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背景下降低生育养育隐性成本的思考

2023-06-28陈康钮维敢

唯实 2023年6期

陈康钮维敢

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全国人口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人口增长率为-0.60%，这意味着我国出现自1962年以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实际上，为减缓人口生育率逐年下降且老龄化趋势不断攀升的压力，我国早在2013年就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并在此后逐步放宽到“三孩”政策。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影响，这些政策的实际刺激效果并不显著。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全局性要素，也是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多数国家的经验都表明，人口适度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正面推动力。当前我国正值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在低生育率背景下研究如何化解当前我国人口问题的挑战与风险的方法路径，对创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良好开局意义重大。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解决问题需找准基本方向。“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提出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可谓切中肯綮，为解决我国当下面临的生育问题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我国在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方面也做了多方面努力，但在提升生育率方面仍未达到理想效果，原因出在何处？针对此问题，本文尝试对影响生育养育成本中的不同因素进行探索分析，厘清其中的关键性要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建议，以期为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人口问题贡献绵薄之力。

一、文献回顾及学理补充

在有关生育养育成本的学术研究方面，西方学界对其关注的时间稍早于我国，这主要与这些国家较早出现低生育现象有关。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加利·贝克尔提出的“质量和数量权衡”理论，其认为生育率下降是由于经济水平提升后生育个体更加注重生育质量导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借助成本收益分析理论，认为生育率变化主要取决于生育个体在生养孩子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综合考量。

随着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断崖式下跌，意识到生育问题紧迫性的中国学者也从经济、教育等不同视角对生育养育成本进行了多方位探究。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学者将其分为三类进行探究：首先是直接成本，主要指与生育养育相关的经济开支；其次是间接成本，主要指照料孩子的时间耗费；最后是非物质成本，譬如生育养育孩子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还有学者将生育养育成本分为经济、机会、生理、心理和婚姻等五类成本。在中微观研究方面，有学者指出生育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性，生育养育的社会成本全部转嫁到家庭是导致生育率低迷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因素；有学者认为高昂的教育成本对生育意愿造成较大的抑制效应。上述研究从生育养育成本的机理、效应等方面作了细致地研究并得出可信结论，但鑒于当下的低生育率背景，关于生育养育成本的研究仍然有必要进一步深入。

一方面，对内容繁多的生育养育成本删繁就简，大致可以总结为两类。一是财力方面的付出，表现在生育养育过程中的医疗花费、生活开销和教育支出等，由于这类成本显而易见且容易量化，因此可将其称为“显性成本”。二是与财力支出无关的成本，具体包括时间成本、健康成本等，这类成本不易量化且难以被直观发现，可将其称为“隐性成本”。另一方面，虽然现有研究已经从诸多视角对生育养育成本进行了细致考察，但并未关注到隐性成本的重要性。诚然，在生育个体经济条件不够充足的情况下，显性成本对生育意愿影响较大，但随着人们经济条件的提高，显性成本仍然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吗？基于现有成果针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足，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为视角进行考察，尝试挖掘其中的关键性因素以做出相应的学理补充。

二、生育养育隐性成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逐渐增大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平台开始成为青年一代社交的代表性场所。为探究当下哪些生育养育成本是我国青年人群最为关心或是对其生育意愿影响较大的，笔者以“生育成本”“生育意愿”等为关键词，从新浪微博抓取相关数据并通过提取高频词的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除住房、教育费用等与显性生育养育成本相关的话题外，没空照顾孩子、事业压力大等隐性生育养育成本也成为人们重点考虑的因素。2016年全国妇联开展的一项关于生育意愿的权威调查研究也表明，尽管超过七成的受众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但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等公共服务资源状况和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及工作间的关系也有相当大的占比。

综合这些结果可以看出，财力支出已不是当下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唯一因素，生育养育隐性成本逐渐受到关注且影响不断攀升。因此，对生育养育隐性成本进行归类分析并尝试提出降低该成本的应对方案，能对提升我国人口的生育率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为此，笔者将上述调查数据结果和近年来中外学界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将生育养育隐性成本归纳为时间成本、职业成本、健康成本三大类。

时间成本。时间成本既包括准备生育孩子之前进行各种身体检查、生育孩子时的住院疗养、养育孩子期间照料孩子等与孩子直接相关联的时间成本，又包括因生育养育孩子而减少社交娱乐、闲暇休息等间接的时间成本。相对生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养育孩子的大量时间成本使适育人群望而却步。研究发现，无子女家庭与拥有一个2岁以下孩子的家庭相比，后者平均每天要多出10.5个小时用于照顾孩子，而且随着孩子数量增加尤其会使女性家务时间显著延长，有“一孩”“二孩”的女性家务时间每天分别增加2.1小时、0.8小时。这些研究都表明，生育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极高，一旦这部分时间过度挤压工作时间，无疑将会降低适育人群的生育意愿。

职业成本。这一成本是指生育个体因生育或养育孩子对其职业生涯造成影响，主要体现为女性在生育养育孩子过程中容易遭受职场歧视、就业歧视等问题。一方面，女性在“三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阶段难以避免因请假暂时离开工作岗位，进而会使其丧失部分职业竞争力。研究表明，现代家庭考虑生育问题时往往会考虑其对女性职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这在高学历、高收入女性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在“生”与“升”的困境之下，职场女性的生育意愿难以提高。另一方面，对于大部分用人单位而言，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发展目标，而雇佣育龄女性时需要承担女性请“育儿假”等所造成的生育成本，驱使其权衡不同性别的人工成本进而尽量避免招收女工，致使女性就业困境加剧。

健康成本。健康成本表现在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两个方面，其主要承担主体仍然为女性。在身体健康方面，既包括生育阶段（妊娠期、分娩期和产褥期）的健康问题，又包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付出过多劳累而引发的各种健康问题。此处仅梳理女性在生育阶段不同时期的健康付出：妊娠期出现胃部不适、呕吐、失眠等症状；分娩期可能有生命危险、肉体疼痛等；产褥期出现身材走形或是难以恢复孕前姿态等。在精神健康方面，生育期间女性身体内部激素水平发生剧烈变化，导致其容易出现以焦虑为主的各种心理反应，部分女性在生育之后还可能出现产后抑郁，严重损害女性身心健康。另外，养育孩子过程中的工作压力、社交媒体对女性生育的健康问题等隐性成本的渲染也在无形中造成女性生育的心理负担。

由此可见，生育养育隐性成本作为生育养育过程中主要体现在内在付出方面的一种无形成本，其不仅形式多样、程度不易量化，而且在女性一方体现得更为明显。鉴于生育养育隐性成本对青年一代的生育意愿影响日渐增大，对其进行有针对性分析并着力探索解决方案十分必要。

三、矛盾观视域下生育养育成本重心衍化

为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1年8月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明确要采取财政、税收、教育、住房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多地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攀枝花、哈尔滨等城市实行对二孩及以上家庭发放每月数百元甚至上千元的育儿津贴以及购房补贴等。尽管这些鼓励生育政策的出发点是希望能够切实降低人们的生育养育成本，从而鼓励适育人群进行生育，然而连年下降的生育率从侧面表明了这类政策的刺激效果并不明显。笔者认为，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国适育人群的收入水平不一，致使其对应的生育养育成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亦有所不同。《中国统计年鉴（2021年）》显示，将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五等份分组后，其中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仅为7868.8元，高收入组人均收入达到80293.8元，两者差距竟超过10倍。另外，根据《2022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估算，中国家庭从生育孩子到将其养育至本科毕业的平均花费为62.7万元。依据这两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虽然当下政策大多集中于降低生育养育显性成本，但对于低收入水平的家庭来说，相较动辄数十万的生育养育支出，每月几百元的财政补贴可谓杯水车薪，而对高收入水平的家庭来说，其经济条件已经能够承担生育养育孩子的花费支出，其更多的考虑是体现在照顾孩子的时间精力耗费、可能面对的职场压力、健康方面等隐性成本上，因而这类倾向于财政补贴的政策和措施对其很难起到刺激作用。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虽然一切事物时时刻刻在运动变化，但这种变化还是有规律可循且是完全可以被认识的。同时，只有准确认识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才能够正確地指导实践。我国是人口大国，适育人群经济水平存在多样化特点，因而不同人群在生育养育成本方面对应的主要矛盾不一。因此，运用联系、发展、矛盾的眼光，准确认识我国不同收入的适育人群的矛盾差异，进而实施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极其必要。譬如，对于因经济原因影响生育的群体，政府应当多方位考虑对其进行财政补贴，尤其要重视收入水平不高但有生育意愿的群体，可以实行类似“精准扶贫”的“精准扶育”。对于经济因素占次要、但因时间成本等生育养育隐性成本过高而影响生育意愿的群体，应当考虑对症下药，实施非单纯经济补贴的措施鼓励生育。当前，生育养育显性成本虽然还是影响适育人群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未来生育人群的生育养育成本矛盾将会逐渐从显性向隐性倾斜转移。各地政府应当准确把握这一矛盾衍化的趋势及特点，未雨绸缪，及时出台降低生育养育隐性成本的相关措施，提前做好应对工作。

四、降低生育养育隐性成本的应对建议

当前，虽然生育养育隐性成本尚未成为影响我国人口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但考虑到我国当下面临较大的低生育率压力，提前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关路径，其意义不只是提前布局解决未来可能会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也是希望能够对当下的适育人群起到激励作用。

努力构建妇幼保健支持体系，确保生育人群能够享受孕产保健服务。一方面，扩大“一站式”婚育健康服务场所建设规模。虽然当前一些地区已经试点将婚前医学检查、婚姻登记、优生优育指导中心等相关服务部门一体化，但建设规模仍然严重不足。扩增婚育健康一体化服务中心不仅能够降低生育个体的时间成本，也能及时解决其生育养育过程中遇到的健康问题，应当给予足够重视。另一方面，应大力建设高质量、低费用的公立托育中心。我国各类托育机构资源十分匮乏，人口劳动参与率高且家庭人均规模小，致使看护孩子的时间成本高昂。各地应按实际需求建设托育中心，着力解决养育孩子的时间、精力成本过高的问题。

努力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妇幼保健人才。我国高校当前主要围绕妇产科学、护理学等专业培养妇幼保健人才，近年来才有高校开设了妇幼保健医学专业，但数量很少。高校应在传统妇幼保健相关学科基础上设计面向未来的专业性学科。譬如，以解决适龄生育人群的生育焦虑、产后心理创伤等女性生育前后出现的心理问题为抓手，探索结合心理学和妇幼保健学的交叉性学科。此外，针对妇幼保健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应当加强对高校妇幼保健相关学科的招生宣传力度，扩大招生规模。同时，妇幼保健相关的基层机构也应当适当放宽对优秀妇产科学生的限制，在待遇方面给予适当倾斜，以激励优秀人才加入队伍。

努力打造生育养育友好型社会环境，消除各种影响生育养育的“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系统观认为，一个系统中的各个因素互相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要素的细微改变都能对系统造成巨大影响，产生“细节决定成败”的效应。因此在构建生育养育友好型社会时，多在细节因素上进行考量十分重要。举例来说，《南方日报》曾报道过一名“二孩”母亲的“吐槽”：由于路面不平整且台阶过多，导致推婴儿车十分困难，严重影响带孩子出行的体验。就打造生育养育友好型社会而言，可以从旅游娱乐、母婴室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着手，逐步完善各方面环境。譬如，在文化娱乐方面，可以鼓励景区、游乐园给予带孩尤其是多孩人群提供快速通道等优待措施，其成本可以由政府承担；在母婴室建设方面，政府在人群密集地建设高质量母婴休息室，同时要求大中型超市、商场、服务单位等也要设置母婴室；在公共服务方面，应多考虑带孩人群的出行需要，尽可能消除“台阶路”“坑洼路”，并鼓励大中型超市、商场、服务单位设置无障碍通道等。通过一系列的“生育友好”政策设计，努力使生育群体获得感更充实、幸福感可持续、安全感有保障。

努力完善用工单位使用女工的奖惩机制。一方面，应逐步实行“夫妻合休产假”制度。瑞典等发达国家实行该制度至今已有近半个世纪，在消除女性就业歧视、促进男女平等方面起到了一些效果，值得我国借鉴。需要强调的是，合休產假制度的实施不仅需要有效的政策监管，还需有第三方承担用工单位由此产生的成本，否则这一制度很难真正落地。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应针对不同行业的用工实际需求对使用男女员工的性别比例作出一定指导。对于符合指导比例甚至优于指导比例的用工单位，应当阶梯式地给予减税降费等激励政策，对于违规的单位则可以考虑实施适当性的惩罚措施。总之，多数用工单位总是以追逐最大利益的资本运转逻辑进行发展，若是缺乏健全的用工奖惩机制，仅仅依靠单位管理者的“善心”或是自觉，很难解决女性在职场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问题。

五、结语

为了改变我国当下出生率不升反降的局面，抵御老龄化社会的各种风险，需要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我国人口经济水平存在差异性，决定了不同人群面对生育养育成本的矛盾有所差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原因主导的生育养育显性成本将逐渐处于次要地位，而时间成本、健康成本等隐性成本的影响将逐渐增大。虽然彻底完成这一转变需要较长时间，但鉴于当下生育形势的紧迫性，必须要用联系与发展的眼光制定政策。最后，尤其要注意对于女性生育养育隐性成本问题的重视，女性作为生育养育中牺牲最多的群体，政府、社会有责任完善保障机制，促进女性群体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梁建章，任泽平等.2022中国生育成本报告［R］.育娲人口研究，2022.

［2］宋健，胡波.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J］.人口与经济，2022（06）：1-16.

［3］臧微.生育二孩与家庭成本：短期与长期的影响分析［J］.人口与发展，2022（05）：32-42.

［4］张丽萍，王广州.女性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水平变动影响研究［J］.人口学刊，2020（06）：19-34.

［5］李建民.论社会生育成本及其补偿［J］.广东社会科学，2000（01）：98-106.

［6］李芬.工作母亲的职业新困境及其化解——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背景［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4）：12-20.

［7］杨菊华.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发达国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述评及对中国的启示［J］.学海，2008（01）：27-37.

［8］张友干，陈松宝.孩子成本——效益与生育观念［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97（S1）：84-89.

［9］张琪，初立明.养育孩子会使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增加多少？——家务劳动时间细分的视角［J］.人口与经济，2020（05）：30-43.

［10］Leibenstein H.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5（1）：1-3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遭遇的冷战思维挑战及应对研究”（19ZDA13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