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侠义小说”是描写侠客行侠仗义故事的小说类型，侠客的精神内核继承自古老的“游侠”传统，尽管文学作品中的“侠客”不同于历史上的“游侠”，但侠义精神的传承却是有迹可循的。侠义精神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得到丰富，如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其在继承司马迁笔下侠义精神的基础上，与唐代忠义思想进行了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侠义风格。它既选择了继承前代不断变化的侠义观，也对侠义主题与精神进行了有意识的改写。

二、侠义观的流变

历代文人都在根据大背景调整“侠”的概念，同时，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完善侠义内涵，创造崭新的侠客形象。最早对“侠”进行阐述的是韩非子。如《韩非子·五蠹》：“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为乱也。”“以武犯禁”的行为混乱社会，威胁统治，为法家所不容。韩非子基于法家立场，对游侠群体进行了抨击，但后世关于“侠”的看法也在此露出端倪。

司马迁为游侠作传，他开始关注游侠“犯禁”的精神实质。如《游侠列传序》：“今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司马迁肯定了游侠讲信用、执行力强、重诺等优点。然而在这之后，史家对待游侠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仍然偏向负面，如荀悦否定了游侠的价值。以史家为代表的学者已经对游侠下了定论，自此之后，要想叙述游侠故事，就须重新诠释“侠”的含义，为“侠”正名。

到唐代时，“贬侠”的风气变为“尚侠”。在当时，北方民族豪爽尚武的特点逐步感染各个阶层，唐太宗本人就重用侠客，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任侠”的風气。唐人李德裕为“侠”正名，他在《豪侠论》中说：“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首次将“侠”与“义”结合在一起，强调了二者的依存关系，对“侠”的内涵进行了创新性解释，因此，后世文人对“侠”的诠释多是在“义”的基础上进行补充的。唐传奇中，侠义作品尤多，豪侠小说更是唐传奇的代表之一。在《谢小娥传》与《冯燕传》中，谢小娥与冯燕犯下大错，却因侠义行为而被宽恕与同情，免受惩罚。“义”在这里可以解释为敢作敢为、豁达大度、行事光明磊落。从这些豪侠传奇中可以看出，唐人对侠义行为的推崇与肯定。

从宋至明代，侠义精神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宋朝内忧外患不绝，当时的精忠报国等思想直接影响到了“侠义”观的嬗变，传统的“侠义”观转变为了“忠义”观。侠客们不仅保留着传统的江湖义气，“忧国忧民”的思想也赋予了侠士们为国尽忠效力的使命感。“忠义”思想逐渐成为后世武侠小说的中心思想。明人天海藏在《题水浒传序》中写道：“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谓之义。”这一观点同样可以应用在《三侠五义》中。《三侠五义》中，侠士们的行事准则是“天下人管天下事”，石玉昆在第十三回直言：“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这时“义”表现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如展昭金龙寺救包拯、丁二爷扶倾资助周老，每位侠客都是以正义形象出场的。另外，并不是归顺之后，侠士们就畏手畏脚，就算在平叛的过程中，见到不平之事，他们也会出手相助。而“忠”主要表现在除暴安良、平定叛乱上。《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就并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能够更好地为民除害，侠士们的“忠”不仅是忠于明君贤臣，还有了为国尽忠的意思。他们在国家危难时能够不顾自身安危，冲锋在前，从个人的侠义之举到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实现了个体价值的升华。

三、侠义题材之演变

“报”是一个涉及较广的观念，是构成伦理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这种交互性关系在“侠”的传统中尤其明显。“报恩”与“复仇”是“报”的两种重要表现形式，也是侠客活动的思想指导，从而构成了侠义小说的价值取向与内在文法。在《三侠五义》中，侠客对清官的依附，就是源于这种长久的“报恩”传统，而这种“报恩”传统以“士为知己者死”为最高表现形式，因此，正派侠客们在归顺官府后，仍然能保持独立人格。

侠客为“报恩”行侠是唐人的首创，与前代所论侠客行事之风相去甚远。唐代描写侠客报恩的诗歌不在少数，唐传奇中也有许多以报恩行侠为题材的作品，如红线夜行七百里为主人解决忧患，仆人使尽浑身本事让主人有情人终成眷属，聂隐娘为知己暗杀敌人。红线与仆人是报主人之恩，聂隐娘是报知己之恩，所报对象不同，行侠目的也早已改变，不再出于公正之心，而是变为一己之私的筹谋。就算所报对象所求不正，侠客们也不抗拒，仅凭恩情行事。像红线与仆人这样“报主恩”中明显的主仆依附关系使得侠义行为发生了变质，从独立思考到听命行事，侠士们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丧失了独立人格，不再是依凭本心行侠仗义的豪侠。

到了《三侠五义》中，“报君恩”已然发生变质。如项福本受白玉堂资助，想上京求个功名，路遇安乐侯庞昱陈州放赈，投靠在安乐侯门下，便觉得“荣耀已极”，不顾现实情况便前往刺杀包拯。襄阳王手下甚至有一个“聚贤堂”，左有黑狼山金面神蓝骁为他守住陆路，右有飞叉太保钟雄督率水寨，可见势力之大。过分强调“报主恩”的观点，导致了侠客自我意志的丧失，甚至沦为工具，安乐侯与襄阳王门下的这些游侠，使得谋逆者的气焰更加嚣张。

而正派侠士们的风格与之大不相同，多是在游历江湖时偶遇清官，本着侠义之心仗义相助，又由清官引荐至朝廷，得了功名，自此为国家效力。这些正派侠客如南侠展昭、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陷空岛五鼠等人，并不是因为贪恋钱财或者权势投靠包公，而是因为包公赏识他们，是侠客们难得的知己，为了报答包公的知遇之恩才自愿投入麾下，为其效命。展昭与包公在包公上京赶考时相识，包公欣赏展昭的义气与武艺，展昭敬佩包公不畏奸邪的气节，屡次搭救包公，二人因此互为知己，惺惺相惜，展昭由包公引荐，受封四品带刀护卫。然而实际上展昭不爱仕途，更喜游历山水，书中第二十九回，展昭受封官职之后，遇到丁兆蕙谈及封官一事：“其中若非关碍着包相爷一番情意，弟早已的挂冠远隐了”，可见包公的“情意”才是展昭接受官职的首要因素。由此可见，“报”实质上是一种人情法则，侠客投靠清官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报君恩”这一传统，二者是双向选择，而不是侠客的一厢情愿，有了清官的赏识，侠客们才自愿归顺朝廷。

四、侠义观嬗变的现实主义倾向

侠义观在清代武侠小说中的嬗变规律主要表现在现实性的加强，一方面，体现在社会教化功能的加强，“义”有了具体的道德规范标准，侠客们的生存理想趋向世俗化；另一方面，表现在与现实生活的接轨，江湖从隐形世界走向明面，“侠义”逐渐从限定的概念转化为一种精神品质。

（一）社会教化功能的加强

明清之际，忠君思想越加浓厚，统治阶层大力鼓励创作，从禁止侠义作品的出现，到有意无意引导小说主题，原本朴实的侠义观逐渐弱化。“义”成了一种具体的行为规范，侠客们失去了原本的自由属性，被拉入传统礼教之中，逐渐失去了“任侠”的味道。在这种前提下，侠客想要继续在世间生存，需要做出点改变。

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说道：“侠客锄强扶弱，是为平人间之不平；英雄过关斩将，是为解国家之危难——两者动武的目的不同。侠客‘不轨于正义，隐身江湖，至多作为‘道统的补充；英雄维护现存体制，出将入相，本身就代表‘道统——两者动武的效果不同。”在明清武侠小说中，侠客与英雄逐渐融为一体，这一趋向早已在《水浒传》中埋下伏笔。英雄若是想不落魄于江湖，需要投靠明主。这一点在《三侠五义》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侠士们会用各种方法对清官进行试探，选择认可的明主，而不是光凭名号就盲目效忠。张龙、赵虎误投庞太师门下，见其权奸，不肯投靠，杀了山贼，做了土龙岗寨主。包公关心民间疾苦，礼贤下士，宋仁宗同样圣明贤良，白玉堂闯皇宫、杀郭安、忠烈祠题诗，皇帝不仅没有生气，还赞他所做之事磊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明君贤臣，侠客们才能更好地惩奸除恶、扶危济困，他们的“忠”是自己选择的，并且能够得到感情回馈。同时，受忠君思想教化，侠士们思想感情逐渐趋向世俗化，他们的生存理想从平不平、报恩仇，到了立功名。《三侠五义》中，侠客们天然有一种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志向。丁二爷直言：“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游侠的内驱动力从个人取向转化为为国效力、为功名奋斗，实属教化功能的体现。

（二）江湖世界的现实建构

为了满足读者们的期待，强调侠客们的高超武艺，唐传奇作者们开始着手建立“江湖”，营造一个与世人生活相对立的虚拟世界。在唐代豪侠传奇中，经常是出于这样一种模式：一个身怀绝技的“普通人”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解决了面前的危难之后，马上消失于世间，事前没有任何预兆，事后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侠客们如同流星一样转瞬即逝，只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另外，唐人还巧妙地运用叙述角度营造神秘感，从世人的角度描述侠客，将原本就不凡的侠客写得更加惊艳。《虬髯客传》若不是将李靖作为第一视角，“红拂夜奔”“旅社遇侠”“太原观棋”这三个场面也不会这么恰到好处。唐人将凡人与侠客的世界割裂开来，拉开一个极大的距离，建造了一个隐形的侠客世界，“侠”逐渐成为一个单独的职业，不再有其他的附加身份。

与唐人为侠客们极力创造的隐形世界不同，清代武侠小说直接将视角转向侠士。唐传奇中侠客选择归隐，除了是为了营造神秘感，也有为统治阶层所不容这一缘由。而清代侠义小说中，侠客们选择投靠清官，就没有了这一层顾虑。清代武侠小说的作者们将江湖从幕后摆至台前，江湖世界虽然是虚构的，但是是建立在实存的社会背景中，因此，江湖世界的边缘逐渐变得模糊，江湖世界的范畴也在不断扩张，《三侠五义》中的江湖就是互通消息的，如第二十九回中，丁兆蕙与展昭交谈两句便知对方名号，可见消息传播之快，江湖世界不再与现实世界割裂开来。

（三）“侠”从具体的武艺转化为一种精神实质

古道热肠是侠客们的品质，然而如果没有高强的武艺，怕是不能以一己之力济世救民。环境越是不利，人们对侠客主持公道的期待就越大，这样一来，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就须武艺高超。到唐代豪侠小说，武艺高强就成了侠客们的基本条件，想要行侠仗义，侠客们多少得带点功夫。

到了清代武侠小说，“侠”的含义进一步拓展，《辞源》中对“侠”的解释是指好义勇为，能见不平而奋起者，是指除暴安良、济弱锄强的人物或心理气质。“侠”指的不是某一个阶层或者某一些武艺高强的人，而指的是一种正义之心，敢为不平出头的勇气和仗义。《三侠五义》刻画了各个社会阶层的多个人物，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地散发着侠气。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侠客们常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老弱病残仗义疏财，这份侠义之气令人敬佩。除此之外，《三侠五义》中还有特别多具有侠义之气的普通人，如一开篇“狸猫换太子”案中的宫女寇珠，她敢于反抗刘妃的命令，保住太子，在事情暴露后，扛住严刑拷打，至死不招，让刘妃的阴谋诡计没能得逞；杨芳原为水贼，但他临危向善，救下李夫人和她的儿子，在孩子被倪家收养后，他以仆人的身份在孩子身边服侍二十余年，在倪继祖成年后才告知其真相，就算在倪继祖危难时，他也不离不弃，这份忠义让人敬佩；就连包公、颜查散这样的高官也不例外，为了主持正义，不惜得罪权贵，正是这些颇具侠义之风的人们组成了《三侠五义》多姿多彩的侠义世界。

五、结语

《三侠五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古代武侠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并不是因为它的文学成就有多高，而是它在前代武侠小说的基础上，选择性地继承与创新了侠义主题，对侠义精神做了创造性的建构，体现了侠义小说的转型，侠客们从“不轨于正义”到“轨于正义”，从“以武犯禁”到“以武护法”，展现了一条侠格整合之路，完善了后世武侠小说应具备的文法。《三侠五义》对侠义主题的继承与发展，使得武侠小说焕发出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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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邱思敏，女，硕士研究生在读，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 杜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