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洋瑶

对电影语言和电影美学的选择，构成了不同电影导演及其影视作品的特色。换言之，展开对电影本体和电影美学的研究，自然也是和电影导演及其作品创作分不开的。事实上，现有的电影美学研究和电影美学探索，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向现实语境下电影创作实践的靠拢，即将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学界和业界在导演、影视作品、声画等常规创作项目上进行了持续研究，为窥见中国电影美学的嬗变、推动中国电影美学理论研究和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不可否认，电影作者本身往往成为电影美学分析的“元命题”。而“影戏之作者实为导演”，是大多数人接受的观念。作为戛纳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金马车”的获奖者，贾樟柯导演在电影界的影响力不言而喻。一直以来，贾樟柯和他的电影作品都受到了学界、业界的重视。曾任法国权威电影杂志《电影手册》主编的国际知名影评人让-米歇尔·付东（Jean-Michel Frodon）对贾樟柯的电影世界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总结，其记录和写就的《贾樟柯的世界》一书通过鲜活的资料呈现贾樟柯的创作“世界”、多维视角标识贾樟柯的电影美学、内外对话勾勒中国电影的肌理。它既让电影爱好者对贾樟柯电影知识谱系和电影美学有更全面的认识，也对电影创作群体的美学实践有所助益。

鲜活资料呈现贾樟柯的创作“世界”。通常来说，学界往往沿着哲学、精神分析学和政治学等学术路径对电影作品、现象或思潮进行探讨，进而深入挖掘电影实践的美学特征和文化意义。一方面，聚焦于具体的影视作品，探究电影本身的审美特性和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将影视创作置于中国或世界影视史的坐标上进行考察，即文艺研究中的“代”（或“流派”）的概念。不同的研究取向，也经常指向一个共通点：电影导演成为影史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恰如美国著名影评人安德鲁·萨里斯（Andrew Sarris）在《走向电影史的理论》一书中所提出的，一部电影史能够合乎逻辑地把自己限定为一部电影导演的历史。电影导演，他们既在电影之内，也在电影之外；既是属于电影本身，同时也是超越个体生命的社会的、历史的存在。

在让-米歇尔·付东所记录和写就的这部著作里，他用鲜活的资料编织了一张完整的关于贾樟柯的信息、事件、人物、思想之网。它从贾樟柯具体的创作经验出发，聚焦于贾樟柯对自己电影的讲述及作者本人对贾樟柯从1994—2015年的电影作品的解构，并根据贾樟柯本人的文字节选及其合作者赵涛、余力为等对往事的回忆，巧妙地呈现出了贾樟柯的创作“世界”。可以说，本书既立足于贾樟柯的自述维度，从个人化的经历与体验出发，从童年时期到成长时期，从故乡记忆到世界舞台，耐心十足地勾勒出贾樟柯的个人气质；而他者的视角又将贾樟柯电影镶嵌进具体的历史情境和现实场景，为理解贾樟柯的创作“世界”提供了另一个维度，进一步将其拍摄过程、创作理念、蜕变历程等梳理成线索，使贾樟柯的时代精神、时代意义可感、可视。此外，本书收录了贾樟柯电影百余幅剧照与其工作照，引导影迷和读者打开这份贾樟柯电影的艺术档案，进一步通达其电影美学和思考方式。

多维视角标识贾樟柯的电影美学。北大教授戴锦华曾评价贾樟柯是一位不执着于自己风格标签的电影导演，他自觉且灵活地在艺术/商业、国际电影市场/本土市场、都市/乡村、超级大都市/内陆小城、“普通话”/方言、独立/机构、“作者”/类型（电影）、纪录/虚构（电影）等坐标间滑动。可见，与贾樟柯的对谈及对其作品的回望，也是对中国电影史、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艺术和世界电影艺术的回望，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也不难理解，近年来学界、业界纷纷将目光转向贾樟柯，对其文本（包括但不限于电影文本）进行细读，探讨其电影实践的美学特征和文化意义。本书也不例外，它结合贾樟柯对谈、电影文本和合作者采访等多维视角，梳理贾樟柯电影创作思想，标识其电影美学创造和艺术流变：他者关怀下的影像“写作”、文化自觉下的多层次美学。总的来说，体现了作者“人本内涵的现代电影”和“影像本体的艺术电影”的研究立场。

事实上，“人”对于导演来说是最重要的。电影因细节的、具体的、大写的“人”而成立。如周星、粟牧在《百年背景下的新世纪中国电影现实题材分析》一文中所阐释的，百年中国电影就是现代社会现实的影像，折射生活、表现现实，描绘当下社会，成为中国电影最为重要的任务。在本书的多维视角分析下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创作开端，还是盛誉满载后，贾樟柯始终贯彻的是他者关怀下的影像“写作”。为了寻找贾樟柯电影美学的形成，作者通过向贾樟柯的成长经历要答案，从一问一答中，贾樟柯的创作思想跃然纸上。他所呈现的是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包括复杂的人物命运、复杂的人物内心世界、复杂的人物关系，在这份错综复杂里贾樟柯的个人特质反而愈加清晰——他的影像“写作”经验总与“人”有关。另一方面，本书也从贾樟柯长大后的经历去寻找其电影美学的形成渊源。众所周知，賈樟柯的创作起点是从故乡和故乡记忆开始的，直到现在，他仍然从故乡去眺望世界。而在时代的巨轮下，“人”才是贾樟柯电影的真正源头。他把观察视野和思考角度带向了汾阳，带向了社会个体的生命历程里。譬如他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从一开始就让我们锁定中国小县城里具体的人。大千世界里的普通个体得以获得社会关注。可见，贾樟柯电影所呈现的，是一道复杂的社会、历史、政治的解析题。

如果说贾樟柯带来的是对社会个体尤其是底层人、边缘人的“电影新目光”，那么使其始终活跃且不被标签定义的则是文化自觉下的多层次美学。这份自觉和灵活，恰好印证作者称谓他为“最大胆的现代电影创作者、最新技术和美学的贡献者”。作者敏锐且耐心，提问朴素却精确，紧紧抓住贾樟柯个人思想之锚，条分缕析一位中国电影导演的电影创作和生命体验。除了人物的新视角，贾樟柯在电影形式和审美创造上不断探索。在本书里，作者同样追问了贾樟柯所处的“中间位置”，即纪录片与剧情片的联系和区别。在电影美学实践中，形成独树一帜的“贾氏”纪实美学。另外，贾樟柯频频提及中国传统文化如“说书”、绘画等，彰显其文化融合与传承自觉。与中国文化的有机融合，是贾樟柯电影美学实验与探索的重要方向之一。如《天注定》采取了中国的叙述传统“说书”这一民间艺术的痕迹。事实证明，文化自觉下的多层次美学使贾樟柯导演及其作品在喧哗的众声中发出更大的声响，且深远绵长。他在历史与当下、民族与个人、宏观视野与生动细节中不断形塑自己的美学风格。此外，探索电影新可能离不开新技术的运用。正如贾樟柯自己提到的，他对新技术极为关注，每一项新技术都给电影美学带来新东西。至此，贾樟柯电影世界变得愈发清晰。

内外对话勾勒中国电影的肌理。纵览百年中国电影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世界视野的民族电影”“中国电影走出去”“文化自觉”等描述经常被提及。尤其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内电影和国际电影两个生态之间充满合作、竞争的张力。对于国内的电影创作实践来说，其使命在于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华形象”，加速了当下中国真正文化自觉的确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现代性需求下，中国电影界与国外电影界的对话必不可少。此书正是外国学者对中国电影导演的瞩目与提问，通过内外对话勾勒中国电影的肌理。毫无疑问，集理论视野、美学风格、现实主义、当代思维、批判自由等特性于一身的贾樟柯成为让-米歇尔·付东甚至是法国影评界的“中国电影文化代言人”。凭借作者过人的敏锐与直觉，他对贾樟柯及其电影做出了精准的概括。

以影像为途径，观照贾樟柯的电影美学，实际上是一个进入中国电影史的有效切入点。作者与贾樟柯的对话，以“史的眼光”切入到中国电影的历史现场，紧紧围绕着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深入探讨贾樟柯电影美学特性及其基本规律。恰如作者所形容的，贾樟柯的电影可被称为“长河电影”和“网状电影”。一方面，贾樟柯作为现代化和城市化中的小镇导演，他的电影中的故事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政治文化史，见证了中国的变迁。他通过故乡这个窗口，观察中国，观察世界。从以1979—1989年时代为背景的《站台》，到表现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小武》，到21世纪初的《任逍遥》，再到2002—2003年的《世界》《三峡好人》，这些影像记录着贾樟柯对1970年代至今中国巨变的看法，这些电影是对急速变化的时代做出的现实回应。贾樟柯也坦言，想要办一个回顾影展及继续拍大规模系列影片，通向另一个故事或无穷无尽的其他故事，更好地描摹中国社会。另一方面，本书作者的影评序列从侧面构造出贾樟柯电影的“编年史”，以一种历史性阐述来论证贾樟柯影像的美学偏好和“当代”精神。总的来说，本书的描述体系和脉络兼具文献性、真实性和反思性，使得读者以窥见中国电影的高光时刻。

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已然無法忽视贾樟柯的电影美学对中国电影史、世界电影史的重要价值。本书作者试图通过多个维度去确认贾樟柯所处的位置，其中不乏本人访谈、影视评论、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既有鲜活丰富的文本素材，也有富有见地的专业见解。通过本书走进贾樟柯的创作“世界”，触摸中国电影的美学肌理。可以说，本书构成了有趣的智识回应，既对电影爱好者发出邀请，也是可供电影创作者参考的重要“工具书”。

作者单位 青海师范大学新闻学院

本文系青海师范大学2023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浅析贾樟柯电影中的视听表达创新”（项目编号：qhnucxcy202309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编辑：李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