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

小时候听父亲说诗，总期待一两个笑话，父亲是拿笑话钓住我，我则一贯以为笑话就是诗的本质了。

比方说，在讲到某一首诗的时候，他会这样说：“这是写我跟你表大爷哥儿俩在山里喝着酒，遍山头都是野花，那花儿在旁边儿一骨朵、一骨朵地开了。咱喝一杯，它开一朵；它开一朵，咱喝一杯；你一杯，我一杯；我再敬你一杯，你也再敬我一杯。这么喝着喝着，一猛子喝醉了，我就跟你表大爷说，你回去吧，我要睡大觉了。要是还有兴致的话，你明天抱着胡琴再来喝罢。为什么要抱着把胡琴来喝酒你知道吗？你表大爷就那把胡琴能值几个钱，卖了还兴许能买两瓶五加皮，那就再喝一宿。”這里头有什么好笑呢？有的。那把琴根本不是表大爷的，是我父亲的─也值不了什么钱。可一让他说成是表大爷好酒贪杯、卖琴买醉，我就止不住地笑起来。

这是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我秉承诗教的开始。父亲当时并没有多作解释─原诗的第三句是一个十分惯见的典故，借的是《宋书·陶潜传》形容这位高士：“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上了大学、认真念起陶诗以后，读到这段来历，还是会因为想起墙上挂的那把胡琴而笑出声来。

数十年过去了，于今想来，恐怕正是那样的诗教唤起了我对于古典诗的好奇。通过诗，仿佛一定能够进入一个“字面显得不够”的时空。当我面对一首诗、逐字展开一个全新旅程的探索之际，躲藏在字的背后的，是“一骨朵、一骨朵”出奇绽放的异想。在“有尽之言”与“无穷之意”的张力之间，诗人和读诗之人即使根本无从相会、相知、相感通，但是他们都摆脱了有限的、个别的字，创造了从字面推拓出来的另一个世界。就好比说陪李白喝酒的那位“幽人”倘若果真抱琴而至，所抱者当然不会是胡琴；而诗之无碍于以情解、以理解、以境解者，就在“当然不会是”这几字上。

张容开始对我每天像做早操晚课一样地写几首旧诗这件事产生了兴趣，有一天趁我在写的时候，忽然坐到我腿上问起：“你为什么每天都要写诗呢？”

“我想是上瘾了。”我说。

“像喝酒吗？”

“是的，也许还更严重一点。”

他想了想，绕个弯儿又问：“你不是已经戒烟了吗？”

“写诗没有戒不戒的问题。”

“为什么写诗不可以戒掉？”

“写诗让人勇敢。”

“为什么？”

我的工作离不开文字，但是每写一题让自己觉得有点儿意思的文字都要费尽力气，和字面的意思搏斗良久，往往精疲力竭而不能成篇。之所以不能成篇，往往是因为写出来的文字总有个假设的阅读者在那儿，像个必须与之对饮的伴侣。有这伴侣作陪，已经难能而可贵了，写作者却还忍不住于自醉之际跟对方说：“卿可去！”特别是在诗里，此事尤为孤独，尤为冷漠。

离开字面这件事所需要的勇气，我要怎样才能教会他呢？我想了很久，居然没有回答。

（宋书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认得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