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先

摘 要：李殿元先生提出的“成都：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是至今所见关于“成都”的来历和涵义最清晰的表述。史有明载，对“成都”而言，公元前311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之前没有成都城，也没有“成都”这个名称。张仪、张若新建的命名为“成都”的这座城，不仅只能由占据蜀地的秦统治者来命名，而且他们所命名的名称还应该体现其渴望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成都”两字必定是中原文字，其所具有的文化属性当然是中原文化。对“成都”两字的理解，必须按照中原文化去认识。“蜀学”的兴起和渊源，与秦对蜀地的统一，与“成都”的涵义是“走向成功之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它为“蜀学”在宋代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千年古都；统一全国战略；走向成功之都；蜀学兴起

最近一段时间，李殿元先生经过长期研究而提出的“成都：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为成都这座著名历史文化名城之名称的来历和涵义理清迷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1]李先生采用三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文物考古、口传资料，辅以语言学、文字学、比较学，对成都上下数千年的相关历史记载、文化事件、社会问题予以整饬剖判，条分缕析，并将它们置于人类文明长河以及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多元大格局中进行观察、审视，从而使其论证依据充分，张弛有度，要言不烦，直击肯綮。其结论虽独辟蹊径，却基本在理。在为李先生所论点赞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思考与认识，写在这里，算是对“成都：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这种观点的支持吧！

一、公元前311年对成都的重要性

对“成都”之名的来历和涵义而言，公元前311年无疑具有不可代替的重要性。

《华阳国志·蜀志》说：

（周）赧王四年，（秦）惠王二十七年，（张）仪与（张）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2]

这里的周“赧王四年，惠王二十七年”是公元前311年，说得上是确切的证据。即是说，秦军于公元前316年征服古蜀国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建立管理机构，驻扎军队，需要城垣了，所以秦统治者在公元前311年新建了成都城，与成都城同时兴建的还有郫城和临邛城。

这说明，在公元前311年以前，没有成都城，否则就不是新建而是重建。

从张仪、张若修成都城的艰难性也可证明在公元前311年以前没有成都城。

东晋史学家干宝编撰的《搜神记》卷十三载：

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3]

除《搜神记》外，唐宋时期的《元和郡县志》《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都有关于成都号“龟城”的记载，其中《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载：

《九州记》曰：益州城初累筑不立，忽有大龟周行旋走，因其行筑之，遂得坚固，故曰龟城。[4]

成都之所以产生“龟城”的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成都在当时建城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按史书所说，古蜀国时期曾经“移治郫邑，或治瞿上”，甚至还“徙治成都”，但可以肯定，那时并没有成都城，因为在李冰“开二江之前”的川西平原完全不适合修建城垣。众所周知，由岷江、沱江冲击而成的川西平原就是水洼地，李冰之所以要“开二江”，就是为了排涝，彻底解决川西平原的土质松软问题。所以，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杜宇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营邑必在较高之黄土丘陵地带（广都、新都、成都三邑之原址亦正如此，后详），故郫本在九陇。”[5]又说：“蜀王世，成都平原之冲积土部分犹洳湿，故营邑皆在赤土浅丘上，郫、新都、广都、成都皆然。”[6]

因为川西平原低洼潮湿，土质松软，所以张仪兴建成都城必须取土填埋，《华阳国志·蜀志》对此记载说：

（成都）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城北又有龍坝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平阳山亦有池泽，蜀之渔畋之地也。[4]

尽管取土填埋，仍然因为当时的土质太松软，故而修建中的成都城屡筑屡颓。虽然秦国国力强大，仅“一月余”就可征服古蜀国，可是新建成都城却花了太多时间，足证其过程存在太多困难。后来不得已而为之，只能立基础于高亢之处。结果不仅历时九年，还因为随地形而修建的原因，故造成城墙非方非圆，南北不正，其形状就像是一个乌龟，所以古代的成都就被称为“龟城”。因为是“龟城”，有人便杜撰了“神龟示迹”的传说。这样的传说，其实客观反映了成都建城所经历的艰难过程。

所以，对成都来说，公元前311年非常重要，在此之前没有成都城，也没有“成都”这个名称。

说公元前311年才有成都城和“成都”之名，影不影响成都作为“中国十大古都”中早就有了的“千年古都”的形象？不影响！因为，从新津宝墩、温江万春鱼凫、广汉三星堆以及大邑、都江堰等地均发现有古蜀人在4500年—3000年前的古城遗址，证明成都平原在当时是严重的水洼地，不宜修建城池，故古蜀人已建都城都不可能长期存在，而不得不经常迁徙，屡次新建都城。最后由秦人修建的成都城是因为有了“二江”排水，才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蜀地都城不断迁徙的问题。新津宝墩、温江万春鱼凫、广汉三星堆等古城，与成都城是一脉相承的成都平原上的“千年古都”。

二、谁能为张仪新建大城命名

秦军是在公元前316年由张仪、司马错统领征服古蜀国的，其后在此地设立蜀郡。张仪、张若是秦国先后派往蜀郡的郡守，并由他们新建了“周回十二里，高七丈”，[7]与秦国国都咸阳同样大小，在当时确为大城的蜀郡首府。

张仪、张若新建的这座城，该谁来命名？当然只能由占据了蜀地的新统治者。

秦军之所以要征服古蜀国并将其纳入秦国版图，是因为强盛起来的秦国制定了统一天下的大战略。

关于秦统一战略第一步的决策，《战国策》记载得最为清楚：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司马错曰：“……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8]

司马错认为，张仪提出的“攻韩劫天子”之策，会遭到社会“恶名”，东进远不如先南下，南下伐巴蜀，对于秦实现统一霸业远比“攻韩劫天子”更具有战略意义。从战略地位说，获得巴蜀后，蜀地可以水路直接通于楚，加之巴人勇猛善战，可以从水路攻楚，“楚亡，则天下并矣”；从物资方面说，蜀地非常富饶，得其地即可解决攻楚需要的各种军用物资；更何况，此时“师出有名”，因为蜀国正与苴、巴二国失和，战端蜂起，南下蜀地有“禁暴止乱”的道义之名，可避免诸侯警觉。司马错的战略构想非常完善，故得到了秦惠王的批准。

司马错、张仪率秦军攻蜀，很快就获得成功。秦统一巴蜀后，不仅移大量秦人于蜀地，强行改变蜀地的居民主体，奠定牢固的统治基础，而且还强力将秦国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推行到蜀地，仅几年时间就将巴蜀之地打造成了秦国后方根据地，由此不断向南向东出击，逐步推进秦帝国的统一大业。

秦国在蜀地推行的政策中有郡县制，设立了蜀郡，并在蜀郡之下首先设立成都、郫、临邛这三个县，分别新建了这三个县的三座城池。蜀郡首府在成都，成都城的修建居然是按秦国国都的标准进行建设，足见秦统治者对实施秦统一战略后首先纳入秦疆土的蜀地的重视，并渴望以此为开端，迅速结束战国纷争的混乱局面，完成统一天下的战略规划，实现大一统。

所以，張仪、张若新建的这座城，不仅只能由占据蜀地的秦统治者来命名，而且他们所命名的名称一定不会体现古蜀文化因素，只会体现他们渴望统一天下的战略意图。

众所周知，张仪、张若新建的这座城，最终的命名是“成都”。

三、“成都”两字的涵义

关于“成都”这个名称的涵义，在成都博物馆的古蜀史部分有专门的介绍，共有十种说法。其中只有李殿元先生是主张“成都”得名是在秦统一古蜀以后，其他均认为“成都”得名与古蜀有关，甚至是在古蜀时期就已经存在。

这就很奇怪了。秦统一古蜀后，强力推行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各项中原制度，大量考古发掘也证明是在此时以后蜀地才开始有了中原文字。虽然古蜀曾有过辉煌的文化，但是，在外来先进文化因素的刺激和促进下，古蜀文化包括可能存在过的古蜀文字已经灰飞烟灭。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新产生的“成都”这个名称，不去使用中原文字来体现中原文化涵义，却偏要使用被秦征服了的，已经放弃了的，与中原文化、文字完全不同的古蜀文化，为他们千辛万苦才建成的新城池命名，当属匪夷所思。我们看“成都”这个名称，其所体现出的中原文化的涵义是那么坚强有力、清晰明白——那里面并无古蜀文化的影子！

“成都”的“都”字，按中原汉语涵义，结合语境，自是“大城市”无疑。

“成都”的“成”字，是认识这个名称的关键。汉字是多义字，一个字往往有多重涵义。研究远古历史，当然不能仅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之类对汉语“现代”用法的释义，而必须使用《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汉语言文字工具书。李殿元先生说：

“成都”的“成”字在古代不是这样的写法，翻看《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就知道，它比现在多一划，是由“丁”与“戈”所组成，所以，《辞源》释“成”字就有“……四、和解，讲和。……五、平服、平定。……六、必、定。七、并。”这些释义，显示出由“丁”与“戈”所组成的“成”字的强势意蕴。兵丁、刀枪等在军事方面的意味非常明显，而平服、平定、并合等字眼说的就是秦征服古蜀的事实。

秦攻占巴蜀，是秦统一全国战略的最早实施。设立蜀郡、成都县，修建成都城，也是秦统治者所确定并实施的。那么，他们为这个新设立的县、新修建的城取名为“成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成都”这个名称所显示出来的军事意味，与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非常吻合，它所包含的意思就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这应该就是“成都”之名的来源及其涵义。[9]

这是至今所见关于“成都”来历和涵义的最清晰最正确的表述。

为什么说成都自此“走向成功之都”？

因为秦对古蜀的统一，使古蜀文化湮灭了，只留下少许经过中原文化改造的传说和丰富的、考证有难度的地下文物，这可以说是古蜀文化的不幸。但是，秦对古蜀的统一，让蜀地首先加入“大一统”，接受更为先进的各项制度，并因作为秦之统一全国战略的后方基地而加大加快建设，先后打造出成都城、都江堰、文翁石室等标志性工程，让蜀地在经济、文化诸方面进入到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并“走向成功之都”，乃至呈现出“扬一益二”的趋势，这又是古蜀之地的大幸，也是“统一全国战略”的大幸。

四、“成都”为蜀学兴起奠定坚实基础

在宋代，由苏洵开始，由苏轼、苏辙、张栻、魏了翁等一大批有共同思想基础、共同学术倾向的著名理学家，在巴蜀之地及巴蜀以外展开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彰显了蜀地厚重的学术成就，形成时人所称的“蜀学”。蜀学的影响，不仅在蜀地，更是走出巴蜀，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学派，堪与齐鲁之学、关学、洛学等著名学派相颉颃。

不过，就蜀学的渊源而言，必须承认，它与秦对蜀地的统一，与“成都”的涵义是“走向成功之都”，有着特别重要的关系。可以说，它们为蜀学在宋代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换言之，秦统一古蜀与设立蜀郡、成都县的举措，推动了蜀地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酝酿、产生了蜀学。

不可否认，在秦统一前的古蜀之地，早就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优秀传统，对知识与文化人都非常尊重。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10]传说嫘祖是西平（今四川盐亭县）人，因为她教民养蚕缫丝，所以被祀为神。

《华阳国志·蜀志》说：“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11]古蜀王杜宇传授农耕技术、督促农耕生产；古蜀王开明治理水患，使人民方便生产生活。杜宇、开明因此被蜀人尊为望帝、丛帝。蜀人为感谢他们的教民功勋而建庙立祠，郫县望丛祠就是实证。

《汉书·艺文志》说：“《尸子》二十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12]作为商鞅变法的重要助手，尸佼在变法失败后逃往蜀地，在这里撰写出他的重要著作《尸子》。

……

秦统一古蜀后，采取了若干措施，使蜀地原有的教育内容发生了变化，以利于传播中原文化；但以私学为主要方式的教育活动仍然存在。

后世有“蜀文冠天下”之说。这其实与蜀地的私学教育十分发达有关。在蜀地产生的许多领先全国的文化成果，例如“易学在蜀”“天数在蜀”“道教之源”等等，就是对蜀地私学教育的肯定。

西汉时期蜀守文翁兴学。其时在私学传统之外，文翁在蜀地兴官学，让中原的儒家、道家文化在蜀地得到广泛传播，从此蜀地人才济济，蜀学“比于齐鲁”，文章不亚中原。汉赋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而在公认的“汉赋四大家”中，除了班固一家外，其他三家即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均出自蜀地，所以班固赞曰“文章冠天下”。[13]

在班固所撰的《汉书》中，《司马相如传》《扬雄传》是篇幅最大，所载事迹最多的个人传记。司马相如被称之为“赋圣”“辞宗”，他是汉代最伟大的文人、学者、汉赋的代表作家。扬雄堪称两汉之际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无论是学识、学力和研究兴趣，在当时都无人可与扬雄比肩。

《华阳国志》说，西汉的严君平“雅性淡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14]他所著的《老子指归》是汉代道家学说中最重要的著作，时人称之为“道书之宗”。

《尔雅》是中国第一本汇总、解释先秦古籍中的古词古义的词典。《尔雅》成为儒生们读经、通经时备受推崇的工具书，而为《尔雅》作注的就是姓“郭”的“犍为舍人”，他是犍为郡管教育的“文学”吏。[15]

巴蜀文化在汉代的强势崛起，使汉代的四川成为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些既是中华文化主流同时又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思想，为宋代“蜀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证明“在统一全国战略”后的成都确实“走向成功”。

注释：

[1]《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系列学术讲座袁庭栋“巴蜀文化研究三题”成功举行》说：“袁先生回答了校内外师生有关‘成都得名等热点提问”。据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23—03—11。

[2][5][6][7][11]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之《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第120页，第131页，第128页，第141页。

[3]（晋）干宝：《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2页。

[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益州”，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册，第575页。

[8]《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战国策》之《秦策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9]李殿元：《成都：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文史杂志》2021年第2期。

[10]（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页。

[12]（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375页。

[13]（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第1313页。

[1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先贤士女总赞论》，第532页。

[15]蒙默、劉琳等：《四川古代史稿》第二章《秦汉时期的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作者：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