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卫明 邓皎昱 王文辛

［摘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目前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与难题。文化精髓是中华文明的内在本质，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的外在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集中体现在以和为贵的思想观念、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以崇德重义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三大层面；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集中体现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四大方面的立体系统。新时代进一步彰显中华文明的精神价值，有助于极大地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自强、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关键词］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精髓；精神标识；文化自信自强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23）03-0017-12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1］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2］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新时代研究中华文明的方向与路径，要求学界在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具有广泛影响与现代意义的中华文明标志性的核心理念、思想精华与话语符号。

学界关于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或文化精神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见仁见智，莫衷一是①。近年来有学者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产生了一些关于其内涵與传播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②。本文力图在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的指导之下，深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及其重大价值，在此基础上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精神符号的标识系统，这在理论与实践上均有重要价值。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主要是对文化的深度、厚度剖析，顾名思义就是精华、精粹、精义。《周易》讲“精义入神，以致用也”［3］，意为只有掌握了事物的精髓，才能真正学以致用。只有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其本质内涵、具体特性及当代价值。目前学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研究，集中于总结其精神特质。有研究指出，讲仁爱、重民本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核心与灵魂，守诚信、崇正义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基石，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之精髓［4］。所谓精神特质，是意识、思维、心理等精神内容，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性质与内容。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反映着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文化精髓，则是基于对精神特质的深刻认知，对其内在精髓的提炼与概括。习近平总书记以历史的眼光、世界的视野、战略的高度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其进行了深刻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5］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内核，也为我们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密码”提供了必要路径，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我们可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精髓进行提炼与展示。

（一）思想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6］爱好和平、崇尚和谐是中华文化的最高价值，和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思想观念，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均是从和文化中派生出来的，其内涵十分丰富，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1.以和为贵

中华文化强调和谐统一，西方文化强调分别对抗，这两者形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陈来认为，对和的追求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普遍理想，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追求［7］。有子讲的“礼之用，和为贵”［8］的思想观念，已镌刻在中华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经过长期积淀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符号，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三大关系上。中华民族的思维、价值与审美都有着和文化的深刻烙印，以音乐为例，从孔子讲韶乐尽善尽美，到《礼记》将乐视作天地之和，无不体现着“和为贵”的思想对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与此相比较，西方的文化有一种冲突的倾向，主张克服非我、占有他者，宗教战争也十分残酷，而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和谐高于冲突，兼爱非攻，在历史上没有对外侵略、宗教战争，孰优孰劣，高下立判。

2.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实现和谐的根本途径。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9］儒释道三家无不赞同中庸之道。中庸的智慧就是要排除“过和不及”“左和右”这两个极端，要以公正客观、不偏不倚，因时制宜的立场、观点来看待问题、处理问题。郭齐勇将中庸之道概括为“重视对立面的同一性，强调依存和联结，以及两极或多极对立间的中介关系及其作用”［10］，十分精当。同时，中庸之道是和文化的重要内容。“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1］中被视作天地万物的根本，和被视为天地万物的大道，前者是目的、目标，后者是手段、途径。尽管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中道原则”，认为“德性都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正确”［12］，这与中华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有相类相通之处，但中道思想后来在西方文化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而中庸之道在中华文化中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普遍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导向，两者也形成极大反差。

3.普遍和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推崇和睦、和平、和谐、中庸之道，久而久之，和谐的思想就渗透在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如汤一介所说的“普遍和谐”的价值理念，包括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13］。这四个层面的和谐内涵具有逻辑上的层层递进关系，自身的和谐是普遍和谐的逻辑起点，进而能够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和谐的目标，由个人的安身立命推广到万物的民胞物与，最终实现普遍和谐。普遍和谐的核心是仁，仁之体是自我内心修为，仁之用为“亲亲”“仁民”“爱物”。普遍和谐思想在中华文明各个领域都能够体现出来，例如：哲学上“天人合一”的宇宙图式、国际上的“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外交理念，政治上“天下为公”“大一统”的大同理想，经济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平思想，文化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合精神，艺术上“物我通情相忘”的合一意境，文学上的“大团圆”的审美情趣等，无不体现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

（二）人文精神

国内不少学者用“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来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人文精神历来被视作中华文化的一大传统，但是对这一重大命题的精神内涵与具体特征尚需作深入阐释，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

1.以人为尊

以人为尊，首先是针對以神为本而言。与古希腊文化侧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和印度佛教文化侧重人与神的关系不同，中华文化侧重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是重视人的文化，重视人的生命意识，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具有丰富的“人权”思想因子。中华文明中的人文主义传统，很大程度上是孔子奠定的，“子不语怪、力、乱、神”［14］。由此中华文化走上了一条世俗化、哲理化道路，而没有走上宗教化的轨道，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印度等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人文主义精神在中华文化中相当发达，并富有特色。

中华文化以人为尊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具有淡化宗教神权的倾向，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避免人自身被物欲所异化。楼宇烈认为中华人文精神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15］。这一概括十分精当，点出了中华文明对人自身的重视，既避免人陷入对神灵宗教化的崇拜，也反对人自身陷入异化的状态。“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16］“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17］这些名句均反映了古代先哲对人在世间万物中处于独特地位的思考。

2.以民为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主要不是指的单个的自然人，它是个集合的概念。不同文明对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的关系认知有所侧重，受传统中国家族制度的深刻影响，中华文化对“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体现了中华文化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关注，更加强调群体高于个体。因此，人的概念实质上与民的概念相统一，以人为本与以民为贵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通用的。以民为贵的思想理念在殷商时期已经流行，后经过先秦诸子进一步发展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孟子所强调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8］正是这一思想的光辉写照。以民为贵思想内涵丰富，包括了民为邦本、重视民意、敬天爱民甚至革命思想。以民为贵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最大的特色，对后世开明统治者影响极为深远，在历史上也产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虽然以民为贵思想与近现代民主思想不能混同，存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但是这一思想在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能被否定的，如若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提炼以民为本的思想精华，依然能够发挥其重大的现代价值。

3.以仁为本

在孔孟看来，仁即是人，仁与人是相通的。以人为本与以仁为本也是一致的。孔子说：“仁者，人也。”［19］仁就是人，把仁与人合起来，就是道。广义的仁包含了“五常”“四维八德”中的诸德目，仁爱就是把亲亲之心向外延伸，是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最高标准、最高的道德原则。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有仁爱之心，这也是传统“人禽之辨”命题的一个重要的答案，由此可见，仁与人是合一的。仁的涵义十分广博，核心是“仁者爱人”，这是一种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将仁爱之心扩而广之、由此及彼、推己及人，就形成了人心和善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文明人文精神的内在精神源泉。以仁为本也影响了传统的政治观，儒家将仁爱的观念扩充为为政之道，实质上就是突出强调了德治、仁政等传统政治哲学，是“以民为贵”的逻辑延伸，成为中华政治文明的内在文化精髓。

（三）道德规范

中华文化拥有丰厚的伦理道德的思想资源，并富有独特智慧，这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崇德重义，历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精神的核心内容。中华民族重情义、尚正义、讲道义，就是从中派生而来的。主要有三层含义：

1.伦理精神

伦理主要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准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哲学所求底最高境界，是超越人伦日用而又即在人伦日用之中。”［20］其中，伦理精神的精髓就是仁义，孔孟之道的核心也是仁义，它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旗帜。所谓仁，主要就是道德，是内在的价值；所谓义，主要就是实行仁的途径，是外在的行为。两者的结合，就成为中华文明伦理精神的主体框架。仁与义的关系，孟子讲得最为明白，“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21］。两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仁义也成了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华文明的伦理精神根植于人的社会属性，注重人在实践中的伦理关系，从内在的人心和善出发，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影响深远。刘梦溪将中华文化的价值理念概括为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22］，主要是从道德规范而言的，反映了中华道德精神的高贵品质。

2.道德德目

道德与伦理的概念联系紧密，但又各有侧重。伦理侧重于处理广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则，道德主要指道德主体的自我修养的准则。张岱年认为道德关系上的自我完善（为己），最终是为了实现广义的社会价值（群体的稳定和发展）［23］。这里广义的社会价值指人和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伦理问题，而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处理好人际关系的必要前提，主要目的在于“明人伦”，即通过人们自身良好的道德修为，建立良好的人伦关系。中国传统的道德德目很多，孔子提倡知、仁、勇三达德［24］，理想人格必须具备知、仁、勇三大品德。孟子提倡仁、义、礼、智四端［25］，董仲舒把它概括成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根据上述三者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仁义礼智信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其他诸如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具体德目都由此派生而来，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后来孙中山将中国传统的道德概括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实现了对“五常”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3.礼教核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强调伦理道德，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礼教传统。荀子云：“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26］人之所以能做到和谐群居，关键在于以礼来规范社会成员的名分。久而久之，中国社会形成了以人和为目的、以礼乐规范人们行为的传统，这就是礼教传统。中国素有“泱泱大国、礼仪之邦”的美誉，这是礼教传统长期浸润的产物。中华礼教传统内容同样十分丰富，其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孟子提倡的“五伦说”，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7］。《礼记》中提倡“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28］，实际上与孟子讲的“五伦”完全相通，因为五伦就是五类关系，每类关系都有两端，每端的权利与义务要平衡。“五伦”“十义”实质上就是中国古代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今天如若能够剔除其中一些不合时宜的因素，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对维护当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仍有重要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特别强调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强调忠恕之道，比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传统具有优越之处，值得当今社会高度重视。

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的立体形态

所谓标识，就是用来表明特征的记号或事物，表明事物的某种特征。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即是能够体现中华文明内在精神的标志性内容与文化标识符号，是中国精神、中国风貌、中国气派的浓缩。因而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必须把握精神标识的两大特点：其一，要能够体现中华文明相较于其他文明鲜明的根本特色，能够代表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其二，要能够提炼最能展示中华文明精神的标识性语言符号，而这些标识性话语应来源于中华文明经典古籍，是在5000年文明发展史中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的核心话语，两者体现了“标识”的内在要求。文化精髓与精神标识属于体与用的关系。体是内在本质，用则为外在体现。文化精髓是体，精神标识为用。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奠基于中华文化精髓，是由中华文化精髓派生出来的逻辑延伸与形象外化。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29］上述十条内容，是中华文明思想观念的高度浓缩，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不仅是中华文明传承至今的思想瑰宝，对世界的发展进步也有重要的价值，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立体形态。

（一）宇宙观中的精神标识

宇宙观是人们对宇宙构成的整体认知，中华文明宇宙观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天人关系的探索。“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宇宙观中最独特的精神标识，是贯彻自然、社会、人生的古典系统论思想。

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就有了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随葬着可能用于观象授时的天文工具骨规形器、骨律管等。在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出现了最早的八角形纹图案，还有太阳纹、蜂鸟文、獠牙兽面飞龙纹等图案，展现出浓厚的通天、敬天的原始宗教气氛［30］。中华早期文明出现的通天、敬天观念，是将天与人相联系的宇宙图式，是天人合一宇宙观的萌芽。经商周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形成了丰富的内涵。由于存在着对天三个层面的理解，中华文明形成了三种天人合一的模式：

1.主宰论的天人合一模式

天人合一中的“天”，第一种涵义是主宰之天，即赋予了天人格神义，体现了商周时期人们对天的崇拜与信仰。《尚书》云：“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31］从《尚书》中记载谨慎观察日月星辰运行规律，以顺应天帝意志的观念可以看出，当时人们认为天可以主宰人的命运。人们对主宰之天敬畏的思想理念，反映了中华文明早期人们对自然的依赖。此后主宰论的天人合一模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天命不再是高高在上主宰一切的上天意志，“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2］。将天命与人道相融合，这是中华文明以人为本这一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2.自然论的天人合一模式

天人合一中的“天”，第二种涵义是自然之天。自然之天的观念强调了天的运行遵循自然规律，人类社会也应遵循自然规律，集中体现为传统的天道观。道家思想蕴含着传统天道观的思想精华，道家认为天、地、人都源于客观存在的道，而非具有人格意志的神，“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3］。自然之天的观念将天命从神秘往复、无法把握的困境中脱离，肯定了人的主动精神，认为人可以认识自然的规律，更好地顺应自然。荀子再將自然之天发展为天道有常的哲学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34］，人们必须了解并遵守自然规律，不能脱离自然法则而蛮干。

3.心性论的天人合一模式

天人合一中的“天”，第三种涵义是义理之天。义理之天的观念认为天有道德伦理属性。《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5］这里的天已具备了刚健中正的精神。思孟学派所主张的心性论思想，即是对义理之天的阐发，天性与人性共有、相通。孟子认为人的善端源于天的本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36］，以此为据，天是道德之源，人性来自天，人性本善，因此，天也有道德属性。傅斯年对义理之天的概括十分精当：“一切固保天命之方案，皆明言在人事之中。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保乂民，在慎刑，在勤治，在无忘前人艰难，在有贤辅，在远俭人，在秉遗训，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于酒。”［37］傅斯年认为天命与人事是相通的，人要固守天命就是要遵循一系列道德规范，天不仅仅是四季的轮回、日月星辰的运行，更是道德伦理之天。天道循环、天网恢恢等传统话语，具有鲜明的伦理性特点。

以天人合一为精神标识的宇宙观经过创造性转化，可以成为治国理政的智慧源泉。主宰之天的观念固然有其盲目性一面，但将民意上升为天意，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自然之天的观念，经过数千年积淀，造就了中华民族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精神气质，是今天我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基因。义理之天的观念发展成了中华文明中丰富的伦理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道德规范的延伸，它以讲仁爱为核心，包含了守诚信、尚和合的精神特质。

（二）天下观中的精神标识

天下观，是人们对民族、国家范围外世界的总体认知。中华文明追求的超越氏族、国家空间的天下的观念，关心全天下人民福祉，是中华文明的崇高理想追求。朱汉民认为，中华文明从创始之时起，就追求文化理念的普遍性，不把其限制在狭隘的氏族部落范围之内［38］。中华文明的天下观内涵丰富，具体表现为亲仁善邻、天下为公等主张。

1.亲仁善邻

亲仁善邻，语出《左传》：“亲仁善邻，国之宝也。”［39］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与邻国和睦相处、和谐共存。孔孟目睹了战争对社会的破坏，反对邻国之间为争夺土地而相互征伐，推崇和谐共处的兄弟之政。秦汉以来，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王朝，日趋强盛的国力却没有演化为强行武力开土拓边的行为，而是秉持亲仁善邻的传统理念，以对外交流的形式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史记》中《司马相如列传》《东越列传》《大宛列传》等篇目记录了西汉王朝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历程，西汉王朝秉持“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40］的原则，创造了稳定的周边环境。唐朝创造出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对外交流进一步扩大，吸收了周边国家的人才与文化。明代郑和率领当时最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留下了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友好往来的许多佳话。亲仁善邻与中华文明的农耕经济基础有关。农耕经济是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农耕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清明、安定的外部环境，因而中国古代的政权对和平共处尤为重视，和睦的国家关系可以尽可能避免动乱［41］。总体而言，中国与其他国家以礼为纽带，“近者悦，远者来”“厚往薄来”，形成了一种和睦的交往方式。这种交往方式往往伴随着政治的交流、经济的互惠、文化的浸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形成情感上的亲近，实质是一种厚往薄来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的交流，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亲仁善邻、以邻为伴、与邻为善，是对于中国传统的亲仁善邻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2.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语出《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42］这表明中华文明突破了国家边际的限制，置身于更宽阔的背景，以天下的观念来观察世界。梁漱溟认为：“中国人怀抱着天下观念，自古迄今一直未改，真是廓然大公。”［43］这是对天下为公的深刻阐释。天下为公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社会概念、政治概念。《周易》讲：“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44］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认知并非限于一隅，而是将对人的关怀推己及人，扩大到天下的范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为公是人文关怀在世界范围内的体现。张载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45］，从哲学层面阐释了天下为公的理念，在“民胞物与”说的预设下，不同的族群都应享有公正的关爱，彼此之间和谐共存，由此改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民胞物与”并非旨在强行消除差异，而是把族群的差异以家庭成员般的关爱的方式，减少摩擦，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

亲仁善邻、天下为公的天下观发端于以和为贵的思想观念，落脚于新时代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具体政策。如何在实践中实现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中华文明历来推崇的理念是行大道。如儒家“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46］等观念，道家“执一为天下式”［47］等主张，都是以实现天下共治为目的。通过将中华传统和文化推己及人，在时间、空间上不断彰显中华文明善良的本性、体现中国外交和平的底色，实现天地化育万物、天人至诚至善的境界，亲仁善邻、天下为公实质上就是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在空间上由近及远的实践。正是在以和为贵的文化基因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为人类社会应对新挑战提供了更多的中国智慧。

（三）社会观中的精神标识

社会观是人们对于社会本身与人和社会关系的总体认知。中华文明关注人的社会属性，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关注群体民众的民本思想。在古代中国，关心群体民众，特别是提升民众生活水平的理念具有重要的地位，民众在社会中应有的权利与义务等现代政治概念被寓于传统民本思想的范畴中。因此，中华文明的社会观与政治观具有一定的交叉之处。有研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社会观，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相契合［48］。这里提到的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社会观，一方面体现了传统的政治哲学智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升民众生活水平，构建和谐的社会风气，其实质是重视人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是人文精神这一文化精髓的具体体现。因而，由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社会观也自然延伸出任人唯贤、革故鼎新的标识话语。

1.民为邦本

民为邦本，语出《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49］民为邦本不仅是政治观，也是社会观，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本前提与基石。其中，养民教民是民为邦本理念在社会层面的基本主张，对民众的“养”与“教”是统治者的职责，这是提升民众对政权的向心力、促进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孔子提出“庶”“富”“教”治国三部曲［50］，孟子认为贤能的君王应当在保障民众基本生活基础上，注重对民众的道德教育，“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51］。总而言之，民为邦本的具体实践，就是要先从物质上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再加强道德教化，确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全面地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实质就是试图以道德约束来影响统治者行为的社会建设理念，理想的统治者就是要实践民为邦本，这样的约束从结果看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仁宣之治”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统治者对民为邦本的笃行。民为邦本与现代民主有区别，民为邦本缺乏权利观念，它虽然承认民为国家基础，但这种基础是基于君主统治的角度，并没有赋予民众主动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权利。民为邦本在当代民主政治建设中固然需要扬弃，但其富民、教民的优秀成分，在今天的社会建设中，也不失为重要的经验智慧，可以说民为邦本是中华文明社会观的思想精华。

2.为政以德

为政以德，语出《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52］为政以德既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古代社会建设的优良传统，其实质是通过对民众的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达到社会和谐的根本目的。孔子所讲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53］认为德行是实现社会治理的根本途径。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是实现德治的必要前提。道德具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可以增强为政者的政治人格，提升政治权威。德主刑辅是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德与刑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道德教化、礼仪规范是实现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以刑罚约束人的行为是实现德治的必要手段，但刑罚不能成为目的或主要方式，以道德教化唤起民众固有的善心，作用更为深远。为政以德有其理想化的色彩，在当代我们更应强调法治。但为政以德的思想依然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治理层面，德治与教化可以有效地将社会矛盾防患于未然，有助于实现“无讼”的理想社会。

3.任人唯贤

任人唯贤，语出《尚书》：“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54］社会的建设归根结底要发挥人的作用，形成良好的用人观是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孔子云：“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55］孔子强调了统治者要任人唯贤，以“唯贤”的原则，吸引天下更多的贤能之士，为全社会做出表率，树立榜样，进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因此，如何识别、任用真正的贤才就十分重要。当下存在一些对传统识人之法神秘化、庸俗化的解读，如“相面法”“五行论”等，这些在现代社会都不应提倡。中华文化中识人之法的精华俯拾即是，理应得到进一步挖掘和阐释，例如“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56］。观察一个人要注意他言行的动机、所走的道路和安于做什么事情，这为我们观察贤才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同时，贤能的依据不应简单依靠众人好恶。孟子讲：“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57］如若仅凭众人好恶，则会偏向于任用無原则的“乡愿”，或埋没有争议却真正有才能的贤才。墨子将尚贤视为国家政治兴衰之本，“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58］。荀子认为对贤才不必求全责备，而要用其所长，“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59］。这些思想瑰宝对今天我们选人用人、营造良好的人才氛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革故鼎新

革故鼎新，语出《周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60］革故鼎新的理念源于传统的天人观，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变革与创新的意识。革故鼎新的内涵十分丰厚，并富有中华文化特色。首先，阴阳相杂是革故鼎新的根本动力。“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61］乾坤、阴阳交和就是“变”，在此其中阴阳相互往来变化、万物枯荣兴衰，这就是“通”，变通即是创新发展，其中蕴含了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变与通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质，既坚持原则性，也具有灵活性，扩充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创新力。其次，损益之道是革故鼎新的重要特点。从“去故”与“取新”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创新之道不是抛却传统直接建立“飞来峰”，而是承继传统、守正创新。中华文明十分重视学习历史传统，主张在继承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革除不合于时的思想观念，这就是损益之道。损益之道可以有效避免因发展方向的随意变化而引起的不稳定，也能避免文化走向静止的桎梏，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新底包含旧底，继续旧底，而不是取消旧底”［62］，就是对革故鼎新精神十分精当的概括。

（四）道德观中的精神标识

道德观是人们对道德伦理关系的系统认识与精神追求。中华文明推崇以德启智、德智统一，重视道德的培育与实践。从中华文明起源看，以石峁遺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文明遗址经常出土大量玉器，玉器体现了协调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德”的标准。周代概括出玉的“五德”“七德”，表明玉是传统美德的载体［63］。由此观之，中华文明从起源时起就有了讲信修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传统道德理念，也是重视道德规范的中华文化精髓的立体形态。

1.讲信修睦

讲信修睦，语出《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64］讲信修睦既是大同社会理想、中华文明的道德圭臬，也是维持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力量。社会成员之间唯有互信，社会才能正常运转，人们在人际关系中才能获得安全感，形成和睦的人际关系，讲信是修睦的基石。中华文明不只具有重然诺、言必信的小信，更有弘扬以义为准则的大信。孟子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65］这都说明了真正能够兑现的承诺一定要合乎道义，如若对有悖于公序良俗的承诺依旧墨守，则不免硁硁然小人哉。只有将重然诺的小信与讲道义的大信结合起来，方能真正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风气。

2.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66］自然万物的运动周行不止，人应当像天道运行一样刚健有为、积极进取、不屈不挠，最终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精神使人脱离了对上天意志的简单服从，发扬了人的主动精神。从个人层面看，自强不息要求人们通过不断努力，提升个人的素养。老子云：“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67］只有战胜自我，才能成为真正强大的人。儒家注重挖掘根植于人内心的使命担当，使人自我砥砺。“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68］人一旦具有了主动精神，自然奋发向上。从民族整体层面看，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精神源泉，体现了中华民族接力拼搏的奋斗精神。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夸父逐日”“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无不都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写照。《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始祖后稷重视农业，尔后经公刘、古公亶父、季历、文王、武王等历代国君的不断奋斗，最终建立周王朝，成康之际，天下安宁，这是接力奋斗、自强不息而达到国家治理的典范。

3.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语出《周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69］大地柔顺无比、德行丰厚，能够承载万物、包容一切，君子应效法大地包容万物的品格，具有宽厚包容的胸怀。可以说，厚德载物高度浓缩了中华文明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的精神特质。儒道两家都对厚德载物的理念进行过阐释，儒家主张在个人修养上注重学习、自省，来培育德行，通过内心自我约束与外在礼乐规范的结合，人们在实践中才能积极有为。道家主张人们在修养上追求虚怀若谷、顺应无为，老子曰：“上德若谷。”［70］至高的德是顺应大道，像山谷一样包容万物。厚德载物，还集中体现在正确的义利观上。孔子主张义高于利、义利合一，孟子主张“以义为利”，荀子主张“义在利先”。三者均一以贯之，无不强调“融义弘利”，以义为先，义利统一。《易传》中厚德载物的理念可谓是对儒道两种修养理论的统一，既体现了以德立身、为人处世的主动精神，又是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充分彰显，值得我们今人不断去挖掘其价值。

中华文明的道德观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长期形成的道德理念、规范、行为的总和。今天我们继承并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是现实的需求，也是传统道德观创造性转化的必然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71］我们对待传统道德遗产，要阐发其当代价值，传统美德应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与时代要求，与现代文化、现实生活相融通，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鲜明标识。

三、深入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当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中华文明繁衍5000多年而从未中断的文化奥秘。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这一过程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仅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重要作用，而且对解决当今世界普遍性问题也有参考价值。

（一）增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自强

文化是民族复兴的基石，文化自信自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中华文明是世界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化是支撑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发展强大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72］传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增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文化基础，做好这一工作并不容易。一方面，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真正的文化“大观园”，人民群众要识得其“庐山真面目”并不容易，由于认知的隔膜，有时他们也会对中华文明的某些方面产生一些误解；另一方面，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中国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出现过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是一定时期里我们文化不自信的重要原因。而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可以梳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基本脉络，提炼出优秀的内容，进而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程度，提升人民群众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度、亲近感，最大限度地消除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隔膜与偏见。同时，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中蕴含着提升文化自信自强的丰富资源，如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进取的独特气质。正是在这种独特气质的影响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仍然能奋发前行。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我们可以挖掘出更多提升文化自信自强的精神气质。

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自强，要进一步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用丰富的实证、扎实的基础研究成果来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认知，用有力的实证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自强。考古新发现是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第一手材料”，可以直接证明中华文明的生产水平、艺术风格、社会结构，从中可以提炼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央政治局多次安排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73］。从这一重要论断可以看出，做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们要挖掘出更多直接的实据，进而更好地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由此，我们可以更有依据、更有底气地讲好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什么样的国家。

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自强，还要对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进行现代诠释。中华文明浩如烟海，我们要准确找到解析中华文明密码的密钥，这一密钥就是用凝练的、具有影响力的语言，提炼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文化精髓，并对其进行现代诠释。一方面，我们不能全盘复古，试图依靠古代文明解决今天的问题，而要在实践中赋予中华文明新的内涵，使其符合时代要求，这实质是对中华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用标识性的语言去提炼，也有利于提升中华文明的辨识度，使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掌握并在实践中运用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由于中国地域广袤、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在发展中还形成了丰富的民间文化，包括民间的建筑、服饰、文学、戏剧、礼俗等，这些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共同构成了根脉深厚的文化“小传统”，文化的“小传统”对民众有着特殊的感召力。而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代表了中华文明主流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文明的“大传统”。“大传统”与“小传统”相辅相成，正如刘梦溪所讲：“大传统借助于小传统才能形成社会的文化辐射面，而小传统因为有了大传统的导引，才能使文化精神得到提升。”［74］由此观之，提炼与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时要结合民间文化特色，进而孕育更多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内容，同时我们也要对民间文化的“小传统”进行再阐释，最大程度体现“大传统”中的文化共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更广泛的地域层面推进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自信自强。

（二）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事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在不断提升中国物质力量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增强精神力量，强大的精神动力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的持续动力。在5000年历史中发展形成的中华文明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底色，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精神动力［75］。我们要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将中华文明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转化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社会文明，使中华文明更好地成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具体地说：

要使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就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创”方针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的阐述，深刻回答了“两创”是“创什么”的问题。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76］。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两创”的实质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所损益。创造性转化，即要以现代化为方向，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传统”转化为“现代”；创新性发展，即要注重传统文化在内容、价值、形式上的创新，不断增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两创”的指導原则与根本方法，回答了“如何创”的问题。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就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77］的发展方向，在继承中转化、超越，提炼展示中华文化精髓、阐发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同时，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两创”必须遵循的根本方法，要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来推动“两创”；也要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融通之处，在二者百年来不断融通、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推进“两创”，既实现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注入思想动因，锻造出新时代中国精神［78］。

要使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还要深刻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79］。“高度契合”论指明了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根本途径。以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为指导，这是根本原则与基本方向。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是“高度契合”的导向，不断阐发中华传统文化中符合正确发展方向的优秀成分。两者的高度契合不能只停留于文字的契合，而是要找准二者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内在结构等深层次的真正契合点。例如，在宇宙观方面，两者的契合性体现在天人合一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契合、道法自然与遵循自然规律的契合。在天下观方面，两者的契合性包括天下为公与解放全人类的契合，协和万邦、亲仁善邻与社会主义和平性质的契合。在社会观方面，两者的契合性体现在以民为本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契合、和而不同与“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和解”的契合。在道德观方面，两者的契合性有人心和善与“真正的人的道德”的契合、先公后私与集体主义的契合等。两者内在的联系是高度契合性的“先天条件”“融合基因”，随着社会基本矛盾、具体特点、主要任务的发展变化，两者的契合又表现出时代特色。因而我们理应继续深挖两者的契合性，以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为纲，不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是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认同的重要途径，对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意义重大。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当前国际社会中依然存在着所谓“文明冲突”等言论，对此，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地区冲突、低增长、贫困化等全球性危机时倡导亲诚惠容、共享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共赢发展策略，这必然需要进一步挖掘其中的中国智慧［80］。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也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现实需求。中国外文局《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显示：中华传统文化是海外受访者熟知的文化元素，包括中医药、武术、传统节日等［81］。基于中华文明已有的国际认知基础，我们在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过程中，理应更加重视中华文明的积极作用。但也需要客观地认识到，目前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力相对有限，西方文化价值观影响依然强劲，中华文化价值观还欠缺统一和凝练的概括，国外民众难以理解其精神内核。体现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最终要实现价值观的影响力，也就是要传播凝结在中医药、武术、戏曲等具体文化符号中的中华文明的“道”，这就需要将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精神标识提炼出来，讲清楚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丰富内涵，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从而营造对中国有利的舆论环境。

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进行，我们必须发挥主动精神，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阐释推介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精神、智慧，就需要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基于这一背景，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意义重大。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也是一个对中华文明再阐释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挖掘更多具有世界意义的内涵，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的“故事”“声音”必然是将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征程与中华文明时代精华相融通的一种文明新形态，这样的文明形态才具有丰厚的民族底蕴、鲜明的中国特色，才能达到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与影响力的目的。

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要在提炼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与精神标识的同时，发扬“会通”精神。所谓“会通”精神，就是要善于相互讨论、交流，相互吸收、提高，既坚持自己的理论原则，又能纠正自己的理论不足，与时偕行，不排斥域外思想文化，而是力求了解、吸收其长处，与本土文化融合。不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82］人類文明多彩纷呈、姹紫嫣红、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只有开放、流动、不断吸收不同文明的优秀内容，才能推陈出新、保持活力。在新时代，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传播力，就要继续发扬“会通”精神，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借鉴不同文明的优秀内容，使之为中华文明所消化、吸收，最终融合成为中华文明新的精神标识。同时，文明交流互鉴也有利于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中华民族历来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民族都是人类社会一分子，都有着为全人类发展贡献力量的义务。虽然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与邻为壑”，阻碍全球的开放交流，然而，人类文明交流大趋势不可阻挡。我们要向世界介绍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做好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的表达，提升传播实效，将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不同国家、区域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使不同民族的人更好地读懂中华文明，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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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xtraction and Value of the Defining Symbols and Cultural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LU Weiming， DENG Jiaoyu， WANG Wenxin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extraction and display of the defining symbols and cultural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a question of major academic significance. The cultural essence is the inner nat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defining symbols are the external express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centrates on three aspects： the idea of valuing peace，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the core ethical code of upholding morality and valuing righteousness. The defining symbol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a comprehensive system with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views on cosmology， the world， society， and morality. In the new era， further highlighting the valu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will greatly promot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boost the morale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drive， and enhance the spreading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specific ways to promote it.

Key words：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e essence; Defining symbol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責任编辑朱香敏；责任校对孙俊青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