗?与课本上的一模一样呢。”蒋红兵说。

听到兄弟两个的说话,走在前面的孩子们回过身来,问:“队长,你们在说什么仙羊故事?可以讲给我们听听嘛。”

“没讲什么,同学们,快回家吧,家里还等着我打猪草,明天的猪得有吃的。”蒋红兵催促大家快回家。

白雪站在路上,迎接它的小主人,十分热情。蒋伟红一把抱住白雪的头,揉揉搓搓再放开。

晚上,蒋伟红与蒋红兵坐在煤油灯下做作业。白雪伏在门外,一声不响的。蒋红兵只顾埋头写字,蒋伟红以为哥哥是生他的气,就在作业本的右上方写了一个“缶”字,问:“哥哥,这个名字你认识吗?”

蒋红兵伸头过来,看了一会,说:“这个字,是‘罐的偏旁,应该与‘罐字同音,读罐。”

“不对不对,哥哥也认错字了。这个‘缶字是苏老师的名字。苏老师告诉我们,这个字与否认的‘否字同音,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装酒的器皿,秦国人还用它当乐器使。”蒋伟红很高兴,高兴他终于逮到机会难倒他哥哥蒋红兵了。蒋红兵一直以来是蒋伟红心目中的偶像,他懂得很多,也有很多小人书看。

蒋红兵伸手在蒋伟红额头刮了一下,说:“看把你高兴的,我故意逗你的。小人书上不是有赵国将军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吗?讲的就是秦赵会盟,蔺相如让秦王‘击缶而歌,更凭借智谋与勇气‘完璧归赵立功被封为相国,将军廉颇不服气,但蔺相如不与他计较,一直避让,后廉颇知道蔺相如避让的真相,便‘负荆请罪,小人书白让你看了。”

“哥哥,还是你厉害。”蒋伟红很服气。

“弟弟,哥有件事与你商量一下,如果你帮我,我的小人书以后全部任由你随便翻看。”蒋红兵拉住蒋伟红的手说。“哥哥,这个要看是什么事?看我能不能帮到你。”蒋伟红看了蒋红兵一眼,有点莫名其妙,心想以前哥哥对我不是不耐烦就是命令式地说话,不容我辩驳,今天这样求我,不会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吧。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样吧,只要你帮我在父亲面前说一句话,不管成功与否,我以后都带你上山去摘野果子,去采挖玉竹、麦冬,去捡竹笋壳和榛树果实去供销合作社卖,卖得的钱,你可以买很多很多小人书。”蒋红兵一脸期盼地望着蒋伟红,许下很多承诺诱惑蒋伟红。

“那好吧,我帮你说,你可别骗我。”蒋伟红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蒋汉民很是疼爱,他的要求,一般都会得到满足。蒋汉民对蒋红兵则严格很多,所以,蒋红兵很怕父亲,有什么事不敢亲自去讲,通常情况下,都是撺掇蒋伟红出头。蒋红兵看到蒋伟红答应了,很高兴,连忙从书包里掏出三枚硬币,总共八分钱,递给蒋伟红,说:“弟弟,这是奖励,给你买糖吃,买书看。”

“你还是先说说要我帮什么吧?哥哥。”蒋红兵这么大方反而唬到蒋伟红,因为蒋红兵最大方的时候只给过蒋伟红五分钱,平时给的都是二分钱。那是去年过年的时候,蒋红兵不小心将家里煮饭的铁锣罐打破了,让蒋伟红顶罪,唯一的一次给了他五分钱。

“很简单的事,就是动动嘴皮子。今晚见到父亲,你就要求父亲将苏老师换来教我那个班级。”蒋红兵轻描淡写地说。“这不行。你说了,杨老师讲课不好听,若是调来教我班,那不是害我。”蒋伟红一听平时谨悫的哥哥提出的是这要求,想也不想,一口拒绝。

“好弟弟,司马老师也很优秀啊,人靓声甜,又是女老师,脾气肯定不错,教你们一年级肯定是小事一桩,你今晚可以一起向父亲要求啊,”蒋红兵见蒋伟红反悔,便有些生气,伸出右手食指,点了他额头一下,“很轻松一举两得的事,又不是去开荒挖地,真是‘苕脑壳。”

“好吧,我试试看。”看到蒋红兵有些恼火,蒋伟红只得应允下来,不愿意哥哥不开心。

兄弟俩一边做作业一边等,很晚了,蒋汉民也没回来。蒋伟红实在熬不住,靠在椅子上睡了。蒋红兵不敢睡,拿着书翻动。煤油灯的火苗忽闪忽闪地摇动,闪得蒋红兵也熬不住,趴在桌上睡过去。也不知道到了几点钟,开门声惊醒了他们,连忙睡眼惺忪地站起来喊爸。蒋汉民天天忙到很晚才回家,除了带领民工上工,还要开会,不过,开会的日子最多。蒋汉民问:“这么晚了,你两个怎么还不睡?你娘呢?”

“娘睡去了,我与哥哥在做作业。”蒋伟红边说边看着蒋红兵。蒋红兵的眼睛看着蒋伟红,用眼光鼓励他。“什么事?你俩。”蒋汉民做事,从来是今天能处理的事绝不留到明天。“我想让爸爸出面调动我与哥哥班级的老师,特别是杨老师,普通话不标准,讲课又难听。哥哥班的同学们都是这么说的。”蒋伟红连忙将哥哥蒋红兵交代的话说了出来。

蒋汉民一听,没出声,然后从口袋里拿出纸和一包烟叶,包了一支烟,就着煤油灯点燃,猛吸一口,转头看着蒋红兵说:“孩子,我知道肯定是你出的主意,你读个书怎么也对老师挑三拣四的,谁教不是教呀!你自己不好好学习,却怨怪老师不会讲课。人家杨老师是广州来的高材生,是烧香磕头、求神拜佛也求不来的,你看看除了他们三个,其他老师不是高小毕业的,最多也是个‘县三中四中的初中毕业生。这是益了你们,你还鸡蛋里面挑骨头。”

新中国成立前,十几岁的蒋汉民就参加当地农会,那时候,人没枪高。他一身正气,疾恶如仇,最是见不得人以权谋私、弄虚作假的,此时,对儿子的要求,是压住火气,耐心地教育。面对蒋汉民的一番言语,兄弟两个不敢再说什么,只得去睡觉。

眨眼又到第二年的年底,蔣汉民由于工作出色,升任山南公社社长,统管全社的工作。自此,他离开了山南大队,要在各生产大队视察,很少有时间回家。蒋汉民由于没读几年书,字识得不多,管理这十几个生产大队,三五万人口,文字上有些吃力,工作报告自己不能独立完成,于是,他看中了苏缶的才气,通过人事调动,将苏缶调到公社做团支部书记兼职文书。

苏缶接到调令,离开学校之前,来到蒋伟红家做最后一次家访。他带来几本书送给蒋伟红和蒋红兵,并说将来,他们一定会用得上。苏缶在每本书签名并写上“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苏缶说:“好好读书,长大了一定要走出去,到祖国各地走走看看,这才更能长见识。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谢谢苏老师,记住了。”蒋伟红、蒋红兵连连点头。

那晚,杨建国、司马珊珊与苏缶一起来做家访。那个晚上,刚好蒋汉民回到家里。他让爱人单冬珍杀了一只生蛋的大母鸡。那时,公社和大队干部都鼓励农户们多养鸡,除了每年向国家上交一兩只外,其余的鸡,养户们有自主权,就是说谁家养的谁就可以卖可以吃可以养着生蛋。

蒋汉民夫妇与苏缶三个人围坐一桌。除了这煲的鸡,菜依然是炒萝卜,炒南瓜和一碗臭豆腐乳。不过,这碗臭豆腐乳比起之前要丰富很多,满满的一碗。

鸡汤很香,臭豆腐乳很臭,交汇一起,却是很诱人食欲的。蒋汉民将鸡肉依次夹给司马珊珊、苏缶、杨建国,再添一碗给在一旁吃饭的两个儿子,又夹一块给爱人单冬珍,说:“现在,生活好多了,不仅仅臭豆腐乳丰富,更有了鸡肉打牙祭。看来,日子会越来越好。大家吃,别客气。”

苏缶笑了,说:“是呀,生活有了奔头。蒋社长,各家各户都可以养鸡养猪,不再被禁止,这是大家期盼的。这样,我就不客气了,大家吃,蒋社长有心待客,我们就得吃。”

白雪在饭桌下钻来钻去。蒋伟红把碗里的鸡肉夹了一块,扔给白雪。

“苏老师,司马老师,杨老师,我娘养了好几只鸡,平时不杀给我们吃,说是要有客人来才能杀,你们以后可得多来几次。”蒋伟红在一旁说。

“好呀,你想吃鸡时,就告诉我与你司马老师,我们就来家访,至于苏老师,就没有这口福了,他调去了公社。”杨建国停了筷子,打趣道。

“想吃鸡,行,以后可得多帮你娘喂鸡喂猪,不会少你们吃的。”蒋汉民也给儿子的一席话逗笑了。

“你看你说得啥话,现在,孩子要好好读书,家里的活,我挺得住。还有你自己,到处走,记得要爱惜身体。”单冬珍将蒋汉民夹给她的鸡肉夹起放到他碗里,“看你一天天累的,要多吃点,身子才挺得住,你是我们娘儿的依靠,这个家的顶梁柱。”

单冬珍说着眼圈儿就红了。蒋汉民很快夹起那块鸡肉,重又放到单冬珍碗里,说:“现在累点,值得。你别为我担心,也没啥好担心的。你吃吧吃吧,碗里锣罐里还有。现在,这日子越来越好,有奔头,正是好好干的时候。”说完,他在碗里夹起一块肋骨往嘴里送。一块肋骨,到了蒋汉民嘴里,“吧嗒”几下,和着饭一起吞下肚子。

单冬珍看着丈夫,还想说什么,蒋汉民却笑道:“冬珍,你厨艺大进,煲的鸡很烂,连鸡骨头也变成鸡肉了。”

蒋汉民的幽默,苏缶听了,不知道为什么却笑不起来。蒋汉民见大家不说话,气氛有点沉闷,连忙劝菜。一桌人,又开始热闹起来。

苏缶调去了山南公社任团支部书记,跟着蒋汉民到处调研农耕情况,各大队的每一项粮食产量、适合种植的农作物都要掌握一手资料。司马珊珊调到教蒋伟红的班。山南大队,又接收了从河北石家庄来的两个知青,直接被大队安排到学校来当老师。山南大队学校宽敞,教室多,附近几个大队的学生也在这里读书,因此,学生多,师资力量匮乏。想不到的是,一年后,司马姗姗走了,回了广州。据说是她的父亲病了,并且病得很严重。广州来电报特批司马姗姗回去照顾她父亲。

司马姗姗临走时,蒋伟红与很多同学一起去送她。司马珊珊满目含泪,舍不得她的学生,但是,她父亲更需要她。她不得不回去。司马珊珊拿出很多支铅笔,每个同学一支,笔头有红色橡皮擦的那种,再将一支钢笔送给了蒋伟红。同学们也都流下了眼泪,舍不得她离开。蒋伟红与同学们还有其他老师一直将司马姗姗送出很远的路。杨建国则帮她背着被窝行李,走在最后,默默地不作声。苏缶赶来的时候,已经是司马姗姗走后的第三天。蒋伟红看到苏缶捧着一束野花,坐在学校的小树林里,哀哀地哭。蒋伟红不知道说什么,只好藏在一旁默默地陪着,直到苏缶离开。

司马姗姗走后,蒋红兵发现杨建国教学表现得很好,讲课比以前卖力多了,也生动多了,普通话也特别标准,开始获得了学生们的尊重。蒋红兵高兴地告诉蒋伟红。蒋伟红替哥哥高兴,也为他们全班同学高兴。不久,杨建国被教育组任命为山南大队学校的校长。有一次,蒋红兵神秘地对蒋伟红说:“弟弟,杨老师真古怪,有一次我去他寝室送交作业本的时候,看到他桌面有几张纸上,写满了司马姗姗老师的名字。”

“这有什么奇怪,哥哥。”蒋伟红说。

“不奇怪,杨老师为什么不写苏老师的名字?”蒋红兵对蒋伟红的不以为然有点不满,但是,他也找不到答案。

蒋红兵的话勾起了蒋伟红对苏缶的思念。蒋伟红不仅想念他的苏缶老师,也想念司马姗姗老师。司马珊珊去了广州,他无法去找她,但是,他决定星期天去公社找苏缶。蒋伟红说:“哥哥,你星期天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公社找苏缶老师?”

“星期天?我要帮娘做事,要放牛弄柴火。”蒋红兵说。“星期天,听娘说我们家放养的牛要牵去耕田。你不陪我去算了,我自己去。”蒋伟红、蒋红兵星期天都要帮家里做事。家里领养生产队两头牛,要他们放养。蒋伟红太想念苏缶老师,他去问过娘,知道牛要去耕田,才来央求哥哥陪他去公社。“那好吧,弟弟,我与娘说一声,陪你去找苏老师。”蒋红兵看着蒋伟红,一口答应。他不放心让弟弟一个人走十几里山路。

蒋伟红与哥哥蒋红兵要去公社看苏缶,当他俩将打算告诉娘时,单冬珍想也不想就满口答应,并说与他们一起去。蒋伟红说:“娘,我与哥哥去就行,您不用担心。”

“娘不是担心,是想去那里买点棉索回来纳鞋底,得提前给你们还有苏老师杨老师准备过年的新鞋,”单冬珍摸了摸儿子的头说,“还有,给你爸和苏老师送点菜去。”

单冬珍说的菜就是臭豆腐乳,在农村,臭豆腐乳是看着最好的补品,豆腐是素菜之王。平时公社食堂多少都有点菜的,但蒋汉民与苏缶都喜欢吃臭豆腐乳,特别是蒋汉民,吃饭时有一块臭豆腐乳能多吃一碗饭。这两年,生产队的黄豆产量不错,单冬珍将队里分给的黄豆、黑豆在年前几乎全部打了豆腐,做成臭豆腐乳。

“那我们一起去,娘。”蒋红兵知道父亲蒋汉民好久没有回家,母亲是找借口想去看看。

单冬珍搬出一个腌好臭豆腐的小土瓷坛,再从碗柜的抽屉里拿出六个鸡蛋,看了看空了的抽屉,她又放了两个鸡蛋进去,将那四个鸡蛋用手绢包好,放在桌子上让两个儿子看着。她去队长家请假。很快,单冬珍回来,说队长蒋福成不批假,说家领放的两头牛今天不用耕田,要好好放养。单冬珍说:“红兵,娘要在家放牛,你带上这坛臭豆腐和鸡蛋,带好你弟弟去吧,路上小心,莫让娘担心。”

蒋红兵说:“娘放心,我与弟弟不惹事的,会早去早回,明天还要去上学。”

单冬珍找了一个小布袋,将坛子放进布袋里,布袋上面再塞些稻草,放上鸡蛋,然后用针线缝上两根布带,绑在蒋红兵背上,看看很牢实,又嘱咐了几句,单冬珍将两个儿子送到去公社的路上,直到望不见人影才转身回家。

蒋红兵带着蒋伟红,沿着弯曲的小路,走了三四里路,才转上那条唯一的泥巴公路。白雪没有跟着,白雪吃了药死的老鼠,前两天才治好,被关在房里。

蒋伟红一边走一边跳跃着去捉在头上飞来飞去的蜻蜓。蒋红兵说:“弟弟,你走路正经点,不要摔倒弄脏了衣服。”蒋伟红说:“放心,哥哥,这泥路我们走惯了的,哪会摔着。”

哥俩走到农下垄大队,听到前面呼声震天。蒋伟红说:“哥哥,那里正在平整土地,爸爸和苏老师会不会在那里带队劳动?”蒋红兵说:“我们去看看。”“好的,哥哥,如果爸爸与苏老师在,我们就不用走那么远了。”

初秋的阳光像山里人一样热情,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所有全部端出来。工地上劳动的人们汗流如雨,也没有人歇息一下。这是一场凭借人力背负、肩挑、杆抬的劳动,为了农田便于灌溉,要把高处部分的土挖掉去填到低洼处,使得整垄的水稻田全部平整。没有挖掘机,没有推土机,没有汽车,只有双手双脚扁担竹篼锄头等工具,但是,整个工地却生气勃勃,热火朝天。

蒋伟红与蒋红兵没有看到父亲和苏缶,想找个人问问,但身旁来来往往的人们没时间搭理他俩。兄弟俩只得往前找,忽然看到本生产队的副队长蒋建民。蒋建民一眼瞥见哥儿俩,连忙放下担子问:“红兵,你们来这里做什么?”蒋红兵说:“找我爸。”蒋建民说:“冬珍嫂子也真是的,大热的天,让孩子跑这里来?你父亲不在这里。”蒋伟红一听对方责怪娘,不高兴了。他说:“我们怎么就不能来了?这里有老虎?是我娘让我们来的。”蒋建民一听,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好话当作恶话说,连忙讪笑着说:“两位侄子,叔不是那意思,是关心你俩,这么远的路,你俩没大人陪着,遇到事就麻烦了。”蒋伟红连忙说:“谢谢建民叔,我娘让我们将这坛臭豆腐乳送给我爸和苏老师吃,再让我爸买些棉索让我们带回去。”蒋建民手搭凉棚说:“你去那边看看,杨建国老师在那里搞宣传,你俩去问问他。”

蒋红兵兄弟俩谢过蒋建民,往他指点的地方走去。走了约莫两里路,看到杨建国拿着喇叭宣传先进人物以及各大队与各小队的平整进度。蒋伟红走过去,敬了一个少先队的礼,喊:“杨老师,您好!”杨建国听到蒋伟红喊他,连忙放下喇叭,停了宣传,问:“伟红、红兵,你们怎么来啦?”蒋红兵也给杨建国敬了一个少先队的礼,说:“找我爸。杨老师看到我爸吗?”杨建国说:“没有,今天公社带队来的是副社长,你爸听说去了县里。”“谢谢杨老师,弟弟,我们回去吧。”蒋红兵对蒋伟红说。“杨老师,那苏老师在吗?”蒋伟红又问。“他与你爸一起去了县里。”杨建国回答。

“好吧,哥哥,把这坛臭豆腐乳和几个鸡蛋给杨老师吃吧。”蒋伟红对蒋红兵说。“嗯,”蒋红兵松开绑在身上的带子,小心地放下坛子说,“杨老师,这是我娘腌制的臭豆腐乳,这是四个鸡蛋,都给你吃。”

杨建国连忙说:“红兵,这样不行,老师不能随便收你们的礼物,鸡蛋这么珍贵,你们带回家去吧,工地上有菜吃的。”蒋伟红说:“杨老师收下吧,我家的鸡有生蛋的。我爸爸说,你在这里教学,受苦了。”蒋红兵也说:“杨老师收下吧,我知道您也很喜欢吃臭豆腐乳的。”杨建国不好推辞,他确实也喜爱这味道,连忙说:“谢谢红兵和伟红同学,也谢谢你们娘,老师就收下了。”杨建国伸手从衣服里摸出两张各五分钱的菜票,想了一下,再摸出两张各五分钱的菜票,分别递给蒋红兵和蒋伟红,说:“红兵同学,伟红同学,这是老师在学校的菜票,你们可以去学校食堂打菜吃。”

蔣伟红连忙说:“杨老师,我们不能收您的菜票。”蒋红兵也说:“我们不能收,杨老师,我爸常常说,你们是文化人,从大城市来到我们这里,要多多关心你们才对,一坛臭豆腐乳,算得了什么,我们哪能收您的菜票?”蒋伟红接着说:“我爸和娘会批评我和哥哥的。”杨建国听了,愣怔了一会,鼻子发酸,忽然,觉察自己在学生面前失态。杨建国连忙用手揉了一下眼睛,说:“看这风,把沙子吹到眼里了。”

“杨老师,您别太累了,明天得回学校讲课,我们回去了。”兄弟俩没见到父亲和苏缶,只得闷闷不乐地往家里走。

回家后哥俩将前后事情都对母亲说了一遍。单冬珍安慰说:“儿子,干革命促生产就是这样忙的,将来生活好过了,你爸就不会这么常年到处跑。男子汉可不兴这样不高兴,你们爸不在,你们可要保护好娘呢。”

“娘,那棉索没有买回来,过年还有新鞋穿吗?”蒋伟红想了一会,问。单冬珍笑道:“瞧你这孩子,娘肯定会想办法的,保证我们一家人还有苏老师杨老师等学校老师都有新鞋穿。”

1973年的山南大队,依然没有跳出贫穷的圈子,村民依旧缺衣少食,虽然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改观,但粮食还是不能自给自足,得吃国家的照顾粮,不过,这两年可以红苕丝换大米,只要补一点点差价。一些孩子由于营养不良,体质较差。有一次,山南小校三百多个学生病倒了一大半。说来奇怪,那天中午,学生睡午觉的时候,突然不知从哪里滴下几滴鲜血在蒋伟红同桌的课本上,同桌是个女孩子,叫刘明英。她胆子忒小,吓得哭了。其他同学听到哭声,连忙跑过来看,很惊奇。

蒋伟红是班长,自然,他挺身而出。蒋伟红镇定地用手沾了那几滴血,拿到眼前仔细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于是,安慰同学们说:“没事,是几滴血,可能是谁划破了手指滴下的。”蒋伟红说完这话,就笑了,因为,他也只不过是个九岁的孩子。他同班同学中有几个的年纪比他大好几岁。

喧闹的同学们看到蒋伟红用手摸,虽然找不到血是怎么来的,但听了他的话,各自回到座位上。不一会,杨建国进来,问了一下情况,也没当一回事,因为,在大人看来,这就不是个事。可是,几天后,蒋伟红病倒了,上吐下泻,又发高烧,大队里的赤脚医生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是常规性地每天来给他打两次针,作为治疗方案。

蒋伟红躺了三天。单冬珍心疼不已,她想托人带信让蒋汉民回来,蒋汉民是她这个家庭的天,儿子是她的心头肉。单冬珍又听赤脚医生说学校的学生病了十之六七。她还听到一些谣言,说那平整土地的地方有很多坟,现在被挖出迁移,是祖宗的灵魂无处安家,祖宗们震怒了。又有一说是得罪了什么菩萨,那里一百年前有一座庙,现在菩萨的驻地被惊动了,怪罪下来,大人们“火气”旺盛,因此,让孩子们代为受过。蒋伟红不相信。他问单冬珍:“娘,不是说菩萨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吗?怎么欺负小孩子?”

单冬珍一下子给问住了,沉吟了一会,才说:“孩子,别问这问题,不可以说‘菩萨这两个字的,免得隔墙有耳,给人听了去,你爸是干部,被人说我们搞封建迷信。再说了,人有好有坏,菩萨也许与人一样,有善有恶吧。”

蒋伟红听了母亲单冬珍的话,似懂非懂。他说:“是吗?娘,难怪《封神演义》里面的神有善也有恶。”

夜晚,单冬珍看着儿子蒋伟红高烧反反复复的,烧了热水,用毛巾敷在蒋伟红的额头上。热毛巾降温,是农村最简单降温方法,除了这样,她也没有其他办法。她也还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等丈夫蒋汉民回来。下半夜的时候,月亮将整个脸蛋隐去。单冬珍听到敲门声。她打开房门一看,是丈夫蒋汉民回来了,在他后面的,是苏缶。

单冬珍着急地说:“汉民,你回来得正好,伟红烧了几天,你看嘴唇都烧起泡了。”

蒋汉民用眼光安慰妻子,伸手抚摸蒋伟红的额头,说:“别着急,有我在。我与小苏就是因为这事回来的。”

蒋汉民站起身。苏缶说:“社长,让我看看。”蒋汉民走到一边,看著苏缶说:“靠你了,小苏,这么多孩子生病。就先拿我儿子做临床试验吧。”

苏缶和蔼地问蒋伟红得病的原因,仔细地察看了蒋伟红的面色和舌头,又询问了单冬珍这几天蒋伟红的病症,再与蒋汉民商议了一阵,两个人打着手电筒,出门去了,快天亮的时候,才回来,靠在椅子上眯了一觉。天刚刚有了一丝白色,蒋汉民和苏缶又出门去了。下午,蒋汉民的声音在大队的喇叭里响起:“各位村民请注意听,家里有病人的没病的人都来大队部集合,这里有熬好的中草药给大家喝,有病治病,没病防病!”

蒋汉民在山南大队很有威信。他说的村民都会相信。男女老幼都来了,每人喝一碗,下午再来喝一碗,晚上也喝一碗。身体没症状的喝一天,有症状的喝三天,还有症状的继续喝,一周后,喝了苏缶熬制的中草药,没病的没有染病,有病的便痊愈了。临走前的那个晚上,蒋汉民拉苏缶住家里。蒋汉民亲自杀了一只正下蛋的母鸡,煲了一锣罐,再在柜子里拿出半瓶苕渣酒,大家围坐一起,吃得津津有味。苕渣是红苕煮的,酒劲不大,大家也喝得汗水从脸颊上往下滴。

蒋伟红对苏缶佩服得五体投地。蒋伟红与蒋红兵也先后用蒋汉民的酒杯,向苏缶敬酒。兄弟两个对苏缶的崇敬之情又上升了几层。吃完晚饭,大家围坐在桌旁闲话。窗外的月光透过玻璃,与煤油灯的灯光一起,在屋里摇曳。蒋伟红打量苏缶,只见他脸比三年前黑了很多,胡子也一茬一茬地铆在嘴巴四周,头发也不妥帖,看样子是多日没有梳洗,衣服上也沾满了尘土,只是那双眼睛在灯光的映照下依然闪闪发光。

“苏老师,你瘦了很多,也没有在学校时那么爱干净,以前,你的衣服总是最干净的,只有司马老师才能与你有得一比。”蒋伟红看着苏缶忍不住说出了心里的想法。蒋伟红愿意看到他心目中的苏老师一直都是干干净净的,因为,苏缶是有知识的人,那样的话,他心里觉得舒服。其实,苏缶是蒋伟红心底里的美好,是他的偶像,是他的人生坐标,是储藏在他心底里的参照和榜样。蒋伟红不想苏缶有这种令他不舒服的感觉。

“我接受蒋伟红同学的批评,以后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也要‘正衣冠。吾日三省吾身。对自己的形象不可以有丝毫的懈怠,因为,爱干净是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屏障。”苏缶听了蒋伟红的话先是一愣怔,接着明白蒋伟红的心情,知道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力,知道蒋伟红一直牢牢记着他原来的形象。他微微一笑,亦如两年前一样和蔼可亲,诚恳地接受蒋伟红的建议。

白雪在门外的那个碗里吃着单冬珍倒入的鸡骨头拌红苕。白雪吃得很欢。看得出,它也很久没有打过牙祭了。

蒋红兵看了蒋汉民一眼,又看了蒋伟红一眼,直伸出舌头,做惊诧状。蒋汉民没出声,仿佛什么也没听见。单冬珍嗔道:“你这孩子,苏老师天天忙着群众的事,这些天更忙着采药熬药,哪有时间讲究穿着打扮。大人说话小孩听,别没大没小的,伟红,你苏缶老师哪有你这么一天到晚坐着的清闲?他已经调到县里去做团委书记,整天忙得脚板背在背上跑。这两天是你父亲去找他来给大家治病的,不然,你哪里看得见他。”

“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婶子,往往孩子的话才是最真实的话,因为,孩子们心不藏私,想到什么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我喜欢这直言快语,多听听批评是好事,令人进步,”苏缶笑道,又继续说,“伟红是一个好学生,苏缶老师希望以后继续听到伟红同学更多的建议和批评,我一定改正,做一个高尚的人,更做一个爱干净的人。”

苏缶一席话,说得蒋伟红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想苏缶去了县里做官,县比公社大,管着十几个公社,苏缶的官比父亲的官还大,肯定比父亲更忙,心里很佩服他。蒋伟红说:“苏老师,您去了县里,以后我们就看不见您了,您可得抽时间来山南大队看我们。我想您与司马老师,同学们也想念您与司马老师。”

蒋伟红的话,让苏缶的心很暖和,想自己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得到群众的认可,更得到孩子们的眷念,连忙伸手来握住兄弟俩的手,看着他俩说:“好好,再怎么忙,我也一定会抽时间来看望你们。司马老师,她也很好,她回到广州后,也写了几封信给我,托我问好她的学生,只是,她有了新的工作,不能亲自回来看望大家。”

蒋红兵也说:“苏老师,不久前,我弟弟央求我陪他去公社找您,他说好久没见您,很想您,不过,走到半路,看到在工地上做宣传的杨老师,他说您不在公社,我们就返回了,我娘还让我们给您和我爸捎去一坛臭豆腐乳。您不在,我们只好给了杨老师。”

“嗯,杨老师告诉我了,说你们去过。喏,这是我特地买给你们的书,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是《艳阳天》,还有旧书,是植物学方面的,我以后也用不着了,你们可以看看。”苏缶说着从包里拿出几本书,分给蒋伟红和蒋红兵,然后,又从包里拿出三本书,是《中医药指南》《千金方》《本草纲目》送给蒋汉民,说,“这是中医院的院长赠给我的,今天转赠给蒋社长。”

不过,有一件事,苏缶撒了一个善意的谎,就是杨建国没有告诉他蒋伟红兄弟俩去找他。他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维护杨建国在学生心里的形象。

那个晚上,蒋伟红与哥哥蒋红兵缠着苏缶说话。苏缶也乐意与他们交流。他详细地问了两兄弟的功课,讨论了在学习上遇到的一些困难,给了两兄弟好的学习方法,建议他俩长大后一定要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后来,师生三人在蒋汉民的催促下才去休息,因为,天亮后,苏缶要去坐公共汽车赶回县里。

临睡觉的时候,蒋伟红与哥哥拿着苏缶老师赠的书籍,翻开书页,有文字有图画还有苏缶老师写的心得体会,书本纸张虽然被磨得有些发黄,但没有一处破损,书角也平平展展的,没有一处褶皱,像被珍藏得很好的古董。煤油灯一闪一闪地发着光,两兄弟的脸蛋就像那灯芯火焰,红扑扑的。

蒋红兵十四岁那年,去了几十里外的县城里读初中,蒋伟红读小学四年级。两兄弟不在同一学校读书,蒋伟红很不习惯,曾经偷偷地哭了几次,那份不舍,那份依恋,还有那种没有了靠山的感觉,时时撩拨他的神经,令他泪水潸然。从此以后,蒋伟红要独自面对许多事情。他没有蒋红兵这面盾牌护身,好在他并不是个喜欢惹事的人,学习成绩稳定,一直名列前茅,与同学们的关系也很融洽。

就在蒋伟红读四年级这年,杨建国被上调到公社教育组去了。说实在的,杨建国被调走,很多同学都很高兴,没有像苏缶、司马姗姗走时那种心酸的感觉。同学们再也不用看他阴沉的脸色了,尽管他的教学水平越来越高。

蒋伟红是少先队大队长,自然要与同学们一起去送杨建国。尽管,平时有些学生不喜欢杨建国,但分别的时候,多年的相处让一些同学感到不舍,有的学生哭了。杨建国听到哭声,阴沉的脸色顿时显出暖色。毕竟,几年的相处,还有孩子们对他的尊重令他不由得心颤。他举起右手,微笑着向他的学生们挥别。他真诚地说:“谢谢同学们,谢谢各位老师,欢迎你们有时间来教育组坐坐,有需要帮助的,尽管来找我。”

说完这话,杨建国背上背包,头也不回地走了。蒋伟红和少先大队几个同学送了很远。

转眼间,又是一个冬天到了。天气特别寒冷,北风呼呼地叫,奇怪的是,农历十一月了,搁往年,早就下雪了,但这不下雪的日子比往年下雪的日子都要冷。蒋伟红的学校放假了。到了腊月,还是没有下雪,只有北风不知疲倦地“呼呼”地刮。北风将蒋红兵吹回来了。他们学校也放假了。蒋红兵带回来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他告诉弟弟蒋伟红:“苏缶老师被抓了。”

“哥哥,你胡说!”蒋伟红听了,很生气,立刻打断哥哥蒋红兵的话,“苏老师是好人,是不可多得的好老师,他怎么会犯罪?那年,他采的中草药救了我们那么多人,怎么可能被抓起来?哥哥,你肯定搞错了!”

“是真的,弟弟。都押到我们学校进行批斗过。”

见蒋红兵说得肯定,蒋伟红犹似五雷轰顶,心中大惑不解,苏老师怎么会犯罪?蒋伟红对蒋红兵发了脾气。他说:“哥哥,任何人可以斗他,打他,我们不可以!你若批斗他,我就与你翻脸!”

那一夜,蒋伟红与哥哥睡不着,在床上烙了一夜的“锅底”(相当于北方的烧饼),整夜听到山野里仿佛有一只受伤的狼在长嚎,空谷里回荡着的嗥叫声,一会儿变成了哭诉,一会儿又是哀鸣,一会儿又是不屈服,凄惨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天没亮,蒋汉民轻轻推开蒋伟红与蒋红兵的房门,走了进来。蒋汉民从身上掏出一个布袋,从里面拿出一张四方形的纸张,再从布袋里拿出一些烟叶铺在纸上,转成一支烟,放在嘴里,划燃火柴,点着烟。蒋汉民心情十分不好。蒋伟红醒了,看见蒋汉民坐在床边吸烟。蒋伟红问:“爸,早。”

“儿子,你再睡睡,再睡睡。”

“不睡了,睡不着。”

“儿子,你长大了,是不是?”

“是。”蒋伟红纳闷父亲问这个。

“长大了,就要懂得明事理。”

“爸有事吗?”

“是这样,儿子,苏老师要被判刑,我听说那个主任喜欢吃狗肉,我想把白雪送给他,托付他照顾一下苏老师。”

“白雪……白雪……”

“儿子,爸也是没办法。爸知道你养了白雪好几年,有感情。爸更知道这送礼也是违反组织纪律的,但是,爸也是想不出其他办法……”话没说完,蒋汉民把头伏在手掌中,哀泣着。此刻的蒋汉民像一匹山野中受伤而又无助的狼。他知道,儿子对白雪的感情。白雪四条腿和脑门的毛色雪白,蒋伟红那年在路旁捡到它,它还是只被人遺弃的小狗崽……

苏缶没有亲人,蒋汉民一家顺理成章成了他的亲人。年后的春天,苏缶被判刑,去甘肃监狱劳改。苏缶觉得被判刑是种解脱。也许是蒋汉民把白雪送给主任起了作用,苏缶再也没有被挂牌游街,须知精神上的折磨比肉体上的折磨更令人难以忍受。第二年春天,蒋汉民在公社开具了一封介绍信,带着两个儿子,带着两坛爱人单冬珍腌制的臭豆腐乳,去甘肃监牢探视苏缶。蒋汉民打听到苏缶被抓的内幕,是他与那个主任的侄女有关。主任是这小县城里的王,王的侄女追求苏缶,两人处了对象,后来,苏缶发现和王的侄女三观不合,就远离了她。苏缶就犯罪了……事情就这么简单。蒋汉民没有将打探到的消息告诉苏缶。王的侄女,怎可以被抛弃?若抛弃,就得付出代价,这就是游戏规则。

苏缶出狱的时候,是八年之后,被平反了。那年,蒋汉民已经去世几年了,死于心梗。他在工地上做事,一下子就倒在地上,在去县医院的路上,就没了气。单冬珍悲伤过度,整天以泪洗面。过了一年,县里领导给单冬珍安排在一家棉纺厂上班。单冬珍开始不想去,后来,由于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生活艰难,便接受了组织的照顾。苏缶出狱后,来到山南大队找蒋汉民,听说他家的情况后,他在屋外睡了一晚,第二天就回广州了。那时候的他,无力给予其任何帮助。他与司马珊珊出国前,又来过,但没有找到蒋伟红。那时候的蒋伟红,也因为母亲和哥哥出事去世,远赴东北了。

时光如白驹过隙,世事如白云苍狗。弹指间,几十年过去,恍如昨日。

临别的时候,蒋伟红想了又想,终于忍不住,还是问了一句:“苏老师,对当初,您有过后悔吗?”

“后悔?怎么说呢?”苏缶慢慢品完杯中的茶,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说,“有句话说得好,苦难是自己宝贵的财富。如果人生经历过苦难,就别去抱怨,经历过苦难更能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财富。”

还有一句话,蒋伟红想问,但终究没有问。他是想问,如果没有经历那些苦难,苏缶老师会不会成为一个植物学家或者地理学家?抑或是著名医生和歌唱家?其实,蒋伟红转而一想,有的问题不必问,人生没有假设,也无需是否正确的答案,生活态度很重要。他站起来,抱住苏缶,把头伏在苏缶的肩膀上,享受这久远的温情。苏缶用手轻拍蒋伟红的背。

蒋伟红将成功商人苏缶送上他的小车,关上小车的门,嘱咐司机:“一路照顾好苏老师。”坐进小车的苏缶将一头白发伸到车窗外,对蒋伟红说:“伟红,我在广州等你。”蒋伟红挥动着手回答:“好嘞,苏老师,我去广州接您!”

小车,渐行渐远。小城的柏油马路,像一匹平展的布匹,一直延展到远方。小车行驶在上面,舒坦得很。“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苏缶才是真正的大丈夫。蒋伟红想,老爸蒋汉民也算一个。

余清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被《小说选刊》《安徽文学》《作家文摘》等多家刊物刊发和转载,入选“新中国七十年微小说精选”“广东省小小说三十年精选”等百部精选本、中学生语文试卷中考试卷。著有长篇小说《雪莲花》及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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