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佳誉

〔内容提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经济增长增添了新的活力，环境监管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工具。因此，经济增长的这两个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协同效应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本文使用2011年至2020年收集的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和阈值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监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证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环境监管力度的提高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效应和负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且，两者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基于这些研究结果，本文建议建立数字普惠金融与环境监管的协调机制，以充分发挥二者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中的协同作用。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环境规制；区域经济增长

一、引言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深入推进绿色智慧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以数字化引领绿色化，以绿色化带动数字化”。在全球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成为全球经济社会转型的两大趋势。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数字化的浪潮已经极大地影响了传统经济的所有领域，金融业加速向数字化转型，为打通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带来了诸多好处，使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此外，环境监管被认为是促进可持续健康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就污染物排放总量而言，中国位居世界前列，呈现出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效率提升潜力大的特点。因此，在资源和环境的刚性约束下与数字化利用的背景下，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至关重要，对于经济转型和发展来说，数字化与绿色化已经成为重要的驱动力。

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监管在中国经济增长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监管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空间效应的影响如何？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本研究旨在为政府部门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经济发展中的环境监管政策提供量化依据和决策支持。

二、文献综述

数字普惠金融的结果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有效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为社会提供越来越广泛的机会，这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和福利，从而持续促进经济增长。有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到周边国家。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但也有人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例如，一些学者指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当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超过这个门槛时，可以进一步激发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环境管制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波特假说”，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创新，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盈利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第二，环境管制对区域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一些学者研究了污染密集型行业和制造业的环境管制的影响，发现环境管制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第三，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因果关系，这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或企业绩效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此外，学者们还对金融发展与环境监管的共同作用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发展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如有学者证实了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的独立效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金融发展和环境监管的结合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文献综述，我们可以发现前人研究的一些特点。首先，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环境监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二，一些学者讨论了金融发展和环境监管的交集，但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三、理论机制与假设

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普惠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传统金融的有效补充。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金融排斥，激活当地经济。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打破地域限制，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可以提高此类服务的效率，激发当地市场活力，增加就业机会。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利用信息技术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激活企业创新活力，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然而，数字服务发展水平高的地區可能会以其先进的技术和高质量的服务吸收其他地区的客户资源，从而产生负面的空间溢出效应。总之，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并表现出负的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是政府调解环境外部性、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环境规制可以提高企业的进入门槛，淘汰或转移高污染企业，促进企业的产业合理化进程。而且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低生产率部门逐渐退出市场，高生产率部门不断细化分工，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再者，根据“污染天堂假说”，当经济发达省份的环境管制更强时，就会寻求产业结构的优化。此时，污染密集型产业会转向其他环境法规宽松的地区，从而产生负面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这一事实，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并表现出负的空间溢出效应。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环境保护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共同努力，进行大量的环境投资和工业资金的重新分配。那么，环境监管和数字金融之间可能会有一个相互调整的过程。一方面，环境投资一般具有风险高、前期回报低、周期长的特点。随着环境法规的收紧，各种类型的企业都面临着生产资金的限制。然而，数字金融可以有效地实现精确的数据匹配和更准确的风险评估，这些都依赖于信息处理方法。还可以利用其信息和技术优势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减少寻租空间，缓解金融歧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当公司面临较宽松的资本约束时，其现金流压力也较小。相比减产，企业治污的好处可能更大。这时，企业会采取一种环境投资和污染控制的方法来减少排放。此外，随着环境管制力度的加大，可以有效地限制资源向高污染企业的流动，合理地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利用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交叉融合和创新，提高企业进行绿色技术活动的积极性，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基于这一事实，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规制可以协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表现出负的空间溢出效应。

H3a：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

H3b：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

四、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区域经济（lnpgdp）：现有的研究大多用地区GDP或地区人均GDP来表示地区经济增长。本文使用地区人均GDP的对数来衡量地区经济增长。

2.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dif）：本文基于现有研究的普遍做法，采用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除以100）来衡量数字普惠金融水平。

3.控制變量

技术创新：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更能反映一个地区当前的技术创新成果。因此，科技创新是以专利申请授权数来衡量的。产业结构：这是用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的。城市化：这表现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政府干预程度：政府财政支出可能通过影响资源配置来影响经济增长，政府干预程度用各地区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地区GDP的比例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积累和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是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GDP的比值来衡量的。在计算过程中，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按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折算。

（二）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2011年至2020年全国30个省区（不含西藏、香港、台湾、澳门）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数字普惠金融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区域经济增长、环境管制的个别指标和其他控制变量选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各省市统计年鉴》。本研究中使用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三）研究方法

1.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引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之前，有必要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环境规制和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性进行测度。本文从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全局空间自相关用莫兰指数检验，如公式（4）：

在公式（4）中，S2是样本方差，xi，xj是地区观测值；i和j是省份总数，Wij是空间矩阵；而莫兰的I一般在[1，1]范围内。当后一个值小于0时，意味着该空间是负相关的。当它等于0时，意味着该空间不相关。大于0时，表示空间正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由莫兰指数散点图表示。

2.模型选择和构建

五、实证结果

（一）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1.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文使用地理空间邻近矩阵，表2绘制了每年区域经济增长的全局莫兰指数，所有这些都具有很高的统计意义。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选取了两个时间横截面：2011年和2020年。使用莫兰散点图（见图1）分析了中国30个省份的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聚集特征，莫兰散点图显示，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存在“高—高”和“低—低”集聚的空间趋势。

2.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Stata16.0软件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监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使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模型。首先，豪斯曼测试表明，在这项研究中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监管的联合效应，我们将交叉项引入模型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数字普惠金融系数、环境监管和其他控制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3中的模型（1）显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监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独立影响。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空间自相关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为正，说明中国各省市的经济发展会受到经济联系密切的省份的影响，从而形成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从核心解释变量来看，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监管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打破金融服务的空间限制。它将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和企业的融资成本，最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跃度，促进经济增长。然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溢出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抑制了相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当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会吸引经济水平相近地区的资本资源，削弱相近地区发展的基础，不利于相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假设H1证明是正确的。其次，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环境规制可以有效遏制企业的短视行为。同时，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倒逼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与数字普惠金融类似，环境监管的空间溢出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该地区环境规制的加强会抑制经济水平相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当该地区的环境管制加强时，污染密集型产业将转移到经济水平相似、环境管制较低的地区，这将对相近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假设H2被证明是正确的。

由于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数字普惠金融与环境监管的交叉项“数字普惠金融加环境监管”引入模型，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结果显示在表3的模型（2）中。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环境监管之间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研究表明，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监管的综合效应具有协同效应。因此，假设H3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与模型（1）相比，两者的联合效应要小于独立效应。这说明受环境法规影响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降低。数字普惠金融与环境监管交互项的空间溢出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该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环境监管两者的联合效应的加强会抑制相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当数字普惠金融与环境监管同时加强会吸引经济水平相近地区的资本资源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将转移到邻近地区，这将对相近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3.空间效应分解

为了进一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监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本文借助一个偏微分方程对空间效应进行了分解。表4显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监管的独立模型，以及在两个变量之间的协作模型中每个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总影响。

在独立模型中，数字普惠金融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但间接效应显著为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会抑制经济水平相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其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区域内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对人才、资本等关键要素的需求将会十分旺盛，可能会产生“虹吸效应”，造成关键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因此，经济水平相似的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抑制。其总效应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周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本地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向间接影响效应对本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正向直接效应进行了削弱，从而最终导致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总效应不显著。

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环境监管在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没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可能是由于环境监管的区位优先性，使得环境监管无法扩展到相近的省份，从而产生溢出效应。

在协同模型下，数字普惠金融与环境监管的交叉项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显著为负，但总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环境监管的交叉项没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可能是由于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环境规制的联合效应发展对本地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向间接影响效应对本地区联合效应影响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正向直接效应进行了削弱，从而最终导致数字普惠金融与环境规制的联合效应对经济发展的总效应不显著。

六、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从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角度构建环境规制指标，计算出各省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监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和文献分析，本研究利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使用SDM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监管对经济增长的独立和联合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通过独立效应检验，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监管能够显著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但都给经济水平相近地區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反映了负面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假设H1和假设H2得到证实。在联合效应检验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监管的交叉项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监管对经济发展具有协同效应，假设H3得到证实。

（二）政策建议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建议如下。一是政府要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建立有效的组织管理机制，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此外，应合理部署数字技术，加强区域协同，以促进直接效应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并减少空间溢出效应的负面影响。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政府应加大金融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金融机构推广数字金融服务，降低交易成本。对于东部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应开展金融创新服务，促进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

在环境规制方面，一是政府要加大研发投入，优化研发资源配置，支持转型企业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应采取更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以“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为主。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应采取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辅以“激励型”和“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但是，为了保护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应以“控制性”环境监管工具为主，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和环境监管之间的协同作用，有两个主要建议。一方面，各地区应加强区域合作，共同探索和完善环境监管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开展跨区域环保执法和金融文书执行合作十分必要，有助于实现各区域环境、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根据不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发展水平的差异，制定差异化的环境监管政策。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高，技术创新强，市场成熟，因此，适合实施市场激励的环境规制政策，如排污权交易和排放费等，有利于激发环境规制的正外部性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对缓慢。污染密集型企业所在的地区应着重采取命令和控制的环境管制政策。这类企业的环境规制成本大于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因此，有必要通过政府的外部强制措施为企业提供支持，并增加财政支付。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