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政

《霹雳贝贝》《错位》《珊瑚岛上的死光》——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科幻电影周出现了三部“老片子”。尽管都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但这三部科幻片仍然一票难求，除了经典的魅力，与这些年科幻电影类型的复苏也不无关系——2019年，《流浪地球》的成功开启了全新的“科幻电影元年”，四年过去，大银幕上诞生了不少科幻与软科幻电影：《疯狂的外星人》《被光抓走的人》《独行月球》《明日战记》《流浪地球2》……

上影节的科幻主题论坛上，又有不少主创“预告”了他们未来的科幻片计划：郭帆在筹备《流浪地球3》，陆川的《749局》历时三年已在收尾阶段，讲述太空救援的《群星闪耀时》、家庭科幻题材的《莫莉的冒险》、探讨科技与孤独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现实主义软科幻短片集《明日生存指南》等等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科幻片正蓄势待发，齐心协力要将“科幻电影元年”推送到全新的“科幻电影多元”时代。

郭帆：

找到技术与情感的连接

《流浪地球》系列的导演郭帆有一个外号，人称“赛博妲己”——他被人工智能深深魅惑，像个科学狂人一样，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拍戏之外的时间都在研究新科技——他的团队目前正在分类24个人工智能应用，探索如何将它们使用在未来的电影创作之中。他说：“我们要去面对技术革新，因为未来已来。”

曾经，科幻是郭帆对电影热爱的那个起点，正因为喜欢科幻，他才决定去当导演。“我觉得热爱是有引力的，它能够让我们这帮人聚在一起。”拍摄《流浪地球》之前，他先请来21位科学顾问帮助搭建整个世界观，建立起一个可信的未来世界作为基础。影片上映后，片中的“洛希极限”“引力弹弓”等科学概念和“地球落跑”的悲壮幻想吸引了无数拥趸。

上影节的科幻主题论坛。

不过，在郭帆看来，科幻电影的核心却是电影，而不是科幻。他举了诺兰名作《星际穿越》的例子：“电影里面有一个高维的世界和有一个想和你说话的书架，如果这个高维世界的黑洞和主角库珀、他女儿的情感无关的话，这个黑洞就变得没有意义。我们真正感动是因为里面技术、高概念的设定，可以让他的父亲看到女儿逐渐老去，让年轻的父亲见到老去的女儿，这种极致的情感部分最让我们动容，而不是因为看到黑洞会怎么样。”

郭帆。

他曾接触到一些更年轻的新导演，提到很多科幻项目，但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会关注的是科技属性中的高概念，他们嗨的是技术。但我们不要忘掉科幻电影的本质是电影，而电影的核心是情感——如果我们的高概念、高技术和情感没有关系的话，它就变成了科普，所以如何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非常重要。”他会建议年轻导演在创作科幻片时，先去表达情感，再连接高概念：“如果这个高概念可以被替换，那就没有意義；如果不能好好表达情感，它就不是一部好的电影。在情感之后，我们讨论的科幻部分更多是人与基础理论或者科学技术的关系，依然要放在人的角度上讲。如果脱离人的逻辑，只是去讨论某些科学理论或者新的技术，其实也变得没有意义。”

筹备《流浪地球2》时，他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什么样的技术，能和情感连接？“第一集是地球在发动机的推动下，往外走；第二集是在寻找内方向。开篇的时候可以看到非常传统的祭奠故人的方式：烧纸，想念逝去的人，还会念叨，有一天也许会再见到……所以影片中到结尾的时候，图宏宇通过数字技术真的进到了虚幻的世界，和他的女儿再次相见。这种连接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把技术、想象和情感紧紧地绑在一起。”

《流浪地球2》的校园路演让郭帆看到青少年观众对科幻片的喜爱，“能够给孩子们心中埋下热爱科学、勇于想象的种子，让我们觉得科幻非常有意义。而且科幻是一种语言，它是全世界通用的、也是通俗的语言，它能够让更多海外观众认识到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最近，郭帆团队刚刚尝试用人工智能生成了视频。但他对此并不感到得意，反而有些焦虑：“我觉得那是一个技术革新。我们都知道电影经历了几个时期，比如胶片时代，暂且把它理解为电影工业化的1.0，胶片时代经历了百年，真正的数字时代很短，不到3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工业化的2.0。而现在工业化的3.0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它在很多方面都在革新我们对未来影视的创作、制作的深入理解。”

陆川：

85%的科幻电影是灾难片

和郭帆一样感受到来自技术革命压力的还有陆川导演。只因最近，他试戴了新款VR眼镜Apple Vision Pro，深受震动：“当时我的感觉是‘未来已至，所有在科幻片中看到的梗，比如《钢铁侠》的实验室里，用手去抓（虚拟世界的）瓶子，把瓶子扔到废纸篓里，它已经实现了，而且是裸手，没有操纵感。观影的方式被彻底颠覆，我觉得3D电影院不会再有，3D电影会有，但是弹射的时候，单眼4K、两只眼睛8K，同时它的亮度、景深还原、立体感，给你的感受是非常强悍的，它给你的不是100寸电视，是个巨幕的感觉。比如感受恐龙的头探出来，物理的角度感觉它的头确实从墙壁里出来了3米左右，大概是这种感觉，而且它实时互动，你从左边走到右边的时候，它的眼睛会盯着你，实时的渲染、实时的互动。”

AI强大到可以改变很多东西，《1号玩家》里所有人都天天戴着眼镜在另一个虚拟世界生活的画面，在陆川看来已不太遥远：“我们老在说元宇宙，我一直不太相信这个事，但这个设备出来之后，它给元宇宙一个真正的入口。我觉得技术的进化速度快到让你压抑，在分裂式的变化面前，几何级数新的知识、新的变革扑面而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压抑感：一天要学一个甚至几个新软件，一堆功能。怎么突然变成一个小学生，甚至变成一个婴儿？”

“所以大量的科幻电影都是灾难片，几乎占85%以上。这样的一种比例代表了科幻电影的使命和思考——人类对自身的发展、对未来充满恐惧，充满焦虑。比如9年前拍摄的《机械姬》，在探讨很严肃的问题：人工智能是否会统治这个世界、摧毁人类？现在Open AI出来之后，大家已经在非常严肃地讨论这个事，硅谷很多CEO都在签名说要设置法律去限制它的发展。其实那部科幻电影已经预见到这种自动化和过度使用的人工智能，会如何影响人类发展的进程。”

陆川。

陆川从小也是个科幻迷，喜欢探索UFO，相信地外生命。“那时看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后来发现大量的科幻小说都变成了现实。就像达芬奇画的很多小图，做的很多小设计，最后都变成了现实。所以我觉得科幻是电影类型中非常美妙的一种，确实可以放飞想象力，把你对未来的期待，或者把你对现实生活中科技的痛点、生活的痛点、社会关系的痛点，都可以投射到未来，希望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把它解決掉。”

他筹拍了三年之久的科幻片《749局》，源起于当年的亲身经历：“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单位，原来叫749部队，我大学毕业到这个部队报到。”陆川创作了一个关于青春成长的故事，把背景设定在2030年：“走了一年多弯路，这些弯路我是被我的团队带着的，他们一直要做设定，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大家戴什么手表、用什么手机、还用不用手机、开不开车、车得什么样……越来越细致。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很嗨这个事，因为要重构一个世界。后来就会觉得自己心里很空，这个空不知道哪儿来的，但是慢慢当整个编剧团队都在走这条道的时候，我后来才听到一个词叫‘Scientific Collection（科学采集），你做的都是Collection（采集），你好像在做一个大的发明创造，在创造一个新世界，但基本上在科幻电影史上都有了，到最后到底要讲什么样的电影故事？讲什么样的人类命运？科幻片不是奇观电影，一定要有非常强大或者非常动人的价值观去支撑它。所有的科幻对于我自己来说，它一定要结合强大的人物故事，强大的故事逻辑。”

史上最卖座的科幻片《阿凡达》也给了他同样的启发：“我特别喜欢第一部，但是看完之后发现，这部电影不就是《与狼共舞》吗？它在讲一个反殖民的故事，它和《与狼共舞》的故事壳几乎是一致的，然后第二部《水之道》差不多也是这样，都能找到经典影片里基本的故事壳原型。他们讨论的是一个人类母体，但《阿凡达》系列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科幻包装。”

董润年：科幻是一种方法，多元是中国的未来

宁浩导演的《疯狂的外星人》和《流浪地球》一样，在2019年的贺岁档登场，用喜剧片的形式丰富了“科幻电影元年”的内涵。影片的编剧之一董润年，后来又拍摄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被光抓走的人》，同样是科幻片，主题却关乎爱情。

他说，当年和宁浩导演合作《疯狂的外星人》时，前期剧本就磨了长达三年时间，多次推翻，都是为了寻找一种“中国科幻特殊的语境”：“我觉得时代发展很快，在刚开始创作《疯狂的外星人》的时候大概是2012年，那时整个电影界还在讨论中国观众能不能接受中国的科幻电影，以中国人为主角的科幻电影，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当时很重要的精力都放在本土化上：中国观众已经习惯了好莱坞式的科幻电影，不光是视效方面，而且是在整体的叙事方式方面。中国电影如果想做科幻，让观众能够接受以中国人为主角的科幻，除了视觉效果上本土化以外，在叙事方式、叙事手段上有没有什么本土化的方法。”

团队尝试了许多方法，“挖掘一些民族的特点、喜剧性的呈现，包括对酒文化的热爱，我觉得都是在寻找一种和当时观众的连接”。董润年说，“我觉得整个过程对我来说有很大的获益，后面再创作自己的科幻电影，包括未来科幻创作的时候，都是在试图努力找到中国叙事上的特色——在特效上、视觉效果上，我们现在的顶尖水平和好莱坞已经在接轨，水平逐渐接近，但讲故事的方式上还有什么特点？将来科幻电影创作，如果要展现500年以后或者1000年以后的未来是什么样，或者展现远古的、神话时代的科幻，到底应该怎么展现？我觉得这是创作者最大的挑战。当我们把这些幻想中的东西具象化、实体化、视觉化以后，整体的逻辑能不能自圆其说，这个逻辑和观众的感受、触感、理解能否结合起来？这些都是难度和挑战。”

董润年。

在董润年看来，中国的科幻电影应该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本身中国故事非常丰富，整个素材来源、故事人物原型的来源非常丰富，在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情况下，情感的体验也是非常丰富的，应该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他从1994年就开始读《科幻世界》杂志，对科幻小说涉猎颇深。“其实在科幻小说创作上，国内非常多元化，现在这种多元化还没有完全体现在电影方面，但我觉得后面应该有机会体现。”

理由之一，是“中国的观众正在快速地体验各种新的科技生活，不管是AI，还是在一些网络技术方面，我们的体验在全世界都是最独特的，这些方面到底怎么体现在创作之中，是现在的科幻作者们应该考虑的问题”。董润年说，“做电影的人经常在说大数据，其实我觉得大数据对普通人的影响已经深深地根植到了生活中的每一刻，甚至你在生活中会遇到什么人，会遇到什么样的情感经历，我觉得在将来可能都会受到大数据的影响。科幻电影还是要植根于现在生活里遇到的可能性，因为科幻本身不是特别明确的类型，它只是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来创作各种各样类型、各种各样不同的电影。”

对他来说，科幻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现实主义”，“这和时代有关系，和一个社会整体的发展都有关系。尤其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来，是科技高速发展、加速发展的时间，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已经开始习惯了高科技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人类是有幻想的本能，不管是写小说，还是欣赏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在进行某种文艺幻想。当高科技和我们生活这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任何一个普通观众，潜移默化地都习惯了站在科学逻辑的角度去进行幻想，去体验当下、考虑未来。当下年轻观众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群体，对科技很敏感，这恰恰决定了中国的科幻题材可能在科学逻辑方面的要求蛮高的，我觉得这是未来中国的创作者进行科幻创作时需要注意的东西”。

电影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着鲜明的科技发展烙印，科幻电影更是电影艺术和科学技术融合碰撞的产物，将科技发展、科技想象与艺术想象、美学探索深度融合，在光与影的变化中，创造一个迷人的世界。随着上海科技影都“元宇宙创制基地”的诞生，随着占地2000平方米的LED虚拟拍摄棚的即将落成，中国科幻电影在科技加持下，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从“元年”走向“多元”，未来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