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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健康视域下我国大陆城市全民健身基本特征及综合评价研究

2023-06-28湛冰陈建怡李骁天徐宇婷潘纯天徐一侨李炳照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3年3期
关键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湛冰 陈建怡 李骁天 徐宇婷 潘纯天 徐一侨 李炳照

摘    要   针对我国全民健身绩效缺乏综合评价的问题,运用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分析探讨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居民健身特征和全民健身综合评价情况。研究表明:88.46%的城市居民健身运动强度是低强度;城市居民健身参与人数占比由多到少排序位列前三的运动项目依次是羽毛球、健步走和健身跑;城市居民对健身环境的满意度可以分为3类。结合“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对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民健身综合评价结果提出以下建议:以多样化的群众性体育赛事为出发点,推动我国大陆城市居民健身科学化和智能化;以数字技术创新为关键点,构建全民健身综合服务平台,进一步促进我国大陆城市居民体育生活化;以区域体育协同治理为切入点,推动“以区带面”地实现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生活体育;体育环境;体育治理

中图分类号:G 80-051           学科代码:040301           文献标志码:A

DOI:10.14036/j.cnki.cn11-4513.2023.03.005

Abstract    Targeting at the lack of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performance, the paper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s to assess fitness behavior of urban residents and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performance across the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in mainland China. It reveals that 88.46% of the urban residents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low-intensity in fitness behavior. The sports activities such as badminton, walking and jogging rank the first 3 in fitness particip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of all surveyed activities. The satisfaction of sports environment for urban residents is classified into 3 groups. By using Resident Fitness Index (RFI) indicators system to comprehensively assess the overall level of fitness and health of urban residents across the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in mainland China, the paper puts forwards that taking diversified mass sports even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intelligent fitness of urban residents in mainland China; taking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s the key point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service platform for national fitness an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ports lifestyle of urban resident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king the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regional sport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fitness governance “from point to area”.

Keywords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sports in lifestyle; PA environment; sports governance

全民健康是健康中國建设的目标。推动健康中国行动的重要方向从以治病为重心转向以健康促进为中心,主张为我国居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健身是健康促进的根本手段,我国居民的健康水平有差异,健身人数也存在地域差异。我国以推动全民健身为宗旨的行政法规和政策从 2009 年颁布了《全民健身条例》到 2014 年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再到2019 年印发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全民健身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保障全民健康的基石。2021 年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作为“十四五”时期推动我国居民健身的顶层设计,其中提出,我国在“十三五”时期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7.2%,但全民健身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1]。本研究以全民健身活动和健康促进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2022年发布的《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中提出的“到2025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的主要目标[2],试图通过于2022年9—10月从多场景和分人群对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情况和居民满意度情况进行的调查,结合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十三五”时期体育发展规划》实施的总结报告,依据已构建的“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居民健身情况,反映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居民整体健康水平,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问卷调查法

1.1.1  问卷内容设计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并参考同领域研究者和职能部门进行相关调查的问卷,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编制的《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问卷》和地方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针对全民健身绩效评估而编制的调查问卷,本研究课题组初步编制了《主动健康视域下全民健身活动及满意度调查问卷》(以下简称《问卷》),并且展开了3 轮专家意见征询。第一轮结合课题组启动研究以来聘请的社会学、体育学、健康促进方面的15 位相关专家的建议,遵循简洁性、科学性及有效性原则,从人口学基本特征、基本健康状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前后居民的体育健身行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项目类型、场地及设施建设与使用、体育活动指导与组织、群众性体育赛事的举办及参与、全民健身环境满意度8 个维度设计了封闭式问卷。后 2 轮专家咨询以逐轮征询和反馈的方式,请专家对问卷的结构和内容提出删减或修改建议,完成了问卷题项相关性的评分。鉴于要确保问卷发放和回收的有效性,课题组委托行业内较有权威性的第三方调查机构先后展开了试点调查和全国调查。

1.1.2  问卷内容效度检验

笔者对试调查的 1 366 份问卷的统计数据进行了 KMO 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结果显示的KMO 值为 0.952>0.600,并且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结果对应的 p 值为0.000,说明问卷调查结果适宜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1)。

1.1.3  问卷信度检验

使用克隆巴赫信度系数表示量表的信度,即测评被调查者所回答问题的真实程度。使用软件“SPSS17.0”对试调查的 1 366 份问卷的统计数据进行检验的结果显示,问卷整体信度系数为 0.925>0.700,说明问卷调查结果信度较高(见表2)。

1.1.4  抽样和调查过程

1.1.4.1    选取样本城市

第一步,首先确定调查范围为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再从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区中抽取一定数量的城市。

第二步,根据城市特点分2种情况抽取样本:1)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全部入选(按照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的70 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监测结果划分),一共选取了35 个样本城市。2)分层抽样。在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确定后,其他样本城市主要根据抽样省份的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抽样。具体抽样过程为:首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所有地级市进行分层,按照调查年的上一年度各个地级市的GDP 由大到小进行排序,位列前 1/3 的城市界定为上层、位列中间1/3 的城市界定为中层, 位列后1/3 的城市界定为下层。当某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样本城市总数不能被3整除时进行取整,多余的样本城市数量算为下一层样本城市数量。由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会城市均已列为二线城市(未包括拉萨),因此,分层抽样排序时未包括省会城市,深圳市、大连市、青岛市、宁波市及厦门市 5 个计划单列市直接算为上一层样本城市数量。然后,在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每一层样本城市中,以简单随机抽样(随机数)方式抽取 1 个地级市,共抽取 3 个。由此,除直辖市以外,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选取1 个省会城市和 3 个地级市作为样本。最终抽取的样本城市为100 个。

1.1.4.2    確定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 18~60 周岁的城市常住人口,样本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按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开的数据,以省级为单位设置,即同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个样本城市的被调查对象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基本相近。 实际调查对象共计 10 014 人,其中: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重庆市及广东省的调查对象均在500 人以上。在被调查者的性别方面,男性人数占比为51.04%,女性人数占比为 48.96%;在被调查者的年龄方面,32~36岁、52~56岁及47~51岁3个年龄段的人数按照各年龄段人数由多到少排序时依次位列前三;在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学历人数较多,占比为65%,研究生学历人数最少,占比为1%;在被调查者的职业方面,企业职员人数最多(共有3 790人),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学生的人数依次递减;在被调查者的经济收入方面,月收入为6 001~8 000元的居民占多数,共有2 482 人。

1.2  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本研究根据我国全民健身活动满意度的 3 个评价指标,对我国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样本数据进行聚类分析(Q 型聚类)。在使用系统聚类法分析时,首先将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样本数据作为一类,并将样本数据之间的相似性测评结果换算成的距离作为类与类之间的距离,然后将距离最近的2 类合并成新的一类,每次减少一类,重新计算新的一类与其他各类的距离,反复进行最相近类的合并,直至所有的样本合并成一类。距离作为对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样本数据之间相似程度的测评指标是聚类分析的基础,本文运用的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对我国大陆城市居民的健身行为、参与的健身运动项目及体育比赛(赛事)方面的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主要对我国全民健身活动满意度测评得分进行聚类分析,以反映我国大陆城市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情况。值得一提的是,问卷设计时设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期间和不考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2类题型。因此,除了特别提及之外,本研究分析的数据都是基于不考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的统计数据。

2   调查结果分析

2.1  我国大陆城市居民健身的基本特征

2.1.1  我国大陆城市居民健身行为特征

依据《问卷》调查结果中的健身行为、健身运动项目和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相关数据,对当前我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高强度、中等强度和低强度的体育锻炼行为的基本情况、我国全民健身运动项目的种类及各地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

2.1.1.1    我国大陆城市居民健身行为的人数特征

如图1所示,从对参与高强度体育锻炼的4 445个样本的调查结果来看,距调查日将近7天内参与高强度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44.4%,其中:男性人数占比为24.46%,女性人数占比为19.93%。从对参与中等强度体育锻炼的6 250个样本的调查结果来看,距调查日将近7天内参与中等强度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为 62.4%,其中的男性人数和女性人数分别占比为32.36%和30.05%。从对参与低强度体育锻炼的8 869个样本的调查结果来看,距调查日将近7天内参与低强度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为88.6%,但是女性参与低强度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略少于男性,男性参与低强度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44.84%,女性参与低强度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43.73%。综上可见,低強度是城市居民最普遍选择的体育锻炼强度。

从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参与高强度体育锻炼的被调查城市居民人数占比由多到少的排序可知(见表3),北京市、辽宁省及重庆市的城市居民在距调查日将近一周参与高强度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依次位列前三;各个抽样城市在距调查日将近一周参与高强度体育锻炼的被调查城市居民人数比例均低于没有高强度体育锻炼行为的被调查城市居民人数比例。从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被调查城市居民在距调查日将近一周参与中等强度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由多到少的排序可知,北京市、天津市及西藏自治区的被调查城市居民在距调查日将近一周参与中等强度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依次位列前三,并且参与中等强度体育锻炼的被调查城市居民人数比例多于参与高强度体育锻炼的被调查城市居民人数比例。从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被调查城市居民在距调查日将近一周参与低强度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由多到少排序可知,北京市、西藏自治区及重庆市的被调查城市居民在距调查日将近一周参与低强度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依次列位前三。

2.1.1.2    我国大陆城市居民体育锻炼的强度特征

从居民健身行为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可知,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居民低强度体育锻炼参与率平均达到88.46%。这一结果说明,低强度身体活动是我国大陆城市居民体育参与的主要方式,低强度体育锻炼方式较为普及。将体育融入居民日常生活,在居民日常生活中渗透基于满足多样需求的生活化和可持续性的体育活动形式,是丰富公共体育服务内容和完善在地化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重要方向。体育融入日常生活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本质要求。当前,将公共体育服务纳入政府发展规划、地方体育资源均等化投入、最新科技成果在体育领域应用等做法系统推进着全民健身活动的高质量开展,契合了推动居民积极参与运动健身的现实需求,但是对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和基于疾病康复的健康促进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以及基于提高竞技水平的体育科技产品研发力度不足,难以满足我国居民科学健身的需求。群众体育领域的大样本量实证研究成果匮乏、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运动处方制定流程欠规范化等问题是全民健身领域的痛点、堵点和难点。

2.1.2  我国大陆城市居民参与的健身运动项目的基本特征

2.1.2.1    我国大陆城市居民体育锻炼项目种类及参与人数特征

健身运动项目是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核心。从图2可知,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前,我国大陆城市居民在体育锻炼时大多选择户外运动,其中的羽毛球、健步走、健身跑的参与率依次位列前三,参与人数占比分别为11.3%、10.4%、 9%。由此可见,羽毛球在我国大陆城市居民日常体育锻炼中普及率较高。本研究的调查结果还显示(见表4),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居民倾向选择的体育锻炼项目各不相同。从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体育锻炼项目参与人数比例由多到少的排序可知,城市居民参与羽毛球运动的人数依次位列前三的省份是重庆市、北京市、天津市,占比分别为 18.96%、 17.27%、 16.86%;城市居民参与健步走的人数依次位列前三的省份是重庆市、青海省、江西省,占比分别为 13.28%、13.27%、 13.27%;城市居民参与健身跑的人数依次位列前三的省份是北京市、陕西省、辽宁省,占比分别为 14.47%、13.47%、 13.26%。

2.1.2.2    我国大陆城市居民参与的健身运动项目的种类特征

丰富的健身运动项目和多层次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是推进全民健身的载体。从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居民参与的健身运动项目种类调查结果可知,健步走、健身跑等田径类运动项目和羽毛球、篮球等球类运动项目及健身操等体操类运动项目的参与人群较为广泛;太极拳等武术类运动项目和中国象棋等棋类运动项目也有一定数量的参与人群。但是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大陆城市居民的健身运动项目发生了变化,健步走、羽毛球、健身操、健身跑及跳绳的参与人数在所有健身运动项目中依次位列前五,占比分别为9.6%、8.0%、7.0%、6.7%、6.3%。与室外运动项目和高互动性运动项目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前的参与人数相比,棋类运动项目及低互动性运动项目的参与人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后增加幅度较大(如图2所示)。从整体来看,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被调查城市居民参与的健身运动项目在城市功能更新和多元化分层供地模式背景下,一些需要到特定场地参与的户外休闲健身运动项目的参与人数有所增加,例如:自行车骑行、瑜伽、桥牌等,从侧面体现了我国全民健身运动项目的丰富多样。

2.1.3  我国大陆城市居民参与的群众性体育赛事的总体特征

2.1.3.1    我国大陆城市居民参与的群众性体育赛事的数量特征

群众性体育赛事是增强居民体质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的关键举措,而且群众性体育赛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地方体育产业发展、激发城市居民健身热情和营造体育健身氛围,能更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本研究经调查发现,被调查城市居民在距调查日将近一年中参加 3~5 次群众性体育赛事的人数占比最多。其中,广东省、福建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及河南省的人数依次位列前五,占比分别为 50.86%、50.16%、47.45%、45.53%、44.71%(見表 5);参加 6~10 次群众性体育赛事的人数急剧减少,占比在 4.08%~13.58%之间。同时,本研究调查结果还显示,有将近70%的城市居民对群众性体育赛事举办次数感到满意,有将近 80%的城市居民对群众性体育赛事的规模、群众性体育赛事设置的比赛项目的丰富程度及赛事组织提供的服务感到满意。据此推断,被调查城市居民对群众性体育赛事的满意度与群众性体育赛事的举办数量、规模、所设比赛项目丰富程度及赛事组织提供的服务有显著相关性。

2.1.3.2    我国大陆城市居民参与的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类型特征

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居民参与群众性体育赛事的人数基本趋于稳定,但是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的标准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被调查城市居民在 2022 年参加 3~5 次群众性体育赛事的人数占比最大(最大为50.86%);参加6~10 次群众性体育赛事的人数占比在4.08%~13.58%之间;而参加 10 次以上群众性体育赛事的人数占比仅为3.33%。从群众性体育赛事类型来看,马拉松、自行车赛等大型体育赛事受关注度高,多样化的小型体育赛事的补充作用不突出。各省级全民健身竞赛活动、地级市(县)的群众性运动会在省体育局和地方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的推动下虽然如期举办,例如内蒙古自治区举办的“那达慕大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举办的“壮族三月三·民族体育炫”、广东省举办的“羊城运动汇”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体育赛事使全国体育赛事体系更加多样化,但是群众性体育赛事办赛标准不完善和已有标准执行力度不够的现状对群众性体育赛事所设比赛项目的普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广泛地推动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力量及社区体育社会组织协作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以及精准了解城市居民参与体育赛事的需求的同时,各级体育协会或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应加快完善群众性体育赛事标准和进一步加强已有办赛标准的实施力度,单项体育协会应在实体化改革进程中进一步提高自身综合治理能力。

2.1.4  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全民健身环境满意度调查结果

2.1.4.1    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全民健身环境的满意度测评特征

居民满意度是衡量全民健身活动效果的“金标准”。体育参与会受环境的影响[3]。体育环境是影响体育健身行为的外部因素。居民对健身环境的满意度是改善体育环境、促进健身行为及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本研究根据我国大陆城市居民对健身环境的满意度评价指标(对经常使用的体育场地的满意度、科学健身指导的满意度、参加的体育赛事或交流活动的满意度),运用软件“SPSS17.0”对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居民对健身环境的满意度调查结果进行聚类分析的结果显示:被调查城市居民对经常使用的体育场地的满意度测评分为6分及以上(“一般满意”及以上)的人数占比由大到小依次位列前三的省份是广东省、山东省、江苏省,人数占比分别为89.15%、86.04%、85.05%;被调查城市居民对科学健身指导的满意度测评分为6分及以上的人数占比由大到小依次位列前三的省份是广东省、贵州省、江苏省,人数占比分别为92.18%、90.09%、88.79%;被调查城市居民对所参加的体育比赛(赛事)或交流活动的满意度测评分为6分及以上的人数占比由大到小依次位列前三的省份是广东省、江苏省、贵州省,人数占比分别为 89.45%、86.59%、85.87%。

根据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全民健身环境满意度测评的3个指标的统计结果进行的聚类分析可将抽样省份分为 3 类(见表6)。第 1 类为广东省、江苏省、贵州省、山东省、福建省、湖南省、安徽省、西藏自治区、湖北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西省、吉林省、山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浙江省、云南省、甘肃省、四川省、河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北京市,一共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该类省份的被调查城市居民对健身环境的满意度测评结果显示,测评分数为6分及以上(“一般满意”及以上)的人数占比均值为82.64%。其中,广东省、江苏省、贵州省、山东省的被调查城市居民对健身环境的满意度测评分数为6分及以上的人数占比较大,分别为90.26%、86.81%、86.76%、86.29%。第 2 类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海南省、青海省,一共 有3个省(自治区)。该类省份的被调查城市居民对健身环境的满意度测评分数为6分及以上的人数占比均值为 72.79%。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被调查城市居民对健身环境的满意度测评分数为6分及以上的人数占比最大,为73.45%。第3类为河北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辽宁省、重庆市。该类省份的被调查城市居民对健身环境的满意度测评分数为6分及以上的人数占比均值为66.06%。其中,河北省的被调查城市居民对健身环境的满意度测评分数为6分及以上的人数占比为 69.40%。

2.1.4.2    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全民健身环境满意度的居民评价特征

健身行为受社会环境、物理环境和个人习惯的影响[4],体育环境是影响体育健身的外部因素。居民健身会受与体育活动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因此,构建体育友好型环境是促进居民健身、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从以健康为导向的政策来看,在“十四五”时期,我国体育发展、人民健康促进、城市发展规划、信息化建设等政策都有强有力的保障作用,制度优势在不断向治理效能转化[5]。同时,城市和社区的体育场地、体育设施、体育建筑等体育活动空间在逐年增多,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内容、供给形式及供给质量在逐渐优化和逐步满足现时的和潜在的需求。此外,从我国被调查城市居民对个人健身指导的满意度来看,《山东省体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学健身指导工作的意见》等地方性政策为完善健身指导政策和建立科学的健身指导体系起到了示范作用[6-7]。当前,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协同发展是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重要思路之一。根据3类健身环境满意度测评聚类分析结果可知,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被调查城市居民对健身环境的满意度评分不太均衡,区域性体育环境协同促进城市居民健身的优势不突出,说明各个区域有必要协同治理体育环境。

2.2  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全民健身综合评价

2.2.1  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全民健身综合评价的依据

为了提供更高水平的、精准化的、智能化的和均等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指导城市居民更科学地健身,本研究聚焦以健康为中心的战略转变和健康老龄化的战略需求,依据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的“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8](见表7),基于2022年9月至10月进行的主动健康视域下全民健身活动及满意度调查的结果,同时结合地方体育行政部门提供的“十三五”时期在体育环境、体育社会组织、体质健康监测及体育财政资金投入方面的数据,从多层面反映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民健身工作,综合评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居民健身情况和健康水平,以满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民健身综合评价需求,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提供决策依据。

2.2.2  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全民健身综合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

本研究依据前期构建的“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评价居民健身情况和健康水平。该指标体系由 3 个一级指标、7 个二级指标和19 个三级指标构成,并且该指标体系中凡是牵涉到人口或人均的概念,除了有明确说明之外,均指常住人口,包括城镇居民户籍人口和领取了居住证的人口。

“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值计算过程注意事项如下:一是“居民健身指数”基数是首次计算的“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中的所有指标的平均值;居民健身指数的单项指标基数(M)是首次计算的“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中的单项指标的平均值。二是每个三级指标的得分满分(F)为该指标的权重×100。

基于以上,三级指标得分的计算方法有 2 种。1)指标得分等于指标数值乘以指标满分。以“体育锻炼行为”这一指标为例,设定“体育锻炼行为”这一指标的权重为 9.48%,那么满分为 9.48 分。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被调查城市居民的低强度体育锻炼行为数据后,将该数据与该指标满分相乘即可得出低强度体育锻炼行为指标的得分(S)。 2)基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计算“居民健身指数”指标的基数(M),当某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居民健身指数”得分等于基数时,设定某一指标得分为该指标满分的50%,那么将该指标数据与基数的差值在该指标满分的 50%的基础上做加减法处理,加法处理时可以加至满分,减法处理时可以减至 0 分。

2.2.3  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全民健身综合评价结果

本研究根据各个抽样城市的19 个三级指标得分计算得出相应城市的“居民健身指数”的最终得分,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居民的健身情况。根据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居民健身指数”的基数(73.63)可知(见表8):“居民健身指数”得分在基数以上的省份共有 15 个,其中位列前十位的依次为:上海市、山东省、广东省、浙江省、北京市、福建省、江苏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西藏自治区。

2.2.4  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全民健身综合评价结果的反思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提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体育运动是健康促进的关键手段。主动健康是指通过合理的人为反复训练,促使人体内在环境发生变化,引发人体自组织行为重建与之对应的新功能,实现慢性病逆转[9]。当前,面对我国居民慢性病发病趋势呈现井喷态势[10-11]及主动健康观念缺乏的困扰,我国居民可以通过主动形成健康行为,促使人体机能增强或预防慢性病[12],逐渐养成主动健身习惯,进而实现形成健康生活方式的目标。在全生命周期健康促进观念引导下,我国居民将会从不同年龄段逐渐形成终身体育理念。本研究显示,低强度体育锻炼行为广泛、体育运动逐渐融入居民日常生活、群众性体育赛事标准化办赛水平有待提高、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市居民对体育环境的满意度测评得分不平衡及居民健身指数得分有差异。由此,要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和文化差异为前提,以相邻省份(区域)特色活动倡议的生活化体育推进为抓手,以数字技术驱动的全民健身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为载体,以区域体育协同治理为切入点,为居民提供精准化、数字化、均等化的、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2.2.4.1    从多样化群众性体育赛事出发,以满足社区居民健身和健康促进需求为动力,推动我国大陆城市居民健身的科学化和智能化

党的二十大会议中强调“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鉴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可以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群众性体育赛事及科学健身指导类活动的基础上,集中力量组织开展地区性民族、民间、民俗类健身活动;还可以将全国运动会作为杠杆,带动地方特色体育产业发展,推动开展“一区一特色”的多元化体育活动和社区运动会。此外,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将区域特色体育活动作为示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推动区域性运动会广泛开展,满足当地居民参与多元化和多层次体育赛事的需求。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广泛开展健康社区、健康村镇、健康单位、健康家庭等建设,提高社会参与度”[13]。社区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基本阵地。满足居民健身需求作为健康社区建设的基本内容,具有促进社区居民健康的应有之义。社区通过体育社会组织提供高质量健身服务是促进多年龄段体育参与的重要抓手。我國各地目前通过建设示范性健康社区,带动了社区对建成环境建设、健身设施建设、科学健身指导服务、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等多维度健康促进措施的落实,为社区居民健身和健康老龄化创造了条件。总之,在新时代,通过以体育运动为表现形式、以医学为理论基础、以工学为可靠技术的“体医工”深度融合服务,不仅可以加大体育融入居民日常生活的力度和营造适宜的体育锻炼环境,还可以围绕“六边工程”推动社区举办健身活动和体育赛事、加强居民个人健身智能可穿戴设备研发及加快健康促进评估标准的制定,以此全面推动我国居民健身的科学化和智能化。

2.2.4.2    以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为关键点,构建全民健身综合服务平台,促进我国大陆城市居民体育生活化

数字技术无论是在促进供需匹配和信息服务载体建设、抑或是对智慧化服务建设,都起到了有效支撑和推动作用[14]。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 2022 年印发的《“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中提出的首要任务是:“集约建设信息化基础设施支撑体系”[15]。早在2016年,《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中就已经提出:“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全民健身相结合,建设全民健身管理资源库、服务资源库和公共服务信息平台”[16]。上述措施在落实过程中,地方性全民健身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与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17],但是与建成更高水平的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的公共服务平台还有一定差距。

综合性全民健身服务平台是高质量体育服务供给的基础,是全面满足居民健身需求的内在要求。因此,构建集个人体质健康监测数据、个人健身指导服务、健身场馆数据、健身风险识别与预警于一体的全民健身综合服务平台既是社会体育工作数字化建设的应然诉求,也是体现我国社会体育综合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18]。由此,可以通过“云端-网络-用户端”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体质健康监测数据、健身数据与医疗数据共享的信息化壁垒,完善由体质健康监测信息、健身指导服务信息、运动损伤救护信息构成的数据链的互联互通机制;同时,还可以通过构建居民身份信息验证系统,建设能实现手机预约、刷脸入场、精准控量、风险识别、风险实时预警的智能化体育场馆,解决满足居民健身的场地、运动项目等需求方面的关键技术难题,重塑全民健身活动要素之间的连接方式和丰富要素内容[19],是有效推动我国大陆城市居民体育生活化的有效措施。

2.2.4.3   以区域体育协同治理为切入点,“以区带面”地推动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

全民健身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全民健康。体育治理旨在使政府、市场和社会形成合力,以满足我国居民的多样化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在这方面,体育治理现代化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当前,我国群众体育、体育社会组织、社区场地及设施等方面的环境建构迫切需要从创新治理的视角加以推进。我国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存在差异,体育治理不仅需要从多领域、多层面实现治理方式和机制转变,而且其中涉及的群众体育自身发展的问题,要与体育系统以外的国家战略相互契合并相互关联[20]。

中共二十大擘画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蓝图,例如提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当前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已然形成,为区域体育发展创造了建构性空间。而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使多元主体协同释放潜能、创新区域体育协同发展方式是当前推动体育区域治理和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应然选择。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以“区域示范,带动整体发展”的思路,以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体育资源、康复与养老协同机制等为基础,“以区带面”地从政策落实层面扎实推动全民健身区域协同发展,着重以区域公共体育服务为载体,推动区域治理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此外,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政府不仅要从顶层设计到基层示范地全面引领地方全民健身实践,而且要通过区域联动、协同优化配置资源及区域互补协调发展进一步推进我国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整体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3   结束语

推动健康关口前移是摒弃以治病为导向的醫学治疗模式转向以“大健康”为理念的主动健康模式的重要举措。全民健身不仅是深入人心的口号,更是促进主动健康的实践动力。推动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是中国体育发展的根本遵循,也是建成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路径。我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体育促进居民健康,首先要以多样化体育活动为出发点,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科学化和智能化;其次要以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为关键点,推动建设数字化公共体育服务综合平台;最后以区域治理为切入点,推动区域带动整体的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通过凝聚体育力量,满足人民健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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