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

自1977年恢复高考和高校扩招后，越来越多寒门学子得以走出乡村和小镇，奔向城市，被现代生活接纳，全社会弥漫着一种风潮：凭借高考改变命运，重塑自己的生活。

艾苓是黑龙江省绥化学院1987届历史系毕业生，2005年重回母校任教。在此后长达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她接触到超过3000名学生，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依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大学学业。这些学生也并非别人口中的“寒门贵子”，拼尽全力后只是考上了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大多数人也并没有鱼跃龙门，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

2022年9月，《我教过的苦孩子》一書出版，艾苓用50个故事讲述了那些少人问津的贫困学生的人生。一个如今生活十分幸福的女生，讲起当年的贫困经历仍然忍不住落泪，认为“就像曾经被狗咬过，看见狗就紧张，又回到被狗咬的那个年龄”。另一位受访者对艾苓更是直言不讳，“永远不会感谢贫穷”，因为自己不经历贫穷，一样能够成长。“我感觉到，贫困带来的伤痛还时不时会在一些人的内心中隐隐作痛。”艾苓说。

“都是被贫困耽误的人”

平时与学生聊天，艾苓很少谈及贫困这个话题，更多的是学业和未来。贫困生担心受到歧视，不愿当众揭开伤疤。艾苓初听那些更详细的“贫困故事”强烈震撼。

这些故事大多数与饥饿挂钩。比如，一日三餐。一位贫困生说，四个月的时间只消费了六百多块钱。艾苓心疼地问，你能吃饱吗？学生说，能吃饱。在学校的档口，一块钱可以买到土豆条、豆腐、白菜等，再打上七毛钱的米饭，就可以吃一顿。有时候，中午打零工太忙顾不得午饭，便省下了一顿饭。她基本上不会在外面吃饭，也不参加任何的聚会。

一位2005届的80后毕业生，家在黑龙江某县最穷的村子，又是最穷的户。姐弟四人，三个姐姐先后辍学，他成为家里唯一读书的孩子。在父亲工作的供销社的打更房里，他在小黑屋的墙壁上写下单词和数学公式。当时，1200名乡镇应届初中毕业生竞争县一中50个名额，甚至比考上大学还要艰难，他成为其中之一。

学业对他们的人生往往意义非凡。一位2010届的山东毕业生中考失败后回家放羊，每天把羊群赶到树荫里，然后开始看书。他看《平凡的世界》，和孙少平一样心有不甘。妈妈早年因肝病病重而自杀，爸爸也在随后几年离世，一家全靠大哥辍学操持。家里贷了三千元，送他去县城读书，高考考了全县文科第五名，进入绥化学院。高考后，他去建筑工地挣钱，加上大哥连借再贷，终于凑够了学费。他办了助学贷款，为了维持生计，大学期间，他做家教、服务生，发传单，甚至捡垃圾。

临行前一晚，家人为他送行。大哥端起一盅白酒，泪眼模糊，环顾一周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吧，咱家终于有大学生了！”

艾苓曾试图去描摹这群学生的画像，他们出生于下岗职工、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家庭，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农场、林场等，有的家中多子女，有的则是单亲家庭或父母生病、家庭遭遇变故。对于很多人来说，能够来到绥化学院，早就“已经拼尽全力了”。

这些年来，出生于小城镇、通过学习进入一流高校的学生被称为“小镇做题家”。“我的大部分学生甚至没有机会做‘小镇做题家。”艾苓出生于县城家庭，丈夫出生于条件更差的农村，当时尽管存在差异，但是“谈不上教育鸿沟”，而现在这种差距明显更大了。

“这些孩子都是被贫困耽误的人。”艾苓说，“虽然他们都聪明，有超出常人的勤奋，在小学、初中时候都是班上的尖子生，还有很多是村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经济

申请助学金往往需要写一份家庭贫困说明，这仿佛是一个标签，挥之不去。一名受访的95后女生说，她从四年级那次开始边哭边写，从小学写到初中，从高中写到大学，她的内心抗拒万分，最后仍然说服了自己：发下来的补助确实解决了问题。

艾苓忘不了一个2013届的学生，申请助学金时，鼓足勇气站到前面，几句话以后便泪流满面。她的父亲肌肉萎缩，母亲患有白癜风，“紧张、难过、羞愧、无奈”，这笔一等助学金让她的父母不用卖房和放弃治病。舍友当面嘀咕她身上的李宁运动服，“贫困生还穿名牌”。后来，她告诉艾苓，自己从来不扔东西，这件衣服已经从中学穿到了现在。

“他们看不到穿了多年以后衣服上的破洞，这就是隔阂。”艾苓说。她决定当众说出家庭状况，但也只是寥寥几句，个中滋味谁知？

有一位贫困生对艾苓说，他们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心理问题。在绥化学院读书时，他和富二代同学逛超市，觉得对方一定会买很多东西，于是买了上百元的零食，结果发现对方只买了五十多元。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脆弱，担心被人看不起。

2003届毕业生陈稻考入当时的绥化师专后，参加社团活动却有负罪感，“为了自己的向往跑出来读书，增加父母负担，你多自私啊？”她没钱买蓝白色系服，只能穿着初中的校服站在人群中，常常因别人的玩笑话而感到自尊心受伤。

“他们务实，甚至来不及  谈迷茫、悲观、失望”

艾苓和年轻的学生谈归属，他们经常说“回不去的故乡”，回去的唯一出路是考编。艾苓说，他们在那里出生和长大，回去又能做什么呢？一个学生在上海工作，给自己规定每月几百元的生活费，疫情防控期间，公司薪资基本照发。艾苓问“上海是不是你的久留之地”，对方却回答，自己不会继续留在上海，无法负担房价，但肯定还要待几年，“因为每天都在成长”。

“这样一个摸爬者的群体，一点一点蹚出自己的路。”艾苓总结道，“他们务实，甚至来不及谈迷茫、悲观、失望，他们没有时间把自己放到这种情绪中。让这种情绪弥漫自己生活的话，谁给他们准备下一顿饭，是吧？”

有些受访毕业生已人到中年，即便在一个非常好的单位，在外人眼中令人羡慕，但在某些关键时刻，诸如岗位竞争演说时，熟悉的脆弱仍会袭来。

一个2018届的男生，家在甘肃东南部的小山村，附近山大沟深，庄稼种在梯田上。他7岁开始放牛。家里种了20亩地，离家远，他背着许多粮食，像背了一座山。上学也远，总要去到七八公里外的地方。毕业后，他去了杭州工作，在一次会议上，他震惊于与同龄人的巨大差距，童年的生活似乎又回来了，“这几年的生活有点像童年生活的复制：贫穷、安逸。只不过换了场景和内容，山路上奔跑和骑行换成了我经常开的公司的车。”他提醒自己要改变现状，艾苓说，他们没办法躺平。

生命中的绝大多数时候，陈稻不愿再谈论童年与青年时期的困窘。后来她的生活走上正轨，事业和家庭都令人艳羡。“如果有一天突然遇到了以前的人，或想起了以前的事儿，或者接触到了一些否定的声音，会一下子打在心里，把你打回原形。”陈稻说，“你会很自卑很无助，不停地否定自己，你需要自己去调节。”

很多人早已选择和生活和解。他们对艾苓说，这些当年讲过的故事，当时为什么这么多的怨恨，这么多满腹牢骚呢？和别人相比，其实我已经很“幸运”了。也许，时间能逐渐治愈他们的生活。

“爱的贫乏比物质影响更大”

在艾苓调查的样本中，特别是留在黑龙江的学生，较早爬出贫困的基本依靠公务员或教师编，拥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尤其是80后这一批寒门学子。到了90后这批，视野变得相对开阔，很多人选择离开黑龙江，去大城市闯荡。起点也许并不高，做销售，做运营，辗转多个城市，但他们至今没有放弃“摸爬”。

“自身的经历让他们要更务实一些，不要被情绪左右，他们要生活下去。”艾苓说。

艾苓书中的学生，只有少数继续读书深造，大多数在本科毕业后选择工作。艾苓说，奋斗多年，他们终于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有一个受访者仍然保留原来的生活习惯，不敢逛街购物，努力节省开支，但是舍得给孩子花钱，希望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教育一直都在改变人的命运，不光改变了我们60年代人的命运，70后、80后、90后一直都在改变。”

“前十年毕业的学生奋斗多年，终于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后十年这些孩子还都在努力，能够自食其力，有的人已经开始走向了第二步，开始反哺家庭了。”艾苓说。

《我教过的苦孩子》出版后，一个受访学生看到自己的故事，“事隔多年再看到你写的故事，怎么还是很心酸呢？”他发到了家族群里，想让更小的孩子們知道，“这就是我们曾经的生活”。

（蔡瑛荐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