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远

关键词：《背影》 传播史 教材内容

《背影》在百年语文教材选编历史中具有历久弥新的经典地位，尤其是曾多次因教材中的“去留”问题造就了几度沉浮的传播史，成为公众热议话题。《背影》在语文教学中经典的教学价值和独特的发展轨迹，除了其难以撼动的经典性，还与各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国家政治需要密不可分。

一、《背影》数度沉浮传播史

朱自清的抒情散文代表作《背影》，于民国时期初入教材，承担起语文体教学和情感教化的任务，20世纪50年代，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合被移出教材，而改革开放后再度回归教材，在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基础上，开始发展出对《背影》的多元理解。《背影》曲折的传播史，折射出了语文教材发展的复杂史。

（一）1930年初入教材，兼顾“情”与“理”

《背影》传达的是真挚的父子之爱，语言质朴，以父亲的背影来描绘父亲的形象，给读者独特而新颖的艺术感受。《背影》发表于1925年，1930年便入选国语教科书，这也直接证明了《背影》作为文学作品是极其优秀的，兼顾永恒的思想性和超常的艺术性，成为被后代学者传诵的经典作品。其次，《背影》本身映射着创作时的社会理想，有着突出的典范性，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本质和社会期许。最后，《背影》能够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经久流传，获得了读者的接受和认可，与人们内心追求的伦理道德具有趋同性。所以在此期间，语文学界主要是将《背影》看作是父子之情的情感教育和“语文体”的学习指导范本，而《背影》不过千五百字，却能历久传诵，深受读者喜爱，只不过凭借了它真挚的情感表达和难以撼动的学理之因。

在教学方面，教师主要是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对教材内容进行解读，《背影》的内容分析也主要是沿用学界对朱自清的人品性格和散文风格进行解析，再结合自身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进行教学。而朱自清本人也曾对《背影》提及过创作缘由：“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用的父亲的来信的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基于作者自身对父亲真挚感情的表达，再加上散文中描绘的父子之情溢于言表，因而民国时期对《背影》的解读主要是从父子之爱角度进行解析。其次，20世纪30年代存在的“文白之争”是《背影》能够得到广泛传播的另一个原因。朱自清的《背影》作为语文体的典范，写作技巧精致，语言干净有力，给支持语言体的拥护者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而当时教科书的编写者大多数都是语文体的支持者，这也使得《背影》在民国教科书中备受推崇。

（二）1950年-1981年移出教材，背离“文以载道”

1951年，语文教学受到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成为了社会抨击的反面教材。人民教育于1951年刊登《一篇很不好教的课文——（背影）》，认为《背影》表现了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思想，在语文课文中不应有它的地位，直接提出“将《背影》从教材中删去”。而后，许多一线教师及学者开始纷纷抨击《背影》，认为其主题表现了小资产阶级不健康感情，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思想政治不符，他们批判的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作者立场问题，由于朱自清本人及家庭都是资产阶级，而文中描写也仅有个人之间的父子之爱，与当时提倡的爱国情怀不符，不利于弘扬时代精神；第二，文章情感基调过于悲伤和沉闷，内容描写中“四次落泪”存在过度煽情，属于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第三，优秀的作品应当兼顾艺术性和思想性，不能抛开思想政治谈艺术，《背影》文章内容不符合当时思想政治，没有政治教育意义。可见，此时期对《背影》的教学解读完全是从政治需要、时代需要的角度进行解读，全盘否定文章本身的教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最后，人民教育发表了一篇以“编者”署名的文章，认为《背影》传递的思想不健康，以“不应该纳入教材”为建议给《背影》争论盖棺定论，因此，《背影》以阶级立场不符退出了教科书内容。由于人民教育在当时属于教育部的机关刊物，其言论传达了教育部的意见，即表达了国家的观点。就这样，《背影》因其“思想”不能为当时政治形势所用，被当作反面教材而饱受批判。之后，虽然教育学界吸收了“文道之争”的积极思想，重新确立了语文教学的本质，强调语文教学中“道”和“文”不可分割，不能将政治性作为教材选文的唯一标准。在此背景下，学者们相继发表评论，主张《背影》应重回教材发挥育人价值，但可惜的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整个教育界遭受了一场浩劫，语文也都被政文取代，教材也都变成了政治读本，《背影》也难有立足之地。

（三）1982年一至今回归教材，发展多元理解

20世纪80年代之后，《背影》重新回到语文教科书，此时的课文主题解读已不再是以阶级话语为主，而是重新看到了文章中父子亲情的表达。但由于没有完全走出“左倾”思想的影响，教学中还是会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的黑暗”“表达了作者的伤感之情”等主题。直到1992年，这种“消极”“批判”论才开始彻底改观，开始否定1951年以来的意识形态教学，开始重视文章中对父亲“爱子之心”传统美德的重视。当教育界逐渐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教师从单一的“照本宣科”、仅依據教学目标及课后练习开展的教学活动逐渐向紧密结合学生身心发展需要、具有个人教学特色的教学实践。学者和教师对于教学内容的解读也进入百家争鸣时期，研究者对《背影》不再局限于文字本身的含义，而是从社会学、审美学、伦理学等多角度对《背影》进行分析和解读。

然而，《背影》自1982年回归教材之后，各界对其仍然是褒贬不一。进入新世纪后，《背影》再一次因为舆论被送上了风口浪尖。2003年，《背影》落选粤教版中学生教材，其原因在于70%的学生认为朱自清的父亲在穿越火车站台去买橘子时，违反了交通规则，且由于朱自清父亲年迈，身型肥胖，攀爬的动作不潇洒，缺乏美感。再次引发了学界对《背影》去留教材产生的争论，同时对一线教师的教学解读和语文教学活动无异于是一种激化，为教育界对文学作品的探讨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背影》数度沉浮的原因探析

文学类选文在进入教材之前，是作者独立创造的作品，是其个人情感的独特表达，但在进入教材之后，便成为了语文教学的载体，承载着特定的教学目标和任务，对文本内容的解读也不是随意而就的，文章的删改也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背影》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其文学价值和经典性是不容质疑的，但也由于文学作品倡导的“自我表现”核心理念与“文以载道”的时代需求不符，使其匆匆离开教科书。本文将从文本价值、国家政治、语文教学意识变化角度分析《背影》数度沉浮的原因。

（一）文本内容的经典价值

《背影》发表后，便开始了被认可、被质疑的反复历程，其得荣而被辱、辱后再誉的沉浮经历也直接证明了文章本身的经典性。首先，《背影》被选人传统的初中语文教材，就表明该文具备一定的育人价值，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认可。选人中学语文教材，是文学作品最通达的传播途径，其受众是一届又一届的中学生，以至家喻户晓。首次将《背影》纳入教材的主编赵景深以他的胆识和职责之便，使《背影》进入广大读者的视线，成为经典的语文教材篇目。而后，据史料记载，在1928年-1947年间，约有45种教材收入《背影》，足以证明其文章内容重要的教学价值。其次，李广田、叶圣陶、吴晗等学者对《背影》予以高度评价，认可其文学性和学理性价值，值得被广泛传播。最重要的一点是，《背影》也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在海外文化界、文艺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虽然时至今日，《背影》的教学价值仍然众说纷纭，但其文本本身的经典性是毋庸置疑的。首先，在选材方面，作者在火车站这个特定的环境进行描写，将父亲对自己深沉的父爱融入到看似小小的背影中，从而使看似普通而常见的事情中使得父爱变得具体而伟大，利用生活中最普通的真实场景带给读者独特的感受。第二，在语言方面，作者通过第一人称的观察来描绘即将分别父亲的依依不舍之情，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让人感受情真意切、真实可亲；同时通过“照看行李”“忙着讲价钱”“路上小心”等词语，让人感受到父亲事无巨细的关心，传达出深沉的父子之情。第三，在细节方面，在全文的高潮部分，作者通过对父亲的“蹒跚”“探身”“上缩”等动作的观察，不仅表现了父亲年事已高，更从侧面反应了“我”当时的内心酸涩、忧愁难解，对父亲的感激和愧疚的复杂心境，表达了儿子对父亲的怜惜和感伤不舍之情。上述几个方面，表明了《背影》的经典性和难以撼动学理之因，这也是其经久不衰、被广大读者认可的重要缘由。

（二）“文以载道”的理念变化

教育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相互作用。教育内容要契合社会需要，服务与推动社会发展。1951年，《背影》由于无法承担“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被移出教材。50年代的教学已经受到了政治上阶级斗争的影响，在教学目标的设置上体现出了极强的时代特色。教学目标的重点在于引导学生爱国，而传达父子之爱的文章在当时被认为是表现小资产阶级不健康思想，是一种资产阶级颓廢情调，与当时政治斗争思想不符。可见，教育教学深受当时的政治影响，是带有时代局限性的。尤其是在后来，“文以载道”的理念不断地强化，教育为政治服务成为一种主导思想。而在当时，《人民教育》作为官方意志的代表，其建议便决定了关于《背影》的舆论发展方向，最终由于“载道”的价值取向，将《背影》移出教材，认为《背影》对弘扬国家大爱产生了消极影响；另外，还将政治标准代替道德标准，把《背影》中传达的父子感情曲解为宣扬个人的私爱，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伤感，最终使政治标准成为了语文教材选文的第一标准，文学作品必须为政治服务。

到了80、90年代，教育教学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背影》重回教材，教学目标也大多重视散文知识的学习，重点学习人物描写的方法，以提高学生的写作和赏析语言文字的能力；再到新课改之后，教学目标开始逐渐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开始重视教学的人文性，教学目标重点放在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层面。新时期的语文教学不再有阶级立场的政治要求，不再以政治性为第一要求，教师可以对文本有自己独到的解读，教学内容的解析朝着多样化、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三）“多元”“求新”的意识增强

进入90年代后，关于《背影》的文学解读逐渐趋于多元化的发展，更加注重学生的感受，对课文的理解更注重基于个人经验的体会，不再一味追求统一性，《背影》课后的练习设计通过“揣摩·运用·积累·联想”等类型，常用“你觉得怎么样”“试着体会”等商讨性的词语，让学生自由表达自己的感受，答案不再是一种硬性的规范型表达，更多的是通过练习的方式引导学生体会文本内容传达的感情，旨在加强学生的文学教育。在1992年出台的语文教学大纲中增加了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与此同时开始涌现出大量的《背影》文学解读研究，从多元的角度对《背影》的教学价值进行分析，为学生理解《背影》提供了大量的借鉴与参考。此时的《背影》教学活动也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教师不再是依据文本内容和教学目标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而是让学生自主对文章进行解读，培养学生独立的审美能力。

直到了21世纪，人们对《背影》的解读转向了求新阶段，开始从“交通规则”和“父亲攀爬动作不雅”等新奇角度解读《背影》，从而使《背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当时这种解读使得众多读者觉得不可思议，当然也有学者和教师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不能将现代的交通规则来评判民国时期的事件。此次争议引起了社会各界批判人员的巨大反思，人们不断增强的多元意识和求新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典性文学作品在教材中的地位。

三、《背影》传播史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背影》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这一作品遭遇数度沉浮，或褒或贬，八十多年的曲折传播史折射出我国语文教学从关注语文知识教学、意识形态到人文素养的发展史，对我国未来语文教育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客观对待政治需要和社会思潮

一篇课文能否进入教科书，从何种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国家政治需要下存在差异。正如卢因所言，在群体传播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显然，教科书内容的选择是受到了国家“把关人”的控制，通过操纵信息的方法控制人们的可知度，支配人们的意识倾向。阿普尔指出，“课堂教学所采用的教学内容——课程知识，与特定社会和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密切相关”。从教育中的知识和权利关系的角度分析，教材中的文本内容与国家政治意愿其实具有内在一致性，而政治权利对于我们对学校知识的传递，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制约。就如我国中小学教学所采用的教材而言，从编写到审查，国家“把关人”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先是由学科专家讨论决定哪些内容编入教材，再上交给教材委员会对其进行科学性、逻辑性和思想性、政治性等方面的审查，从而确保交给学生的知识符合国家的育人目标和政治要求的价值导向。正是通过对教学内容的审查，代表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知识才能合法地进入到教学中，以此强化教学的政治属性。

教学内容的选择确实应该在国家政治、社会思潮的大背景下，适应二者的需要，履行社会控制的职能，这是教科书作为国家法定教学文本的重要前提。但与此同时，语文教学也需要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遵循学科发展的规律，实现科学育人的内在价值遵循。编者在选择教材内容时，不仅需要站在国家政治、社会道德、历史发展的角度编排教科书内容，更需要站在语文教育家的立场上选择适合语文教学的内容。否则语文课便会成为历史课、政治课，无法发挥涵养语文素养的功能。《背影》的移除与再度回归教材、回归散文美学的实事求是的文本解读，不再将国家政治和社会思潮的需要作为取舍教材内容的唯一标准，是教材内容逐渐摆脱政治文化批判的有力证明，再次肯定了语文独立设科的意义所在。

（二）理性分析文章内容的教学价值

自由化、个人化的文学创作时常由于题材众多、风格迥异，会呈现出多种不同的面貌，而衡量一篇作品能否进入教科书.是看其是否在兼顾审美需要的前提下具备教学价值。首先，文本内容首先要具有审美价值，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提升人们的审美体验，并帮助人们实现美的创造。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时常是抱着欣赏的态度，感受文本内容带来的美的享受，所以编者在进行教材篇目删改时，需要尽可能地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对于不符合大众审美的部分，应予以修改或删除。第二，考虑文本内容的情感教化作用。用作教材的文学作品重要的功能是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即文学作品不仅使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发生心灵上的共鸣，还要从阅读过程中学习到善，得到情感道德上的教化。第三，多样个性化解读的把控。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个性化的，文学解读也是读者个性化的行为。文学作品在创作完成之后，每个读者都对其的解读掺杂了特定的时代因素和读者个人的思考。对于文本内容的解读是教学过程中重要的环节，影响着文章的教学价值是否能真正发挥出来。

文学作品在经过读者的个人化思考之后，拥有了不同的理解，变得多样化起来。然而，对于优秀文学作品的解读，并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对其进行解读，读者不能将当下社会的约束标准简单地拿去衡量往昔的创作。进入课文中的文学作品，需要编者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极端的个性化、求异化的解读，如何删改便成为了把握教学重点的重要工具。文学作品进入教材应该发挥其教学价值，應选取适宜教学的部分，理性分析其教学价值，客观把握课文的意义，而非脱离问题就某一主题对课文进行随心所欲的意义阐发。

（三）辩证对待教育改革和课文删改

课文删改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课文删改现象进行了研究，虽然部分学者对经典课文的删改持质疑的看法，但是多数学者认为课文的删改是有必要的。课文删改是教材完善、发展的必要过程，是教学内容与时俱进的体现，应辩证地看待时代发展和经典课文教学的关系。编者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应坚持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遵循教材编写的原则，充分考虑教学活动的现实需要，契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那么教材选文的删改便是合理、积极、有意义的，能够适切现实的教学需要，对于教师和学生的发展都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中可以看出，语文课程突出内容的时代性，充分吸收文学研究新成果，关注数字时代新发展，体现学习资源的新变化，精选文质兼美、具有典范性的作品对学生思想情感的熏陶，重视学生的价值取向，突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依据教学目标的变化，选文在教科书中的“进”“出”是十分正常的，没有任何课文在任何时代背景下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教学或育人价值。人类文学如此丰富，无论何时都会有适宜的作品在教学中发挥教学价值。每个时期都有特定的任务和目标，教材内容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做出适应性的改变，选出具有时代性、适切性的选文，实现不同时期的育人目标。对于编者来说，教材的编写过程应该是严肃而谨慎的。对于“选文是否删改”“何时删改”“哪些内容需要删改”“具体如何删改”等问题都是需要经过审慎的考量、不断的讨论而最终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