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

2023-07-13李艳丽李雨桐杨斯琦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3年3期

李艳丽　李雨桐　杨斯琦

摘要：数字经济是新时代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数字经济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体育产业发展，体育产业反向推动数字经济要素多样化和精准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速。首先，运用2015—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和体育产业数据，采用熵值法，构建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度模型，系统考察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的双向作用及动态关系。研究发现，2015—2019年体育产业和数字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且发展速度较快，两者的耦合度持续高度相关、耦合协调度由濒临失调逐渐发展为优质协调，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协同促进关系。其次，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检验了影响两者耦合协同发展水平变化的因素。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规模、数字经济规模、体育产业规模、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支持、市场需求、企业竞争、体育科技财政支出均与耦合协同发展水平存在关联性。最后，提出提升体育产业数字化水平以加深数字经济與体育产业耦合、发挥财政金融要素引擎作用以助力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升级、强化体育市场主体功能以筑牢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发展根基等促进建议。

关键词：耦合协调度模型；体育产业；数字经济；熵值法；灰色关联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G80-0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23）03-0042-11

An Empirical Study on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 Industry in China Based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LI Yanli， LI Yutong， YANG Siqi

Sport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Digital economy is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through scale economy， scope econom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while sports industry promotes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precision of digital economy elements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reverse.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 from 2015 to 2019 and using entropy method，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two-way effect and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sports industry and digital economy showed an upward trend and a fast development speed from 2015 to 2019， and the coupling degree of the two systems continued to be highly correlated. Meanwhil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systems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the verge of disorder at the beginning to high-quality coordination， showing an increasingly strong synergistic promotion relationship. Furtherm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re tested by using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ale of industry digitalization， the scale of digital economy， the scale of sports industry，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inancial support， market demand， enterprise competition，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scal expenditure are all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Finally， the pape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proposal： Improving the digitalization level of sports industry to deepen the coupling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 giving play to the role of financial elements as an engine to help the integration and upgrading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in function of sports market to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sports industry.

Key words：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sports industry; digital economy; entropy value method;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全球经济社会和技术变革的主导力量。《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2017年3月，我国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显然，发展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国家政策的驱动下，数字经济依托其较高的技术属性、融合性、平台化特征，不断释放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通过重构经济结构、经济形态赋能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势必也会影响体育产业的发展。我国体育产业仍然是一个企业不强、产业不大、产业结构不均衡、产业链较短、科技驱动乏力的行业。伴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体育产业欲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必须顺应数字经济的发展潮流。国内外学者将数字经济引入体育产业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数字经济概念［1-5］、数字技术在体育产业中的应用［6-7］、数字技术对体育产业的影响［8-11］、数字技术在体育产业应用中面临的挑战［12-14］等方面，且多集中于学理式探讨。目前，关于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较少从二者的关联性与协调性视角考察，实证研究的成果更是少见。基于此，采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的耦合协同发展水平，寻找影响其耦合协同发展的因素，进一步加强对新时代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发展互动关系的认识，以拓宽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1 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的内在机理

“耦合”最早应用于物理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者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互相作用而彼此影响，并由各子系统的有机互动，发展为互相依赖、促进和协调的动态关联关系。产业耦合意为不同产业间在动态发展中的全方位合作利用和交互影响。产业耦合实际上是产业融合的继承和拓展。“融合”是指融为一体，产业融合即通过渗透、交叉或重组形成新的形态。产业耦合是指除促进产业融合外，还应保证联结融合的部分与子系统具有紧密的关联，在更大空间、更多元素上具有系统优化功能。

体育产业的发展亟需数字经济的助力，体育产业的发展亦能促进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通过互相影响和促进的产业耦合过程，数字经济系统和体育产业系统进而构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系统。而耦合协调是指体育产业和数字经济之间通过相应的机制，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状态，形成一种更加紧密的关联体系。

1.1 数字经济助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产业质量、规模、结构、效率、创新等方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通过更新体育产业的生产要素、提升体育产业的发展效率，从而优化体育产业的发展规模、发展形态，促进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数字经济从规模经济、范围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助力体育产业质量提升、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从整体上助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1.1.1 数字经济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体育产业深耕

数据作为新的高级生产要素，不存在达到饱和点后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对于数字企业而言，用户增加带来的边际成本低至近乎为零，因而使得企业能够持续扩大生产规模［15］。同时，数字经济利用平台优势，打破市场壁垒，加速信息共享时效，形成大规模的生产力［16］。对于体育产业而言，部分“隐形知识”的可获得性降低了体育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推动体育企业有效参与社会分工与协作。另外，信息共享的便利性可以促进企业的横向联合，推动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如，老牌数据公司STATS于2015年开始，陆续与视频软件制造商TVTI、数据供应商Automated Insights等系列同类型公司进行合并重组，取得了质量和竞争力“双提升”。

1.1.2 数字经济通过范围经济效应促进体育产业延伸

数字技术经过产业数字化的过程，逐步渗透到各行各业中，形成多种新兴经济形态，如“数字支付” “电子商务”等，不断扩宽产业的范围和层次［17］。数字经济在与传统产业融合的过程中，通过革新各产业原有的产业模式，使得传统的产业融合边界逐渐模糊［18］，模糊化的企業边界和行业边界促使竞争思维的转变。任波和黄海燕［19］、魏源等［16］认为，数字技术降低了体育企业之间、体育企业和其他行业企业之间的沟通成本和交易费用。数字经济时代，价值共创、跨界运营成为可能。同时，信息的高效使得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产业与产业之间处于动态联系中，多种业态融合不断增强体育产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沈克印等［20］、罗宇昕等［21］的研究验证了这一点。目前，体育+旅游、体育+文化、体育+教育、体育+健康、体育+交通等新兴业态层出不穷，体育产业规模呈扩大化态势。

1.1.3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体育产业提效

数字经济通过重塑技术创新过程、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体育产业提效。首先，大多数技术创新活动过程需要进行信息的搜索，而信息分享壁垒会增加信息搜索成本，使得搜索的边际成本较高。数字技术可以带来更广泛的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分享壁垒，从而降低体育企业的边际搜索成本，特别是对消费者信息的搜寻成本［21］。其次，数字技术可以提升体育企业的学习能力和效率，并促使体育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进行技术创新改进和试错。最后，数字技术有助于体育企业开展员工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表现为提升员工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和实现员工的个性化发展。

1.2 体育产业驱动数字经济持续优化

1.2.1 促进数字经济要素多样化、精准化

体育产业本身过程中，体育市场需求的感知、体育供给的优化以及体育行业信息的公开化和安全程度，均依赖于数据的整合和处理，而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能够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各类可分析数据。但数字经济时代，体育产业总体增速的上扬必定对数据的供给提出更高要求，包括：数据收集渠道的多样化与便捷性、数据类型的多样化、数据涉及场景的细分化、数据的准确性与安全性等，进而促进数字经济要素多样化、精准化。比如，体育用品在商务平台中经常会出现“价格歧视”“杀熟”等问题，亟需数字经济进一步改进［16］。

1.2.2 加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体育产业的稳步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地位的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在与体育产业耦合发展的同时，自身也会为适应体育产业的发展需求而做出改进。传统的体育产业供给以线下为主要方式，实际存在的场地空间和客观的时间安排是体育活动开展的前提条件。数字技术使得线上供给方式成为现实，这也意味着体育产业在追求更高效更优化的线上供给的同时，需要更稳定、更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倒逼数字经济不断加速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体育赛事高清视频直播、沉浸式VR/AR观赛对5G网络高速度、零故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需要解决线下观赛现场高密度人流量导致的通信信号覆盖、数据传输速率等难题；体育用品制造业要求更精准化的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支撑，以帮助企业在生产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销售上摸清用户消费心智，提质增效，扩大生产。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世界呈现了一场充满科技元素的盛会，同时这场盛会的举办也为自动驾驶车辆、智能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落地提供了丰富的场景和运用，并且促进了3个赛区的17个场馆5G相关基础设施的全面建成。

2 模型指标选取及研究方法

2.1 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按照科学性、整体性、层次性等原则设立数字经济和体育产业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借鉴李露［22］、许嘉禾和孙晋海［23］的相关研究成果，从系统规模、系统结构、系统效率3个维度来衡量体育产业和数字经济。其中，系统规模指某个产业系统的产出规模或经营规模；系统结构是产业各个生产部门组成部分之间的比重关系；系统效率则是产业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需要。

体育产业衡量指标选取上，国内外学者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康露和黄海燕［24］、黄圣方等［25］、林显鹏［26］等普遍选取固定资产原值、总产值、增加值等作为衡量体育产业通用指标；林显鹏［26］、Meek［27］等认为，体育总消费等价值型指标及体育场地数量、各类体育产业部门单位数量等实物型指标也是衡量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体现。另外，借鉴了许嘉禾和孙晋海［23］、包海丽［28］的相关研究来选择结构和效率两个维度的指标。

数字经济衡量指标选取上，目前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在指标界定上较为多元，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因此，主要借鉴欧盟、美国商务部数字经济咨询委员会、经合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等国家或组织发布的指标［29］，并且参考了葛和平和吴福象［30］、李亚波和崔洁［31］、韩兆安等［32］、范鑫［33］等学者的观点。另外，根据《中国数字经济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规划分析报告》，服务业中数字经济渗透率最高，2020年中国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40.7％，[JP2]相比2019年增加了2.9个百分点，对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服务业中数字经济占比也是衡量数字经济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

由于研究中部分指标数据难以获得，最终各选择12个指标（见表1），分别建立体育产业和数字经济指标体系。

2.2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2.2.1 系统（产业）发展水平测度的熵值法

在模型构建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并对指标赋权。为了能获得较为客观的权重，采用熵值法计算。具体步骤如下：

第1步：指标数据标准化。鉴于指标对系统具有正向或负向影响，因此，需要在保留指标变异程度的基础上进行无量纲化，最终得到的数据才可参与熵值的计算。正向反馈与负向反馈的指标标准化处理公式分别为：

其中，xij表示j指标在i时间点的历史性结果值，minxj表示j指标在给定时间区间内的最小值，maxxj表示j指标在给定时间区间内的最大值，zij表示标准化结果值。

第2步：指标数据正向化。将标准化后的数值进行平移，指标平移幅度取1，从而消除数值中的负值以及较小值对测算带来的影响。

3 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

3.1 数据来源

我国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的相关统计调查开展时间较晚，国家于2014年开始才陆续发布官方数据公告。同时，由于评价指标属性均为正向，会出现基期标准化后数值为0，从而造成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实证结果偏离实际的情况。因此，为了保证数据来源的真实性、科学性和质量可控，最终选取以2014年为基期，考察2015—2019年内的整体趋势。其中，体育产业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国家体育总局历年发布的數据公告、中国统计年鉴和上市公司财报；数字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发布的工信数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中国信息经济发展白皮书、中国信息经济研究报告。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数据变化趋势，2014年的体育消费市场规模、体育服务业比重、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服务业中数字经济占比缺失的数据采用Stata15软件通过外推法补足。

3.2 实证结果分析

3.2.1 系统发展水平

根据公式（8）和（9），分别计算出体育产业和数字经济系统每年的发展水平。

由图1可知，就体育产业系统发展而言，发展指数U1由2015年的0.215稳步增长到2019年的0.765。首先，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节点。之后，我国体育产业迈向快速发展期，各类资本也纷纷入场，尤其是2022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和成功举办，不仅带动了全民冰雪风潮，更是大大激发了体育产业发展。就数字经济系统发展而言，发展指数U2从2015年的0.140快速提升至2019年的0.993，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 39.2万亿元，占 GDP比重达38.6％，成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37］。综上所述，两系统的发展均呈现上升趋势，因此，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3.2.2 耦合度（关联效应）分析

耦合度的取值范围为（0，1］，主要说明双方相互作用的程度强弱，数值越接近1，两个系统的关联越紧密。一般来说，根据值的大小可将耦合度分为4个阶段（见表2）。

将各年份的数字经济和体育产业综合发展水平U1、U2代入耦合度模型（11）中，可获得耦合度C。由表4可知，体育产业和数字经济两个系统的耦合度C都保持在0.978以上的高水平耦合阶段，2016年开始达到0.991以上，表明两者处于相对稳定的高度相关状态，联系紧密、影响程度深，具有互融共生的关系。

3.2.3 耦合协调度分析

借鉴廖重斌［34］、王永明等［38］等已有研究成果，将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见表3）。

将耦合度C和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T代入耦合协调度模型（12）中，得出各年份的耦合协调度D以及相应的协调水平等级（见表4）。由表3和表4可知，两个系统间协调度呈现出由低到高的发展趋势，即从2015年的濒临失调发展到2019年的优质协调，大致经历2个阶段。（1）2015—2016年的过渡阶段。协调度由濒临失调（0.417）提升至勉强失调（0.590）。这一时期，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发展初显成效，但由于数字经济和体育产业受自身发展水平限制，耦合的方式、效率等方面有待深入，且在耦合过程中面临市场秩序尚未建立、转型风险等着诸多问题，因此，协调性总体不强。（2）2017—2019年的协调发展阶段。根据协调度的数值差异，又可以分为两个协调层次。第一个协调层次是2017年，耦合协调度跃升至0.710的中级协调，协调趋势越来越明显。受益于前期“互联网+”行动，2017年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拐点，数字技术迎来市场收获期，与体育产业的耦合更加全面，并开始对其发挥引领作用。第二个协调层次是2018—2019年，协调度达到0.858和0.934。在这一阶段，体育产业和数字经济的协同耦合关系更加成熟，达到了优质协调等级。数字经济在体育产业当中的渗透能力更强，智慧体育场馆、沉浸式观赛、运动可穿戴设备等开创全新场景。

此外，在耦合协同发展过程中，系统发展状况通常存在差异。实证结果表明，（1）2015和2016年体育产业发展水平大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数字经济发展滞后型。探其缘由，可能在于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推动体育产业爆发式增长，大量资本涌入引爆了体育行业空前的投融资热情，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均迅速提升。但相较而言，数字经济基础总体相对薄弱、数字鸿沟较深，与传统产业的耦合不足。（2）2017年处于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发展同步期。在这一阶段，体育产业发展由粗犷式逐渐过渡到精細化状态，市场投资进入冷静期。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现，数字技术的研发和使用都在稳步推进当中，数字经济与各类业态都保持着良好的耦合势头。（3）2018—2019年为体育产业发展滞后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于体育产业水平，而且从趋势来看状况还将持续，这一现象符合现实对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的认知。2018年后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均受到了高度重视，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断释放。相比之下，体育产业在井喷势增长后发展速度放缓，依旧处于冷静期，在规模、结构和效率上都存在提升空间。

4 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

4.1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数字经济和体育产业耦合协同发展过程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来进行研究，母序列为2015—2019年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D，各影响因素为子序列。

我国传统产业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规模不断提升，体育产业也不例外［39］。显然，产业数字化规模成为数字经济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体育产业和数字经济运行良好是两者协同发展的现实条件，体育产业提供实体经济基础，数字经济能够为体育产业数字化提供动力［19］。罗宇昕等［21］提出，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是以消费需求为核心的生产体系，首先需要从体育消费需求出发，才能推动数字经济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因此，人均体育消费支出比重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人们对于体育消费的需求。此外，任波和黄海燕［19］认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涌入体育产业，通过与数字技术结合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竞争力，最终实现体育市场的供需平衡，因而，体育企业越多，竞争越激烈，一定程度上能够催化了体育产业和数字经济的耦合，促进了二者协同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是数字经济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前提条件。人均GDP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一方面意味着市场需求增加［38］，另一方面能加速生产要素流动的市场化，推动协同水平的提升［39］。任波和黄海燕［19］认为，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发展的驱动力量，专利授权能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科技创新水平［40］，专利授权量越多，则能够更加快捷拥有新技术和新设备，从而促进数字技术融入体育产业的发展中。政府是体育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推动力［20］，政府对于体育科技财政的支出，直接反映了其对于体育产业和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的支持力度。另外，金融发展是必要的资金保障，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衡量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增量越大，表明能够充分利用各类金融机构的资金作用于数字经济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展。

根据已有研究以及数据的可得性，并结合实际情况，选取体育产业规模、数字经济规模、产业化数字化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竞争、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水平、体育科技财政支出和市场需求作为影响因素，即各子序列。其中，由于我国目前缺少居民体育消费支出的详细信息，参考已有研究，本研究采用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来代替（见表5）。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官网、中国统计年鉴（2015—2019）和国家体育总局官网。

4.2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得到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协同发展水平与其影响因素的关联系数（见表6）。通过比较关联度的大小，可以分析得出相关因素对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协同发展水平影响的密切程度，一般来说，0<ξi<1，说明研究指标之间有关联，值越大，关联性越大，反之亦然。通常规定，0<ξi≤0.35表明关联度最弱；0.35<ξi≤0.65表明中等关联；0.65<ξi≤0.85时，关联度较强；0.85<ξi<1，表明关联度极强，研究指标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基本相同［41］。

由表6可知，产业数字化规模、数字经济规模、体育产业规模的关联度均超过了0.90，表明与耦合协同发展水平的关联性极强；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支持、市场需求与耦合协同发展水平的关联度介于0.65和0.85之间，属于较强关联；企业竞争、体育科技财政支出与耦合协同发展水平的关联度分别为0.607 3、0.600 7，属于中等关联。

（1）产业数字化规模对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协同发展的影响最为明显，说明产业数字化规模在推进二者形成高水平耦合状态、走向优质协调阶段、产生较强协同促进关系的过程中贡献最大。产业数字化是指利用信息技术对产业进行赋能革新，产业数字化规模扩大，意味着借助数字经济之力，产业链间的技术经济联系更加密切［42］，进而带来商业模式、供需关系、产业角色等多种方面的更新升级。2015年至2019年，由于产业数字化规模不断扩大，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中的应用和渗透覆盖更广，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协同更加常态化，例如，智慧场馆、无人健身房等新兴服务场景应运而生。

（2）数字经济规模、体育产业规模对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协同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数字经济规模、体育产业规模与耦合协同发展水平的关联度分别位列第二、三位，且关联度差异不大，说明作为影响耦合协调发展的内部因素，二者的发展水平会极大影响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的协同发展关系。基于数字经济视角，规模越大，更多包含数字技术的产品和服务等经济活动越能得到大力发展。如，将互联网行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应用到运动训练、产品消费等体育产业场景中，能够进一步促进二者协同发展。体育产业目前正处于调结构、换动能、促消费的阶段，在产业业态结构、产品服务质量、品牌效益增长等方面仍存在可提升空间，与数字经济耦合协同发展有助于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3）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支持、市场需求对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协同发展具有较强的关联性。1）科技创新水平与耦合协同发展水平的关联度为0.826 3，说明社会整体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有利于推动数字经济和体育产业的协同发展。沈克印等［43］认为，创新型技术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和前提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理念推动下，社会整体科技创新水平提升，体育产业既被动地接受科技的影响，也在主动运用各类科技要素，转换科技成果。例如，5G技术赋能体育赛事，改变了赛事制作模式以及观赛体验。2）经济发展水平与耦合协同发展水平的关联度为0.780 4，说明宏观经济环境、产业结构等为数字经济和体育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支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合理，数字经济和体育产业的耦合协同发展过程越顺利。从省域来看，GDP位居全国前列的浙江省成为“十四五”时期体育领域数字化改革的唯一国家级试点省。3）金融支持与耦合协同发展水平的关联度为0.768 0。必要的金融支持对于体育产业提升融资能力、应对风险、实现产业稳步发展，以及促进数字技术进步具有重要作用。4）市场需求与耦合协同发展水平的关联度为0.687 7，说明市场需求促使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加速耦合。近年来，数字竞技运动用户中近75％为“00后”“90后”。年轻人成为运动消费的主力军，运动被赋予了更多社交价值。而数字设备重塑了线下运动场景，能够满足年轻人的多元社交需求。

（4）企业竞争、体育科技财政支出对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1）体育企业竞争会影响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协同发展水平，但影响程度较弱。体育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激发其在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从而促使企业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改善经营管理、生产过程等。但竞争与合作并存，企业竞争应在宏观调控下良性发展。目前，体育企业数字化转型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同质化倾向，如，大部分运动类APP功能、定位相似，体育企业遭遇市场痛点。2）体育科技财政支出与耦合协同發展水平的关联度最低，说明2015至2019年间，政府对体育产业科技发展的财政投入对数字经济和体育产业的耦合协同发展水平影响相对较小。从国家体育总局科学技术支出占部门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比重来看，体育产业方面的科技投入占比较低，对于数字技术赋能体育产业并未发挥显著作用。从政策扶持力度来看，《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出“科技创新推进全民健身智慧化快速发展”，《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提及支持智能健身、虚拟运动等，但实际中，落实到财政支出上的支持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在探究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两个系统的耦合机理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科学测度了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系统间的关联性与协调性，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寻找影响二者耦合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促进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体育产业借助平台经济、协同经济、共享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化，由传统的垂直化、部门化结构转变为跨界运营、产业融合、价值共创的新结构；数字经济响应体育产业的发展需求，夯实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字要素精准化。随着数字经济兴起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推进，两者的耦合度持续高度相关，两个系统的协调度由刚开始的濒临失调逐渐发展为优质协调，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协同促进作用。但是，目前体育产业发展滞后于数字经济，即体育产业借助数字经济发展的能力仍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同时，为推动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协同发展水平的提升，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来探究各种因素对二者耦合协同发展水平影响的密切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规模、体育产业规模、数字经济规模、科技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支持、市场需求、企业竞争、体育科技财政支出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5.2 建议

5.2.1 提升体育产业数字化水平，加深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

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但是，目前体育产业发展滞后于数字经济。建议：（1）为满足多样化市场需求，扩容体育产业规模势在必行。基于需求端，以群众体育发展为牵引，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提升体育消费水平；基于供给端，增加政策供给，中和疫情消极影响给体育服务业带来的负面冲击，运用好冬奥遗产打造体育消费新空间。（2）提升体育产业发展的科技含量迫在眉睫。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发挥“专精特新”企业、冠军企业和瞪羚企业的科技牵引力是重要抓手。持续加大数字技术研发力度，加速体育产业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变。聚焦科技创新驱动，不断探索并提高数字体育产品的潜力与质量，深化数字技术在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用品业、体育健身休闲、体育教育培训等业态的分工与协同，保持企业活力与竞争力，培养新模式、新业态。

5.2.2 发挥财政金融要素引擎作用，助力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升级

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支持、体育科技财政支出等因素影响了耦合协同发展水平。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于新发展格局，在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新发展阶段，财政金融赋能体育产业和数字经济耦合发展十分必要。建议：（1）发挥财政拨款、体育彩票公益金、体育科技研发专项资金、政策性金融工具、绿色金融等支持与战略导向性作用，既满足体育产业数字化的资金需求，又引导多元化资本进入体育产业数字化领域;（2）创新投融资机制，撬动社会资本力量，鼓励以合资、独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投入体育产业数字化赛道;（3）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运用好北京证券交易所等平台，围绕普惠场景搭建、供应链建设等方面支持体育企业发展，为其提供直接、专业的财政金融服务。

5.2.3 强化体育市场主体功能，筑牢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发展根基

为了实现提高体育全要素生产率、体育资源最优配置的发展目标，促进体育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充分发挥体育企业的创新能力，进而提升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能力。建议：（1）根据体育企业实际情况和面临的市场机遇，选择合适的竞争战略;（2）明确目标市场、满足细分需求，实施有效的广告行为，既要客观宣传企业的产品（含服务），也要注重宣传的创意特色，塑造企业独有的品牌个性，提升顾客留存率;（3）用创新提升竞争力，通过与外部战略投资者合作推动创新，减少体育企业发展方向的同质化和单一性，为开发新的数字体育内容提供解决方案，同时，加强体育行业内企业间的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尤其是中小型体育企业可以通过资源整合提升竞争力，以期筑牢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耦合发展的根基。

参考文献：

［1］[JP2]KLINGR，LAMB R.IT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digital economies［J］.ACM SIGCAS Computers and Society，1999，29（3）：17-25.

［2］ LANEN.Advancing the digital economy into the 21st century［J］.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1999，1（3）：317-320.

［3］ [JP4]MILLERP，WILSDON J.Digital futures-an agenda for a sustainable digital economy［J］.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2001，8（3）：275-280.

［4］ KIMB，BARUA A，WHINSTON A B.Virtual field experiments for a digital economy：a new 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exploring an information economy[KG-*3]［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2，32（3）：215-231.

［5］ BARTEL AP，LACH S，SICHERMAN N.Outsourcing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a firm-level analysis［J］.CEPR Discussion Papers，2008（6731）：1-32.

［6］段明會.基于“互联网+”背景下体育场馆市场拓展与用户寻求的策略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14（6）：149-153.

［7］董芹芹，张心怡，沈克印.健康中国背景下“互联网+体育产业”发展的领域、趋势及策略［J］.体育文化导刊，2018，36（5）：74-78.

［8］谢经良，孙晋海，曹莉.大数据时代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对策［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5，39（4）：59-63.

［9］鲍明晓.以新时代改革开放，统领体育强国建设［J］.体育科学，2019，39（3）：13-18.

［10］孙立.体育应用人工智能的价值、困境与对策研究——李世石完败于AlphaGo的启示［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5）：98-101，105.

［11］李恒.互联网重构体育产业及其未来趋势［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6，40（6）：8-15.

［12］江小涓.体育产业发展：新的机遇与挑战［J］.体育科学，2019，39（7）：3-11.

［13］刘佳昊.网络与数字时代的体育产业［J］.体育科学，2019，39（10）：56-64.

［14］王奇，颜小燕.大数据时代我国体育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体育与科学，2016，37（1）：75-80，86.

［15］任保平，李培伟.数字经济培育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机制与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1）：121-132.

［16］魏源，程传银，韩雪.数字经济驱动体育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作用、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21（9）：73-78，85.

［17］张蕴萍，董超，栾菁.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5）：99-115，175.

［18］王娟.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素配置和战略选择［J］.宁夏社会科学，2019（5）：88-94.

［19］任波，黄海燕.中国数字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与模式［J］.体育学研究，2020，34（5）：55-66.

［20］沈克印，寇明宇，吕万刚.数字经济时代体育产业数字化的作用机理、实践探索与发展之道［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7）：8-21.

［21］罗宇昕，李书娟，沈克印，等.数字经济引领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多维价值及推进方略［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2，39（1）：64-72.

［22］李露.动态耦合视角下金融供给侧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12）：95-101.

［23］许嘉禾，孙晋海.体育产业与金融供给协同演化：理论与实证［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0，35（6）：672-678.

［24］康露，黄海燕.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测度与综合评价——以上海市为例［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48（1）：55-63.

［25］黄圣方，金开云，史青春，等.關于我国体育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的初步研究［J］.浙江体育科学，2000，22（1）：2-6，24.

［26］林显鹏.关于建立我国体育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的研究［J］.体育科学，2000，20（4）：1-5.

［27］ MEEK A.An estimate of the size and supported economic activity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J］.Sport Marketing Quarterly，1997，6（4）：15-21.

［28］包海丽.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与动态分析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9，39（3）：16-22.

［29］ [JP2]徐清源，单志广，马潮江.国内外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研究综述［J］.调研世界，2018，4（11）：52-58.

［30］葛和平，吴福象.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J］.南京社会科学，2021，32（1）：24-33.

［31］李亚波，崔洁.数字经济的出口质量效应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22，（3）：17-32，134.

［32］韩兆安，赵景峰，吴海珍.中国省际数字经济规模测算、非均衡性与地区差异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8）：164-181.

［33］范鑫.数字经济与出口：基于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21，40（2）：64-76，135.

［34］廖重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热带地理，1999，20（2）：76-82.

［35］丛晓男.耦合度模型的形式、性质及在地理学中的若干误用［J］.经济地理，2019，39（4）：18-25.

［36］盛彦文，马延吉.区域产学研创新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及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7，37（11）：10-18，36.

［37］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7）：130-144.

［38］王永明，马耀峰.城市旅游经济与交通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以西安市为例［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9（1）：86-90.

［39］白宇飞，杨松.我国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时代要求、价值体现及实现路径［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5）：7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