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霞,高 源

(1.安徽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2.宿州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引言

关于遁世隐逸思想,儒道两家同时开启端绪,但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在孔孟那里,隐逸既是反抗的方式,也是待时而动的权变,……这是儒家的实践理性在遭遇到种种的风霜雪雨之后表现出的世俗化的成熟。”“隐逸与庄子的缘分更深,……庄子的隐逸王国是一种近乎涅槃的‘美丽的死亡’,因此,从审美的层面看,固然不乏诗意,但落实到行动中,却远不如儒家富有操作性。”[1]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传统文人士大夫糅合儒道两家的隐逸思想,遁世隐居成为社会动乱时期尤其是朝代更迭之际传统文人们逃避现实矛盾、保全自我的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态度。同时,传统儒家倡导“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模式,深刻地影响着传统文人的心理结构与价值取向,“所谓‘内圣’,是指人的主体的心性修养;所谓‘外王’,是指把人的主体修养所得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2]。传统文人的“修身是为了经世济民。儒家所设计的理想人格,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经世胸怀”[3]。可见,社会动乱之时尤其是朝代更迭之际,“遁世”与“济世”相叠加具有切实可行性,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人调和保全自我与实现自我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

大明自万历(1573—1620)以后,政治腐朽没落的趋势不可阻挡,社会经济崩溃,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不断深化,至崇祯年间(1628—1644),已经演化为不可控制的局面,加之地方旱涝灾害频发,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