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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记忆的片断

2023-06-30王艺涵

扬子江评论 2023年3期
关键词:古歌阿来史诗

王艺涵

在当代作家中,阿来尤为注重将文化的民间资源如古歌、歌谣、神话传说等运用到小说世界的构建中。《格萨尔王》引入了说唱艺术的叙述方式及其神话故事;《尘埃落定》运用了歌谣,就像人类学家戈尔斯坦书写同一历史时期的著作《喇嘛王国的覆灭》那样运用歌谣以诗证史;在《机村史诗》中,则是古歌的反复回荡。对此,阿来有着自觉的意识:“我自己得出的感受就是一方面不拒绝世界上最新文学思潮的洗礼,另一方面却深深地潜入民间,把藏族民间依然生动、依然流传不已的口传文学的因素融入小说世界的构建与营造中。在我的故乡,人们要传承需要传承的记忆,大多时候不是通过书写,而是通过讲述。在高大坚固的家屋里,在火塘旁,老一代人向这个家族的新一代传递着这些故事。每一个人都在传递,更重要的是,口头传说的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每一个人在传递这个文本的时候,都会进行一些有意无意的加工。增加一个细节,修改一句对话,特别是其中一些近乎奇迹的东西,被不断地放大。最后,现实的面目一点点地模糊,奇迹的成分一点点地增多,故事本身一天比一天具有了更多的浪漫,更强的美感,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于是,历史变成了传奇。”a从阿来的小说叙事中,也可以感受到藏族世代流传的口头文学的繁盛,和一代代人在口头文化传承中迸发出的惊人想象力。对阿来而言,这是当代小说可以吸取的鲜活的叙事资源。

说唱、歌谣和古歌,意味着与作家当下的书写活动颇为不同的话语行为,说唱、歌谣和古歌所表现的不是书写,而是声音。具体地说,它们是共同体或某个群体的声音。作家的书写是个体行为,声音则与人群、事件和在场感有着紧密关联。在《格萨尔王》里,说唱艺人的声音代表着一个族群、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声音,它是和谐的声音;《尘埃落定》里的歌谣则是不和谐的声音,是底层民众对土司阶层发出的讥讽,正如戈尔斯坦在《拉萨街头的歌谣》一书中所收集的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歌谣,这些歌谣代表着传习下来的“风”或讽喻传统,传达出社会底层怀疑与批评的声音;而出现在《机村史诗》中的歌谣与古歌,则体现出族群的共同记忆,和一个社群的共同情感。就叙事层面而言,古歌与歌谣是一种叙述氛围,具有情绪的弥漫性,并赋予叙事以节奏和美学意义,可以说,在《机村史诗》中,古歌的叙事功能是多方面的。

我发现《机村史诗》六卷本小说的结构有着隐秘的对称,古歌的缺席和出现都大有深意,第一部没有出现任何古歌,在一个新世界里,族群古老的声音似乎被新出现的“群众”及众生喧哗淹没了。在第一卷《随风飘散》里,伴随着那些投向格拉的石块,是孩子们齐声发出的一种诬陷中伤的儿童歌谣,是对被新社会遗弃的桑丹母子的诅咒,“杀死兔子的格拉”“生吃兔子的桑丹”,孩子们的诅咒象征着那一时期的紧张的社会氛围。在第二卷《天火》中,出现了巫师多吉伴随着烧荒的唱诵:“让风吹向树神厌弃的荆棘与灌丛,让树神的乔木永远挺立,山神!溪水神!让烧荒后的来年牧草丰饶!”b对多吉来说,这些歌谣是烧荒行为的一部分,歌谣让一种行为更具仪式化或效力。与一般的歌谣不同,巫师咏唱的歌谣具有职业专属性,是一种能够支配自然力量或具有魔力的咒语。不幸的是,村民认可的这种利于牧草生长的传统烧荒行为,在新世界的法规面前成为一种无法辩解的犯罪。连深知其合理性的派出所所长老魏也只能抓捕了多吉再设法释放。在此际,远去的女人们悲情的歌声表达了一个族群的心声:

我把深情歌声献上的时候

你的耳朵却听见诅咒:

我把美酒献上的时候,

你的嘴巴尝不出琼浆:

我的心房为你开出鲜花的时候,

你却用荆棘将我刺伤。c

这些以爱的名义发出的悲歌深切揭示了一种古老文明所面临的处境,它唱出的歌谣不只是女人们爱的痛苦,也不只是多吉与时代错位的哀伤,也是老魏心底无可奈何的叹息。在小说叙事中,以这种方式出现的歌谣往往具有抒情功能,歌谣既是情节的构成因素,也使得难言之义得到抒发。故事和古歌,在叙事中构成如同和声效果的乐章。

在第三部《达瑟与达戈》中,随着主题转向个体之爱,出现了达戈深爱的机村美嗓子色嫫演唱的一些歌曲片段,这是随人物而出现的歌谣。可以发现,前三卷作品充满着诸种危机:随着一个不平等的旧世界《随风飘散》和新的斗争型社会的出现,展现出人和人关系的紧张、冲突和暴力,当然在人世的倾轧抵牾中,也有着两个少年格拉和兔子在恶意与冷漠环境中的惺惺相惜;《天火》则反映出社会与自然的双重危机,由于新观念(群众运动和斗争)的教条化,一次寻常的机村垦荒前的烧荒,演变成了一场令人触目惊心的森林大火,机村周边大部分的森林被烧毁。为了扑灭难以阻挡的火势,机村的神湖色嫫错被炸毁。在社会与自然的双重危机叙述之后,古歌出现了。从第四卷《荒芜》起,古歌元素具有愈来愈重要的叙事功能,并一直贯穿于后两部作品《轻雷》和《空山》中。也就是说,一个族群或一个共同体的古老声音,在重重危机到来之际,作为一种救赎性的力量出现在人们的心里。古歌出现在人们的共同情感里,出现在形成共同意志和共同的希望之际。在这部六卷本小说中,真正写出机村作为主体的集体行动是两次重要事件,这两次事件或危机时刻唤醒了真正的共同体意识,这两个具有原型意义的事件也是整部史诗最为抒情的部分,一是《荒芜》卷里,在家园遭到洪水毁坏后机村人转而去寻找祖先的王国或土地;二是《空山》中,在重建色嫫神湖时,机村人发现了远古的村庄遗址,经考古确认是机村人祖先的生活遗迹。人们不约而同地唱起遗忘已久的古歌,如同记忆的复活。而叙事中的危机时刻,正是古歌作为一种集体意志和共同体情感出现的地方。

在《机村史诗》里,并非一开始人们就认同那些古歌,不合时宜的古歌仅仅存在于那个落后于时代的传承人心中。孤独的协拉顿珠就是那个消失王国的古歌传承人,在小说所描述的年代,用带韵的典雅语体吟咏早已消失的神秘王国的故事,将会给他们家族带来麻烦,于是协拉顿珠不再为機村人演唱,他只是自己带上干粮,时常在峡谷深处独自歌唱。

在此之前,史诗与古歌传承人就是在族群中承担着教化、训导和教育责任的人。古歌言说的是族群的历史,也是集体记忆,但却不被新社会的人们所理解。在古歌的传承者这里,古歌体现的还是一种古老的价值观,或者说,体现的是先民的智慧与教诲。因此,不再受人尊敬也不再拥有合法身份的古歌传唱者协拉顿珠往往对身边的事物有自己的看法,他就是一个敢于对伐木场毫无节制砍伐树木公开表达不满的机村人。他表达不满的方式还是行动上的,即趁伐木场工人休息的时候破坏他们砍树的斧子。但是后来他逐渐发现,他的破坏威力和伐木场仓库里数量庞大的斧头、锯子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他继续上山进行徒劳的抗争,直到被埋伏的工人抓住,押进伐木场,但他并不感到害怕,反而觉得轻松下来,脑子里回响着漫长古歌的片段:

那些喷喷香的柏木,

那些树叶哗哗响如银币的椴木。

国王要造一座宫殿,

国王要造一座城市。

可是,宫殿燃烧起来了,

城市燃烧起来了,

国王的檀香木的宝座也燃烧起来了。d

古歌的演唱者并非食古不化的人,对于现实的感受和经验,他通过讽刺、比喻和旁敲侧击的双关语传达着关切。但在一个新世界,现实经验常常也让他无奈和尴尬。直至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洪水冲毁机村人的家园和土地,他们才听到协拉顿珠的歌谣,转而寻求古歌中的启示。或许古歌里所说的真有其事呢。如钟敬文先生所说:“要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众的生活史,在那些官方的历史书里是找不到的,而必须要去请教民间的文献……民众的歌谣,是他们国民史和家族史的寄托者,也是他们信仰的寄托者……歌谣固然保存着远古社会历史的事实,她也有力地表现着各代(包括现代)的民众的心情和社会活动。”e人们传唱的歌谣往往意味着民间文献中最有活力和文化内涵的声音。祖先的王国,那个几近在机村人现实生活消失的族群记忆,首先出现在协拉顿珠的梦境。协拉顿珠梦见了坐在高高黄金宝座上的祖先,他伴随着六弦琴歌唱祖先王国的故事。正是由于古歌中唱出的史诗记忆的片段,那个古老王国的生活和社会图景才不至于全被湮没。在生态危机毁坏了家园的时刻,连积极进步的民兵连长索波也愿意跟随古歌的指引,和协拉顿珠一起去寻找新的土地。在伴随着破坏性的运动而发生的生态灾难中,古歌成为机村人心中的希望。

古歌每次出现之处,都是机村人遭遇困境的时刻,森林的过度砍伐造成机村周围森林的消失,暴雨后的泥石流冲毁了农户的家园,也卷走了机村肥沃绵软的黑土,机村陷入了粮食缺乏的困境。当机村人愁眉不展的时刻,协拉顿珠为他们演唱了古歌:

雄鹰乘上旋风向下,向下,

在觉尔郎峡谷,

就像看见天堂,

看见了国王的城堡,

看见了寺院的金顶,

看见了溪水缭绕,

看见了鸟语花香……f

从小说的叙事艺术上看,古歌的效果不只是抒情性的,古歌所演唱的事物、古歌所保存的族群记忆在危机时刻被重新唤醒,并参与到现实事件即叙事的进展中。在机村人的生存困境之上,古歌预示着一种希望与救赎的指引。没有家园濒临毁灭,也就不会发生将古歌的古老经验引入当下,并引领着机村人去寻找传说中的土地的情节。《机村史诗》中古歌出现的地方,往往是陷于困境也同时意味着重燃希望的时刻。正是机村现实生存的残酷经验将古老的族群记忆带回了现时,或许最初这首古歌所歌唱的也是哀婉的伤逝情感,追忆人们失去的家园,和被迫迁徙的命运。小说中写道:“传说中说,那个小王国向四方征讨的军队都葬身于他乡,没有回来,然后,那个炎热的谷底中老鼠们传播了一种可怕的疾病,绝大部分人都让可怕的瘟疫给消灭了,只有少数幸存者逃出谷地,迁移到了机村和邻近的几个村庄。几百年后,轮到机村人为了生计又要向那个地方迁移了。”g作为史诗片断的古歌让集体记忆有了进入现实的契机,远去的族群记忆和当下机村人的命运产生了新的命运关联和情感共鸣。

小说中有关苦难的描绘在歌谣唱出的时刻得以平衡,“协拉琼巴听着爷爷歌唱,不再那么愁眉不展了”h。觉尔郎古歌携带着某种救赎的力量,在机村人的危机中,古老的“声音”第一次胜过了工作组的指令和高音喇叭的声音。索波、协拉琼巴等人从未涉足过祖先的王国觉尔郎峡谷,但在古歌的指引下,那条路仿佛在他们心中,或者如协拉琼巴所说,他看到了峡谷中先人的指引,他们踩着先人的脚印平安地进入谷底。当协拉琼巴、索波和骆木匠等人寻找到古歌里反复唱着的深邃的峡谷,协拉琼巴的内心被某种他之前从未产生过的命运感所裹挟。每一个地点和家园都会关联到一个创建者,或一个群体,地点是一种创建行为的后果,地点首先是一个事件的结果。当地点因为某种缘由被放弃,仍然会留下一个事件的物质符号,图像符号、语言符号或声音符号。在年代久远之后,许多人将其视为传说,视为无根据的歌谣。尽管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传说或歌谣融入了想象,但仍旧不失为一种集体记忆的社会历史文献。

在觉尔郎谷底,许多古歌、神话故事里讲过的景象在一片废墟和遗址之间,一一呈现在他们眼前:“说人话的鸟”(鹦鹉)、“狼”(不甘心的王子)、鹿苑等。索波等人欣喜地发现古歌咏唱的古老王国是真实存在过的,古歌吟诵的地方确实鸟语花香、土地肥沃,使因为饥荒而陷入绝望境地的机村人又看到了一线生机。古老的、已消失的先人们的生命和记忆又被他们带回现时,回到活着的人们中间,活着的人和消失的生命再度关联起来。久已遗忘的经验,就像机村人面临的“迁移”或“迁徙”经验,被一首古歌赋予了史诗般的意义,在活着的人心中将他们的现实行为与祖先经历的“原型”事件紧密相连。《荒芜》的尾声处,驼子支书负责修整灾后的机村,索波带领由年轻人组成的垦荒队离家去觉尔郎谷底开荒,小说写道:“大家的心里,灾后的悲伤消失了,而且,每个人都能感到,人与人之间因为运动因为斗争而消失的温情又在回到心间。这天晚上,每一家都倾其所有,做了好吃的东西。每个人家都把好吃的东西匀出一点,盛好了,放在漂亮的托盘里给驼子家送去,给索波家送去。”i觉尔郎古歌里的唱词由驼子的老婆骆氏唱出,这些不是她想出的说辞,却在她嘴里复活:“老天爷啊,为什么你降灾难的时候,我们心中温情的水流才四处泛滥?……为什么你总把人逼到悬崖的边缘,才让我们感到人世的温暖?”j古歌再也不是协拉顿珠的吟唱技能,它是一种救赎性的力量。通过古歌保留下来的祖先记忆,可以重构一个族群的自我认知和话语体系。古歌传达着族群的自我認知,凝聚着共同体的情感,并赋予机村人生生不息的力量。

正如小说中的描述,觉尔郎首先是一支古歌,是古歌传唱家族所唱诵的祖先生活的地方,一般机村人本不认为它真实存在,觉尔郎就像是一个神话传说,但年轻人在古歌传唱者的引导下,竟然一步步在神秘气氛中发现了这个古老王国的遗址,发现了被遗弃的古老肥沃的土地。古歌就像一种可以征信的文献,它代表着一种小社群的共同意识或集体记忆。古歌所描述的形象与情感,在历史变迁之后仍然在将这种记忆传递给与之相关的群体,让人们借此形成对自身的认知。作为口传艺术的古歌蕴含着族群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记忆,也凝聚着祖先的情感、智慧和想象,正如学者们所发现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就有大量藏族吐蕃时期的古歌文献,记录着自远古时期经由人们世世代代口传下来的古歌和神话。王尧说:“令人感兴趣的正是吐蕃人在那古老的年代里把‘诗和‘哲学高度结合起来。他们把深邃的哲学道理写成完美的诗篇,头顶上悠悠奥秘的苍穹,四周旁浩渺广袤的宇宙,都能与自身心底下升起的玄理和道德的追求共同溶在一起,织进诗句之中,从中还可以看出吐蕃人的幽默、达观和乐天知命的性格。有时乍看其哲理虽然浅薄,但富有诗意,其诗歌虽然单纯,却意味隽永,诗歌成为哲理的舟楫,哲理成为诗歌的灵性……”k古歌犹如史诗记忆的片断,是历史与传奇的综合体,在此意义上,它也是阿来小说叙述艺术的匠心独运之处。《机村史诗》对古歌的运用,赋予了小说强烈的抒情性,也在某种意义上升华了苦难叙事。

歌谣这种“口传的文学”形式,简洁流利而隽永的口语,某种情绪上的丰富色调,有着深刻的美学意义。阿来小说对于歌谣的运用,既自然而然又充满创意,其间产生的叙事伦理力量和审美韵味在当代作家中是很罕见的。在《机村史诗》中,古歌的运用赋予文本浓郁的情感色彩,古歌所咏唱的,犹如一种弥漫性的情绪氛围,融进了叙事,也融进了人物的内心。古歌的叙事功能和它携带的情绪弥漫在整个事件中,在机村人失去家园与土地之前,古歌是传承人不可征信的过时的歌谣;在机村人遭遇危机之后,古歌成为所有机村人心中的希望;在人们去寻找祖先的土地时,古歌是一幅线路图。当机村人陷入困境之际,古歌的声音就回荡在人们心底。而就叙事功能而言,古歌的运用赋予叙事一种节奏,一种富于美感的律動,在情节化的叙事之外带来灵动的诗意。对于正在发生的故事,古歌提供了一种原型式的对应,对于进行中的事件,古歌赋予生活一种令人感动的仪式感。

阿来在创作中一直致力于挖掘民间文化资源,将神话、民间传说、古歌等口传文学内容融入小说的叙事艺术之中,这其中蕴含着族群文化的审美与认知方式,激活本土文化尤其是民间叙事资源的努力,也给予他创作上的自由和想象力。《机村史诗》中古歌的运用不是孤立的,古歌总是与神话、传说密切相关,而古歌和神话传说又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或以生活世界为原型。古歌和神话传说所讲述的“寻找”与“迁徙”,寻找失去的家园与土地,或朝着被应许之地迁徙,是人类社会不断经历的“原型”事件。从《荒芜》中的觉尔郎王国的部落传说,引出机村人循着古歌的声音寻找古王国的遗迹和新家园的故事,由《天火》中色嫫神湖栖居着金野鸭的传说,到炸毁神湖灭火并由此发现机村人祖先生活的遗址的后续故事,这是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个小社群的现实生活,但其间也贯穿着人类社会的“原型”事件。正是意识到人们现在所经历的故事既是新的磨砺,又是古老的原型,对当下生活世界的叙事才具有了某种英雄史诗的意味。古歌的救赎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寻找”的线路图,而且在于它让人们意识到当下的生活磨难与祖先“原型”事件之间的隐秘联系,体验到它所带来的生命永恒感,后者激励着人们寻找失去的家园或重建家园。

在《空山》的结尾处,也是六卷本《机村史诗》的结束部分,多年来一直植树造林致力于机村生态修复的拉加泽里准备重修色嫫措神湖,但是没有等到神湖修建工程开工,就得到了机村所在的镇子要修大型水电站,机村将要被淹没的消息。当村民们纷纷忙着翻建房屋以便争取多得到一些补偿之际,已故达瑟的藏书与笔记的出现成为一个逆转性的心理事件。达瑟是机村的读书人,一个携带着内心的不安与恐惧思考着生活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一个在有限的知识视野中抵达了认知极限的机村诗人。

达瑟生前创造的诗《雨水落下了》犹如写给现代机村的一首古歌,一种启示录。在搞起旅游业的现代机村,人们早已不再演唱古歌了,爱唱歌的协拉三兄妹组了个“古歌三人组”的乐队,从古歌里提炼词汇加以重新配器,在景区的酒吧里为游客们演唱。达瑟听了古歌三人组的演唱,告诉他们:他们演唱的歌是给外面的人听的,不是自己的歌。也就有了他的问题:“歌里唱家乡美丽无比犹如天堂,那么,什么地方有羊群洁白像云彩一样,什么地方花香四溢犹如天堂,什么样的天堂里还装有这么多的焦虑和忧伤?”l三兄妹回答不出来,他们告诉达瑟他们听的歌都是这么演唱的,所以他们自己也就这么唱。达瑟为三兄妹念出了自己写的诗句:

雨水落下来了,落下来了!

打湿了心,打湿了脸!

牛的脸,羊的脸,人的脸!

雨水落下来了,落在心的里边——和外边!

苍天,你的雨水落下来了!m

达瑟的诗歌具有古歌的原始魅力,它有元素式的魔力:苍天,雨;脸,心;还有与人共生的生灵。元素古老而鲜活,一如苍天和雨水。这首歌成为机村人传唱的歌谣,在小说里,机村人共同唱起它的时刻是他们面临新的迁徙时刻,即重复一个祖先的原型事件之际。在色嫫措湖工程开工时,在原本是湖的位置,人们发现了机村祖先的村庄。这就是关于“地点”的移动,关于迁徙或变迁的直观形象。在一支古歌中失落的王国、考古发现的古村落遗址和一幅未来新机村的地点之间,人们生活在可以被感知到的历史变迁中。从《机村史诗》前几卷里人们传唱的古歌,到小说结束处机村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古村落遗址,从“声音”到物质遗存,它们是对过去、对已消失社会的可信表征,它提醒如今的世界与“起源”之间的距离,今天的社群与它曾经的过去既认同又被区分开来。“但当这个团体发展时,它又面临着解体的危险,而回归起源便可以实现对一个团体的重组。因此,回忆(构建消失了的源头)与生产性的‘建造结合起来,以形成一种形象,目的是保护团体免遭解体。因此,一个集体所丢失和创造的东西之间的共性在某个时刻便显现出来。”n这也是阿来在现实书写中所隐含着的“历史书写”宗旨。

机村人接纳了新机村的蓝图,准备接受搬迁,并非缘于对明天会更好的信仰,而是对历史变迁的从容接纳,对生活、族群以循环往复的方式存在下去的意识,其间并非没有融入佛教“空”的观念。也许不是永不改变意味着永恒,而是永恒的变使之接近对神圣力量的感知。因此,小说中的机村人对遗址的入迷,对史前遗址发现的欣悦,是超出了考古队的想象的。这些发现,对机村人有如提供了一种历史中的“节日”元素、一种欣喜、一种对“空”与“变”的领悟。这是一种懵懂的历史感抵达了“诗的意义”的时刻。它意味着已故歌谣作者达瑟的思想境界,通过一首歌谣融进了机村人的共同情感。

人们聚集在一起,在拉加泽里的酒馆里,开始歌唱《雨水落下来了》。小说结束之际机村人获得了新生的感觉,那是一种模糊的乡愁,这是让机村人庸常的生活与英雄史诗相当的东西。毕竟,开创新家园是一种创始行为,他们效仿了英雄的祖先,虽然时代发生了巨大变迁,连劳作和生活方式也要发生根本改变,然而机村人依然感受到了一种置身于开端的热情,一种置身于创始时刻的神圣感。这是一种变易中的永恒。这种感受让他们在心中悄然抹去了失去家园的悲伤,唤醒了新生的喜悦。在这一刻,他们不仅与祖先的英雄精神息息相通,也遥遥感知到置身于通向未来的“开端”和“创始”的史诗体验。对美好生活的梦想首先是一个神话与史诗性的想象,其后是一种社会乌托邦主题,就像在《机村史诗》里,通过社会革命或市场经济,无论以何种方式发生,这一梦想也潜在于世世代代人们的心中。人们或向往着美好的未来,或渴望回归想象——古歌、神话和史诗——中的往昔岁月的完美。

歌谣与传说的运用在小说叙述中深具美学意义。歌谣的运用在叙事上平衡了苦难的沉重感,达到了在叙事审美上对人心的净化力量,建构了族群的集体记忆、共同意志和对抗苦难的精神支撑。正如阿来所说:“小说一般有两个逻辑:现实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情感的逻辑。我们还需给它加上第三个——基于净化和拯救的审美的逻辑。”o在阿来的《機村史诗》里,作为史诗记忆碎片的古歌是现实生活中的隐秘线索,或现实中的原型事件;古歌也是人物情感的内在逻辑,从个体内心扩展到族群的情感,亦是整个叙事的情绪氛围;而阿来所说的第三个逻辑,即“基于净化和拯救的审美的逻辑”,则是古歌最深刻的叙事伦理功能。阿来说:“文学最悲惨的是我们在写这些现实的时候,我们也完全堕入了现实,而丧失了人类崇高的情感和雅正的审美能力,丧失了本该赐予文学的那种净化人心的力量。如果文学失去了这样的力量,文学是堕落的。”p《机村史诗》没有回避现实的描述,它展现了社会转型给乡村带来断裂的痛苦和新生的艰辛,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也孕育着不死的“种子”。在藏语中,“机”就是“种子”。从脆弱的格拉与兔子,到思考的达瑟与抗争的达戈,到行动起来的拉加泽里,机村人充满自我救赎的渴望和在被动状态中萌生的意识觉醒。伴随着他们的,是或隐或显的净化和拯救的情感能量和审美冲动。后者作为一种族群的共同情感,在歌谣与传说中得到畅然的表达。这是阿来给予我们的愈发清醒的文学意识:“我就像很多同胞一样,清楚地知道那些人人都参与创造与传递的神话、史诗以及有着淡淡历史影子的充满神迹的当地传说,对在艰难而庸常的生活中的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q阿来显然充分认知到古歌、史诗与传说的净化与救赎力量,他将族群的“声音”与个人书写融合在一起,为探索族群命运与社会生活提供另一种想象空间和叙事的可能性。

《机村史诗》中的神话、史诗、传说和古歌等元素营造出了一个历经社会转型和历史断裂却仍然拥有着共同文化记忆和新生力量的藏族村落的形象。正如神话与史诗在文化史中的命运一样,神话传说的存在是为了被打碎和重构,这个村落也在各种变迁中不断碎裂和重组,正如阿来所说:“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在经济潮流的激荡中,乡村不断破碎,又不断重组。断裂,修复,再断裂,再修复……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那些顺应新形势的人或主动或被动,不断登场,又不断被淘汰。所以,如果我要以变化的乡村为主角,就得随时去踪迹那些因时因势成为中心,或者预示着乡村变迁方向的新的人物。如果这样,这部小说将不会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以破碎的结构对应不断重组的乡村,形式本身都成了某种隐喻。”r作为史诗记忆的片段,作为记忆的碎片的古歌,反而成为现实生活叙事的隐秘结构要素,这样的叙事结构对应着不断重组的乡村,在《机村史诗》中,古歌的时隐时现,从传唱者的孤独状态到共同体的情感凝聚,古歌形式本身的断裂与延续构成了某种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隐喻。这是一种深深扎根于“音乐”中的叙事伦理,它比任何乐观主义的言辞都更加鼓舞人心。

【注释】

aopq阿来:《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143页、10页、7页、200页。

bc阿来:《天火》(《机村史诗》第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183页。

dfghij阿来:《荒芜》(《机村史诗》第4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52页、61-62页、53页、152页、153页。

e西胁隆夫:《钟敬文与歌谣研究》,赵宗福译,《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k王尧:《藏族的古歌与神话》,《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lm阿来:《空山》(《机村史诗》第6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79页、177页。

n[法]米歇尔·德·塞尔托:《历史书写》,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页。

r阿来:《随风飘散》(《机村史诗》第1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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