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昊月　崇维祥

摘要 积极老龄化已成为国家政策标的，“老有所为”成为社会热点诉求，而农村老年人需要“一直干到不能动为止”的无休止劳动问题却经常被有意无意隐匿起来。以家庭现代化为理论视角，使用2018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截面数据，对农村老年人无休止劳动状况及其形成机制进行考察。结果表明：现代化进程中的无休止劳动不是农村老人劳动需要的自我满足，而是家庭养老功能替代，家庭的微型化、核心化和独立化使养老责任与伦理约束双重弱化；子女数量和居住安排等传统支撑性结构要素的功能发生显著的变化，子女数量的增加反而会延长老年人劳动休止时间，而居住安排已与老年人劳动休止时间无关。

关键词 无休止劳动；子女数量；居住安排

中图分类号 F323.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3）06-0244-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3.06.055

Number of Children，Living Arrangement and “Endless Labor” of Rural Elderly—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LHLS Data

YANG Hao－yue，CHONG Wei－xiang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J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Nanjing，Jiangsu 210009）

Abstract Active aging has become the target of national policy，and“being able to work for the elderly”has become a hot demand of the society，while the endless labor problem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who need to“work until they can’t move”is often hidden，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family modernization，using the 2018 cross－sectional data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health and longevity of the elderly in China，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ndless labor situation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ndless labor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s not the self－satisfaction of the labor needs of the rural elderly，but the replacement of the family pension function. The miniaturization，core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family weaken the pension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al constraints;The functions of traditional supporting structural elements such as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will extend the rest time of the elderly’s work，while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est time of the elderly’s work.

Key words Endless labor；Number of children；Residential arrangements

伴隨世界范围内人口转型，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的下降等引起了关于养老金系统可持续的担忧，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国家政策鼓励老年人持续劳动，并引入灵活的延长工作的激励计划［1-4］。在积极老龄化等鼓励城市健康老年人有限劳动的预设下，农村老年人无休止劳动（本不应劳动的人还在劳动）问题被隐匿，或被包装为农村老年人积极社会参与的表现。但是现实状况却是，家庭现代化已经改变了维持传统养老的结构性秩序，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尚未获得同步发展，农村老年人少有可以保障养老的财富储备，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出现了文化、制度与资源三重“断裂”［5-6］。

对农村老年人劳动的关注多从经济学和人口学视角介入，将其视为有价值的劳动力进行相关分析，“一直干到不能动为止”，有学者认为是对农村老年人一直劳动的自我赞美，以彰显老年人的自我价值［7］。以此为目的预设，学者开始关注健康因素［8］、经济压力［9-10］和具有“挤出作用”的社会保障等制度等［11-12］。但结构性变化与社会政策的不同步，迫使相当一部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只能通过无休止劳动获得微薄的生存必需品。这里，将“无休止劳动”定义为 60 周岁及以上农村户口老年人，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依旧从事可获得劳动报酬的各种生产性体力劳动。从整体上看，现代化进程中的无休止劳动不是农村老人劳动需要的自我满足，而是家庭养老功能替代，家庭的微型化、核心化［13］和独立化［14］是伦理约束与赡养责任［15-17］双重弱化的结果。

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国家战略层面实现有益身心的“老有所为”是对农村老人的无休止劳动机制化解的关注，既是个体和家庭层次需要关注的现象，也是重大民生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目前关于农民无休止劳动的研究较少，且影响机制不明晰。该研究使用CLHLS实证数据，从家庭现代化的视角去研究农村老年人在现代社会为何产生了不同于传统性质的“无休止劳动”，探究家庭小型化、核心化背景下子女数量与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无休止劳动的内在影响机制。

1 理论与假设

农村老人“无休止劳动”是中国家庭结构转化的重要特征，而家庭现代化理论是阐释家庭结构变迁机制的重要理论视角。家庭现代化理论最早脱胎于进化理论，后来逐渐与结构功能理论相混合，提供了结构与功能两个视角来分析家庭的现代化转变［14，18］。Goode［19］提出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家庭结构的现代化转变包括子女数量减少、家庭模式向夫妇式核心家庭制度改变、亲属关系松散等特质；家庭功能的现代化转变则体现在家庭功能的外化，与社会机构发展出来的替代性功能相伴而行。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场域中，分析家庭现代化的本质即剖析家庭结构功能的分化与转化。随着家庭现代化的进程加快，传统的扩展家属的亲密关系将变得疏远，核心家庭将成为独立的亲属单元，这些改变将致使家庭保障功能弱化。但是以往西方家庭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分析均以结构与功能的同步性为基本预设，结构和功能的相互调适和齐头并进促进了现代家庭转型的实现。但在中国由于家庭人口、家庭制度和社会文化传统等影响因素，使结构与功能的现代化出现了不同步，且结构现代化先于功能现代化的特征［20-22］，但对这种独特机制的关注在相关研究中相对匮乏。在目前中国家庭养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家庭养老功能外化缺乏有效的组织承接，幸福院等农村养老机构多是对鳏寡孤独特别是“五保老人”的责任功能实现，家庭养老的代际文化依然被政府和社会所强调，但是代际养老责任意识和行为已发生改变。恰恰是家庭的结构现代化与功能、文化的现代化之间的坠距使得部分老年人被迫选择延长劳动休止年限的方式。

子女数量及其家庭关系的变化是中国家庭结构现代化中结构先于功能转变的重要表现。随着社会转型和政策的实施，家庭规模微型化、核心化成为中国家庭结构变革最重要的表征。中国传统家庭养老的功能实现特点表现为，家庭作为社会生产与生计的基本单位承担老年人赡养责任，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在年老体衰之时能够得到的反馈越多［23］，老年人可以较早停止体力劳动。但是，现代化坠距导致中国的子女依然是农村老人养老的重要依托，子女数量依然是衡量农村老人养老资源保有量的重要指标。已有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对老年人赡养存在显著作用，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农村老年人获得代际经济支持的递增概率存在拐点［24］。亦有研究发现，单纯子女数量的增长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只有负面影响［25］。由此，形成了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无休止劳动之间关系的假设。

假设1：子女数量愈少，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年龄愈晚。

家庭互動关系是发生在特定的“家”空间的，家庭现代化的外在结构特征之一就是家庭的空间分化显性化，以居住分离为基本外显特点的“分家”成为中国家庭重组的重要实践。家庭代际间的养老实现，不仅仅表现在子女数量这一资源总量的基础之上，居住方式所表征的父辈与子女间互动的场域及其关系密度，也是形成的代际家庭化养老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家庭的独立化，越来越多的老人不再与孩子同住，脱离孩子提供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方面的帮助，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加重农村老人的劳作负担［26］。与子女同住意味着对传统家庭养老责任的确认，老人可以依赖子女的保障而降低无休止劳动的可能性。已有早期研究也表明农村老人的劳动参与和居住方式有关，同住的子女为父母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与已婚子女同住的老人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27-28］。故此，形成假设2。

假设2：与子女同住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年龄愈早。

2 数据与变量

2.1 数据 该研究使用的数据为2018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追踪调查（CLHLS）。该调查主要关注中国老年人个人基本情况、家庭状况、社会经济背景、家庭关系和社会服务等，2002年始在调查中加入65～80岁的老年人样本。研究对象是农村亚健康状态的老年人，剔除60岁以下的样本及城市样本，保留有效样本量1 993人。

2.2 变量

2.2.1 因变量。

该研究的因变量是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年龄，问卷中的设置为“老年人从事体力劳动到多少岁”，该变量为连续变量。

2.2.2 自变量。该研究核心自变量分为2个，第一个变量用于测量家庭小型化水平，操作化为子女数量，在问卷中对应的题目是“您的子女数量为？”，该变量为连续性变量。第二变量用于测量居住模式，在问卷对应的问题是“您目前和谁共同居住？”，与子女同住设置为0，与配偶同住设置为1，与其他亲属同住设置为2。

2.2.3 控制变量。该研究的控制变量分个人和社会保障2个层次，对老年人的性别、婚姻、受教育水平、收支平衡予以控制，其中老年人性别设置为虚拟变量，1为男性，0为女性。婚姻也设置为虚拟变量，1代表无配偶，0代表有配偶。收支平衡主要考察生活来源是否够用，不够用为1，够用为0。受教育年限为连续性变量。在社会保障层次，该研究控制养老金、新型农业合作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及商业养老保险等变量，能领养老金的老年人取值为0，无法获得养老金的取值为1；参加新型农业合作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取值为0，未参加新型农业合作医疗保险的取值为1；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取值为0，未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取值为1；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取值为0，未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取值为1。

2.2.4 变量描述。

由表1可知，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年龄均值为69.812岁，表明农村老年人即使在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下，劳动休止时间也明显超出城市老年人退休年龄。子女数量均值为4.354，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计划生育政策尚未实施，农村子女数量仍处于较多的水平。居住方式的均值为0.440，可见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

3 数据分析

该研究的因变量是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时间，该变量为连续变量，故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由F检验可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均具有统计显著性。基础模型（模型 Ⅰ）可以解释变异的7.30%，纳入子女数量与居住方式后，模型 Ⅱ 的解释力度增加至7.90%，可见子女数量与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的时间具有显著影响。

研究发现，子女数量与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年龄有显著关系，子女每减少1人，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年龄早0.504年。在传统经济形态中，子女数量越多农村老年人在年老体衰时得到的反馈就越多，与此相应，农村老年人的劳动休止时间延长。但研究发现子女数量越多，反而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年龄更迟，子女数量减少后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时间反而提前，假设1被推翻。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削弱了农村传统父辈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威，作为此结果的家庭现代化中家庭内部的自立化和理性化的考量，使代际间责任伦理发生变化，子代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自己的核心家庭中去，家庭内部亲子之间的养老责任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养老观念在子代中瓦解。在此背景下多子女则意味着在养老方面的博弈，子女数量不再是一个必然累积的资源池，而成为相互比较、推卸责任的结构条件，子女数量对于现代农村老年人养老的作用已明显式微。此外，由于文化坠距的存在，当前父辈对亲子责任的观念仍然存在，父母依然在主观上希望通过再就业确保自己生活质量、减轻子女赡养负担的同时，给经济状况不好的孩子提供更多的经济资助，故此子女数量越多的父母延长劳动时间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强。

统计分析表明，居住安排与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年龄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对于与配偶居住和与其他亲属同住，与子女同住在农村老年人的劳动休止年龄的选择上并不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假设二没有得到显著证明。

家庭现代化导致了“小家庭”的内部主义，导致了是否同住对于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的供养并无太大差异，反而有可能更多的是子辈吸血长辈、对长辈最大化的剥削，“啃老”近年来也呈现出扩大化的特征。在目前农村老年人实质性生计独立化相对普遍的情况下，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年龄的影响十分有限。

此外，研究还发现：无配偶的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年龄比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晚3.957年；男性的劳动休止年龄更高，男性劳动休止年龄比女性晚3.512年，这有可能是因为该研究所提及的“劳动”侧重于有经济效益的体力劳动类型，而多由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并未在问卷中得以体现；受教育水平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时间有显著影响，受教育水平愈高，劳动休止年龄愈早；养老金、商业医疗保险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年龄的影响并不显著，新型农业合作医疗保险与商业性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年龄的影响具有显著性，没有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农村老年人比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农村老年人的劳动休止年龄早4.782年，这从侧面说明农村老年人参与劳动并非仅仅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亦有可能是为了缓解孤独感或寻求价值感。

4 结论与讨论

该研究在家庭现代化理论视角下，使用2018年CLHLS数据，对子女数量、居住方式和农村老年人的“无休止劳动”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考察。中国在家庭现代化的进程中，与家庭现代化理论所预设的不同，并未实现结构与功能的同步转化，特别是在家庭养老的代际关系中存在着转化坠距的显著特点，这一结构性特质导致子女数量越多农村老年人劳动休止时间越迟，而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劳动休止时间没有显著影响。

家庭现代化进程无不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传统也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和行为的准绳并赋予现代性以新的合理性。子女数量、居住方式、家庭现代化带来的传统家庭关系断裂的一种表现。在国家相应的功能承接无力的大背景下，家庭现代化导致传统代际文化失效，子女将代际责任弱化正常化和老年人的无奈自救现实化：农村的社会化养老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代际关系中更多的是老年人对子女具有“无限责任”，子女对父母则只有“有限责任”，在代际关系中老年人处于弱势，不能带来实质性的养老问题的解决；生活危机在老年人的生活中依然普遍存在，老年人只能被动接受这种状态并通过劳动的方式进行自我补偿，这种补偿不同于传统的“活到老，干到老”，在传统模式下老年人无休止劳动是为了整个大家庭利益的最大化，而今天的无休止劳动则是一种个体性的自救。因此，关于西方家庭现代化的实践和理论均与结构和功能的同步性为预设在中国本土化环境下并不适用，每种制度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基点，应承认现代家庭的多样模式。

所以人们才会看到，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家庭内部的分化日益显著，多子女家庭之间的博弈更为明显。面对当前巨大的社会竞争压力，年轻人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入小家庭中，理性化的考量也促使年龄人主动或被动赞成老年人延长劳动时间这一家庭决策。在中国本土情境中，子女与父母是否同居具有阶段性，其中尤其是孙辈的出现对老人家庭照护支持的需求下，子女才会更多地选择与父母同住，這种看似传统的居住安排也是中国家庭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居住是为了子代的需要而非满足父辈的需求。

该研究对农村老年人无劳动休止行为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后续深入。其一，该研究使用的二手数据，在提供了获取数据的便利性优势的同时难以避免地表现了数据的非专项性限制，对一些关键变量的控制难以实现。其二，该研究将无休止老年人无休止劳动界定为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老年人的被动性持续劳动，但由于数据限制，在变量操作化中淡化了亚健康的身体性属性。在之后继续研究中，将努力推进调研的针对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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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 KYCX21-3525）。

作者简介 杨昊月（1998—），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

收稿日期 2022-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