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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体系构建的进路

2023-07-03

安徽开放大学学报 2023年2期
关键词:非政府教育资源供给

张 飞

(安徽开放大学 安徽老年教育研究院,合肥 230022)

一、社会支持理论内涵

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首倡社会支持理论研究,在其代表作《自杀论》一书中,他提出个体之所以出现自杀现象乃是由于他们同整个社会的联系发生了障碍,以至于普遍缺乏社会关系与外界支持。一个世纪以来,诸多学者对社会支持理论进行了探索。胡佩西(Hupcey)把诸多对社会支持的定义归纳为以下五类(见表1)[1]:

表1 社会支持概念划分

我国学者李强以社会支持的波动作用和个人在生理心理上的发展体验状态为研究视角,认为社会支持是单个个人主体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的一种状态,个体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在一个社会关系圈中与他人建立一种紧密的关系或联系,从而缓解紧张的心理情绪,降低心理压力[2]。郑杭生则提出社会支持是国家、政府、社会与个人等社会支持体系对生活弱势群体、贫困人群、失业者、老年人、处境艰难者的无偿性帮助和服务[3]。李娜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化的社会过程,是个体从外界环境中获取各种支持的总和,这些外界环境主要来自国家、城乡、社区、医疗、文化、家庭与自身等各类支持。老年群体若想在退休后继续得到职业发展,则将需要从国家政策、市场、社区、家庭等各方面得到社会支持,从而建立一个老年人后职业发展的社会支持系统[4]。

除以上对社会支持的概念内涵进行分析之外,有学者将社会支持划分为三个层次[2]67:(1)在政府支持层面上,政府处于支配地位。政府作为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主要提供者,做到公平公正地保障每一位老年人的受教育权利,在资源供给保障中担任引导者和指挥者的角色;(2)在非政府组织层面上,市场是支持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中的灵活主体,市场在老年教育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最大优势就是高效率和多样化,能够及时弥补政府和家庭的缺失;(3)在家庭(个人)支持层面上,家庭是支持老年人受教育权的基本主体,在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中,家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老年人在晚年会特别在意亲情的陪伴,尤其是子女在精神上的支持。因此,老年人接受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提高生活质量、跟上时代节奏,进而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

综上,本研究认为社会支持即是指老年人在社会环境中,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家庭(个人)所获得的各种人际关系与社会间的互动,以获得正向认同、关怀、尊重与帮助的过程,使其内心压力得以适当缓解、控制,增进环境适应能力,促进心理健康。

二、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现状

当前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冲击,迎接“银龄社会”的挑战,社会各个层面出台了诸多支持振兴老年教育的政策、法规等,但相关的成人教育与学习的政策仍然倾向于年轻人群体,致使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依然相对比较匮乏,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一)老年教育资源总量短缺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 402万人,占18.70%[5]。《中国老年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我国约有7.6万所老年大学(学校),在校学员约有1 088.2万人,超八成在校学员在70岁以下,其中60至69岁的学员占比最高,约为学员总数的一半[6]。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对老年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的局面普遍存在,老年教育资源的供给远远跟不上老龄化发展的速度,老年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基层社区老年教育、农村老年教育、远程老年教育依然是发展的薄弱环节。

(二)老年大学学员的准入退出机制不健全

由于教育规模、教育场地有限,部分老年学员课程结束后依然占据学位,长期占用有限的学习资源,导致更多的老年学员被排除在外,无法报名学习。准入退出机制不健全,导致老年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存在资源浪费的情况。

(三)老年大学教学设备与场地不足

由于现有的设备和场地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学习需求,老年教育活动无法有效开展,多地开始采用限制重复修读课程与报名课目数量的方式,解决老年教育资源被少数老年群体循环占用的问题,但在总量上依然难以适应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规模。另一方面,高等学校、中小学、幼儿园拥有丰富的学习资源,但仅面向青少年开放,其图书馆、体育场馆、教室、课程、师资依然很难向社会全面开放,以便服务于快速增长的老年群体,教育资源的紧张导致老年教育的普惠性、公益性、便利性、公平性无法彰显。

三、当前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存在的问题

(一)供给主体单一,经费投入不足

当前,我国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主体是由政府部门主办的诸如老年大学、老年学校、老干部活动中心和社区学院等办学机构。这类办学机构大都由高校、教育部门、事业单位、军队、厂矿企业(主要是大型国企)、社会组织等主办,其投资主体一般均是政府。由于老年教育事业的公益性原则,社会机构参与举办老年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加之老年教育秉持“谁办学谁投入”的原则,风险大、投入多、回报少、效益低等原因,客观上造成老年教育机构始终处在政府积极推动、社会民间资本“望而不动”的两难境地,导致老龄化社会进程中老年教育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紧张。当前,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主体依然是政府及相关部门,经费来源也大多依赖政府单一投资,非政府组织、家庭(个人)所能提供的教育资源依然十分有限,且覆盖面很小,但随着老龄化社会进程加快,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增加,单一依靠政府供应老年教育资源已经无法满足普通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而经费投入的不足也导致老年教育资源的供应紧张。

(二)供给内容不均,马太效应明显

据中国老年大学协会2017年的统计,华东地区乡镇(社区)老年学校占全国老年学校的比例为37.1%,而西北地区仅占0.6%[7]。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不均衡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一方面,供给数量不均,供给多集中于城市和发达地区,而广大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则仅有为数不多的小规模老年学校、教学点等,呈现“基层农村供给不足与城市局部供给过度并存”,还需要补齐“最后一公里”[8];另一方面,供给质量不均,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老年教育高质量资源更多地向城市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倾斜,而对农村基层、偏远地区、老少边穷地区投放的教育资源相对来说质量较低。与此同时,这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农村落后地区、偏远地区,老年教育资源的质量层次越低,老年学员越是不愿意参加学习,而越是城市地区、发达地区,老年教育资源越是质量较高,老年学员越是愿意参加学习。反过来,又推动了老年教育资源的市场供给投放,形成规模效应、品牌效应。此外,非政府组织、家庭(个人)所能提供的教育内容相对较为零散单一,缺乏系统性,质量也不高。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显示,全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依然有5.01亿人,占总人口的36.11%[9]。广大的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依然是老年教育资源供给薄弱地区。

(三)供给方式较少,体制障碍存续

老年教育资源作为准公共产品,其供给方式主要有政府直接供给、市场供给、非营利组织供给、多主体合作供给等多种形式。但实际上,当前依然是政府供给为主体,其他供给方式占比较小,老年教育资源依然处于体制性短缺阶段。所谓体制性短缺,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造成单一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政府),限制了非政府渠道的资源投入[10]。其造成的结果就是现阶段政府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导致城市老年大学(老年学校)“一座难求”,资源颇为紧张,而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教育资源和投入难以进入老年教育市场,加剧了老年教育资源短缺。处于终身教育体系末梢的老年教育,自1980年代以来长期沿袭与计划经济同步的单一公办教育管理体制,政府承担了(主要是城市)公办老年教育(老年大学)的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经费,但非政府的教育资金投入仍然较低,现有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仍然没有为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提供宽松的准入环境,与此同时,家庭(个人)提供的教育资源内容又较为贫乏。当前老年人对教育需求十分迫切,政府的有限投入越来越无法满足公办老年教育的经费需求。可以说体制性障碍至今依然是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短缺的重要原因。

(四)供给效率较低,产出效果有限

效率实际上主要表现为投入产出的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的配置效率。作为供给主体,政府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公共资源向民众提供高质量的老年教育资源,这是政府追求供给效率的最大动力。但是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供给效果有限。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效率的评价,不仅要看投入了多少资源,还要看投入资源在结构上的分布,以及教育资源的质量管理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老年人的需要。也就是说,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效率可延伸至三层含义:第一是资源供给的均衡性,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老年群体对教育资源有着不同的需求,教育资源的供给需要保持横向和纵向的均衡;第二是资源供给的经济性,物美价廉体现了人们的价值偏好,物有所值则是效率的经济表征。因此,高效率必然意味着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第三是资源供给的时效性,老年人对教育产品、教育过程和教育体系的需求和期望是不断变化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家庭(个人)或其他资源供给方应不断调整老年教育资源的质量、供给程序和供给体系,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和期望[5]。

(五)供给机制僵化,资源调控受限

老年教育供给机制主要由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供给效率三部分组成。如上所述,老年教育的供给主体主要有政府和市场,以政府为主。老年教育供给方式有政府供给、市场供给以及混合供给。老年教育供给效率是为了保障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的有效性而采取的监督和保障机制。

当前,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机制采用的是“全方位”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这种机制在给老年人生活带来切实福利的同时,也一直饱受质疑:一方面,过多的直接参与公共服务生产,政府在提供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出现高成本、低效率、低质量和缺乏回应性的现象,造成了大量公共资源和财政资源的浪费;其次,公共服务概念的模糊性也给公共服务政府供给带来现实难题,老年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还是纯公共产品,是姓“老”还是姓“教”等问题的讨论,揭示出市场或其他主体参与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视域下,政府并不是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唯一主体,此外还有非政府组织、家庭(个人)等。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主体可由多元主体构成合作网络,包括:以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和公司为主的公共部门,以与政府签订公共服务供给合同的私人企业和受到政府严格监控的公用事业为主的私营部门,以及以志愿组织、依赖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组织为主的第三部门。

四、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体系构建进路

基于社会支持理论视角,结合当前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现状,我们尝试构建一个供给主体由一到多、供给内容由表到里、供给方式由点到面、供给效率由低到高、供给机制由有到优的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体系(见表2)。

表2 基于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的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体系构建进路

(一)资源供给主体:由一到多

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这是老龄化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社会支持理论的视角来说,政府依然是老年教育资源供给的主导者,非政府组织、家庭(个人)可以作为补充。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各类教育机构通过多种形式举办或参与老年教育……积极探索部门、行业企业、高校所举办老年大学服务社会的途径和方法。”虽然这个指导意见仅局限于各类教育机构、行业企业、高校等办学主体,但已经给出了一个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主体的基本范围;对于非政府组织来说,市场主体是老年教育资源供给配置的重要依托力量,也是灵活的资源供给主体,市场在提供老年教育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关键性作用,市场所代表的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最突出的优势就是高效率、多样性、多元化,能够及时向家庭、政府和个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教育文化资源内容。非政府组织作为资源供给者之一,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优势资源向社会民众提供老年教育,或者开展各种形式的老年教育活动以及组建各类学习团队、学习中心,完善补充以政府为主体兴办的老年教育资源的不足;家庭老年教育也是老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或个人,可以给予老年人以学习和教育支持服务,如接送上下学、购买学习资料或学习设备、身心健康照护等,应该说家庭(个人)也是老年教育不可忽视的资源供给主体之一。

(二)资源供给内容:由表到里

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二是资源供给内容的多样性。由政府提供的老年教育资源配置要向农村、基层、社区倾斜,尽可能均衡配置。同时需要大力提升和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老年教育的质量、动力变革,需要有政策的保障,建立健全老年教育制度体系。政府提供的老年教育资源在具体内容上还应关注课程的内容、课程体系、课程设置、学习团队、教学设备、师资、场地等;非政府组织供给的内容则主要是从自身得以利用的资源优势为出发点,如基金会、工会、商会等依托自身组织机构建立的老年学习中心,可以开发金融、基金、商业保险等课程提供给老年学习者,另外随着网络课程资源开发的日益丰富,也可以引进其他地方的适老课程;家庭或个人,可以给老年人提供情感照护、日常护理、身心关心、学习支持等方面的内容。老年教育的内容应根据老年群体需求的多样性、多元化、多层次性来确定或选择,手段、形式、途径等可灵活多样、自由组合,尤其是可以重点开发满足高端老年群体教育需求的项目,与养老机构、文旅产业、博物馆、艺术馆、体育馆等合作,推出“康养游学”相结合的多元化的老年教育产品,在丰富老年教育形式的同时,推动老龄产业快速发展,提升老年教育的附加值,进而拉动整个老龄产业链的换代升级。从供给内容这个角度上来说,各地各级老年大学、老年学校、社区学院、非政府组织和家庭(个人)都可以给老年人提供符合其学习特点和学习环境的支持服务,使资源供给内容由原先的单一、简单走向多样、丰富。

(三)资源供给方式:由点到面

既然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体制性短缺的根源是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过于单一,那么,改变体制性短缺的出路就在于深化老年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单一的政府投资的体制。即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加大市场参与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加大非政府组织和家庭(个人)投入老年教育的比重,由点到面,扩大供给。在政府供给失灵的困境下,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要广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取消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11]。也即非政府组织和家庭、个人的广泛介入参与老年教育资源的供给。可以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如美英日德法等国家老年教育的多元主体协同办学的格局,除政府参与办学外,私营机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机构等也以各种形式为老年人提供教育支持服务。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先进经验,在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同时,拓宽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渠道,拓展老年教育发展途径,加大社会力量的参与力度,鼓励支持各类非政府组织、家庭(个人)等投入到老年教育中来。逐步形成党委领导下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高校补充、全民支持、办学主体多元化”[12]的办学体制。

(四)资源供给效率:由低到高

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一方面在各地区、城乡社区都在逐年增加且内容丰富,另一方面,在布局结构上也要有所侧重,合理分配,科学设置。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5G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已经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深刻改变着老年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提高了社会治理和服务效能,同时也要求老年教育资源供给要充分考虑到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在智能手机应用、老年人智慧出行、就医、消费、旅行、游学等方面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提高供给效率和质量,满足老年人要求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教育资源需求。从社会支持理论来说,政府组织要向老年人群体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产品,丰富产品内容,扩大布局结构,延伸至基层社区老年群体,提高供给效率;非政府组织要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及时对老年教育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充分考虑并谋划老年人的各方面需求,向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教育资源产品,满足老年人的文化教育需求,特别是个性化、高端需求;家庭(个人)可以向老年人提供便利于其学习教育需求的支持条件,如学习设备、出行费用、精神鼓励、时间支持等。因此,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提高非政府组织和家庭(个人)的供给效率,增加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已经成为共识,并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

(五)资源供给机制:由有到优

2021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鼓励有条件的高校、职业院校……加强学科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依托国家开放大学筹建国家老年大学……创新机制,推动部门、行业企业、高校举办的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开放办学。”公共管理学理论认为,“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看,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经历了这样一个变迁过程:从公共服务单纯依靠政府供给,到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再到公共服务多元化合作供给。”[13]要构建科学合理地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机制体系保障,从社会支持理论来看,政府层面供给机制的构建尤为重要,主要包括:宣传保障机制、管理体制保障机制、基础设施保障机制、经费投入保障机制、激励措施机制、考核与评价机制。非政府组织及家庭(个人)供给机制的建立相对政府组织来说虽则存在松散不全面等劣势,但却是供给机制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最终,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度调节、学校自主办学、第三部门及家庭(个人)参与的灵活开放的老年教育资源供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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