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茹，董小君，许诗源，秦 梦

（1.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89；2.青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0 引言

考察省域经济韧性水平以及时空格局演变规律对于推动经济韧性协调发展、提升整体水平、缓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韧性”最初是一个物理学概念。进入21 世纪后，经济学界开始将这一概念引入研究范畴[1]。学者们对经济韧性的定义主要包括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方面。国外学者更加强调恢复力，认为经济体在遭受外部冲击时会逐渐由内而外地恢复自身发展，这种恢复能力就是经济韧性所衡量的能力[2,3]。相对而言，国内学者则更倾向于以抵抗力来衡量韧性，普遍认为“经济韧性”应当被描述为经济体抵抗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性和防御外部风险渗透的能力[4,5]。本文认为“抵抗力”与“恢复力”是同一能力的两种体现形式。经济韧性既要涵盖抵抗力、恢复力，还要包括“再组织能力”与“更新力”，概括而言可以表述为“经济体系应对外部冲击时抵御和恢复的能力，以及冲击过后对生产要素再配置、重新规划发展路线的能力”[6]。区域韧性水平的测度方法包括指标体系法、单一指标分析法、一般均衡模型法和预测模型法。指标体系法应用最早，一些国外官方或民间智库组织会倾向于采取指标体系法，如英国地方经济战略中心（CLES）、奥雅纳工程顾问（ARUP）、英国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等；选择单一指标进行分析是以某个经济体受到冲击前后的某一核心变量的变化作为衡量经济韧性的指标，所选取的通常为就业人数、地区生产总值两种变量[7]，但是单一指标法不能进行全面性的度量；构建一般均衡模型来测度地区经济韧性时，在模型假设以及参数确定方面仍存在较大的障碍；预测模型方法出自Martin 等（2016）[8]的研究设计，该研究从四个维度出发，根据经济体在遭受外生性冲击之后的全样本平均总产出增长率的变动来对各个组成部分的产出增长率进行预测。然而，这种方法在本文所采用的省域层面并不适用。综上，本文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我国各省份的经济韧性，并进行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1 研究设计

1.1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选取了“一揽子”指标体系法来测度省域的经济韧性水平，该方法主要参考了Martin（2012）[9]总结出的四个测度经济韧性水平的分析维度，即“抵御与吸收外部冲击的能力”“冲击后的经济恢复速度与程度”“重新整合内部资源并调整自身结构以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以及“区域经济路径的创造能力”。此外，还参考了Cowell（2013）[10]、Bristow（2010）[11]的研究，并结合赵剑霆等（2022）[12]的方法进行研究。下页表1 为我国省域经济韧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劳动力质量、储蓄规模、经济结构、就业状况等方面，选取了教育支出、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第二产业占比以及失业人数作为衡量抵御冲击能力的指标。同时，在衡量冲击恢复能力的指标中，本文加入了有关旅游业发展以及科技发展水平的变量。在冲击过后，这些发展优势可以帮助某些地区更快地恢复自身运转。本文所选取的适应新环境能力以及区域经济路径创造能力的指标与创新水平有关，创新能力是维持经济韧性水平的重要基础，也是构成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一环。

表1 省域经济韧性水平指标体系

1.2 数据来源处理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04—2020 年我国30 个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的经济韧性水平进行测度。在合成分析时所用到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万得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官网、各省份统计年鉴，并且对各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定基化处理，以保证量纲统一。主成分分析法是由IMF 推荐的国内外广为采用的降维方式之一，这种方法简单实用，可以以投影的方式来实现多维数据的降维合成，并且可以尽量做到减少分析过程中的数据信息的损失。

2 实证结果分析

2.1 省域经济韧性水平的测度

经过降维合成得出2004—2020年我国省域经济韧性水平结果，图1至图3分别汇报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经济韧性水平走势。根据测度结果可知，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韧性存在差异。降维结果中出现负值是因为主成分分析降维方式的特殊性，每一年度降维结果从大到小的序列都能说明区域经济体系从韧性较强到相对较弱的排序。东部地区经济韧性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三大地区内各省份之间经济韧性水平的差异也较大。综合来看，我国整体经济韧性水平的平均走势近年来呈现稳定增加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各省份经济韧性水平的快速提升对于整体韧性水平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同时，东部地区的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省份经济韧性水平一直较高，究其原因，这些省份生产资源富集度较高，产业链完整，无论是产业多样集聚还是专业集聚水平都位居全国前列，生产技术领先，创新水平较高，高新技术产业发达，这就使得其更具备通过要素重组来吸收冲击的能力。

图1 2004—2020年东部地区各省份经济韧性水平

图2 2004—2020年中部地区各省份经济韧性水平

图3 2004—2020年西部地区各省份经济韧性水平计算结果

样本初期我国对外贸易中超过七成的商品供过于求，对国际市场与投资增长的依赖度较高，并且重要能源、原材料、土地等关键生产要素难以适配高速增长的投资需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之下，我国经济结构中更深层次的矛盾初显。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整体宏观经济运行造成巨大冲击，对产业结构、金融稳定性、消费者预期等一系列经济因素带来众多不利影响。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作为首个直面疫情冲击的国家，依靠完善及时的应对措施以及自身经济坚实的韧性一步步走出难关。在一系列大事件的影响之下，我国整体经济韧性一直稳步增长，并未因为遭受外部冲击而产生较大的波动。尽管内生性的结构性因素以及外来的冲击性因素都是造成经济韧性水平波动的原因。但是本文的测度结果表明，内生性的结构性因素对区域经济韧性水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外生性的冲击则可以检验各地区的经济韧性水平，当外来冲击影响到区域内产业结构时就会影响经济韧性水平，2004—2020年外生性冲击并未对我国经济韧性水平造成显著影响，我国整体经济韧性水平也在内生性产业结构调整中稳步提升。

2.2 省域经济韧性水平动态演进分析

本文将我国省域经济韧性水平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层级，采用四分位法，最终得到四个层级分别是：“高质量”发展层级（I＞0.85527）、“中高质量”发展层级（-0.65722＜I≤0.85527）、“中低质量”发展层级（-1.60838＜I≤-0.65722）以及“低质量”发展层级（I≤-1.60838）。运用MATLAB 2018软件运行出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省域经济韧性水平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运算结果

表3 三类空间权重矩阵之下莫兰指数计算结果

根据表2可知，一年之后省域经济韧性水平发展在四个层级上仍然维持原有层级的概率，处于高质量发展层级时为0.74043，处于中高质量发展层级时为0.69522，处于中低质量发展等级时为0.66520，处于低质量发展等级时为0.73011，不同等级维持原有位置的概率均超过了60%，甚至低质量等级与高质量等级都超过了70%，表明研究期内省域经济韧性水平发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当经济韧性水平原本位于高质量发展层级时，其稳定性最高，位于低质量发展层级时的稳定性则稍低于位于高质量发展层级时的稳定性。但无论是高质量发展层级还是低质量发展层级，都显著优于位于中高质量发展层级以及中低质量发展层级时的发展稳定性。位于其他不同的发展层级时也有一定的概率向上发展，在一年之后，原本位于中高质量发展层级的省域向上跃迁一个层级的概率为0.21146，原本位于中低质量发展层级的省域向上跃迁一个层级的概率为0.26804，原本位于低质量发展层级的省域向上跃迁一个层级的概率为0.26799，均位于20%～30%。进一步观察发现，当省域经济韧性水平处于中高质量发展层级之上时，其向上跃迁一个层级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向下跌落一个层级的概率，位于中低质量发展层级时也是如此。这可以解释为，当某个省域中的经济韧性水平位于中高质量发展层级或中低质量发展层级时，在统计学上该省域经济韧性水平在下一年中增加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减弱的概率。此外，原本处于高质量发展层级的省域也存在着一定的被削弱的概率，甚至还会有一定的可能性直接跌入低质量发展层级。基于各省域发展条件以及资源禀赋的角度来看，广阔的内需市场和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也会为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空间，这也为省域经济韧性不断增强提供了条件和基础。从整体上来看，研究期内省域经济韧性水平发展具有稳定性特征。

2.3 区域差异与结构分解

图4为东、中、西部地区组内差异以及整体组内差异、三大地区组间差异、总体差异的走势，同时汇报了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对于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可以看出，我国东部地区各省份经济韧性水平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差异性，这种发展差异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组内差异在2015 年之后出现了剧烈上升，中部地区的组内差异则相对稳定。究其原因，东部地区多为沿海发达省份，对于由产业结构所决定的经济韧性水平而言，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得益于原有产业结构和新动能发展带来的高度经济抗压能力，一直处于区域经济韧性水平中的首要梯队，尽管东部地区的其他省份也有较高的GDP水平，但是有时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道路难以实现高水平的经济韧性。以山东为例，山东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全部41 个工业大类的省份，在多个生产领域中都具有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生态，这也是山东经济能够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初就实现“逆行”而上的韧性基础。而与之不同的是，西部地区内部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异，四川、重庆等虽身处内陆，但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相对而言，甘肃、宁夏、青海等则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省份。西部地区不同省份之间原本的市场发育程度和产业集聚模式差别较大，2015 年全国掀起“双创”大潮之后，先进省份的经济结构转型速度进一步加快，经济韧性水平也得到了率先发展，同时也放大了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差异。容易形成产业链的跨区域交流，也更便于实现生产材料、生产设备、劳动力、产品、高端人才、科研成果等的有效沟通，从而直接促成了地理位置邻近区域之间经济韧性水平发展互相促进的格局，而对于单纯的经济发展条件相似的地区而言，这一点则较难以实现。具体来看，在空间地理权重矩阵之下，莫兰指数的取值始终介于0.01～0.30，变动程度不大，但整体上出现明显下降态势，说明各区域中经济韧性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不断减弱，这也与各地产业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有关。

图4 2004—2020年区域经济韧性水平各类差异走势图

进一步考察我国区域经济韧性水平发展的空间聚集状态有利于深入理解这种空间正向自相关性特征，因此本文采用莫兰散点图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并且使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1）作为描绘莫兰散点图时所用到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对30个省份进行数字编号以方便观察。所有观测序号如表4所示。

表4 各省份对应地区与编号

运用Stata 软件，分别描绘出我国2004 年、2012 年、2020 年各省份经济韧性水平的莫兰散点图（图略），以此进一步分析其空间自相关特征的演变规律。研究期内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超过一半的省份都处于第三象限内，即分布状态属于“低-低”聚集型，当某一省份的经济韧性处于较低水平，那么其周期区域内的经济韧性水平也处于较低水平。尽管我国各个区域之间经济韧性水平发展的正向聚集特征明显，但仍然有小部分省份长期处于第二象限或第四象限之中，表现出“高-低”聚集型或者是“低-高”聚集型的特征。若所观察的省份落入第一象限，则表明区域经济韧性水平呈现“高-高”聚集型的特征。进一步观察发现，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长期位于第一象限，这些省份也大多是前文中所提到的产业结构相对优化的东部地区经济领跑省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如此一来对周边区域的正向溢出效应也尤其显著。除此之外，大部分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省份都长期处于第三象限之内，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凸显，亟须进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以及新发展动能与制度性改革。

2.5 时间演进分析

本文在核密度估计结果中，分别汇报东、中、西部地区三组样本的分组核密度估计曲线，如下页图5 至图7 所示。限于篇幅，本文选取2006 年作为核密度估计的开端。经济韧性相关政策在我国国内自2014 年才相继提出，并且2006—2020年已经涵盖了15年的时间跨度，足以准确地观察出核密度估计结果的特征。根据图5可知，我国东部地区各省份区域经济韧性水平的核密度分布曲线的主峰逐年向右移动，主峰宽度逐渐增加，意味着东部各省份之间经济韧性发展的不平衡性逐渐放大，这与先前泰尔指数的运算结果相符合。在起步时期，建设韧性经济体的进程出现区域性不平衡现象几乎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根据莫兰指数的计算结果，韧性水平高的地区可以通过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相邻区域进一步提升自身经济韧性水平，并且经济领先地区在建设起自身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优化产业结构时所得到的实践经验可以为经济相对落后区域起到良好的示范效果，相对落后省份可以从其中汲取到众多建设更具韧性经济体系的宝贵经验。图6 显示，我国中部地区的核密度分布曲线的主峰位置移动速度更快，主峰宽度也迅速增加，发展的不平衡性增加得更快，甚至比东部地区更加明显。尽管本文所截取的时间范围有限，但这种不平衡性还是充分印证了泰尔指数的运算结果，从而进一步说明了我国中部地区内部巨大的经济韧性水平差异，中部地区中既有湖北、湖南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领先的省份，又有黑龙江等经济发展动能相对较弱的省份。根据图7中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西部地区核密度曲线的变化过程与中部地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总体来看，在我国经济结构深层次调整的大背景之下，经济韧性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性问题凸显，未来应当对其进一步加强关注。

图5 东部地区核密度估计结果

图6 中部地区核密度估计结果

图7 西部地区核密度估计结果

2.6 收敛性检验结果

本文引入变异系数法来进一步探讨我国各省份2004—2020 年经济韧性水平发展的σ收敛性规律。图8 呈现了全国整体和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韧性水平变异系数演进的动态变化趋势。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全国整体和东、中、西部地区各年份经济韧性水平的均值各不相同，因此，需要采用标准差与各自均值的比值来计算变异系数。由图8可以发现，全国整体变异系数与东、中、西部地区各个部分的变异系数在波动中趋近于收敛。尽管历年来东、中、西部地区的变异系数产生了较大的波动，但是在整体趋势中仍然产生了一定的趋同性。这种强烈的波动性特征与前文中泰尔指数与核密度估计的结果也相符合。自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经济体系自身的韧性建设也成为当前重要的发展任务之一，由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所导致的收敛性不足、趋同性较低的特征将会在进一步发展中被妥善解决。在未来应当更加注重对区域性经济韧性水平发展不平衡的关注度，尤其是要重点关注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韧性水平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

图8 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韧性水平变异系数演变趋势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构建了我国省域经济韧性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基于2004—2020 年30 个省份的经济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省域的经济韧性水平。进一步对省域的经济韧性层级的动态演变特征、区域发展差异性、空间自相关特征等时空格局演变规律进行了系统性描述。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省域经济韧性水平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不平衡性，大体上呈现“东强西弱”的特征；第二，我国省域经济韧性水平均具有一定的发展稳定性，位于任何一个发展层级时都具有向上发展的概率，经过一年时间，之前低质量发展等级向上跃迁一个等级的概率最大；第三，多年来我国省域经济韧性水平发展差异较大，不管是总体差异还是组内差异都有走高的趋势，并且相对于组间差异而言，组内差异对总体差异具有更高的贡献率，发展不平衡问题显著；第四，对于空间地理位置邻近的区域而言，经济韧性发展会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第五，根据核密度估计的结果，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韧性水平发展的不平衡性出现了逐年放大的态势；第六，根据变异系数法的实证结果，我国整体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变异系数都存在一定的统计学上的收敛性规律。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提升我国省域经济韧性水平。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整体韧性，经济韧性不仅是适应国际经济环境动荡、抵御国外风险冲击、维持国家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还是我国进一步实现从经济高速增长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稳定过渡的现实保障。进一步增强经济韧性水平是新发展格局下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我国各省份应当进一步加大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规模，积极扩大高水平人才的引进工作，提升省内就业水平，优化就业机构，从而增强区域经济体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第二，加大对区域间经济韧性水平不平衡性问题的关注，尽力解决各区域经济韧性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本文的实证结果多次证明了多年来我国各个区域之间经济韧性水平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我国建设韧性经济体系之路任重道远，尽管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在原有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背景之下出现这类问题在所难免。为此，应当进一步因地制宜地优化产业整体布局以及各地产业布局。对于我国东部地区来说，应当进一步兼顾多样化产业集聚与专业化产业集聚之间的平衡发展，与此同时还应当主动对新兴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规模性迁移做出适当引导，以助力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活力的进一步释放。中西部地区的相对落后省份应当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交通运输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自身发展优势与地域特征，加快特色产业专业化集聚水平，稳步推进区域经济韧性水平的逐渐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