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新,朱雨嫣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绿色发展”“高水平开放”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内容,擘画了“十四五”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高质量发展和贸易强国加快建设的战略蓝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粗放式发展模式取得了世界经济发展奇迹,2022年经济总量约为121.02万亿元,货物贸易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42.07万亿元),比2021年增长7.7%,外贸驱动力依旧强劲。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化石能源并产生了较为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其中,碳排放量激增问题尤为突出。根据2021年《中国生态环境公报》可知,我国337个地级市中,40.1%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可以看出,我国城市碳排放问题不容乐观[1]。城市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动力来源。我国依靠“两头在外”的外贸驱动模式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并形成“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现状。随着外部经贸环境日益复杂,国内区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严重影响着城市经济发展效率。回溯历史,我国通过粗放式对外开放推动了城市发展(比如城市规模、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但“三高一低”的工业主导模式导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碳排放),这将严重制约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世界庄重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党中央指出要将环境政策与贸易政策相结合,用最严密的法治来保护生态环境,并提出“3060碳达峰碳中和”这一顶层设计。目前,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和手段不断收紧和完善,从“双碳”目标到“低碳城市试点”,再到企业碳减排监管和主动披露,我国的环境规制正逐步形成从点到面、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模式,通过环境规制政策创新来有效缓解和扭转贸易型碳排放问题,已然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可以预见,当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如何通过环境规制政策体系的优化,实现高水平开放和城市低碳减排高效并行,将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和强国建设进程中的必答题。因此,探讨环境规制制度的建立究竟会对贸易型碳排放效应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实现“贸易强国”以及“低碳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梳理

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机制是近年来国际经济领域理论与经验研究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与我国有关的现有文献主要基于对外开放(外贸和外资)影响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城市碳排放行为展开研究[2-3],并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传统外贸驱动的开放模式在引致国内部分地区和产业的贸易额快速增长的同时,存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负面效应,这与新形势下国家“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基于此,本研究将重点围绕城市层面的环境规制和贸易型碳排放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与之相关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2支,分别是贸易型碳排放问题以及环境规制对其影响的机制研究。

就贸易型碳排放问题这支研究而言,大致分为贸易有害、贸易有利以及贸易中性3类结论。贸易有害论认为贸易开放会导致开放主体(国家、地区和城市等)的碳排放量增加,其中最具代表性理论是“污染天堂假说”[4]和“向底线赛跑假说”[5]。前者是指由于发展中经济体的环境标准较低,在贸易开放和国际分工转移背景下,相关国家、地区以及城市的经济发展更多是依靠污染密集产业出口,这就导致贸易开放往往伴随着碳排放量的增加。后者是指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开放主体为了维持或增强国际竞争力,会通过降低环境标准进而降低贸易、投资和交易成本,这种“规则倒退”的做法会放大贸易型碳排放问题。与贸易有害论不同的是,贸易有利论认为由于企业主体碳排放的差异效应、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等,贸易开放整体上起到碳减排的作用。从技术促进效应出发,Grossman 和 Krueger[6]认为贸易结构转变大多伴随着技术进步的正面效应,这种效应可以抵消经济增长对环境恶化的负向效应。同时,由于出口企业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具有更低的碳排放强度[7],因此,贸易开放会通过提高出口企业的技术助推碳减排。此外,贸易中性论认为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总效应取决于3种分解效应的强弱关系,即结构效应(结构效应是指我国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贸易结构会导致过度开发能源,从而导致碳排放增加[8])、规模效应(规模效应指的是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张,出口产品的生产和运输都会需要更多的资源和能源,从而对碳排放产生消极影响[9])和技术效应(技术效应指的是出口贸易使得本国企业以及本国产品走向外国市场,从而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产品交流学习,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本国企业通过“干中学”来提高绿色生产技术和环保意识,由此对碳排放产生积极作用[10])。其中,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都与碳排放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效应与碳排放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上述结论基本达成共识,但每种分解效应的具体结果存在差异,进而导致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总效应尚无统一定论。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支研究是环境规制对贸易型碳排放效应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11]以及对贸易型碳排放效应的作用机制[12]。就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而言,一方面,环境规制会对企业经营活动形成约束,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进而降低企业出口规模;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会起到倒逼创新的作用,企业为了更好地应对环境规制约束,通过技术创新、生产转型等方式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复杂度,康志勇等[13]、孙天合和张旭[14]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角度进行研究均得出相似的结论。基于环境规制应体现出政策目标性,故部分文献从成本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等维度,就环境规制对贸易型碳排放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为应对环境规制的强制性约束,贸易企业会增加在节能减排、绿色转型等方面的研发投入,进而通过“抵消效应”和“补偿效应”有效降低碳排放[15];二是贸易开放使得发达经济体的先进技术向发展中经济体溢出,倘若发展中经济体的环境规制强度在一个合理区间内,也会使得“碳排放”领域的技术溢出(或学习)效应发挥作用,即在合理环境规制下,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碳减排压力才会使其主动利用学习效应,学习贸易带来的清洁技术和经验,进而有利于减少碳排放[16];三是环境规制会对企业产生促进竞争或淘汰效应,即环境规制会抬高市场进入门槛,导致生产效率较低、污染较严重的企业退出市场,进而使得留存企业整体的生产率和碳减排能力提升。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启示和进一步研究的可能:一是现有研究大多聚焦出口贸易单一维度,对进口贸易以及对外贸易关注不够;二是自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流行以来,企业微观主体成为了重要的研究对象,但是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碳减排的重要阵地[17-18],研究城市层面的环境规制对贸易型碳减排效应的影响是对微观层面的有益补充。另外,基于城市层面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更能够满足“双循环”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等战略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本文将利用我国2006—2019年27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从环境规制角度研究贸易开放与城市碳减排之间的影响机制,旨在从城市层面回答“贸易开放具有怎样的碳减排效应”“环境规制对上述效应有何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这3个问题。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将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对企业微观主体研究的有益补充,还能够对区域协调发展进行分析,使之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政策指导作用。二是重点关注贸易开放,一方面拓宽了现有文献大多关注出口贸易单一维度,更符合“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另一方面,强调对外贸易整体对经济的作用,更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三是更为丰富的研究方法,运用调节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贸易型碳排放效应的影响机制,拓展了现有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城市区域划分、城市类型(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企业密集程度)、低碳城市试点(低碳试点城市/非低碳试点城市、试点时间)等多维度进行异质性检验,为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建议的提出奠定了研究基础;基于结构效应、规模效应以及技术效应,就环境规制对贸易开放的碳减排效应进行了机制检验;利用系统GMM模型探讨贸易与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关系,有效处理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余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贸易型碳排放效应以及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提出3个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实证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第四部分基于上述机制,进行基准检验、稳健性检验以及异质性检验;第五部分则包括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影响机制检验以及系统GMM方法检验内生性问题;最后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基于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理论机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理论机制以及贸易开放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这3个方面进行理论机制的梳理并提出假说。

(一)贸易开放对碳排放影响的理论机制

本文将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3个方面探讨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对于资源的需求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大量资源被开采利用,造成过度的资源浪费,导致碳排放增加[19];贸易的发展使得国家间产品进行专业化分工,我国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因此通过国家间的贸易分工,我国将生产更多的资本密集程度高的工业制成品,从而减少其他产品的生产[20];国家间贸易带来更多的外国优势企业进入从而挤占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因此本土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形成的竞争会促使本土企业主动学习和模仿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降低地区的碳排放水平。因此不难看出,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取决于3种效应之间的强弱关系。由此,可以得到第一个假说。

H1:贸易开放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影响,但究竟是正向的促进作用还是负向的抑制作用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

(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理论机制

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碳排放量。首先,环境规制会在增加污染密集型企业所需要的资本、提高商业运营的难度以及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等方面设置壁垒,使得市场企业实现优胜劣汰,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减少碳排放;其次,根据“波特假说”,适当的环境规制会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由此带来的技术水平的提升会提高资源利用率进而有效降低碳排放量[21];最后,东道国宽松的环境规制会引入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会带来更多低碳、绿色技术经验。通过吸取这些经验,有利于促进本土企业环保技术提升,这与“污染光环假说”结论一致。由此,可以得到第二个假说。

H2:环境规制会推动碳减排,即环境规制收紧整体上会降低碳排放。

(三)环境规制与贸易开放的交互项对碳排放的影响

环境规制通过成本效应、竞争效应以及技术溢出效应影响贸易开放进而倒逼地区碳减排。一方面,环境规制收紧会增加企业的合规成本,企业为了弥补环境成本内化形成的损失会扩大研发投入经费投入,一国的产业部门凭借科技优势积累各种资源,促使生产规模扩大、产品质量提升,使得贸易开放向绿色方向转型进而缓解碳排放压力;另一方面,在外国优势企业竞争压力以及准入门槛提高的双重影响下,本土企业会自主学习清洁生产技术,“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也会被淘汰,整体上提高东道国的贸易技术水平从而有效降低碳排放[22]。由此,提出第三个假说。

H3:环境规制对贸易开放的碳排放效应具有反向调节作用,即环境规制与贸易开放的交互项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三、模型、变量和数据

(一)模型设定

参照Wang等[23]、高鹏和岳书敬[24]的做法,考虑环境规制对贸易型碳排放效应的影响并加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能源消费量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nCit=α0+β0Traderait+β1ERit+β2Traderait×ERit+γControlsit+εit+μi+σt

(1)

其中,lnCit指的是第t年i市的碳排放水平,Traderait指的是第t年i市的贸易开放度,ERit指的是第t年i市的环境规制水平,Traderait×ERit指的是贸易开放度与环境规制水平的交互项,用来说明环境规制对贸易型碳排放效应的影响,γ为控制变量系数,Controlsit表示相关的控制变量,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2.核心解释变量。贸易开放度(记为Tradera):用当年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来衡量各地级以上城市的贸易开放度。为了方便计算,将进出口贸易额按照当年的汇率换算成亿元。

3.调节变量。环境规制水平(记为ER):借鉴任晓松等[25]的做法采用单位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SO2排放量以及烟尘排放量这3类指标计算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首先,如式(2)所示:

(2)

4.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记为Urban):借鉴刘鹏凌等[26]的做法,采用当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城市进程加快在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会导致对能源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导致碳排放增长;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快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绿地建设促使政府更加重视低碳经济的发展从而提出更多的环保措施抑制碳排放增加。具体数据来源于国研网及EPS数据库。

产业结构水平(记为Ind):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地区产业结构水平。产业结构一方面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还反映了能源结构的变化趋势。工业产业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来源,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计算所需的数据均来自于EPS数据库。

能源消费量(记为lnEnergy):碳排放主要是由能源消耗引起的,能源消费量越高,碳排放水平也就越高。考虑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能源消耗量进行取对数处理。

金融发展水平(记为Fna):借鉴赵军等[27]的做法,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发展通过减少信贷约束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大件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形成总量的扩张,这意味着更高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另一方面,金融发展会带来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使得单位GDP能耗下降,或是生产更多的替代性产品来实现碳减排。计算所需的数据来自于EPS数据库、各地级市历年的统计年鉴。

5.机制变量。在此次实证研究中,参考Grossman 和 Krueger的相关研究,将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作为机制变量引入。

规模效应(记为lnGDP):地区碳排放量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及发展规模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引入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规模效应的衡量指标。计算所需的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库。

结构效应(记为Iss):碳排放受产业结构的影响较大,因此,利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来衡量贸易的结构效应,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库。

技术效应(记为Tfp):碳排放量受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大,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平,生产单位产值所使用的资源以及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碳排放量也比较少,因此,引入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技术效应。主要通过构建DEA模型,利用DEAP软件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投入指标选择资本和劳动力,分别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地区从业人员表示;产出指标以各市GDP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EPS数据库。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了使模型更具稳健性,剔除数据缺失的地级市相关数据。选取2006—2019年我国277个地级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1可知,各地区贸易开放度差异较大,这可能与地理位置和国家政策有关;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与环境规制水平差异也比较大,这说明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以及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力度和实施效果不同。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采用双向固定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2。表2中第(1)列只引入了贸易开放度这个变量。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我国贸易开放确实会导致碳排放的加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污染天堂假说”。表中第(2)列引入了贸易开放以及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能源消费量、金融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结果显示,贸易开放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除金融发展水平系数显著为负以外,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中第(3)列加入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可以看出,环境规制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水平具有负相关关系,且贸易开放度与环境规制交乘项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环境规制确实有利于减少贸易型环境污染。这是因为一方面,环境规制会带来“竞争效应”,贸易使得外国优势企业挤占本国市场,促使本土企业在提高自身生产能力的同时重视对清洁生产的应用以提高其市场份额;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外国优势企业进入本国市场会带来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本土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又会促使其主动利用先进技术,从而整体上减轻本国的环境压力。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表2中后两列均加入了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能源消费量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在各列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因为城镇化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基础设施建设,这会加大对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的需求,从而加剧碳排放。产业结构水平以及能源消费量对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其原因在于:根据数据显示,近3年来,国内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等化石能源占比近60%,这种能源结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清洁能源的开发和推广,限制了中国能源结构优化和低碳经济发展的步伐。因此,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优化匹配,我国应推动清洁能源消耗占比,大力发展光伏发电以及推广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使用。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地抑制碳排放。究其原因,一方面,金融发展可以促使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合理配置各种生产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吸引投资,为低碳技术的研发提供足够的资金,实现低碳发展。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强度作为调节变量对贸易型碳排放效应的影响以及城镇化水平、能源消耗量等控制变量与碳排放的关系,本文借鉴宁烨等[28]和邓慧慧和杨露鑫[29]的做法,采取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更改样本区间2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表3中前两列中用人均碳排放量替换碳排放总量。结果显示,除金融发展水平显著性有所降低之外,其他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以及交互项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均符合预期且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3中后两列采取更改样本区间的方式,考虑到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殊性,剔除4个直辖市后再次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交互项以及控制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因此,总体来说,模型稳健性较好。

(三)异质性检验

1.分地区划分异质性。为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地级以上城市贸易型环境污染是否会由于城市所属地区的不同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将样本中的城市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环境规制政策效果不仅在东中西部地区有所差别,而且由贸易引起的环境污染程度在各地区也是不同的。贸易型环境污染在东部地区的影响较大,而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存在除贸易之外的其他重要因素导致了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另外,从表4中可以看出,环境规制政策在西部地区的实施效果较好,而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效果并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工业企业分布有关,我国重化企业大多分布在西部地区,这相对来说便于统一管理,环境规制政策易于实施,达到碳减排的效果。相反,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相对较高,产业链较为完整,“隐形部门”存在的可能性较大,而环境规制受“隐形经济”(隐形经济指有意隐藏,或在标准的数据统计系统中逃避衡量和难以衡量的经济活动。隐形经济活动大致分为地下生产、非法生产、非正规生产、最终自用的家庭生产以及由于数据手机系统的缺陷而被忽略的生产这5类)的影响难以发挥作用。

表4 分地区检验结果

2.分城市类型划分异质性。为验证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地级以上城市贸易型碳排放的影响是否会由于城市类型的不同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本文根据地级市能源消耗量及企业密集度将城市划分为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企业密集型城市与企业非密集型城市并依次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分城市类型异质性分析结果

贸易开放对于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市的影响均显著,但在非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贸易型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显著,在资源型城市反而不显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自《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以来,我国着重关注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方针建设。《规划》的实施使得环境规制力度收紧倒逼企业进行生产技术的改革与创新进而有效降低了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水平[30]。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型城市有效实现转型,此时利用环境规制降低贸易型环境污染显然作用不大。因此,要加大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示范作用,注重高新技术和服务业的发展。此外,从表5的后两列可以看到,环境规制对企业非密集型城市的贸易型环境污染抑制作用显著,但对企业密集型城市的作用并不大,这可能是由于企业密集型的城市大多属于发达地区,对于环境保护关注时间较早且环境保护政策和实施体系较为完善,而企业非密集型城市大多属于不发达城市,环保意识和体系较为薄弱,环境规制更能发挥出效果。

3.分时段划分异质性。2010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碳减排。因此,本部分将总样本划分为低碳试点城市(低碳试点城市:天津市、重庆市、深圳市、厦门市、杭州市、南昌市、贵阳市、保定市、北京市、上海市、石家庄市、秦皇岛市、晋城市、呼伦贝尔市、吉林市、苏州市、淮安市、镇江市、宁波市、温州市、池州市、南平市、景德镇市、赣州市、青岛市、武汉市、广州市、桂林市、广元市、遵义市、昆明市、延安市、乌鲁木齐市、乌海市、沈阳市、大连市、朝阳市、南京市、常州市、嘉兴市、金华市、衢州市、合肥市、淮北市、黄山市、六安市、宣城市、三明市、吉安市、抚州市、济南市、烟台市、潍坊市、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郴州市、中山市、柳州市、三亚市、成都市、玉溪市、安康市、兰州市、西宁市、银川市、吴忠市,共67个城市),以及非低碳试点城市( 非低碳试点城市包括除低碳试点城市之外的其余210个城市)2个子样本,并在低碳城市子样本的基础上进行再次划分为2006—2009年以及2010—2019年2个子样本,以便考察“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有效性以及不同时间段的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以及贸易开放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于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6。表中前两列分别是低碳试点城市以及非低碳试点城市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低碳试点城市相较于非低碳试点城市来说,环境规制的增强显著降低了贸易型的碳排放水平。这很好地证明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有效性。表中后两列分别代表低碳试点城市2006—2009年和2010—2019年2个时间段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行后,低碳试点城市环境规制对贸易型碳排放水平的抑制作用变得更加显著。

表6 分时段异质性

五、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综合上文分析可知,贸易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来影响地级以上城市的碳排放,因此,采用调节效应模型综合考虑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的调节效应以及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能源消费量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对碳排放的影响,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

lnCit=α0+ω1Traderait+ω2lnGDPit+ω3Traderait×lnGDPit+γContralsit+μi+σt+εit

(3)

lnCit=α0+η1Traderait+η2Issit+η3Traderait×Issit+γContralsit+μi+σt+εit

(4)

lnCit=α0+φ1Traderait+φ2Tfpit+φ3Traderait×Tfpit+γContralsit+μi+σt+εit

(5)

其中,α0是常数项,ω1,2、η1,2和φ1,2是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ω3、η3和φ3分别是交互项的回归系数,γ是控制变量回归系数,μ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σ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关于贸易开放影响碳排放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的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影响机制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出,贸易开放与规模效应的交互项并不显著,这说明我国目前通过贸易规模来实现碳减排的政策作用并不显著。由结构效应的作用机制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升级能有效缓解贸易型碳排放压力。由技术效应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可知,技术效应能够显著地抑制贸易型环境污染,因此通过高水平贸易开放,借助技术效应能够有效地实现碳减排。

(二)内生性问题

借鉴Blundell等[31]提出的动态系统GMM方法来处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具体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动态面板分析

从表8可以看出,在使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时,AR(2)被接受,表明动态面板模型原序列二阶序列相关的假设成立,因此得到的估计量是一致的。同时Hansen检验的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有效,因此,动态面板回归使用的两步系统GMM估计有效。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动态回归模型中,碳排放滞后一期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其排放在时间上确实具有连续性,也证明了动态模型使用的合理性。贸易开放水平与碳排放量是正相关的关系,环境规制与碳排放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贸易开放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贸易型环境污染。上述结论与静态面板回归分析中的结果一致,但是动态回归模型中的系数绝对值相对来说大于静态模型,这说明未考虑动态因素和内生性因素时的估计结果可能使回归系数略微下偏,导致静态分析结果出现偏误。此外,在使用两步系统GMM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可以看出产业结构水平和能源消费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城镇化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符号虽然并无变化,但是却变得不显著。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我国277个地级市2006—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调节效应检验环境规制对贸易型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引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能源消费量及金融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基于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贸易开放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但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减轻贸易型碳排放问题;第二,碳排放水平还会受到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能源消费量及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能源消费量会增加碳排放,但是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于抑制碳排放具有显著作用;第三,异质性检验发现,分地区来看,环境规制对贸易型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呈现出“东弱西强”特征,分时间段来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后有效抑制了贸易型碳排放水平;第四,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规模效应对贸易型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贸易型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显著;第五,动态GMM的研究结果表明,地区碳排放水平具有惯性特征。

(二)政策建议

1.激发贸易潜力,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目前,我国贸易结构仍以工业制成品为主,高技术产品以及服务贸易发展比较薄弱,因此需要改善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形成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以减轻碳排放压力。同时,要不断扩大贸易开放的规模,坚持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并举,进一步构建现代化的贸易体系,促进低碳贸易的发展。此外,提高我国企业以及城市整体的技术创新水平,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国内企业要高度重视技术创新,给予科技活动更多的研发支持,推动清洁生产的实现。

2.“隐形经济”的存在使得环境规制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制定并实施合理的监管政策,打击“隐形经济”,加大对排污设备的监管力度,对企业偷排污染物行为加重处罚,提高震慑力度。同时地方政府、生态部门与社会公众应该协同合作,畅通“12369”电话热线以及微博、微信举报渠道,让人民群众切实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让环境保护意识落实于每个人的心中。

3.考虑到各地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各地应当将环境规制强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对于东、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力度应该有所差别。环境规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作用并不显著,这说明对于东中部地区应该采取其他的政策来控制环境污染,而对于西部地区则应该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完善环境保护体系。

4.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以及能源消费水平与碳排放水平正相关。因此,一方面,各地区在推进城镇化时,要注意发展速度与质量并存。将环境保护纳入城市发展的重大规划中,利用互联网、社交网络等新媒体向市民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制定相关环保政策对企业和公民的生产生活进行引导,推进生产生活绿色化;另一方面,利用“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RCEP深入等契机承接国外清洁产业转移,促进本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更新生产技术,逐步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占比,大力发展光伏发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5.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与碳排放负相关,但是我国目前并未建立起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社会资金进入绿色行业的渠道并未畅通[33]。因此,要切实发展绿色金融,积极营造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加大力度发展碳交易,创新发展更多的绿色金融产品,满足企业和个人多元化的绿色投资需求,促进社会的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