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旭亮　邱彦钧

文学作品改编一直是我国影视作品创作生产的重要源泉，也是业界人士一直以来讨论的话题。1985年，第一部根据老舍小说《四世同堂》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电视台播出之后，[1]各类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慢慢被搬上了荧幕，这些影视作品既完美诠释出了原著的言语韵味与哲学意蕴，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大众的一致认可。[2]本文对热播的《人世间》进行实例分析，依据文学与影视之间的互动，从大众化时代下文学作品的改编方式、文学作品影视化过程等方面分析如何更好地改编文学作品。

一、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的异同

在对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的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将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内容进行区分，通过分析二者之间异同，进一步找寻文学作品改编中存在的可能。

（一）“虚”与“实”的碰撞

“大三线工人周志刚的人生，只发生过一次决定性的改变，就是由农民变成了……第一代建筑工人……”在介绍周家人目前的情况时，李素华和儿女们在火车站送别了周志刚，在展示人物背景的同时，直接将故事开头和环境展示得淋漓尽致。影视区别于文学的地方主要在于文学作品是读者内心理想的想象画面，文字富有极大的想象空间，可以给读者心理娱乐性。而影视作品相反，它是通过声音、影像、演员的表演来诠释角色、演出故事，观众属于被动接受者，想象空间被剥夺。

形象化的图像，人物活动的现实空间，以及模拟声源所创造的现实的“电影空间”，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文学构思不同。“影视空间”是具象的，而文学作品所营造的“文本空间”是抽象的。两者都是叙事艺术，但文学作品是通过作者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来表达的，作者利用自己的想象力和抽象的空间思维能力，为真实或虚拟的事件创造出独特的个人语言风格。而影视作品由于受到整体叙事的时间限制和空间表现的视觉化影响，在视觉表现和接受门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时间表现方面不得不依靠各种镜头组来使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清晰可见。

（二）“刻画”与“设计”的摩擦

在文学作品中，只能通过文字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使观众理解人物此时此刻心中所想，抑或者通过对人物动作的刻画，将人所遭遇的境况表达出来，这种刻画存在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会造成读者理解的偏差。而影视作品可以通过音乐、慢镜头、光线、构图等设计，直接地、强调地，甚至夸张地将人物此时的心理和遭遇表达出来。这些影视手段很容易让观众明白导演想要传达的信息。例如《人世间》里，周秉昆第一次见到郑娟的画面，周秉昆一进门，镜头就发生了变化，暖色的特写家具镜头交叉从下往上出现，镜头也在往郑娟的方向移动，首先是逆光下屈着的小腿和一双粉嫩的手在挥动，只见郑娟独自在穿冰糖葫芦，扎着两根马尾辮，屈着裸露的小腿，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的身上，慵懒惬意，别有一番风情，这种氛围跟她的处境和家里的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慢镜头、特写、色调、构图、渲染氛围等暗示了女主角的出现，让观众不得不重视此画面内容，相对于此，文学作品的几行文字则没有过多的视听渲染，很难引起读者的注意，而影视作品在镜头上的设计能够强化人物的表现力，加深观众与作品之间的情感共鸣，达到一定的表达效果。

文学作品中的细节刻画只能使用语言的线形表现，而影视作品可以采用多种元素的综合设计来构成细节，如上文提到的光线以及色彩、音响、环境等都可以构成。文学中的细节刻画终究是平面的，而影视中的镜头设计是立体的。影视作品可以直接通过镜头的变化，如使用特写、快慢镜头以及反复呈现等方式来直观地描绘细节，引起观众的特别注意。因此，影视作品中的镜头设计往往是和影视叙事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所以相对来说，影视比文学作品的描写更加流畅。

二、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可通约性

西方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任何作家创作的文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品，而是未完成本，任何文本的意义都是未定的、潜在的，真正的意义只有在读者心灵的屏幕上才能显现出来的。[3]同样，影视作品的创作也在提供给观众一个表达范式，范式的具体内容和具象表达需要根据改编者的主观思想与大众当下的审美需求进行建构。对文学名著的改编而言，原著中有许多空白等着改编者去填空，而这种填空是没有标准答案、因人而异、随时代而变化的，既具有改编者的主观性，又具有改编者所处时代特征——当代性，这种当代性决定了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具有可通约性。

（一）美学上的可通约性

可以这样认为：但凡真正美的事物，都是既符合传统美学意义，又能体现先进时代精神的产物。这其中，影视对文学的重视是它走出困境的重要出路，因为文学是影视改编的母体，影视作品改编无论如何僭越也无法真正终止与当代文学的精神联系。[4]从目前的境遇来看，只有借助于文学，借助于作品的高文学性，才能满足大众对人文精神的期待。目前更需要文学经典的高价值和人文精神，以防电影和电视在身体、欲望、冲动和快乐方面无休止地泛滥，因为这是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创作人员的职责。

在《人世间》中，梁晓声写到了被生活重担所累的普通人的自尊和自强，他们的相互拥抱和支持，他们对爱和正义的欣赏，他们对命运的抗争和改变生存状况的努力，这都是梁晓声对人类精神的诠释。在《人世间》中，与周秉昆一起长大并一直关心对方的德宝，毫不犹豫地谴责公正的副市长周秉义，只是因为没有分给他一套好的房子。小说的细节是这样处理的：周秉昆和德宝偶然相遇，德宝低头不语，瞬间擦肩而过。通过这个细节描写，作者表达了他对人性的思考。人们的生活往往反映和证实了环境的变化，当生活变化到一定程度时，人们的自私就会显现出来，而如何处理这种“恶”，是一大重点。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都不能无视这种“恶”，只有将这种“恶”展现出来，在作品中表露出对这种“恶”的批判与反思，才是对于人文精神最好的表达。

（二）叙事上的可通约性

文学和影视都可以被看作是叙事艺术，来自不同媒体的符号可以同时完成讲述故事的任务，这也意味着两者都可以在叙事过程中使用修辞手段，以保持一个近似的空间和时间结构。文学有各种修辞手段，影视也可以通过使用蒙太奇手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包含了各种叙事元素和为影视作品准备的视觉效果，如视觉构图、场景表现、人物情节、时空转换等，这些也可以通过影视的艺术表现手段来表现。其中，作为小说文本的基本构成单元——叙述场景的常规运用，与电影表现方式更是相似。原著中父辈生活状态的紧张靠只言片语去表露，父辈为这个家庭牺牲了太多，却只能用感性的言语去刻画父亲的形象。这与影片中的处理方式近似，影片中父亲周志刚是刻画最少的人物，却也是最重要的人物，每一次回家，镜头的主角都变成了这位老父亲，这与原著对于父亲的刻画形成了呼应，这种相同的叙事手法在一定程度上讲述了父辈为这个家庭做出的牺牲。

三、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不可通约性”是库恩提出的语言学重要论题之一，然而，这个论题在库恩后来的理论体系中由“局部不可通约性”转变为“不可翻译性”。将库恩前后期的“不可通約性”论题进行比较，发现前期的“不可通约性”论题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在语言封闭观、能指与所指的概念上有所重合，但存在指称范围的不同；后期的“不可通约性”论题受到奎因的影响，转化成“局部不可通约性”，本质是“不可翻译性”。[5]在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不可通约性同样存在，这种语言的“不可翻译性”是两种艺术语言之间的本质矛盾。在“不可通约性”思想影响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不同艺术发展之间对同一性的追求。本文也通过对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进行讨论，分析在文学作品改编过程中如何弱化二者的统一性、强化影视作品的独特风格。

（一）“和而不同”的创作初衷

古拉里尼克曾经指出，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根据屠格涅夫的同名作品拍摄的《贵族之家》是失败的。他认为：影片的编导在忠实于原著形式的同时，却重置了小说的内容核心，致使影片背离了屠格涅夫的创作初衷……电影展示了主人公对各种社会问题复杂的思考，但原来的主题却在影片中不见了踪影。[6]这是摘自《经典文学作品的银幕性特征——关于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问题》中的一段话，这很明晰地表现出在文学作品改编的二次创作中，改编者并没有按照作者的创作初衷进行二次创作，而是围绕自己的感悟进行改编，这与《人世间》的境况是相似的。“到了六十七八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对他们将来的人生有所帮助。”这是梁晓声创作的初衷——写一部全面深入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长篇小说。而编剧王海鸽表示，《人世间》所描绘的年代，是自己曾亲身经历过的年代，站在当下上溯回望过去的历史，不回避人物所经历的苦难，而是在共情之上，更加注重表达人物面对苦难的态度。不难看出，梁晓声创作的初衷是对人性中美的、柔软的部分进行表达，而影视作品更希望将人们面对苦难时爆发出的人性展现出来，这种展现是现实的。二者的初衷同样存在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受制于存在于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改编者，如同语言的翻译工作一样，不单单是受限于语言之间不同语法的表达，更是受限于翻译工作者对于语言的理解，这种改编者理解的偏差是造成二者存在不同想法的原因之一。

（二）合为时而作

影视作品的生存与发展，受制于大众文化市场，因为影视作品既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大众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其制作还要满足大众的需要。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影视作品只有赢得观众的心，才能达到扩大社会效益和获得经济效益的双重目的，这也是影视和文学的区别之一。事实上，文学是电影和电视作品创作的基础，它本身也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近年来网络小说的火爆。然而，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字作品，它还没有像电影和电视作品那样受欢迎，其影响力也无法与之相比，欣赏它仍需要一定的阅读门槛。因此，文学作品必须再次“通俗化”，才能被更多的人接受。这不仅可以尽可能地满足大众不同的审美趣味，还能提高文学作品的知名度，因此在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时，“通俗化”改编几乎都是最佳的策略。

《人世间》原著是一部严肃文学，严肃文学是个人对生活经验的思考，而电视剧是大众艺术，越是严肃的文学，越难变成电视剧。电视剧编剧王海鸽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作家只有坚持不懈地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感，才能打动人心。而影视剧要写出千万人所想才能够和大众共情，大众文化市场对影视作品的要求使其一步一步向大众艺术迈步。”

四、结语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而影视与它不同，影视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它可以将声音和图像结合起来，将空间和时间联系起来。文学通过语言创造的艺术形象是间接的，而影视通过声音和图像创造的艺术形象是直接的。文学文本不包含真实的声音和图像，语言所表达和描述的声音和图像必须在头脑中转化为可感知的真实的艺术形象，这吸引读者进行想象和联想。在影视艺术中，艺术形象被强烈地视觉化了，因为各个镜头被剪辑组合，声音和图像被直接地呈现在观众的视听感受中。这些都是影视和文学的区别，但是本文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是希望借助《人世间》这一部文学作品成功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典型，为人们提供一个改编的方向。同时，在影像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更热衷于影像世界提供的丰富、形象和生动的视听效果。这种特殊的文化环境让文学与影视出现了一种文学不仅可以借助电影、电视等新的传播手段重新获得“轰动效应”的局面，而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依赖电影、电视。这段历史在影视艺术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迹可循，文学与影视二者正是在相互共存中找寻时代命运的轨迹。

参考文献：

[1]蒋淑媛，孙俊青.文学作品改编电视剧的历史演变与现实转向[J].中国电视，2021（03）：88-92.

[2]林思颖.文学作品改编影视作品的探讨——以文学作品《活着》及其电影为例[J].戏剧之家，2021（09）：153-154.

[3]秦俊香.从改编的四要素看文学名著影视改编的当代性[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06）：31-34+47.

[4]蒋述卓，等.编著.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操睿.语言学转向：库恩“不可通约性”论题的嬗变[J].西部学刊，2020 （20）： 157-160.

[6]福柯耶夫，叶红.经典文学作品的银幕性特征——关于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问题[J].当代电影，2016（02）：98-100.

（作者简介：杨旭亮，男，西北民族大学，研究方向：影视编写与创作）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