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慧

卫恒（1914—1967），山西陵川人，原名魏来玉。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东南农教总会干事、组织部部长、太岳区农救总会主席、太岳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太岳四地委书记、军分區政治委员、太岳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翼城临时地委书记、运城地委书记。1952年起，历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纪检委书记、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二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代省长。1965年，卫恒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省政协主席。

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

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是卫恒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重大问题上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需要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运城地委书记的卫恒，从运城的实际情况出发，狠抓小麦和棉花生产，提出“爱国家，种棉花”和“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开展爱国丰产竞赛，激发了群众的劳动热情，运城地区涌现出全国闻名的植棉模范曲耀离、小麦生产模范樊俊等先进代表。1951年，曲耀离亩产籽棉高达457斤，创全国亩产最高纪录，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这时有些人受“左”的影响，硬要把曲耀离划成富农。卫恒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派解县县长李辉带工作组去调查，经过认真计算和核实，曲耀离达不到富农标准，仍维持上中农成分。卫恒这样实事求是的做法，不仅保护了个人，也教育了干部，保护了群众开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政策与决定不符合实际情况，能否适时改变，是衡量领导干部是否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一个重要标志。1957年春，省委决定将地委、专署改为督察性的虚设机构，主要工作由省直接对接县，当年的小麦征购任务也由省直接分配到县。这个决定得到大家广泛拥护，但时任省粮食厅厅长栗茂林提出不同意见，担心这一政策行不通，建议分两步走，卫恒当即予以充分肯定并让栗茂林等到临汾专区参加向各县分配小麦征购任务的会议，会上各县强调自身困难，不接受省里分配的征购任务，地委、专署也不好插手。卫恒接到报告，亲赴临汾，刚下火车就听取汇报，然后找地委、专署领导谈话了解情况，并向县里工作人员征求意见。见有些人不敢讲心里话，他就开导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共产党员一要敢讲真话，二要善于听真话，不要怕，改了就行。看来这次省政府主要工作直接对县就考虑得不太周到。大家有意见，不要紧嘛，可以再研究。”随后大家大胆提出意见，卫恒根据这些意见和其他地方的调查，提请省委修改决定，作出地委、专署职能不变的决定，这样才保证了当年小麦征收任务的完成。

对于当时浮夸风下产生的各种虚假数字，卫恒深恶痛绝且坚决反对。1959年2月召开的全省统计工作会议上，他作了《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建立准确的统计工作》的讲话，严肃指出：“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作计划，都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绝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对于各项数字，我们必须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实态度，贯彻‘真实、准确、及时、严肃的八字方针，是就是，非就非，多就多，少就少，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该怎样就是怎样，不能指鹿为马。统计数字既不能像风筝、气球一样随风飘荡，跟着空气走，更不能搞什么政治估计，欺骗群众，欺骗领导。”这些观点，不仅是对统计工作的严格要求，也是对弄虚作假的非无产阶级恶劣作风的鞭挞。卫恒的这篇讲话，后来受到周恩来的称赞。

低调简朴，尽显公仆本色

只做奉献，不求索取，勤勤恳恳地为人民谋利，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卫恒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

1956年冬，根据中央指示，省委组织革命老区慰问团，由卫恒率领，到平定、昔阳、榆社、和顺、左权等县慰问老区人民。慰问团深入到村民家中，了解老区人民互助合作发展情况，生活变化情况和困难，生病的村民由团里医生负责治病送药。卫恒在榆社县大寨村看望了劳动模范张志全，又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左权县麻田镇看望当地百姓。麻田距县城较远，在过清漳河时，汽车陷在河中开不动，卫恒主动下车，挽起裤腿脱掉鞋袜，和司机一起推车，把车从河里推上岸时，已是满身泥水。在返回太原途中，天黑且风雨交加，路不好走，只好在左权县桐峪镇过夜。卫恒和十几名随行工作人员同宿于一个大房间的通铺，没有因为自己是省领导而住单间。次日清早洗脸时，他知道这里用水困难，和工作人员同洗一盆水，还告知他们不要把水倒掉，留给群众饮牲畜用。他在工作中就是这样时时处处想着群众的困难，尽可能不给群众增添麻烦。

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三门峡召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省长会议，研究三门峡水库淹没土地、村庄和移民问题，涉及山西平陆、芮城两个县。会议结束后，卫恒和同时与会的副省长刘开基、晋南专署专员李学敏返回途中到平陆县张店镇附近，因下雨道路泥泞湿滑，汽车无法继续行驶，就近在一户村民家中借宿，既未打扰乡村干部，更没有惊动县委、县政府。卫恒等人与这户村民同吃一锅饭，还闲谈了大半夜了解情况。翌日转晴后，付过饭钱，返回太原。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却充分反映了人民公仆的本色。

不要别人代劳，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撰写报告、讲话、发言、决定、决议等文件，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卫恒几十年不变的习惯。战争时期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也是这样，他虽然职务在不断变化，工作任务日益加重，但即使是在担任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后，这一长期养成的习惯丝毫未变。“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抢走不少卫恒的手稿，但剩余保存在省档案馆的1954年到1966年13年间的手稿，就有111篇，共计约35万字。这些手稿内容极为广泛，包括党的组织工作、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工作、农村工作、政法工作、财贸工作、计划统计工作、粮食工作、精简压缩工作、妇女工作、劳动模范工作等，为省委、省政府起草的文稿还有更多。

1958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全省粮库只剩下“铺底粮”3.8亿斤。身为省长的他焦虑不安，建议省委放宽自留地政策，开放集市贸易，恢复供销社和手工业合作社，提高劳动粮在分配中的比例，对农村经济复苏起了重要作用。

为把握农民生活困难的真实情况，1961年他回到故乡陵川县，走家串户，实地了解人民生活疾苦。他去看望一位视力不好的大娘，她拉着他的手问在座的人：“你们给我说说，咱庄户人出的省长是啥样？”嘴快的姑娘们回答说：“穿的衣裳和咱一样，是咔叽布的，吃饭还和咱在一个锅里搅稀稠，是家常饭。”大娘听后高兴得直流泪，连说：“还和咱庄户人一样，这就好，好。”在故乡，他住县委机关，与大伙一起吃小米菜焖饭。当附城镇的干部得知他要回来后便杀猪买菜，准备设酒宴招待，他发现后立即制止：“现在国家正在困难时期，我们应当和群众同甘共苦，为国分忧，怎么能搞个人特殊呢？你们如果不改，我今天就不到镇里吃饭，这里是我的家乡，走到谁家也可以吃顿家常便饭。”镇干部见他态度坚决只得把酒席改为小米焖饭，当地群众赞扬说：“卫恒当了省长，还和咱们吃一样的饭，真是共产党培养的好干部。”卫恒去运城下乡，专门到从上海迁来的一个毛纺织厂看望工人和技术人员，为他们调剂大米，解决实际困难。厂里职工深受感动，特意派人给他送来他们生产的毛衣和毛线。见他婉拒，来人再三恳求，说这是大家的心意，哪怕照价付款也行，但卫恒坚决不收。他就是这样，从不白吃白拿，收受馈赠。

1964年秋，卫恒第二次返乡时，陵川经济状况已经大大好转。这次他专程到自己的出生地泊池村，乡亲们正私下议论如何招待他，没料到他找到村干部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的干部再大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应当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眼下咱们的生活虽然好了一些，但有不少农户仍然经常喝糊糊。我没有当好大家的勤务员，已是问心有愧。如今大家为给我做一顿饭，竟要花销几十块钱，这不是更叫我难堪吗？我要同你们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糊糊，谁也不能把我当官待，我才吃着香甜，住得舒服哩。”大伙见他一片诚意，只得改变原来的打算。之后，“卫省长和大家一起喝糊糊的故事”很快在陵川县传开了。村里吃水困难，有些村干部想请他拨款给修个水池，解决人畜吃水问题。他说：“我是全省人民的省长，不是咱一村的省长，怎么能随便给咱村拨款修池呢？”随后，他感到人畜缺水确实是个大问题，就同村干部商定，从银行贷款4000元修水池，解决了吃水困难，村里不久就还清了贷款。

1964年春，卫恒又带上20年前住延安中央党校时盖的被子到文水县冀周村蹲点。村干部把他派在一位家境困窘的社员家里吃饭。卫恒坐在炕上，和蔼可亲问长问短，端起一碗红面吃得很香。这家主人说：“解放前，老百姓见了村长头都不敢抬，乡长县长根本见不到。今天省长到我家吃饭吃的是红面，真过意不去。”卫恒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老百姓的生活不富裕，我有责任。”

不论上级还是下级，不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不管他在当省长时还是当省委第一书记时，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卫”。对于这种充满情谊的平等称呼，卫恒满心欢喜。他是人民的儿子，认为奉献是自己的天职。著名作家赵树理书赠五言律诗《咏松》，对卫恒的人品、平易近人的作风，真实刻画道：

峻岭苍松老，朝朝映赤霞。

风凄偏见劲，日暖不喧哗。

出众还依众，生哪便落哪。

涛鸣浑似海，晓夜彻天涯。

勤儉节约，良好家风育后人

家风反映着党员干部的作风和党性。它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人的灵魂。这是值得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领导干部深思的。卫恒是个为革命而舍命的人，这一点历史已经作出了明确回答。他担负重要领导工作后，对家属子女规定：第一，不准乘坐国家配备的专车；第二，不准拿公家发的戏票参加晚会；第三，不准在小灶吃饭。每个新学年开始，他的几个孩子都是自己背上行李去学校。

卫恒担任省委、省政府领导职务后，不断有人来家找他谈工作或请他的爱人张坤秀传话说情，但张坤秀从不参与卫恒的公务。卫恒身居要职，他的家属子女丝毫不搞特殊待遇。一次，卫恒去湖滨会堂作报告，他爱人乘公共汽车去市委礼堂听报告，即使顺路也不坐卫恒的专车。1964年秋，他们夫妇二人都在农村搞“四清”，家中无人照料，去清徐请保姆时用了机关的车，他让警卫员到车队交了20元车费。子女上学期间，看到个别高干子弟有小汽车接送，那些孩子还夸耀自己的爸爸是什么长、什么员。子女回家就问卫恒：“爸爸，人家说你是大官，也有小卧车，你是什么长、什么员？”卫恒幽默地回答：“我是你们的家长，是人民的勤务员。”

卫恒日常是粗食布衣，家中陈设也极为简单，只有公家配置的几件普通家具，毫无气派可言，还常诚恳真挚地说：“国家给予我的够优厚了，我给国家的太微薄了。”按规定应得的待遇，他也是尽量做到能省则省，能免则免。连他出国时朋友送给他个人的小纪念品都一一交公。因为工作原因单位给他订阅的报纸，过期出售后的钱也会交公，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他去参加节日或会议举行的文娱晚会，从不带家人，如果与家人一同去看戏、看电影，他总是自己买票，徒步往返。一次，他与卫逢祺到晋祠宾馆会客，他最小的孩子也想跟着去，他不让，卫逢祺作主，才让去了。但到吃饭时，他硬是让警卫员把孩子带到大餐厅买饭吃。由于他一贯严于律己，他的家庭成员在待遇上与普通人一样，在思想言行上更不因他的地位而自恃特殊。他家里的亲戚，甚至亲哥哥想要找他办事，都被他坚决拒绝；知道侄子有事找他时，他也有意避而不见。

三年困难时期，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压缩城市人口的指示，省委分工卫恒负责领导这项工作，在规定范围内应该压缩的人，不论是谁都不能例外，真正做到“政策面前，人人平等”。张坤秀的叔父、婶母为他们照看孩子多年，并未因卫恒是省长而受到照顾，同样被压缩回了农村。

卫恒自奉简朴，从不炫耀于人。他待人以诚，克己奉公，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关心别人胜过自己。他自己穿补丁衣服、补丁鞋，却经常解囊相助他人。警卫员梁学孔的家人生病，他拿出80元钱交给梁学孔，还叮嘱说：“到医院请大夫看看，不够再来拿。”他在生活上体贴身边同志，更在政治上关心他们。他参加了由秘书、司机、警卫员们组成的学习小组，耐心辅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在干部选拔上，他坚持五湖四海、德才兼备的政策，对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从不封官许愿。

在关于卫恒的各种回忆文章中，很多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满含深情述说着卫恒识大体，顾大局，珍惜团结，委曲求全，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宽厚待人，以理服人，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故事。这些表面看来互不连贯的故事，都是一名共产党员基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立场，一以贯之的英雄本色。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